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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大约有十万之众的左翼人士和无辜平民遭到韩国李承晚政府的屠杀，而美国却对屠杀暴行袖手旁观。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几经努力，才终于揭开这段湮埋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历史。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北方军队势如破竹攻入南方，李承晚的部队一触即溃。次年起接任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马修•李奇微在自己所著《朝鲜战争—李奇微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了战争爆发时的态势：“北朝鲜人民军不仅为这次进攻作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还拟制了详细周密的计划，甚至连派某些部队混杂在难民之中潜入南朝鲜境内、破坏交通、散布恐怖言论以及摧毁坚固工事等问题都考虑到了。”这些潜入南方的北方秘密力量给韩国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和军事压力，为后来韩国军方进一步捕杀左翼势力提供了部分口实。
3天后，北方军队就占领了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释放了汉城监狱中的囚犯，其中有数千人加入了北方军队。消息传来，溃退中的韩国政府更加惊惶。由于担心左翼政治力量加入敌方阵营，韩国政府决定 “国家教导团”（韩国政府之前成立的对左翼人士进行教育和管理的专门机构）控制的左翼人士由警察系统来看管，并开始准备大肆屠杀。
美国国家档案馆一份长达78页的材料记录了当时美军顾问艾默里奇中校从韩国的金钟元上校处了解到的情况，金钟元称，“为了不让釜山的政治犯加入敌军，计划处决监狱中约3500名共产党人”。艾默里奇安慰他说，北方军队不会那么快打过来。但事实上，美国人最后还是有条件地默许了韩国人的计划。艾默里奇写道：“金钟元答应直到战局更为吃紧时才去处决犯人。金钟元被告知一旦北方军队到达釜山外围，他就可以打开监狱大门，用机枪对犯人进行扫射”。这是这批解密档案中发现的第一份美军认可此类屠杀行为的文件。
于是，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
镜头中的人间地狱
汉城南部90英里处的Sannae山谷是个狭窄而安静的地方。然而，1950年7月的几天里，鲜血和枪声是这片宁静之地的主旋律。成卡车的政治犯被从大田监狱运到这里，走向生命的终点。一些美军军官前往观看了被称之为“宰火鸡”的血腥场面，并拍下了许多骇人的屠杀镜头。
在山谷里，被反绑双手身穿白衣的犯人们，顺从地弯着腰，面向土沟挤在一起。韩国军警走到囚犯们身后，朝他们脑后开枪，尸体就势滚入沟中。一位现年83岁的李姓警察参加了当年的行刑，至今仍对勾动扳机“心怀罪感”。他回忆说：“许多犯人是普通罪犯，还有被诱捕来的不识字的农民，他们本不该死，他们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现场的警察们有的从未杀过人，拿枪的手发抖，以致没有射中要害，有些犯人只是受了伤。但警察们最后受命不留活口，还活着的犯人遭到再次枪杀。
在这里被杀害的犯人多达3000-7000人，尸体叠着尸体，堆满了六条沟，延伸至1英里外。填满死者的大坑很快被掩埋了。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些大坑连同半岛上其它屠杀现场一起进入历史的深坑，被人“遗忘”了。
在美国非官方文件中也有其他屠杀场景的描述。曾任美国空军情报官员的唐纳德•尼克尔斯在1981年自行出版的一本论文集中隐晦地提到，他目睹了汉城南部20英里处水原地区约1800名韩国犯人被屠杀的事件。
1950年8月2日，一份获取自北方军队的文件与唐纳德•尼克尔斯的记录的相互映证。这份已被华盛顿解密的文件述及了在韩国12座城市发生的大屠杀，水原有1000人被杀，大田有4000人被杀。这份早期的朝鲜北方的文件没有提及当时在边境地区仍在进行的屠杀，如单在釜山就有1万多人被杀——这是一位名为Chan hyun的韩国立法人员在1960年经调查得出的结论。在李承晚下台后，朴正熙军政府执政前的短短的12个月的民主政府执政期间，他完成了这一调查工作。
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历史学家估算，大约有10万人被害。这一数字是基于釜山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推断做出的，相比当时韩国2000万的人口总数，这一比例相当惊人。仅在庆尚南道就有25000人被杀，“国家教导团”中的3万人大多数也被杀害了。
一位名叫Koh Chung-ryol的57岁的韩国妇女说，她时年29岁的父亲在警方大规模的抓捕中被错抓，之后在Sannae山谷被杀。她说：“父亲被杀后，我母亲毁掉了父亲的所有照片，怕家庭被贴上通共的标签。母亲试图抹掉关于父亲的一切回忆，这种悲痛真是难以言表……”。五十余年过去了，很多家庭仍不堪回首那段丧亲之痛。
旁观的美国人
大屠杀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后，美国人在一系列屠杀事件中的立场成为人们追问的焦点。在目前解密的档案中，美国可以用“态度暧昧”来形容。如此重视“民主”和“人权”的美国政府缘何采取旁观立场呢？这要从美国长期的反共产主义政策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共意识形态在美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为提高，成为二战后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内容。苏联在东欧主宰地位的强化以及中苏结盟，进一步增加了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慌。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为人们所熟知的约瑟夫•麦卡锡成为美国反共政策的急先锋。麦卡锡在1946年凭借依靠反共观点当选为参议员，任职期间经常发表攻击共产党的演说，谴责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马歇尔对待共产主义的软弱态度。1950年—1954年，麦卡锡开列黑名单的做法在美国朝野造成一片混乱，包括查理•卓别林和钱学森在内的一批著名人士因此离开美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浓厚的反共氛围中，美国参加了朝鲜战争，这就直接决定了美国对韩国屠杀左翼人士的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英国记者阿兰•威宁顿在1950年夏天跟随南下的北方军队进入屠杀现场，他在报道中写道：“美国军官乘数辆吉普车到达现场，监督了屠杀的执行……尸体苍白的手和脚从泥土中伸出来”。但他在英国《每日工人报》上的报道被美国驻英国大使斥为“杜撰”，当时美国军事报道把重点集中到了北方军队在大田进行的报复性杀戮上。
事实上，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早在威宁顿的报道发出之前，就以“机密件”的形式向国内报告了韩国军警的屠杀行径。解密档案显示，美国驻韩国大使馆的陆军武官爱德华兹中校在将大田监狱屠杀的照片发往华盛顿的军事情报机构时说：“数以千计的政治犯在几周内被韩国政府处决”。
文件显示，1950年8月，“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在东京就知道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300人在韩国大邱（Daegu）被杀害的消息，一份发自韩国的美军文件用“惨绝人寰”来形容现场的情景：尸体滚下山谷，数小时后还能听到一息尚存的人们发出的呻吟。但麦克阿瑟对这个消息无动于衷。后来英国人对韩国人的屠杀行为表示抗议，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敷衍说，“我们在尽全力制止暴行”。但真实的情况却是，麦克阿瑟视屠杀为“韩国内部事务”，禁止美军进行干预（1950年12月19日的一份电报）!
因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历史学家们说：“最重要的是美国人没有制止屠杀，而且在现场拍照，撰写报告。”芝加哥大学的朝鲜战争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也认为美国对屠杀负有责任：“在数千人遭到屠杀的事实面前，美国不仅无动于衷，而且有意封锁大田地区的屠杀事实。”
真相揭开之后的和解之路
2008年1月，韩国总统卢武铉为当年在蔚山发生的870人被屠杀事件进行道歉，称这是“当时政府犯下的罪行”。政府的开明举动给“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08年的工作平添了一抹亮色，这一年，来委员会确认了1950年—1951年期间的16起屠杀事件。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现有240名工作人员，但年度预算为1900万美元的资金在如此宏大的工作前显得捉襟见肘。委员会要在2010年前出台一份最终的全面报告，但以后的工作开展却并不是很乐观。
首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权力有限。韩国官方规定，委员会的任务是发掘真相，为修正教科书和其他记录提出意见，建议以赔款等形式抚慰受害人亲属，因此不可能将仍在世的作恶者押上审判席。有韩国保守人士认为，委员会的活动将揭开旧日的伤疤，因为一些村庄中的左翼和右翼势力相互进行过血腥报复，这反而不利于和解工作的开展。
其次，正如美联社在一则报道中指出的那样，年代的久远和寥寥无几的幸存者造成委员会举证困难，能站出来的老兵不多，一些受害者也不愿接受委员会的采访。现任总统李明博所在的大国家党，是一个保守的右翼党派，因此委员会能否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乃至预算都不明了。
告诸往而知来者，唯有让人们知晓历史真相，才能以史为鉴。正如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中所说：“通过揭露这些真相，我们希望能为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疗伤止痛，并教育人们（不仅是韩国人，还包括整个国际社会）避免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北方军队势如破竹攻入南方，李承晚的部队一触即溃。次年起接任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马修•李奇微在自己所著《朝鲜战争—李奇微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了战争爆发时的态势：“北朝鲜人民军不仅为这次进攻作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还拟制了详细周密的计划，甚至连派某些部队混杂在难民之中潜入南朝鲜境内、破坏交通、散布恐怖言论以及摧毁坚固工事等问题都考虑到了。”这些潜入南方的北方秘密力量给韩国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和军事压力，为后来韩国军方进一步捕杀左翼势力提供了部分口实。
3天后，北方军队就占领了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释放了汉城监狱中的囚犯，其中有数千人加入了北方军队。消息传来，溃退中的韩国政府更加惊惶。由于担心左翼政治力量加入敌方阵营，韩国政府决定 “国家教导团”（韩国政府之前成立的对左翼人士进行教育和管理的专门机构）控制的左翼人士由警察系统来看管，并开始准备大肆屠杀。
美国国家档案馆一份长达78页的材料记录了当时美军顾问艾默里奇中校从韩国的金钟元上校处了解到的情况，金钟元称，“为了不让釜山的政治犯加入敌军，计划处决监狱中约3500名共产党人”。艾默里奇安慰他说，北方军队不会那么快打过来。但事实上，美国人最后还是有条件地默许了韩国人的计划。艾默里奇写道：“金钟元答应直到战局更为吃紧时才去处决犯人。金钟元被告知一旦北方军队到达釜山外围，他就可以打开监狱大门，用机枪对犯人进行扫射”。这是这批解密档案中发现的第一份美军认可此类屠杀行为的文件。
于是，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
镜头中的人间地狱
汉城南部90英里处的Sannae山谷是个狭窄而安静的地方。然而，1950年7月的几天里，鲜血和枪声是这片宁静之地的主旋律。成卡车的政治犯被从大田监狱运到这里，走向生命的终点。一些美军军官前往观看了被称之为“宰火鸡”的血腥场面，并拍下了许多骇人的屠杀镜头。
在山谷里，被反绑双手身穿白衣的犯人们，顺从地弯着腰，面向土沟挤在一起。韩国军警走到囚犯们身后，朝他们脑后开枪，尸体就势滚入沟中。一位现年83岁的李姓警察参加了当年的行刑，至今仍对勾动扳机“心怀罪感”。他回忆说：“许多犯人是普通罪犯，还有被诱捕来的不识字的农民，他们本不该死，他们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现场的警察们有的从未杀过人，拿枪的手发抖，以致没有射中要害，有些犯人只是受了伤。但警察们最后受命不留活口，还活着的犯人遭到再次枪杀。
在这里被杀害的犯人多达3000-7000人，尸体叠着尸体，堆满了六条沟，延伸至1英里外。填满死者的大坑很快被掩埋了。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些大坑连同半岛上其它屠杀现场一起进入历史的深坑，被人“遗忘”了。
在美国非官方文件中也有其他屠杀场景的描述。曾任美国空军情报官员的唐纳德•尼克尔斯在1981年自行出版的一本论文集中隐晦地提到，他目睹了汉城南部20英里处水原地区约1800名韩国犯人被屠杀的事件。
1950年8月2日，一份获取自北方军队的文件与唐纳德•尼克尔斯的记录的相互映证。这份已被华盛顿解密的文件述及了在韩国12座城市发生的大屠杀，水原有1000人被杀，大田有4000人被杀。这份早期的朝鲜北方的文件没有提及当时在边境地区仍在进行的屠杀，如单在釜山就有1万多人被杀——这是一位名为Chan hyun的韩国立法人员在1960年经调查得出的结论。在李承晚下台后，朴正熙军政府执政前的短短的12个月的民主政府执政期间，他完成了这一调查工作。
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历史学家估算，大约有10万人被害。这一数字是基于釜山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推断做出的，相比当时韩国2000万的人口总数，这一比例相当惊人。仅在庆尚南道就有25000人被杀，“国家教导团”中的3万人大多数也被杀害了。
一位名叫Koh Chung-ryol的57岁的韩国妇女说，她时年29岁的父亲在警方大规模的抓捕中被错抓，之后在Sannae山谷被杀。她说：“父亲被杀后，我母亲毁掉了父亲的所有照片，怕家庭被贴上通共的标签。母亲试图抹掉关于父亲的一切回忆，这种悲痛真是难以言表……”。五十余年过去了，很多家庭仍不堪回首那段丧亲之痛。
旁观的美国人
大屠杀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后，美国人在一系列屠杀事件中的立场成为人们追问的焦点。在目前解密的档案中，美国可以用“态度暧昧”来形容。如此重视“民主”和“人权”的美国政府缘何采取旁观立场呢？这要从美国长期的反共产主义政策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共意识形态在美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为提高，成为二战后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内容。苏联在东欧主宰地位的强化以及中苏结盟，进一步增加了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慌。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为人们所熟知的约瑟夫•麦卡锡成为美国反共政策的急先锋。麦卡锡在1946年凭借依靠反共观点当选为参议员，任职期间经常发表攻击共产党的演说，谴责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马歇尔对待共产主义的软弱态度。1950年—1954年，麦卡锡开列黑名单的做法在美国朝野造成一片混乱，包括查理•卓别林和钱学森在内的一批著名人士因此离开美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浓厚的反共氛围中，美国参加了朝鲜战争，这就直接决定了美国对韩国屠杀左翼人士的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英国记者阿兰•威宁顿在1950年夏天跟随南下的北方军队进入屠杀现场，他在报道中写道：“美国军官乘数辆吉普车到达现场，监督了屠杀的执行……尸体苍白的手和脚从泥土中伸出来”。但他在英国《每日工人报》上的报道被美国驻英国大使斥为“杜撰”，当时美国军事报道把重点集中到了北方军队在大田进行的报复性杀戮上。
事实上，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早在威宁顿的报道发出之前，就以“机密件”的形式向国内报告了韩国军警的屠杀行径。解密档案显示，美国驻韩国大使馆的陆军武官爱德华兹中校在将大田监狱屠杀的照片发往华盛顿的军事情报机构时说：“数以千计的政治犯在几周内被韩国政府处决”。
文件显示，1950年8月，“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在东京就知道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300人在韩国大邱（Daegu）被杀害的消息，一份发自韩国的美军文件用“惨绝人寰”来形容现场的情景：尸体滚下山谷，数小时后还能听到一息尚存的人们发出的呻吟。但麦克阿瑟对这个消息无动于衷。后来英国人对韩国人的屠杀行为表示抗议，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敷衍说，“我们在尽全力制止暴行”。但真实的情况却是，麦克阿瑟视屠杀为“韩国内部事务”，禁止美军进行干预（1950年12月19日的一份电报）!
因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历史学家们说：“最重要的是美国人没有制止屠杀，而且在现场拍照，撰写报告。”芝加哥大学的朝鲜战争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也认为美国对屠杀负有责任：“在数千人遭到屠杀的事实面前，美国不仅无动于衷，而且有意封锁大田地区的屠杀事实。”
真相揭开之后的和解之路
2008年1月，韩国总统卢武铉为当年在蔚山发生的870人被屠杀事件进行道歉，称这是“当时政府犯下的罪行”。政府的开明举动给“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08年的工作平添了一抹亮色，这一年，来委员会确认了1950年—1951年期间的16起屠杀事件。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现有240名工作人员，但年度预算为1900万美元的资金在如此宏大的工作前显得捉襟见肘。委员会要在2010年前出台一份最终的全面报告，但以后的工作开展却并不是很乐观。
首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权力有限。韩国官方规定，委员会的任务是发掘真相，为修正教科书和其他记录提出意见，建议以赔款等形式抚慰受害人亲属，因此不可能将仍在世的作恶者押上审判席。有韩国保守人士认为，委员会的活动将揭开旧日的伤疤，因为一些村庄中的左翼和右翼势力相互进行过血腥报复，这反而不利于和解工作的开展。
其次，正如美联社在一则报道中指出的那样，年代的久远和寥寥无几的幸存者造成委员会举证困难，能站出来的老兵不多，一些受害者也不愿接受委员会的采访。现任总统李明博所在的大国家党，是一个保守的右翼党派，因此委员会能否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乃至预算都不明了。
告诸往而知来者，唯有让人们知晓历史真相，才能以史为鉴。正如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中所说：“通过揭露这些真相，我们希望能为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疗伤止痛，并教育人们（不仅是韩国人，还包括整个国际社会）避免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