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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南海地区正面临“被战略
清晰”的压力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正面临“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严峻局面。一是菲律宾继续处于“战略亢奋”，试图强化、扩大、升级其对中国岛礁的非法占据，还将南海争端闹上国际法庭，挑战中国在南海权利主张的法理依据。二是外界猛烈炒作“中国即将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等传闻，美国政府借故频频隔空喊话，警告中国不要“四处重划边界”，要求中国把包括“断续线”在内的主权声索“说清楚”。三是日本为转移国际视线、减轻其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压力，极力推动东海问题与南海问题连片发展，积极加强同菲、越等国的防务合作，妄图编织对华“联合阵线”。
但中国承受的真正压力来自美方，也只有美国具备从根本上阻碍中国南海政策实施的能力。美方尽管继续宣称“对南海争端不持立场”，但其在实际行动上为菲站台的架势更加明显。美国正加紧重组南海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离岸制衡”，包括在南海附近海域同时部署两个航母作战群和最新濒海战斗舰，以联合军演、军舰停靠、部队访问、人道援助、国际反恐、援建基础设施等形式重返菲律宾，并与新加坡、澳大利亚等近南海国家加强合作。另外，确认美国军方在特定情况下有权使用菲国内基地的美菲防务合作协定的谈判接近完成，将于4月底奥巴马访菲期间签署。4月初，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夏威夷主持了首次美国与东盟防长会议，重点讨论了“共同维护海上航行自由”的议题。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在与俄激烈交锋的同时，不仅没有降低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的调门，反而刻意擂响了“敲打中国”的鼓点。白宫、国务院和军方高官把克里米亚问题与台湾问题相提并论，声称“克里米亚模式可能刺激中国在南海通过武力或胁迫手段获取领土”，指出“中国不应怀疑美国对任何威胁现状行为的坚决反对”，“不应误判美协防盟友的决心”。有关言行对外释放了美国继续把中国当作头号现实竞争对手的信号。
但囿于当前的内外条件，美国无从保证其全球战略在欧洲、亚太、中东三条线上完全并行不悖、互不干扰。白宫无意陷入新的战略麻烦，需要美中关系保持稳定，对菲、日等国针对中国的海上挑衅、对抗行为有着不得先开第一枪、不得引发正面冲突的底线，但这一底线同其对有关国家的纵容相比是小与大、次与主的关系。美国面临的问题是，直接当事的东盟国家无法单独或联合起来抗衡中国的所谓战略进取，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同盟关系网络也远比东北亚疏松、薄弱。因此，美国现阶段侧重使用“聪明”的外交和“专业化”的军事威慑处理南海问题。
美国正在打破其长期秉持的战略模糊，更加清晰地支持部分东盟国家在南海地区与中国抗衡。美国这样做，归根结底是源于其对中国海上问题处理举措在战略层面的强烈关注。在美国眼中，中国正在西太海上大搞“中国版门罗主义”，强势谋取对南海的绝对控制权，这将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和行动根基，必须加以遏制。美国频繁借口“维护航行自由”介入南海问题，就是要维持其继续对华任意实施抵近侦察活动和军事遏制政策的自由。美方逼迫中国把“断续线”说清楚，实质是支持以近海大陆架地理条件作为划分南海水域的主要依据，否认历史性权利的主张效力，以把中国政府置于外部群起反对和内部民意压力的夹缝中，捆住中方处理南海问题的手脚。
以适度战略清晰回应复杂形势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南海是中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的重要环节，稳住这个环节是当前中国整体对外战略顺畅运作的基本要求。2012年以来，中国通过在军事、法理、外交等领域的坚决斗争遏制了菲等国在南海的挑衅，通过挨家挨户做工作恢复了东盟国家和组织对和平解决争端的信心，同东盟十国启动了根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磋商“南海行为准则”的进程，成功稳住了局势，将中国与东盟关系的重心扳回到发展合作上去。成果来之不易，必须保持，不能因美国出来搅浑水就轻易动摇。同时，既然美国正在改变其一贯执行的战略模糊政策，中国也有必要水涨船高地做出相应调整，认真研究逐步增加处理南海争议的战略清晰度问题。
要使和平解决有具体路径可循，使挑事、搅局、挖坑者无缝可钻，一些涉及法理依据和外交原则的问题不能永远模糊下去。中国政府1947年标绘的“断续线”是南海问题最大的法理争议点，尚无中国官方文件公开明确定义。严格来讲，“断续线”应是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权利主张线，线内所有岛礁滩沙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明确归中国所有，其他海洋权益理当在此基础上由中方同其他相关沿岸国根据本国的历史权利、国际海洋法及国际先践经验经由双边谈判确定。如果明释“断续线”的条件和时机仍不成熟，可先行强化分歧相对较少且同国际海洋法原则并不冲突的“断续线”内历史性权利主张，防止有关主张在国际法发展进程中被逐渐稀释、架空。在此基础上，积极准备适时发布关于南海问题的政府声明，以戳破外界偷换概念、混淆是非形成的泡沫，也澄清国内在关键法理问题上的错误和混乱认识。
要使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具有最重要、最可信的战略清晰度。道理无需多讲，办法一靠稳步推进制订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最终解决争议前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工作，二靠推动中国与其他争议方的双边划界谈判在一两个点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三靠明确中国在南海的权益主张和维权行动不影响外国船舶和飞机按国际法通过南海国际航道的航行、飞行自由和安全，以及外国船机在南海水域内中国领海和毗连区所应遵守的义务（在此方面，海南省2014年元旦起执行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修正案》已迈出重要步伐）。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准则”磋商重在为确保直接当事方保持必要距离、不采取可能导致紧张升级的行动制订规范，绝不应成为某些国家将过去蚕食的中国权益固定化、合法化的工具，或者变成单向束缚中国的牢笼。
应启动中美相互明晰在南海战略意图、建立互信基础的进程。把疑虑和不满控制在中美关系的局部，避免南海问题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是两国处理涉南海争议问题时共守的默契。但在南海地区确实存在中美战略误判的可能，两国舰机近距离“相遇”所包含的摩擦碰撞风险即便是双方军事人员“专业化”的操作也无法百分之百消除。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年中将在华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4月访华期间，两军达成七点共识，其中包括建立两军对话机制和举行亚太安全对话，在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两个互信机制方面进入实质性磋商。这些都是好的契机，有助于从战略和技术层面管控中美分歧、抑制南海矛盾。 提高战略清晰度，当然包括对外国侵权行为进行有力回击，明示中方红线。在4月10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开幕大会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主旨演讲阐述了中国与亚洲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思想，在谈及南海问题时用“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勾勒了中国在新时期的相关政策，指出“对加强海上合作的积极行动，我们都会倾力支持；对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挑衅行为，我们会果断回应”。李克强的讲话为中国今后一个时期在南海问题上的作为圈定了一个基本框架。任何国家只要再迈出攫取中国领土的哪怕一小步，就必然唤起中方更为明确的立场宣示和维权行动，使挑衅者自己陷入更大被动。
中国走活南海“棋局”的关键在于推动合作共赢
中国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原则没有变，处理南海问题“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没有变。面对错综复杂的地区形势，中国必须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同时也要有充分的战略谋划，关键是要同时用好推动合作共赢与维护主权权益的两手，两手都要硬，做南海形势主导的一方，坚定维护和平稳定，坚持以合作引导共识、用合作淡化分歧，为最终解决争端创造条件。
中国已明确建设海洋强国的方略，并以东南亚为实施重点，把加强对外海上合作提升到国策高度，构筑更牢固的周边战略基础。没有南海地区基本稳定的局面，有关图景难以实现。菲律宾妄图靠挑战中国主权权益劫持中国与东盟合作议程，不可能得到东盟国家的集体支持，中国处理对东盟关系的总体思路不能被其牵着走。从整个周边战略和外交全局计议，必须把南海争议放在中国与东盟关系的适当位置，把大多数和一小撮区分开来。这就要求中国逐步形成在南海地区实行“共同但有区别”策略的意识和能力。
推动南海合作共赢要有大处着眼的气势。应以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和加紧筹备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依托，在中央推进周边互联互通、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及开展中国与东盟“2 7”合作的战略框架下进行，预留与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构想对接的端口，为参与国提供广阔和长远的利益空间。
鉴于南海地理条件和主权争议的复杂状况，在该地区推动合作共赢需要由易到难，从海洋气候、水文监测、人道搜救、打击海上跨国犯罪等低敏感度或高共识度领域入手，不断积累务实成果。马航MH370班机失联事件暴露了中国在南海前进基地的缺失和南海海上联合搜救组织协调能力空白的问题，中国需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认真思考如何在该地区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问题。
对能源、矿产、渔业、旅游等资源的共同开发作为海上合作的主体内容，如不能取得实质进展，南海合作共赢难具感召力、说服力。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同部分东盟国家就落实南海共同开发进行商谈，一度取得重要成果。2004年9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达成协议，对南海选定区域石油资源进行联合勘探。次年3月，中国同菲律宾、越南签署在南海协议区开展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并研究评估石油资源状况的协议。2005年10月，中越启动北部湾界油气构造勘采合作，中国石油总公司和越南石油总公司签署了《北部湾油气合作协议》。2013年12月，中越宣布正式成立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两国两党更进一步明确达成开展陆地、海上、金融三大领域合作的战略共识。同年，中国与文莱达成共识，支持两国相关企业共同勘探和开采海上油气资源。这些成果虽尚停留在政治共识阶段，涉及菲律宾的协议更因菲国内政局变化和中菲矛盾升级而终告流产，但仍可被视为南海共同开发的宝贵先践经验，需要有关部门和企业稳健、扎实跟进，争取在双边层面形成初步示范项目，以有关双边合作成果带动多边合作进程。
在不丧失主权立场的条件下通过设立共同开发区，通过实际临时安排合作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不妨害最后划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的原则，国际上也有多种先例可循，其中以英国、挪威联合开发北海石油资源为代表的“超国家管理”模式（或称“跨国行政管理”，指参与国组建跨国行政机制，对在共同开发海域内进行作业的经营实体实施联合审批、管理和监督）最具参考价值。但中国推动南海共同开发的一大难点是，南海最具资源禀赋和开发潜力的地块大多集中在“断续线”附近，东盟相关国家为避免造成对“断续线”的事实承认，对与中国共同开发积极性低下，一直在加紧独立开发或与美国、加拿大和欧洲跨国公司共同开发。只有拿出更多政治决断、运用更大政治能量来做有关国家工作，才能改变被动、滞缓局面。国内公众也要全面认识共同开发的战略意义，对国家的相关运筹予以理解。
清晰”的压力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正面临“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严峻局面。一是菲律宾继续处于“战略亢奋”，试图强化、扩大、升级其对中国岛礁的非法占据，还将南海争端闹上国际法庭，挑战中国在南海权利主张的法理依据。二是外界猛烈炒作“中国即将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等传闻，美国政府借故频频隔空喊话，警告中国不要“四处重划边界”，要求中国把包括“断续线”在内的主权声索“说清楚”。三是日本为转移国际视线、减轻其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压力，极力推动东海问题与南海问题连片发展，积极加强同菲、越等国的防务合作，妄图编织对华“联合阵线”。
但中国承受的真正压力来自美方，也只有美国具备从根本上阻碍中国南海政策实施的能力。美方尽管继续宣称“对南海争端不持立场”，但其在实际行动上为菲站台的架势更加明显。美国正加紧重组南海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离岸制衡”，包括在南海附近海域同时部署两个航母作战群和最新濒海战斗舰，以联合军演、军舰停靠、部队访问、人道援助、国际反恐、援建基础设施等形式重返菲律宾，并与新加坡、澳大利亚等近南海国家加强合作。另外，确认美国军方在特定情况下有权使用菲国内基地的美菲防务合作协定的谈判接近完成，将于4月底奥巴马访菲期间签署。4月初，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夏威夷主持了首次美国与东盟防长会议，重点讨论了“共同维护海上航行自由”的议题。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在与俄激烈交锋的同时，不仅没有降低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的调门，反而刻意擂响了“敲打中国”的鼓点。白宫、国务院和军方高官把克里米亚问题与台湾问题相提并论，声称“克里米亚模式可能刺激中国在南海通过武力或胁迫手段获取领土”，指出“中国不应怀疑美国对任何威胁现状行为的坚决反对”，“不应误判美协防盟友的决心”。有关言行对外释放了美国继续把中国当作头号现实竞争对手的信号。
但囿于当前的内外条件，美国无从保证其全球战略在欧洲、亚太、中东三条线上完全并行不悖、互不干扰。白宫无意陷入新的战略麻烦，需要美中关系保持稳定，对菲、日等国针对中国的海上挑衅、对抗行为有着不得先开第一枪、不得引发正面冲突的底线，但这一底线同其对有关国家的纵容相比是小与大、次与主的关系。美国面临的问题是，直接当事的东盟国家无法单独或联合起来抗衡中国的所谓战略进取，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同盟关系网络也远比东北亚疏松、薄弱。因此，美国现阶段侧重使用“聪明”的外交和“专业化”的军事威慑处理南海问题。
美国正在打破其长期秉持的战略模糊，更加清晰地支持部分东盟国家在南海地区与中国抗衡。美国这样做，归根结底是源于其对中国海上问题处理举措在战略层面的强烈关注。在美国眼中，中国正在西太海上大搞“中国版门罗主义”，强势谋取对南海的绝对控制权，这将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和行动根基，必须加以遏制。美国频繁借口“维护航行自由”介入南海问题，就是要维持其继续对华任意实施抵近侦察活动和军事遏制政策的自由。美方逼迫中国把“断续线”说清楚，实质是支持以近海大陆架地理条件作为划分南海水域的主要依据，否认历史性权利的主张效力，以把中国政府置于外部群起反对和内部民意压力的夹缝中，捆住中方处理南海问题的手脚。
以适度战略清晰回应复杂形势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南海是中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的重要环节，稳住这个环节是当前中国整体对外战略顺畅运作的基本要求。2012年以来，中国通过在军事、法理、外交等领域的坚决斗争遏制了菲等国在南海的挑衅，通过挨家挨户做工作恢复了东盟国家和组织对和平解决争端的信心，同东盟十国启动了根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磋商“南海行为准则”的进程，成功稳住了局势，将中国与东盟关系的重心扳回到发展合作上去。成果来之不易，必须保持，不能因美国出来搅浑水就轻易动摇。同时，既然美国正在改变其一贯执行的战略模糊政策，中国也有必要水涨船高地做出相应调整，认真研究逐步增加处理南海争议的战略清晰度问题。
要使和平解决有具体路径可循，使挑事、搅局、挖坑者无缝可钻，一些涉及法理依据和外交原则的问题不能永远模糊下去。中国政府1947年标绘的“断续线”是南海问题最大的法理争议点，尚无中国官方文件公开明确定义。严格来讲，“断续线”应是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权利主张线，线内所有岛礁滩沙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明确归中国所有，其他海洋权益理当在此基础上由中方同其他相关沿岸国根据本国的历史权利、国际海洋法及国际先践经验经由双边谈判确定。如果明释“断续线”的条件和时机仍不成熟，可先行强化分歧相对较少且同国际海洋法原则并不冲突的“断续线”内历史性权利主张，防止有关主张在国际法发展进程中被逐渐稀释、架空。在此基础上，积极准备适时发布关于南海问题的政府声明，以戳破外界偷换概念、混淆是非形成的泡沫，也澄清国内在关键法理问题上的错误和混乱认识。
要使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具有最重要、最可信的战略清晰度。道理无需多讲，办法一靠稳步推进制订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最终解决争议前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工作，二靠推动中国与其他争议方的双边划界谈判在一两个点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三靠明确中国在南海的权益主张和维权行动不影响外国船舶和飞机按国际法通过南海国际航道的航行、飞行自由和安全，以及外国船机在南海水域内中国领海和毗连区所应遵守的义务（在此方面，海南省2014年元旦起执行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修正案》已迈出重要步伐）。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准则”磋商重在为确保直接当事方保持必要距离、不采取可能导致紧张升级的行动制订规范，绝不应成为某些国家将过去蚕食的中国权益固定化、合法化的工具，或者变成单向束缚中国的牢笼。
应启动中美相互明晰在南海战略意图、建立互信基础的进程。把疑虑和不满控制在中美关系的局部，避免南海问题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是两国处理涉南海争议问题时共守的默契。但在南海地区确实存在中美战略误判的可能，两国舰机近距离“相遇”所包含的摩擦碰撞风险即便是双方军事人员“专业化”的操作也无法百分之百消除。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年中将在华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4月访华期间，两军达成七点共识，其中包括建立两军对话机制和举行亚太安全对话，在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两个互信机制方面进入实质性磋商。这些都是好的契机，有助于从战略和技术层面管控中美分歧、抑制南海矛盾。 提高战略清晰度，当然包括对外国侵权行为进行有力回击，明示中方红线。在4月10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开幕大会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主旨演讲阐述了中国与亚洲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思想，在谈及南海问题时用“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勾勒了中国在新时期的相关政策，指出“对加强海上合作的积极行动，我们都会倾力支持；对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挑衅行为，我们会果断回应”。李克强的讲话为中国今后一个时期在南海问题上的作为圈定了一个基本框架。任何国家只要再迈出攫取中国领土的哪怕一小步，就必然唤起中方更为明确的立场宣示和维权行动，使挑衅者自己陷入更大被动。
中国走活南海“棋局”的关键在于推动合作共赢
中国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原则没有变，处理南海问题“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没有变。面对错综复杂的地区形势，中国必须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同时也要有充分的战略谋划，关键是要同时用好推动合作共赢与维护主权权益的两手，两手都要硬，做南海形势主导的一方，坚定维护和平稳定，坚持以合作引导共识、用合作淡化分歧，为最终解决争端创造条件。
中国已明确建设海洋强国的方略，并以东南亚为实施重点，把加强对外海上合作提升到国策高度，构筑更牢固的周边战略基础。没有南海地区基本稳定的局面，有关图景难以实现。菲律宾妄图靠挑战中国主权权益劫持中国与东盟合作议程，不可能得到东盟国家的集体支持，中国处理对东盟关系的总体思路不能被其牵着走。从整个周边战略和外交全局计议，必须把南海争议放在中国与东盟关系的适当位置，把大多数和一小撮区分开来。这就要求中国逐步形成在南海地区实行“共同但有区别”策略的意识和能力。
推动南海合作共赢要有大处着眼的气势。应以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和加紧筹备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依托，在中央推进周边互联互通、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及开展中国与东盟“2 7”合作的战略框架下进行，预留与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构想对接的端口，为参与国提供广阔和长远的利益空间。
鉴于南海地理条件和主权争议的复杂状况，在该地区推动合作共赢需要由易到难，从海洋气候、水文监测、人道搜救、打击海上跨国犯罪等低敏感度或高共识度领域入手，不断积累务实成果。马航MH370班机失联事件暴露了中国在南海前进基地的缺失和南海海上联合搜救组织协调能力空白的问题，中国需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认真思考如何在该地区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问题。
对能源、矿产、渔业、旅游等资源的共同开发作为海上合作的主体内容，如不能取得实质进展，南海合作共赢难具感召力、说服力。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同部分东盟国家就落实南海共同开发进行商谈，一度取得重要成果。2004年9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达成协议，对南海选定区域石油资源进行联合勘探。次年3月，中国同菲律宾、越南签署在南海协议区开展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并研究评估石油资源状况的协议。2005年10月，中越启动北部湾界油气构造勘采合作，中国石油总公司和越南石油总公司签署了《北部湾油气合作协议》。2013年12月，中越宣布正式成立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两国两党更进一步明确达成开展陆地、海上、金融三大领域合作的战略共识。同年，中国与文莱达成共识，支持两国相关企业共同勘探和开采海上油气资源。这些成果虽尚停留在政治共识阶段，涉及菲律宾的协议更因菲国内政局变化和中菲矛盾升级而终告流产，但仍可被视为南海共同开发的宝贵先践经验，需要有关部门和企业稳健、扎实跟进，争取在双边层面形成初步示范项目，以有关双边合作成果带动多边合作进程。
在不丧失主权立场的条件下通过设立共同开发区，通过实际临时安排合作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不妨害最后划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的原则，国际上也有多种先例可循，其中以英国、挪威联合开发北海石油资源为代表的“超国家管理”模式（或称“跨国行政管理”，指参与国组建跨国行政机制，对在共同开发海域内进行作业的经营实体实施联合审批、管理和监督）最具参考价值。但中国推动南海共同开发的一大难点是，南海最具资源禀赋和开发潜力的地块大多集中在“断续线”附近，东盟相关国家为避免造成对“断续线”的事实承认，对与中国共同开发积极性低下，一直在加紧独立开发或与美国、加拿大和欧洲跨国公司共同开发。只有拿出更多政治决断、运用更大政治能量来做有关国家工作，才能改变被动、滞缓局面。国内公众也要全面认识共同开发的战略意义，对国家的相关运筹予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