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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10日
亲爱的纳丁（请允许我也用名字来相称）：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你的信把我从与世隔绝的无助感中解救出来，我在日本也是与世隔绝，只是最近才受到社会的一些影响。你的信让我想起，二月份时观看电视转播的日本长野奥林匹克冬运会开幕式，我也感受到同样的激励。仪式的主调基本上是老套的民族主义。不过，当我的朋友小泽征尔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时，整个仪式达到了高潮。小泽在偏僻的长野指挥乐团，全世界许多地方的人齐声歌唱——在非洲、中国……《欢乐颂》响彻全世界。
因为卫星传递这种间隔通常不可避免，小泽全力指挥全世界人类克服时间间隔，团结一致。他脸上显出的坚定的自信，将我深深打动。我说坚定的自信是指他做的祈祷——以前他告诉过我，投入一场音乐演出时，他会有一种在祈祷的感觉。
亲爱的纳丁，承蒙你想到我的“请指引我们在疯狂中求生的道路”。我感谢你，我知道这句话的讽刺之意。我借了W.H.奥登的诗句给我的小说命名。它是日军与中国游击队交战时发出的“人类的声音”的一部分。这个响彻宇宙的声音最后这样结尾：“作为地球，我们听从/那正义的清晰指引，在它/振奋、爱惜和约束的庇荫下/人类的理性欢欣前行。”
这个祈祷还没有实现，我不禁想起战后小泽本人的困苦经历。小泽和我是同时代人，他的童年在中国度过。
关于新南非城市暴力的背景，你需要追溯始于种族隔离建立的南非的现代通史。亲爱的纳丁，我崇拜你的洞见和勇气，两相比较，日本媒体在探询本国青少年暴力方面显得无能为力。
这里许多人说，现在的青少年暴力是战后民主的结果：家庭建立在这个民主的基础上，教育也由此延伸。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人谈论历史的过程——自现代化之始，日本为了自我扩张，在亚洲其他地方实施了极端的暴力，直至二战后期日本的两座城市被核武器化为灰烬。人们似乎没能反思，你所说的“空气中的暴力”就这样产生了。人们没像当初在二战结束时那样立即采取行动。
这很容易引起一种反对的声音，认为现在日本的孩子并没有受到南京大屠杀的影响。我发现自己正面临这样一个处境。我本人认为，反暴力教育的一个有效途径是与孩子一起思考日本全体国民怎样弥补这个国家过去所犯下的无法挽回的暴力行为。成人应当先做出改变，成人应当恢复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改变——这些具体的计划都是可以在家庭和学校付诸行动的。
我在还是一个学习外国文学的大学生时就开始了写作生涯，我信奉两个基本原则。其一就是重新捕捉已被习俗磨灭的知性和感性的光芒。回顾过去，我认识到这其实就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所定义的“陌生化”。不只小说家，媒体也有责任让成人和孩子都看到人类生存中死亡、暴力、痛苦的沉重。
我的另一个原则是给予想象最基本的重要地位。我曾经竭力争辩，常用的日语里没有一个词相当于英语或法语中的“想象”（imagination）。我们亟须审视大众媒体中严肃的文学和写作对死亡、暴力和痛苦是否有足够的表达。你尤其关注以儿童为对象的庞大的大众媒体，它们不但没有给予儿童对死亡、暴力的真实印象，反而将这些描画成与他们毫不相关的东西。所以，在儿童的感知里，死亡、暴力和痛苦成为一种平常的东西。他们的想象力被麻痹了。这种趋势极好佐证了视觉媒体和动漫（附有文字）在这种影响下所表现出的混乱的未来社会。可是，乌托邦文学杰作——从托马斯·莫尔到扎米亚京，再到乔治·奥威尔——都无一例外地关注他们生活的当下，他们在其中生活，备受磨难，并怀抱希望。被视觉媒体湮没的未来世界的暴力形象，反映出与现今世界类似的人与社会，如你所说，被“严重的暴力所笼罩”。
在我的第一封信中，我也曾经写道：“在他们对时代的感知中，全世界的儿童都是镜子，映射出严重的普遍暴力，或者这种暴力的微模型。”儿童感知到笼罩在当前的“空气中的暴力”，通过视觉媒体及其他媒介，逐渐熟悉暴力的各种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多么无助！我想这样形容这种无助，他们会很容易成为牺牲品，被那些想要牺牲掉他们的人所煽动。他们随时都会成为弱者，成为暴力和欺凌的牺牲品——反过来向其他孩子家人施暴，甚至以自杀的形式对自己施暴，如同但丁《神曲·地狱篇》第十三篇中所描绘的。
那我们应当怎样做？我凭经验知道，虽然路途或许很艰难，但我仍然无法不去思考作为小说家的我应当怎样做。因为我相信你绝不会误解我，我绝没有把写作这一职业当成一种特权。我仅仅希望，在视觉媒体、电视、电脑游戏等等无限扩张的时代，我们仍然相信小说这种明显老套的表现方法有将死亡、暴力和痛苦“陌生化”的功能，并能够为实现这一目的来恢复和发展人类的想象力。
究竟小说能不能重新拥有少年儿童读者？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是在设想，小说并不只是视觉媒体的语言表现，而能真正担得起它的称谓。而且，我希望重新拥有怀着强烈的渴望阅读这种小说的读者。我们曾经获得过这样的成功吗？在这个国家不太容易。在当前，雄心勃勃的出版商把精力放在方方面面，只是没有关注到文学。
不过，我仍然希望再次申明，世界上普遍的暴力现状是现代史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直接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的。难道我们要把这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留给下一代？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正在让情况恶化，难道这不是在放弃自己的责任吗？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当务之急是要告诫成年读者。亲爱的纳丁，原谅我一直在谈这些扫兴的事情。不过我之所以会这样，是希望即使面对艰难的现实，你也会给我们带来极其智慧和令人振奋的消息，就像我在你令人佩服的作品里总能发现的一样。
你诚挚的健三郎
1998年5月15日
亲爱的健三郎： 我能深切体会你的无助感：面对暴力泛滥，以及对他人痛苦无法感同身受；眼睁睁地目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无辜遭受摧残。我们是作家，不是政客，虽然有时我们是政治活动家——而有人总是比我们能更好地承担这一角色。我们的写作是“特殊的姿态”（我再次引述罗兰·巴特，我的一本书也以之命名）。通过这种姿态我们试图与社会握手言和。但是，文学的职业似乎离暴力太远，我们伸出的手被完全视而不见。可是，暴力也是一种表达方式。你我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是现代城市社会自我表达的途径。如果我们作为作家可以通过一种途径，有效地改变这种状况，那就只能是选择来对付这种局面——用你的话说就是“有足够的表达，能够激发对死亡、暴力和痛苦的想象”。
你说得对，“想象力被麻痹了”。天命所归，我们的重要责任就是使想象力重回生命。伟大的尼日利亚作家齐诺瓦·阿切比说，我们画着那只看不见的白眼圈，它标记着那些知道以想象的力量来丰富生命的创造性头脑。如果暴力是一种表达方式，那应该还有另一种表达方式来满足人类的急切需求。所以，在贫瘠灵魂所居住的悲惨的无人岛上，在暴力与作家之间互不相容的那片荒漠中，有着共同的土壤。
你问，我们该做些什么？在一个新世纪的前夕，你提出了大众媒体对想象力的扭曲——这个最恐怖、不祥的问题，如果它确实有什么想象力的话。你提到“混乱的未来社会的表征……与现今世界类似的社会都反映在充斥视觉媒体的未来世界的暴力形象中”。一句话，儿童和成人将习惯于这样的未来景象：暴力成为常态，一方面向外太空扩张，一方面在地球上延续，反暴力成为英雄。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社会感知到另一种给予生命、丰富生命的选择？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一个令人不悦的事实，大众媒体对当代大众意识的控制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严肃文学对它的影响。我们作家、出版商、书商不能指望从正面挑战它们，我们能做到的是渗透进媒体，尤其是视听媒体。我们需要说服我们的文化部、文化管理者、广播和电视编导和那些用钱来影响节目选择的广告商。我们要说服所有这些人，迫使他们减少廉价的视听故事，代之以重新激发视听者想象的视听作品。长期以来，视听者一直被无休止的暴力描绘所围攻，无论是在孩童之间，还是在成人之间，暴力已经被当成一种人类关系的表达途径。
作为小说家，你和我自然会想到小说在虚构文学体裁中的地位。小说就是讲故事，是最通俗的文化。你曾问：有没有可能让小说重新获得少年儿童读者？你提出了重要的前提：“我认为小说不只是视觉媒体的语言表现……我希望重新拥有怀着强烈的渴望阅读这种小说的读者。”
确实是这样，培育想象力不能只依靠引入真正的文学，用它代替廉价小说，作为电视剧的脚本，或把播出时间——不论是广播还是电视——交给现场朗读，而不是脱口秀。为了重振想象力，让个体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恢复对同情心和人性功能的治愈和赋予——超越你个人的身心，感知、辨别他人的身心——我们需要让个体回归到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所展现的快乐中。我强调的“快乐”是在阅读严肃文学时所产生的，因为“严肃”并不代表沉闷。幽默是严肃的，嬉戏是严肃的，讽刺是严肃的：我们所使用的这一切都是来理解和应对悲剧、爱、愤怒、喜悦、失意，怀疑的一种方式。作为小说家，我们富于想象，可以把握人类的全部感情与心血倾注所在。我对任何“降低”写作的责任怀有戒心，简化一切，就如同放下钓饵去吸引少年儿童。相反，如果我们都希望用文学渗透媒体，重建拿起一本书独自读下去的独一无二的经验，我们只能诚实地追求我们写作的最高水平，最广泛最深入地探索我们与读者共同的生活。我们应当与我们的目标保持一致，就像一切伟大的文学那样，用我们自己创造性的想象力释放想象，使得读者可以超越宣传和暴力的方式，看清自己的生活。
暂时写到这里吧。你希望我就未来说句振奋的话，亲爱的健三郎。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吗？一个空想家？不，我只不过是个现实的乐观主义者。所以，我把我写的一些非虚构的文字汇集成一本朴素的小书，以此反映我怎样看待我生活过的这个世纪。题词将让你看到我对这个世纪的总结。我引了一首诺贝尔获奖者希默斯·希尼的诗：
历史告诉你：
尚在人世就不要心存希望。
可是，有时，在人世间，
久已渴望的正义的大潮
升起
希望与历史终于合拍
一同回响
我们希望在新的千禧年中恢复想象力，让我们看到历史实现了我们的希望，而没有背弃。
诚恳的纳丁
摘自《在希望与历史之间》 [南非]纳丁·戈迪默著，汪小英译，漓江出版社2016年4月版
亲爱的纳丁（请允许我也用名字来相称）：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你的信把我从与世隔绝的无助感中解救出来，我在日本也是与世隔绝，只是最近才受到社会的一些影响。你的信让我想起，二月份时观看电视转播的日本长野奥林匹克冬运会开幕式，我也感受到同样的激励。仪式的主调基本上是老套的民族主义。不过，当我的朋友小泽征尔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时，整个仪式达到了高潮。小泽在偏僻的长野指挥乐团，全世界许多地方的人齐声歌唱——在非洲、中国……《欢乐颂》响彻全世界。
因为卫星传递这种间隔通常不可避免，小泽全力指挥全世界人类克服时间间隔，团结一致。他脸上显出的坚定的自信，将我深深打动。我说坚定的自信是指他做的祈祷——以前他告诉过我，投入一场音乐演出时，他会有一种在祈祷的感觉。
亲爱的纳丁，承蒙你想到我的“请指引我们在疯狂中求生的道路”。我感谢你，我知道这句话的讽刺之意。我借了W.H.奥登的诗句给我的小说命名。它是日军与中国游击队交战时发出的“人类的声音”的一部分。这个响彻宇宙的声音最后这样结尾：“作为地球，我们听从/那正义的清晰指引，在它/振奋、爱惜和约束的庇荫下/人类的理性欢欣前行。”
这个祈祷还没有实现，我不禁想起战后小泽本人的困苦经历。小泽和我是同时代人，他的童年在中国度过。
关于新南非城市暴力的背景，你需要追溯始于种族隔离建立的南非的现代通史。亲爱的纳丁，我崇拜你的洞见和勇气，两相比较，日本媒体在探询本国青少年暴力方面显得无能为力。
这里许多人说，现在的青少年暴力是战后民主的结果：家庭建立在这个民主的基础上，教育也由此延伸。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人谈论历史的过程——自现代化之始，日本为了自我扩张，在亚洲其他地方实施了极端的暴力，直至二战后期日本的两座城市被核武器化为灰烬。人们似乎没能反思，你所说的“空气中的暴力”就这样产生了。人们没像当初在二战结束时那样立即采取行动。
这很容易引起一种反对的声音，认为现在日本的孩子并没有受到南京大屠杀的影响。我发现自己正面临这样一个处境。我本人认为，反暴力教育的一个有效途径是与孩子一起思考日本全体国民怎样弥补这个国家过去所犯下的无法挽回的暴力行为。成人应当先做出改变，成人应当恢复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改变——这些具体的计划都是可以在家庭和学校付诸行动的。
我在还是一个学习外国文学的大学生时就开始了写作生涯，我信奉两个基本原则。其一就是重新捕捉已被习俗磨灭的知性和感性的光芒。回顾过去，我认识到这其实就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所定义的“陌生化”。不只小说家，媒体也有责任让成人和孩子都看到人类生存中死亡、暴力、痛苦的沉重。
我的另一个原则是给予想象最基本的重要地位。我曾经竭力争辩，常用的日语里没有一个词相当于英语或法语中的“想象”（imagination）。我们亟须审视大众媒体中严肃的文学和写作对死亡、暴力和痛苦是否有足够的表达。你尤其关注以儿童为对象的庞大的大众媒体，它们不但没有给予儿童对死亡、暴力的真实印象，反而将这些描画成与他们毫不相关的东西。所以，在儿童的感知里，死亡、暴力和痛苦成为一种平常的东西。他们的想象力被麻痹了。这种趋势极好佐证了视觉媒体和动漫（附有文字）在这种影响下所表现出的混乱的未来社会。可是，乌托邦文学杰作——从托马斯·莫尔到扎米亚京，再到乔治·奥威尔——都无一例外地关注他们生活的当下，他们在其中生活，备受磨难，并怀抱希望。被视觉媒体湮没的未来世界的暴力形象，反映出与现今世界类似的人与社会，如你所说，被“严重的暴力所笼罩”。
在我的第一封信中，我也曾经写道：“在他们对时代的感知中，全世界的儿童都是镜子，映射出严重的普遍暴力，或者这种暴力的微模型。”儿童感知到笼罩在当前的“空气中的暴力”，通过视觉媒体及其他媒介，逐渐熟悉暴力的各种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多么无助！我想这样形容这种无助，他们会很容易成为牺牲品，被那些想要牺牲掉他们的人所煽动。他们随时都会成为弱者，成为暴力和欺凌的牺牲品——反过来向其他孩子家人施暴，甚至以自杀的形式对自己施暴，如同但丁《神曲·地狱篇》第十三篇中所描绘的。
那我们应当怎样做？我凭经验知道，虽然路途或许很艰难，但我仍然无法不去思考作为小说家的我应当怎样做。因为我相信你绝不会误解我，我绝没有把写作这一职业当成一种特权。我仅仅希望，在视觉媒体、电视、电脑游戏等等无限扩张的时代，我们仍然相信小说这种明显老套的表现方法有将死亡、暴力和痛苦“陌生化”的功能，并能够为实现这一目的来恢复和发展人类的想象力。
究竟小说能不能重新拥有少年儿童读者？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是在设想，小说并不只是视觉媒体的语言表现，而能真正担得起它的称谓。而且，我希望重新拥有怀着强烈的渴望阅读这种小说的读者。我们曾经获得过这样的成功吗？在这个国家不太容易。在当前，雄心勃勃的出版商把精力放在方方面面，只是没有关注到文学。
不过，我仍然希望再次申明，世界上普遍的暴力现状是现代史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直接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的。难道我们要把这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留给下一代？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正在让情况恶化，难道这不是在放弃自己的责任吗？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当务之急是要告诫成年读者。亲爱的纳丁，原谅我一直在谈这些扫兴的事情。不过我之所以会这样，是希望即使面对艰难的现实，你也会给我们带来极其智慧和令人振奋的消息，就像我在你令人佩服的作品里总能发现的一样。
你诚挚的健三郎
1998年5月15日
亲爱的健三郎： 我能深切体会你的无助感：面对暴力泛滥，以及对他人痛苦无法感同身受；眼睁睁地目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无辜遭受摧残。我们是作家，不是政客，虽然有时我们是政治活动家——而有人总是比我们能更好地承担这一角色。我们的写作是“特殊的姿态”（我再次引述罗兰·巴特，我的一本书也以之命名）。通过这种姿态我们试图与社会握手言和。但是，文学的职业似乎离暴力太远，我们伸出的手被完全视而不见。可是，暴力也是一种表达方式。你我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是现代城市社会自我表达的途径。如果我们作为作家可以通过一种途径，有效地改变这种状况，那就只能是选择来对付这种局面——用你的话说就是“有足够的表达，能够激发对死亡、暴力和痛苦的想象”。
你说得对，“想象力被麻痹了”。天命所归，我们的重要责任就是使想象力重回生命。伟大的尼日利亚作家齐诺瓦·阿切比说，我们画着那只看不见的白眼圈，它标记着那些知道以想象的力量来丰富生命的创造性头脑。如果暴力是一种表达方式，那应该还有另一种表达方式来满足人类的急切需求。所以，在贫瘠灵魂所居住的悲惨的无人岛上，在暴力与作家之间互不相容的那片荒漠中，有着共同的土壤。
你问，我们该做些什么？在一个新世纪的前夕，你提出了大众媒体对想象力的扭曲——这个最恐怖、不祥的问题，如果它确实有什么想象力的话。你提到“混乱的未来社会的表征……与现今世界类似的社会都反映在充斥视觉媒体的未来世界的暴力形象中”。一句话，儿童和成人将习惯于这样的未来景象：暴力成为常态，一方面向外太空扩张，一方面在地球上延续，反暴力成为英雄。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社会感知到另一种给予生命、丰富生命的选择？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一个令人不悦的事实，大众媒体对当代大众意识的控制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严肃文学对它的影响。我们作家、出版商、书商不能指望从正面挑战它们，我们能做到的是渗透进媒体，尤其是视听媒体。我们需要说服我们的文化部、文化管理者、广播和电视编导和那些用钱来影响节目选择的广告商。我们要说服所有这些人，迫使他们减少廉价的视听故事，代之以重新激发视听者想象的视听作品。长期以来，视听者一直被无休止的暴力描绘所围攻，无论是在孩童之间，还是在成人之间，暴力已经被当成一种人类关系的表达途径。
作为小说家，你和我自然会想到小说在虚构文学体裁中的地位。小说就是讲故事，是最通俗的文化。你曾问：有没有可能让小说重新获得少年儿童读者？你提出了重要的前提：“我认为小说不只是视觉媒体的语言表现……我希望重新拥有怀着强烈的渴望阅读这种小说的读者。”
确实是这样，培育想象力不能只依靠引入真正的文学，用它代替廉价小说，作为电视剧的脚本，或把播出时间——不论是广播还是电视——交给现场朗读，而不是脱口秀。为了重振想象力，让个体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恢复对同情心和人性功能的治愈和赋予——超越你个人的身心，感知、辨别他人的身心——我们需要让个体回归到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所展现的快乐中。我强调的“快乐”是在阅读严肃文学时所产生的，因为“严肃”并不代表沉闷。幽默是严肃的，嬉戏是严肃的，讽刺是严肃的：我们所使用的这一切都是来理解和应对悲剧、爱、愤怒、喜悦、失意，怀疑的一种方式。作为小说家，我们富于想象，可以把握人类的全部感情与心血倾注所在。我对任何“降低”写作的责任怀有戒心，简化一切，就如同放下钓饵去吸引少年儿童。相反，如果我们都希望用文学渗透媒体，重建拿起一本书独自读下去的独一无二的经验，我们只能诚实地追求我们写作的最高水平，最广泛最深入地探索我们与读者共同的生活。我们应当与我们的目标保持一致，就像一切伟大的文学那样，用我们自己创造性的想象力释放想象，使得读者可以超越宣传和暴力的方式，看清自己的生活。
暂时写到这里吧。你希望我就未来说句振奋的话，亲爱的健三郎。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吗？一个空想家？不，我只不过是个现实的乐观主义者。所以，我把我写的一些非虚构的文字汇集成一本朴素的小书，以此反映我怎样看待我生活过的这个世纪。题词将让你看到我对这个世纪的总结。我引了一首诺贝尔获奖者希默斯·希尼的诗：
历史告诉你：
尚在人世就不要心存希望。
可是，有时，在人世间，
久已渴望的正义的大潮
升起
希望与历史终于合拍
一同回响
我们希望在新的千禧年中恢复想象力，让我们看到历史实现了我们的希望，而没有背弃。
诚恳的纳丁
摘自《在希望与历史之间》 [南非]纳丁·戈迪默著，汪小英译，漓江出版社2016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