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经济学者。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博士后，目前重点研究大企业和体制改革
　　如果真正有自信的話，“做大”这种结果就可以不要，德国人以中小企业、微型冠军著称于世，同样受人尊敬。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能在“做强”“做优”上取得进步，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较强的市场地位，那么“做大”就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不求自来了。
　　这好像不是个问题，因为在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大工程里，“做大做强做优”的排序表述实在是个小问题。可是您还别看它小，它还是学者们讨论比较多、争论比较大的焦点问题。
　　现在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使用的普遍是“做强做优做大”的排序。这来自于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7月4日对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的批示内容：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我们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当然主要是学习其讲话精神，不只是背诵一下语言句子。事实上，这三个“做”的排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经过几次变化而来。
　　三个“做”最早的排序方法是“做大做强做优”。如果百度搜索的话，能够发现在2000年之前，“做大做强做优”这个词组还没有出现。这恐怕和当时我国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有关。进入本世纪后，使用“做大做强做优”的情况逐渐增多，但通常用在城市建设上，比如石家庄、长沙市2003年都提出要把城市做大做强做优；也有地方提出要把支柱产业、某一项产业或者把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的口号。在2005年之前，除了个别企业提出要实现三个“做”，学术界、官方很少把国有企业和三个“做”联系在一起。
　　2005年10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发布，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钟阳胜接受《南方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时表示：“我省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做出更大胆的战略决策并付诸实施，才能使之进—步做大做强做优”。这应该是官方比较早的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连在一起表述的情况。
　　2007年之后，三个“做”的排序出现了变化，变成了“储虽做优做大”，而且，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将之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在2007年中国大企业高峰会上，国资委副主任李伟重点探讨了“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问题，针对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的现象，他提出“大而不强，好景不长；大而不优，必有远忧”的观点，振聋发聩。这之后，“做强做优做大”被政府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目标的主要表述方式。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改革工作，更是提出“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指示。
　　从“做大做强做优”到“做强做优做大”，三个“做”的排序发生了微妙变化，“做大”从最前面放在了最后面。“做大”不好吗？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追求能有几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随着2003年前后中国工业化进程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阶段，国有企业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无论资产规模还是营业收入规模都实现了历史上最快的增长，同时在国资部门主导下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合并重组，一时间进入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达到数十家之多。然而社会公众对于国有企业取得的成绩并不完全认可，国有企业被广为诟病的主要问题是：占据垄断地位“与民争利”：高度依赖政府政策和行政资源，患有“巨婴综合征”；国际化水平低，主要赚自己人的钱；即使这样不少企业仍然严重亏损甚至资不抵债。综合起来，就是“大而不强”。在这种情况下，“做强做优做大”的排列顺序被确立了下来。
　　实际上，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来说，规模大小只是一种市场竞争的结果，只有市场竞争能力强才可能拥有较高的市场地位，才有可能“做大”，才能形成高度集中的产业组织结构。我们在制定企业政策时机械地以为将几家企业捏合在一起就能形成大企业，市场集中度就提高了，竞争力就具有了。这已经被事实证明失败了。严格意义上，如果真正有自信的话，“做大”这种结果就可以不要，德国人以中小企业、微型冠军著称于世，同样受人尊敬。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能在“做强”“做优”上取得进步，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较强的市场地位，那么“做大”就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不求自来了。当然，“做强”“做优”二者并不是不可颠倒。如果把“做优”“做强”“做大”作为一种递进关系，通过做优来做强，通过做强来做大，这样的逻辑关系是不是更顺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