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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的范围来讲，近年来中国翻译界的沉寂，与翻译地位的低下，是我国图书行业最值得担忧的问题之一。而这一点，在中国图书志在“走出去”的时刻，尤其凸显出来。
最近，有两件与在国外出版中国书籍有关的事，引起了我的关注，也连带着引发出一些关于中国图书如何走出去的进一步思考。
第一件是姜戎的《狼图腾》在经过法国一家出版社的翻译、出版之后，受到了法国著名导演让一雅克·阿诺的青睐，他准备亲自操刀，将该作品搬上银幕。他亲自做客中国的一家大型网站，赢得了舆论的极大关注。因为他是执导了《熊》、《情人》、《虎兄虎弟》等作品的世界级大导演，其影响不可估量。
第二件事是一位旅居英国的中国女作家书云，她在西藏生活了近半年，拍摄了一部藏族人民日常生活的纪录片。该纪录片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以纯粹客观记录的人类学手法，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藏族人民如何延续传统的生活，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遭到所谓的“文化灭绝”。该纪录片在央视隆重播出，同时出版书籍，在全世界各大语种均有翻译、播出、出版。
我关注这两件事，是因为这两部作品，均涉及了一些敏感的题材，甚至带有高度政治色彩的题材，却成功地走出中国，赢得了不同程度的、较为普遍的关注。它们以一种几乎极限的方式证明了，中国图书走出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格局宽广，甚至连一些所谓的“禁区”，也可以成为图书交流的场所。这一点为图书走出去或请进来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与实际上的保证，因为图书交流的本质性前提，就是各民族、各文明之间，可以达到一种多方位的相互理解。
从这两个成功的图书输出事件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好的启发。
第一，题材选择。图书走出去，应当是一些什么样的书?我曾撰文，以法国出版界对中国书籍的接受为例，提出了一个“旧友”与“新知”并重的观点。简言之，就是要以法国读者熟悉的、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作家、作品为基础，再塑经典，此所谓“旧友”；同时强调中国的变化，针对外国读者对日新月异的中国具有强大的好奇心的特点，推出一些代表中国文化、创作方向的全新的作家与作品，力图令人耳目一新，此所谓“新知”。上面提到的两个出版事件，进一步细化了这两点，都具有强烈的新知、旧友的特色，而且具有文化性、新颖性，并满足了人们的阅读期待。他国的民俗，一直都是阅读的趣味点。文化的多样性，是图书、阅读的保障。一个不关注他者的人，是不读书的人，遑论外国图书了。我国目前出现的外国书籍相对受到冷遇的现象，就与国人目前由于经济的发达，越来越有优越感，更多关注自身，对外国的兴趣骤减大有关系。相比之下，国外也同样。据调查，自经济危机以来，在一些西方大国中，只有法国与德国的图书市场没有萎缩，与往年至少持平，这与这两个国家向来推崇的文化多元性有相当的关系，而图书大国美国则遭到了极大的打击，这与这个国家对外界的相对漠然同样紧密相连。一些主题具有持久性的吸引力，如《狼图腾》中体现出的动物与人的关系，书云的作品中表现的人的日常生活风俗等，而且超越国界，具有普世性。西方的当今阅读习惯，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深刻影响。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专著《猞猁的故事》的趣味性，绝不亚于任何一部小说；我国的读者则知道，一个费孝通，曾经引发出多少套文化丛书!翁贝托·艾柯从符号学实践出发，同样可以写出从小说到杂文的各式体裁。因此，一些触及到人的根本问题的书籍，都具有跨越国界的潜在可能性。
第二，竞争问题。这里涉及的，主要是与国外出版界的竞争问题。上面提到两部作品，一部是因一家法国出版社独具慧眼而引进，另一部的作者是一位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中国文化学者。从目前来看，可以说，国内的出版社基本上都还不具有这样的能力与胆识。如今有一种潮流，就是阅读所谓“内部见证”的趋势(insider point 0f view)。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愿意直接阅读一个国家的国内人撰写的书籍，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原真性。从这一思维出发，一个国家自己推出的作品，也具有更大的原真性。这是国内出版社走出去的长处。但是，如何很好地利用这一长处，掌握主动权，却是非常微妙、困难的一件事。因为，除去这一长处，剩下的，就全部是短处了：从作品的题材选择，到翻译，到国外书号的获得，到发行，到宣传，在各个环节上，中国出版社都很难保证。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外宣作品只是做给自己看的尴尬局面。商品尚可以出口转内销，书籍一旦印成了外文，连内销都困难。无法进入主流，是中国出版社在走出去的时候面临的最大问题。我们几乎可以设想，假如纯粹依靠一家国内出版社，即便有能力、有魄力将《狼图腾》推出去，也无法让一个外国大导演对此感兴趣。所以，具备竞争能力，需要几个环节的突破。由于一本书的设计、排版、印刷等今天均已可以做到在国内进行。所以，具体来讲，最需要注重的，是落地、选题、翻译、发行、宣传等几个环节。选题在上面已经提到，翻译是特殊问题，另辟一点来讲述，这里谈谈落地、发行与宣传。
落地有几种方式，比如直接在国外注册出版社、收购国外出版社，与国外合作创办出版社，等等。直接注册，会遇到当地法律的许多问题，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如如何获得书号，如何保证出版合法等，均需要从头学起。除了长时间、大规模的计划，必要性不太大。直接收购国外出版社，运用原有机制，进行改组，在当今世界出版并不大景气的情形下，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手段。但风险与投资都可能非常大，而且，从出版的量上来说，出版一些国内图书，尚不需要一整家国外出版社；直接注册出版社，在法律上、实践上都可行，但需要了解一国的出版行业情况，同时需要在人员配置上进行投入，国内一般的出版机构，尚无此能力。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最容易、最快捷的方式，也许是合作出版。国内出版社可以寻找一家在出版中国书籍方向具有一定影响的外国出版社，或者是一家大出版社中负责一套中国丛书的专职部门，为其提供书籍来源与一定的资金保证，形成以一定时间限度为单位的共同出版丛书的机制。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省去许多接下来的环节，同时可以在包括翻译、发行与宣传的步骤上都进行一定的介入与监督。笔者个人认为，这是目前最可行的让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方法。以法国举例，像伽利玛出版社这样的大出版社一直都有“认识东方”这样的丛书系列，瑟伊出版社有“古代智慧”丛书，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有“智慧”丛书等，均有良好的出版影响，成为法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窗口。这些丛书的出版频率一般很慢，原因是题材不足，尤其是新题材不足，资金投入不足。如果国内出版社能够在适当时机与他们合作，可以起到让老品牌焕发青春的作用，可谓双赢。
第三，翻译问题。翻译已经成为中 外图书交流的一大瓶颈。与人们想象的不同，中国虽然有无数的外语人才，但高水平的图书翻译人才奇缺。其根本原因在于对翻译的不重视与待遇的低下，无法产生出良好的激励机制。翻译的地位确实是一时无法确定的，但简单地看，毕竟他是将图书内容进行转换、保证作品质量的主要人员。我们不妨把译者看成是图书出版中的工程师、机械师，或者商业中的中等管理人员的级别。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在品牌走向世界之后，一位工程师、经理依然享受20年前的待遇。而译者目前的待遇就是这样。一家出版社如果想走出去，必须相应吸引高水平的跨国人才，或者形成高级的翻译团队。以《狼图腾》在法国的出版为例，法国出版社邀请了一位资深的中国译者和一位加拿大法语专家，共同工作，完全以法国出版界的翻译稿费为标准，花费了大量的翻译费用，从而保证了该书能够在法国很快得到读者的认可。目前，我国出版社的一般做法都是到某个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找一个所谓的、而且往往是已经退休的外语专家，然后找个所谓的外国专家改一下，就完成任务了。而这两个“专家”，其实从出版角度来看，均非真正的专家，因为我国目前的许多外语专家因历史原因，有很大的局限性，往往只能专攻一方面，很可能不懂一本书的真正内涵，在翻译成外语时会失去许多信息，而仅仅改动语言的外国专家在一个失去了许多内涵的文本基础上，可能望文生义，进行根据自己习惯而觉得顺眼的改动，从而让一本书变味，甚至味同嚼蜡，面目全非。
反过来，如果进行合作出版，翻译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外国合作者的手上，也可能出现无法控制外语译本内容与质量的局面，所以依然需要国内真正专家的把关。因此，从翻泽角度来看，需要出版界具有长远眼光，以职业的态度，用高报酬(与国外标准齐平)吸引高标准、高质量的译者与译作，同时在各个语种，不论以何种出版方式，保证最终由国内专家来审定出版终稿。同时，由于中外文化巨大的差异性，以及文字表达习惯上的区别，应当鼓励某些图书走出去的时候，在征得作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改动。为了保险起见，也可以优先在国外出版一些图片较多、文字较少的图书，以等待翻泽人才的培养与翻译机制的健全。
无论如何，在任何行业，质量将是最终的成功法宝。自有文字出现的那一天起，巴别塔的寓言就笼罩在一切书籍的上空。译者的作用绝对不可忽视。从大的范围来讲，近年来中国翻译界的沉寂，与翻译地位的低下，是我国图书行业最值得担忧的问题之一。而这一点，在中国图书志在“走出去”的时刻，尤其凸显出来。
总之，图书“走出去”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它涉及多方面的环节，在我国不断追求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话语权的今天，探索各种模式，向国外推广高质量的中国图书，然后真正让中国图书生出翅膀，在最大限度上找到知音，是出版界与外国文化专家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新议题。
2009傅雷翻译出版奖新闻发布会举行
本刊讯在第十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行之际，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举办了2009年傅雷翻泽出版奖的新闻发布会。该奖项旨在褒奖每年中国大陆翻译出版的最好的法语图书。发布会上公布了2009年傅雷翻译出版奖初评选出的8本图书情况，这8本图书的译者、出版社负责人和评委会委员出席了会议。
法国驻华使馆傅雷资助出版计划自1991年创立以来，每年平均资助近70本图书的出版。傅雷翻译出版奖于2009年首次颁奖，奖励中国年度翻译和出版的最优秀的法语图书。
今年6月，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共接受了39本图书递交的申请。9月1日，评委会初评出8本图书，分别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张祖建译《面具之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多米尼克·费尔南德兹著，余中先译《在天使手中》(吉林出版集团有限任公司，2009年1月)；勒·柯布西耶著，李浩译《明日之城市》(中国建筑]二业出版社，2009年3月)；夏尔·波德莱尔著，郭宏安译《人造天堂》(三联书店，2008年12月)；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著，袁筱一译《大卫·格德尔，舞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6月)；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碎片花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菲利普·尼摩著，阎雪梅译《什么是西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蒙田著，马振骋译《蒙田随笔全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3月)。
据悉，评委会将于10月进行终评，评选出2009傅雷翻译出版奖获奖图书。11月，法国驻华大使将亲自颁奖，出版者和译者将分别获得4000欧元奖金。
最近，有两件与在国外出版中国书籍有关的事，引起了我的关注，也连带着引发出一些关于中国图书如何走出去的进一步思考。
第一件是姜戎的《狼图腾》在经过法国一家出版社的翻译、出版之后，受到了法国著名导演让一雅克·阿诺的青睐，他准备亲自操刀，将该作品搬上银幕。他亲自做客中国的一家大型网站，赢得了舆论的极大关注。因为他是执导了《熊》、《情人》、《虎兄虎弟》等作品的世界级大导演，其影响不可估量。
第二件事是一位旅居英国的中国女作家书云，她在西藏生活了近半年，拍摄了一部藏族人民日常生活的纪录片。该纪录片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以纯粹客观记录的人类学手法，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藏族人民如何延续传统的生活，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遭到所谓的“文化灭绝”。该纪录片在央视隆重播出，同时出版书籍，在全世界各大语种均有翻译、播出、出版。
我关注这两件事，是因为这两部作品，均涉及了一些敏感的题材，甚至带有高度政治色彩的题材，却成功地走出中国，赢得了不同程度的、较为普遍的关注。它们以一种几乎极限的方式证明了，中国图书走出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格局宽广，甚至连一些所谓的“禁区”，也可以成为图书交流的场所。这一点为图书走出去或请进来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与实际上的保证，因为图书交流的本质性前提，就是各民族、各文明之间，可以达到一种多方位的相互理解。
从这两个成功的图书输出事件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好的启发。
第一，题材选择。图书走出去，应当是一些什么样的书?我曾撰文，以法国出版界对中国书籍的接受为例，提出了一个“旧友”与“新知”并重的观点。简言之，就是要以法国读者熟悉的、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作家、作品为基础，再塑经典，此所谓“旧友”；同时强调中国的变化，针对外国读者对日新月异的中国具有强大的好奇心的特点，推出一些代表中国文化、创作方向的全新的作家与作品，力图令人耳目一新，此所谓“新知”。上面提到的两个出版事件，进一步细化了这两点，都具有强烈的新知、旧友的特色，而且具有文化性、新颖性，并满足了人们的阅读期待。他国的民俗，一直都是阅读的趣味点。文化的多样性，是图书、阅读的保障。一个不关注他者的人，是不读书的人，遑论外国图书了。我国目前出现的外国书籍相对受到冷遇的现象，就与国人目前由于经济的发达，越来越有优越感，更多关注自身，对外国的兴趣骤减大有关系。相比之下，国外也同样。据调查，自经济危机以来，在一些西方大国中，只有法国与德国的图书市场没有萎缩，与往年至少持平，这与这两个国家向来推崇的文化多元性有相当的关系，而图书大国美国则遭到了极大的打击，这与这个国家对外界的相对漠然同样紧密相连。一些主题具有持久性的吸引力，如《狼图腾》中体现出的动物与人的关系，书云的作品中表现的人的日常生活风俗等，而且超越国界，具有普世性。西方的当今阅读习惯，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深刻影响。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专著《猞猁的故事》的趣味性，绝不亚于任何一部小说；我国的读者则知道，一个费孝通，曾经引发出多少套文化丛书!翁贝托·艾柯从符号学实践出发，同样可以写出从小说到杂文的各式体裁。因此，一些触及到人的根本问题的书籍，都具有跨越国界的潜在可能性。
第二，竞争问题。这里涉及的，主要是与国外出版界的竞争问题。上面提到两部作品，一部是因一家法国出版社独具慧眼而引进，另一部的作者是一位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中国文化学者。从目前来看，可以说，国内的出版社基本上都还不具有这样的能力与胆识。如今有一种潮流，就是阅读所谓“内部见证”的趋势(insider point 0f view)。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愿意直接阅读一个国家的国内人撰写的书籍，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原真性。从这一思维出发，一个国家自己推出的作品，也具有更大的原真性。这是国内出版社走出去的长处。但是，如何很好地利用这一长处，掌握主动权，却是非常微妙、困难的一件事。因为，除去这一长处，剩下的，就全部是短处了：从作品的题材选择，到翻译，到国外书号的获得，到发行，到宣传，在各个环节上，中国出版社都很难保证。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外宣作品只是做给自己看的尴尬局面。商品尚可以出口转内销，书籍一旦印成了外文，连内销都困难。无法进入主流，是中国出版社在走出去的时候面临的最大问题。我们几乎可以设想，假如纯粹依靠一家国内出版社，即便有能力、有魄力将《狼图腾》推出去，也无法让一个外国大导演对此感兴趣。所以，具备竞争能力，需要几个环节的突破。由于一本书的设计、排版、印刷等今天均已可以做到在国内进行。所以，具体来讲，最需要注重的，是落地、选题、翻译、发行、宣传等几个环节。选题在上面已经提到，翻译是特殊问题，另辟一点来讲述，这里谈谈落地、发行与宣传。
落地有几种方式，比如直接在国外注册出版社、收购国外出版社，与国外合作创办出版社，等等。直接注册，会遇到当地法律的许多问题，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如如何获得书号，如何保证出版合法等，均需要从头学起。除了长时间、大规模的计划，必要性不太大。直接收购国外出版社，运用原有机制，进行改组，在当今世界出版并不大景气的情形下，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手段。但风险与投资都可能非常大，而且，从出版的量上来说，出版一些国内图书，尚不需要一整家国外出版社；直接注册出版社，在法律上、实践上都可行，但需要了解一国的出版行业情况，同时需要在人员配置上进行投入，国内一般的出版机构，尚无此能力。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最容易、最快捷的方式，也许是合作出版。国内出版社可以寻找一家在出版中国书籍方向具有一定影响的外国出版社，或者是一家大出版社中负责一套中国丛书的专职部门，为其提供书籍来源与一定的资金保证，形成以一定时间限度为单位的共同出版丛书的机制。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省去许多接下来的环节，同时可以在包括翻译、发行与宣传的步骤上都进行一定的介入与监督。笔者个人认为，这是目前最可行的让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方法。以法国举例，像伽利玛出版社这样的大出版社一直都有“认识东方”这样的丛书系列，瑟伊出版社有“古代智慧”丛书，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有“智慧”丛书等，均有良好的出版影响，成为法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窗口。这些丛书的出版频率一般很慢，原因是题材不足，尤其是新题材不足，资金投入不足。如果国内出版社能够在适当时机与他们合作，可以起到让老品牌焕发青春的作用，可谓双赢。
第三，翻译问题。翻译已经成为中 外图书交流的一大瓶颈。与人们想象的不同，中国虽然有无数的外语人才，但高水平的图书翻译人才奇缺。其根本原因在于对翻译的不重视与待遇的低下，无法产生出良好的激励机制。翻译的地位确实是一时无法确定的，但简单地看，毕竟他是将图书内容进行转换、保证作品质量的主要人员。我们不妨把译者看成是图书出版中的工程师、机械师，或者商业中的中等管理人员的级别。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在品牌走向世界之后，一位工程师、经理依然享受20年前的待遇。而译者目前的待遇就是这样。一家出版社如果想走出去，必须相应吸引高水平的跨国人才，或者形成高级的翻译团队。以《狼图腾》在法国的出版为例，法国出版社邀请了一位资深的中国译者和一位加拿大法语专家，共同工作，完全以法国出版界的翻译稿费为标准，花费了大量的翻译费用，从而保证了该书能够在法国很快得到读者的认可。目前，我国出版社的一般做法都是到某个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找一个所谓的、而且往往是已经退休的外语专家，然后找个所谓的外国专家改一下，就完成任务了。而这两个“专家”，其实从出版角度来看，均非真正的专家，因为我国目前的许多外语专家因历史原因，有很大的局限性，往往只能专攻一方面，很可能不懂一本书的真正内涵，在翻译成外语时会失去许多信息，而仅仅改动语言的外国专家在一个失去了许多内涵的文本基础上，可能望文生义，进行根据自己习惯而觉得顺眼的改动，从而让一本书变味，甚至味同嚼蜡，面目全非。
反过来，如果进行合作出版，翻译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外国合作者的手上，也可能出现无法控制外语译本内容与质量的局面，所以依然需要国内真正专家的把关。因此，从翻泽角度来看，需要出版界具有长远眼光，以职业的态度，用高报酬(与国外标准齐平)吸引高标准、高质量的译者与译作，同时在各个语种，不论以何种出版方式，保证最终由国内专家来审定出版终稿。同时，由于中外文化巨大的差异性，以及文字表达习惯上的区别，应当鼓励某些图书走出去的时候，在征得作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改动。为了保险起见，也可以优先在国外出版一些图片较多、文字较少的图书，以等待翻泽人才的培养与翻译机制的健全。
无论如何，在任何行业，质量将是最终的成功法宝。自有文字出现的那一天起，巴别塔的寓言就笼罩在一切书籍的上空。译者的作用绝对不可忽视。从大的范围来讲，近年来中国翻译界的沉寂，与翻译地位的低下，是我国图书行业最值得担忧的问题之一。而这一点，在中国图书志在“走出去”的时刻，尤其凸显出来。
总之，图书“走出去”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它涉及多方面的环节，在我国不断追求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话语权的今天，探索各种模式，向国外推广高质量的中国图书，然后真正让中国图书生出翅膀，在最大限度上找到知音，是出版界与外国文化专家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新议题。
2009傅雷翻译出版奖新闻发布会举行
本刊讯在第十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行之际，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举办了2009年傅雷翻泽出版奖的新闻发布会。该奖项旨在褒奖每年中国大陆翻译出版的最好的法语图书。发布会上公布了2009年傅雷翻译出版奖初评选出的8本图书情况，这8本图书的译者、出版社负责人和评委会委员出席了会议。
法国驻华使馆傅雷资助出版计划自1991年创立以来，每年平均资助近70本图书的出版。傅雷翻译出版奖于2009年首次颁奖，奖励中国年度翻译和出版的最优秀的法语图书。
今年6月，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共接受了39本图书递交的申请。9月1日，评委会初评出8本图书，分别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张祖建译《面具之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多米尼克·费尔南德兹著，余中先译《在天使手中》(吉林出版集团有限任公司，2009年1月)；勒·柯布西耶著，李浩译《明日之城市》(中国建筑]二业出版社，2009年3月)；夏尔·波德莱尔著，郭宏安译《人造天堂》(三联书店，2008年12月)；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著，袁筱一译《大卫·格德尔，舞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6月)；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碎片花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菲利普·尼摩著，阎雪梅译《什么是西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蒙田著，马振骋译《蒙田随笔全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3月)。
据悉，评委会将于10月进行终评，评选出2009傅雷翻译出版奖获奖图书。11月，法国驻华大使将亲自颁奖，出版者和译者将分别获得4000欧元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