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天，我们家盖起了二层楼房———这是当时全乡的“民间第一楼”。楼房还没盖起来，父亲就名噪一时，成了乡间的名人。
　　当时的乡村，已经走出了饥饿的噩梦，但也仅仅是温饱无虞，贫困还是大家必须直面的，特别是住房，大多数人家的房子都非常破败。
　　楼房在我们乡里是没有的，只有乡政府是高大威严的四层楼房。当时父亲提出盖楼房，爷爷首先不同意，他认为楼房不是庄户人家能随便盖的，那是政府才担当得起的“工程”，让父亲不要逞能，万一盖不起来糟蹋钱是小事，还不知道要让别人笑话到什么时候。
　　当时父亲年近四十。父亲16岁出门，一直在铁路上工作，回家的时间非常少，多年来都是母亲一个人操持家务，既要在生产队干活，又要照顾我们几个小孩，一年到底操劳个不停。到年终结算时，家里往往要给生产队贴钱才能分到基本的口粮。母亲屡次被生产队长指责不好好劳动，所有的委屈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父亲憋着一口气，想让母亲和我们以后过上好日子，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盖楼。
　　下定决心的父亲，向要好的两个同事，还有在乡政府工作的舅舅借了一笔钱，加上自己的全部积蓄，开始了他的筑楼之梦。
　　1983年的时候，全乡的木匠只能盖土房和砖瓦房，只有集体所有的县建筑队能够建造楼房。父亲先是请人家设计好图纸：楼房坐北朝南，上下两层，共四个房间。西边的两个房间大一点，室内净面积总共约六十平方米。敲定方案后，他又按照建筑队提供的清单，采购各种材料。水泥送过来了，先堆在以前的老屋里，用塑料纸包好以防受潮；沙子就卸在不远的打麦场上；砖头要好几万，也放在打麦场；楼板是从县城的预制板场买过来的，要三十多块；没有拉来的门窗，木匠正在加紧赶工。还有许多零碎东西，父亲或是托人，或是自己采购，忙个不停。
　　4月初终于开工了，动土的时候按照乡俗杀了一只公鸡，祭献土地爷以求平安顺利。楼房的地基挖了近两米，又用电夯夯实地基，再砌砖头。许多人没见过电夯，都跑来看稀奇。还有许多人想不明白，那么重的楼板怎么能抬到楼上去，要多少小伙才能抬得动啊？
　　一个多星期后，砖墙已经砌起来，就要上楼板了，建筑队拉来了卷扬机，这下大家的疑问终于有答案了。开关一按，卷扬机就轻松地转动起来，缓缓地把楼板或者砖头吊起来，提升到合适的高度。当时，爷爷和村里的不少老人都神情紧张又分外激动地坐了一回卷扬机。
　　到上大梁的时候，所有的亲戚和本家的叔侄都来祝贺。爷爷和奶奶分外高兴，终于相信父亲可以盖一座洋楼了！所有来客都会带一挂鞭炮，整个早上鞭炮响个不停，分外热闹。那时候吃肉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只有逢年过节才能享受。父亲为了答谢各方亲朋和犒劳建筑队，大大方方地买了二十多斤猪肉烧菜，结果被大家吃个精光。
　　一个半月后，房子主体盖好。那时，这是多么漂亮的一幢建筑：墙体裸楼的砖头是朴素的深红色；楼梯在房子东面，朝南，与地面呈完美的45度角；二楼的铁栏杆则漆成明快的浅蓝色；墙壁上有潮湿的生石灰的清新气息；地面用老鼠再也咬不动的水泥浇筑……
　　如果用一个夸张的比喻，那时我们家的楼房与周围的土房相比，简直就是村庄里的“白宫”。但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楼房虽然坚固，却非常简单，甚至粗糙，功能很不完备，没有客厅和内部卫生间，窗户也过小，存在太多的不足。但它却创造过“全乡第一座农家楼房”的光荣历史，是父母半辈子的心血结晶。
　　当年造楼房时，人工费不到1000块，加上各种材料花销，总共只有近4000块。也是巧合，20年后的2003年春天，退休在家的父亲拆掉早已显得简陋的楼房，重新建了一座一层半的小洋楼。与南方农村习惯不同的是，北方人一般都住一层，二楼只放一些杂物农具，所以第二层只有两米多高，倒更像城里的阁楼。那时盖楼的费用也恰好比20年前翻了近20倍，用了80000元。
　　现在想来，父亲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在全乡第一个盖起楼房，除了节俭持家之外，还与当时“工人老大哥”的社会地位有关。上世纪80年代之前，工人与行政事业单位人员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待遇，都大体相当，不像现在这样有明显甚至是悬殊的差距。父亲虽然工资不高，但除了吃穿等基本的生活开销，像住房、医疗等大的花费，单位都会负担。当时我们上学的费用也比较低廉，这样他便可以集中力量在老家造房子。而今天，工人昔日的荣光早已散尽。追忆过去的岁月，不只是为了怀念。积极思考工业社会的主体———工人———他们在过去岁月的际遇，是要为今天寻找一个生动的可资对照的历史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