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不幸 艰苦求学
　　 1912年农历八月十八日，张国器出生在山西洪洞
　　县好义村。6岁时，母亲突然暴病身亡，他14岁那年，即
　　1926年，灾难再次降临，父亲也撒手人寰弃他而去。无
　　奈之下，他只好转投本家的一个伯母家。该伯母系寡
　　妇，膝下无子。由于缺少劳力，她只是一味地让小国器
　　干农活，生活上却从不关心，更谈不上支持他求学深
　　造。幸好，本院的邻居张明德之母心地善良，非常同情
　　小国器的遭遇，除经常为其缝补衣物、赠于饭食外，还
　　对小国器的学习尤为关心。当她托人打听到蒲县有所
　　专收贫穷孩子的贫民学堂时，便几经周折托人把小国
　　器送去读书。
　　 几年之后，小国器考入临汾六中。虽然学业优良，
　　但生活无着落，校方特许他一边上学，一边为低一届的
　　年级代课，以此来解决生活所需、完成学业。随后，他考
　　入太原三晋高中理科。
　　 1931年夏，通过全省会考，张国器考入山西大学机
　　械工程学院学习。当时的山大完全实行收费制，张国器
　　面临的经济问题越来越大，在校的生活费用及其它开
　　支又陷入困境。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当时的山大有位外
　　籍教授常常同学生们发油印讲义，但他没时间印，早就
　　希望能找一位学生帮他刻蜡板。张国器在高中时学的
　　是法文，大学学的是英文，两种文字都写得很漂亮。一
　　次，洋教授看了张国器作业后问他“能否帮他刻讲义”?
　　从未刻过蜡板的张国器怕没把握，不敢答应。洋教授就
　　递给他一块钢板、一支铁笔和一张蜡纸，示意他先写几
　　个字看看，结果几行字写下来洋教授一看，满意地说：
　　“OKI就是你了。刻一块蜡板8分钱。”按当时的消费
　　水平，8分钱已是个相当不低的酬劳。就这样，只要有讲
　　义，张国器一天至少可以刻三块，生活问题基本解决
　　了。后来，这位洋教授教水利专业课时，又邀请张国器
　　为他画水利机械图，一张三块钱，张国器终于依靠自己
　　的努力解决了自己的学业问题。他以坚强的毅力，经受
　　住了生活无着、求学无助的严峻考验，一步步走向知识
　　 投身革命 增长才干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
　　下，全省各地纷纷开展各种抗日民主运动，山大校园虽
　　然依旧笼罩在阎锡山的高压政策下，但也涌动着抗日
　　救亡的洪流。1933年，日军紧逼天津，中华民族处在生
　　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山大校园内的抗日运动由秘密转
　　为公开．此时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张国器再也忍不住了，
　　与其他热血青年一道成立了“学生军”，到群众中开展
　　活动。刻印传单、张贴壁报、上街游行，以唤醒民众投身
　　抗日的洪流，热血沸腾的张国器成了“学生军”的顶梁
　　柱，组织、领导了“学生军”的许多活动，受到了党组织
　　的重视和好评。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发展，牺盟会在太原国
　　民师范建立了军政训练班，以培养抗日救亡干部，薄一
　　波兼任组织科科长。
　　 1936年，张国器参加了军政训练班，任组织科干
　　事，直接在薄一波的支持、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他对
　　薄一波非常敬重和钦佩，把他当作自己人生道路上的
　　导师、领导、战友和兄长。薄一波对张国器也非常器重
　　和信任，把他作为党的重要培养对象。
　　 1939年夏，经组织批准，张国器赴抗日军政大学第
　　一团第一连第一班深造，半年后返回太原决死队，担负
　　绘制地图工作。
　　 1941年．张国器奉调离开太原，带着他的8人制图
　　小组，来到八路军总部——印刷二厂。左权副参谋长十
　　分重视这项工作，他们绘制的地图，屡屡在战斗中建立
　　功勋。每当他们完成任务时，左副参谋长总是命人给张
　　国器送去很多慰问品，以示奖赏。1942年5月，印刷二
　　厂合并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亲自签发命令，
　　任命张国器为制图股股长，同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张国器被调任晋冀鲁豫军区制图科科长。
　　为配备科内人员，刘伯承根据他的建议，指示他到北方
　　大学、抗日大学去选拔，制图科的队伍曾一度扩大到
　　100多人。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军委作战部李涛部长找
　　到了张国器，征求他对测绘事业如何发展的意见。他说
　　了两句话：一要创建；二要发展。虽然目前我们已经创
　　出了一条路子，但仍微不足道。发展确实比较难，但是
　　可以借鉴空军发展的经验，请求苏联援助，帮我们发展
　　我国的测绘事业。李部长听后，高兴地说：这意见好，我
　　给你办!随后有关部门将东北、华北、华中、西南4所测
　　绘学校测绘专业的领导同志都调到北京来，以张国器
　　所在的制图科为基础，于1950年建立总参测绘局，张
　　国器被任命为测绘局军事图书制印处长，任命书由毛
　　泽东主席亲自签发。1956年，张国器被任命为总参测绘
　　局副局长。
　　 他先后从事测绘、发展测绘事业数十年，为我国军
　　事的测绘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患子革命 勇挑重担
　　 1947年，我第二野战军准备渡黄河，推进大别山，
　　开始战略反攻。一天，张国器被通知去刘伯承的司令部
　　执行绝密任务。清晨6点出发，晚上12点才到达目的
　　地，乘车疾行1600里。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急需的五
　　十万分之一、二十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地图的任务及
　　时完成，为领导提供战略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1948年12月，我第四野战军攻打天津时，地下工
　　作者从驻扎在天津的敌人指挥部巧妙地取出了天津城
　　防工程图，并于当晚用汽车飞速送到石家庄，按照时间
　　要求，复制后，务必在第二天天亮前再送回天津，重新
　　钉到敌指挥部的墙上去。在当时没有复印机，照相也不
　　可能的情况卞，完全需要手工复制，而图留在张国器手
　　中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在别人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想
　　象的事，但张国器领导的制图科却及时复制完成，为解
　　放天津立下了大功。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主席需要一份有全国城镇
　　以上标示的分布图，任务紧急，张国器找来一张百万分
　　之一的地图，按科内能绘图的人数，将大图分割成30
　　多块．每人一块进行绘制，很快完成了任务。当时，毛泽
　　东曾派参谋人员前来制图科宣布：“我代表毛主席谢谢
　　你们，给你们以嘉奖!”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天安
　　门广场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按照商讨决定，碑址定在
　　天安门和正阳门的中间，故宫、天安门的中轴线上，碑
　　高37．94米，碑心石正面是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人民英
　　雄永垂不朽”，背面是周恩来总理书写的碑文，周总理
　　的字很快便按设计的尺寸写好，写得很漂亮，为了写好
　　它，总理特意在北戴河住了一个星期。
　　 周总理书写的碑文安放上去后，紧接着就该镌刻
　　毛主席的字了，但这时工作人员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
　　难题——毛主席的题字是写在信纸上的，每个字只有
　　一寸左右，按照碑心文预留的空间位置，要将一寸见方
　　的毛体小字扩成一米见方的大字，丝毫不差地安放上
　　去，需要放大40倍，而且还一点不能走形，在当时的条
　　件下，这么精细的工作没人敢干。工程指挥部找到测绘
　　局，张国器决定承担下来。
　　 接下任务后，张国器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冥思苦想，
　　他借助幻灯机投影将字放大，结果失去了主席笔迹的
　　神韵。之后，他又多次努力，凡是自己能想到的办法他
　　都想到了，但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工夫不负有心
　　人，最后在著名书法篆刻家魏长青的帮助下，他仔细分
　　析研究了毛主席笔迹后，将幻灯放大的字进行了精心
　　描摹和加工，再把加工好的字缩小40倍与主席的手迹
　　进行比较，发现不足之处再加改正，直至丝毫不差……
　　 字体大小问题解决了，但接下来将放大了的字向
　　碑心文上雕刻时又遇到了难题。由于碑心是一块整石，
　　高14．4米，上宽2 48米，下宽2．72米，厚0．6米，重60
　　余吨，且此石又硬又脆，一刻字就崩，施工人员只好把
　　问题一级一级往上报。怎么办?张国器最终建议，把胶
　　皮覆盖在碑体上，再将所需镌刻部位的胶皮空下来，让
　　其形成“阴文”轮廓，然后再用高压喷射矿砂往碑石上
　　“打”，“打”出一个个边缘整齐的大字后，再以紫为胎，
　　采用我国传统的馏金工艺做成金字镶嵌进去，这种馏
　　金大字可保300年不变色。据有关专家回忆，当时的题
　　字和碑文共用去黄金130两。如今，这段曲折的经历已
　　成为历史，随着岁月的更替，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不
　　知，但张国器老人的聪明才智依然在那段历史的长河
　　里流光溢彩。
　　 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本书。1956年至1964年，张
　　国器以谈判代表和测绘专家的身份，先后参与了中越、
　　中缅、中巴、中苏的谈判及划界事宜。同时，他还提议在
　　我军各军区建立测绘队伍，在空军开展测绘工作，都得
　　到了采纳和实施。应当说，张国器对我军的测绘制图事
　　业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测绘专家。
　　 如今的张老已是90余岁高龄，居住在北京总参测
　　绘局的家属大院里，与老伴康英同志，(原赵城县金沟子
　　村人)欢度晚年。多年来，他虽然身在外，心却无时不在
　　牵挂着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年老体迈后的20
　　余年间，他曾多次责成子女代他回乡探望。就在笔者采
　　写此文之际，意外地得知张老因身体欠佳，住进了医
　　院。在此，笔者和所有的家乡父老一样，忠心地祝愿此
　　文能给他带去祝福，带去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