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
理解1949年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1949年，共产党面对的复杂现实不能简单归结为任何单一的模式，他们在管理上所要面对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本文作者在《进城：1949》一书中，选取了六个城市作为新政权接管和改造的观察样本，这在研究新中国建国历史的著作中，当属先例。本刊将向大家逐一进行介绍，以飨读者。
1949年10月极为短暂的几天里，广州与一个全新的国家对峙着。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而广州直到两周后才被解放。
“老根据地”、“新解放区”和“后解放区”的表述仍然出现在1949年底1950年初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文件之中。它们也清晰地界定了在地域广阔的国土上，不同地区所处的不同历史时刻。到1950年初，大部分老解放区早已彻底完成了土改，建立了可运行的政府，开始着手解决更为现实的经济问题；新解放区在建立政治控制和基层组织网络上迈出坚定的步伐，而在广州这样的后解放区，任务则刚刚开始。
1949年的广州处于时间和空间两种惯性的推力之中。一种惯性来自于这个商业城市本身。张实杰的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三八二团是解放广州的先锋团，他的士兵们在攻下广州的当天晚上，住在珠江的沙面小岛。年轻人禁不住好奇结伙跑出沙面岛外，打量这个夜色中的古老城市时发现，零星的枪声还没有完全从市区消散时，长堤上宋子文的“农民银行”对面一家广式茶楼就已经把“烤乳猪”挂了出来。
张实杰在进城后的第二天，骑着他的战马从沙面岛往北，到火车站，又向东转到天河，把旧广州城转了一圈。“我想比较一下广州和天津这两个城市。”现年87岁的张实杰回忆说。这位战功卓著的开国少将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场重要的解放战役，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而在他的印象里，所有大城市中，广州的生活图景最为鲜明，即使是在新政权刚刚接管的交接时期。“很难想象，战争结束的第二天，长堤就站满了小贩，试图向士兵和军官兜售从香港那边倒手过来的手表。”他说，“你能感受到这里的气氛，商业串联了这个城市的各个阶层和各种生活。”
在漫长的历史中，贸易和商业很少在这个城市真正中断过。和上海不同，广州的商业传统里，分散、个体化的特征更显著，它的生命力更为顽强。“广州历史上商业的突飞猛进也常常交织着一连串毁灭性的打击。”地方史研究者蒲向民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侵占、后来的黄巢造反都曾给这座城市带来过灭顶之灾。”如果广州仅仅是一个行政中心或军事重镇，任何一次类似大的灾难之后，它都很难被重建，但事实上，广州城数次崛起于废墟中。商人们恢复生意的个体动力，以及这种繁荣贸易中可以获得的税收都足以使商人和地方官有共同的勇气去复兴广州城。
20世纪初，军阀政权也曾一度想把广州建成工业和商业的双中心。他们制订方案，疏浚港口、发展铁路、建立电厂，尽管广州不乏资本和人力，却一直和“工业城市”渐行渐远。在1949年新政权接管这里前，经常性的政治动乱令中外商人对工业发展项目的长期投资感到沮丧和无望，大部分有钱的华南商人宁愿投资于可以获得更快回报、更有利可图的商业投机。“城市自我发展时积累了更大的惯性。”蒲向民说，“对外贸易刺激了农业、手工业产品的发展，运输茶叶以及后来运输其他货物到广州的新商贸线路的开通带动了广东内地的繁荣，然而，这些商贸活动中获得的财富并没有像上海和香港那样投入到近代工业的工厂中，而是流入富人的精致生活，和投入到更为多样的商业网络中。”
而另一种惯性，由北至南，它来自于新政权带来的国家使命。到广州被攻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城市接管程序和思路，作为商业城市的广州必须要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揽子全盘计划之中，它要延续新政权从过去一系列城市接管里积累的经验，在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它必须以那些顺利完成任务的“老根据地”和“新解放区”为榜样。广州是第四野战军建立的中南区的一部分，中央的很多指令从北京到武汉，再由武汉传达到广州。
负责接管广州的高级干部都是在解放北方大城市中身经百战的官员。叶剑英在到广东赴任前曾任北京市市长，他带来了有经验的公安干部——谭政文；朱光，广东地方干部中最重要的代表者，曾在新解放的长春担任一段时间金融经济方面的职务；广州另一名主要官员——陈志方几个月前在上海军管会任职；南方游击队领导人古大存的儿子古关贤被委以重任，也是由于他有着多年在哈尔滨的工作履历。
两种惯性同样强大。前者要求分散，后者要求集中。前者依赖那些在广州商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私人组织，它们基于同乡、同宗等广泛的私人联系；后者依赖能控制经济变革的政治组织，而它们的增长不可避免地要求侵入以前属于私人的领域。
时任广东省省委副秘书长、后来担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欧初，最为直接地感到了这种分裂感。解放前欧初是当地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粤中纵队的总司令，他出生于广东中山县，一个典型的广东“侨乡”。因为“粤中纵队”活跃的地区基本上都是诸如中山、开平、新会、台山、鹤乡这些历史悠久的侨乡，“粤中纵队大约有16000人，可以说就是‘华侨子弟兵’”。欧初说，在远离解放军主力部队的游击斗争年代，华侨是革命的支持者，华侨资金是游击队生存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华侨的私人资产也是革命者的保护对象。但在1950年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土改”中，按照北方经验，这些阶级定位模糊不清的华侨地主，却是土改专政和剥夺财产的对象。事实上，更高的商品化程度和商业带来的资源充分流动让城乡界限在广州并非像在北方一样泾渭分明，许多广州富农和地主都将剩余资本参与到城市的商业活动里来，这使得农村地主的利益深入城市；而从城市商业贸易里起家的工商业者也在农村拥有土地。“华侨”是这个“双重身份”阶层的典型代表。这是广州商业高度发展后的产物，从资本自由流动的角度看，它对城市商业的好处不言而喻，但这却成为当时新广州主政者的现实难题。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在这类重大命题的困扰和碰撞中重新寻找并发现广州城新的生命力所在。50年代，当新政权成功地将分散在广州如毛细血管般的商业管道里的利润集中起来时，人们又不得不面对这座城市旧有商业传统断裂和民间活力丧失的危险。60年代，地方政府中已经有人开始进行矫枉过正的修复，努力复兴这里古老的商业传统。这个寻找答案的过程一直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直到1978年才渐渐清晰。 重组商业传统
南行
广州可能是阎锡山军阀生涯中最难堪的一段日子。从1949年5月他到这座城市以来，感到最多的就是冷清和苦闷。“阎锡山的专机在广州机场降落，秘书长贾景德带领方闻和十几名随都迁穗的晋籍立、监委，国大代表，还有几名当地党政机关的代表到机场迎接。阎锡山看到不满50人的欢迎队伍里多半是晋籍的熟脸，不无感慨地说：‘广州人看来很少吧？”在阎锡山广州组阁期间任行政院简任秘书的夏风回忆说。从3月份起失去山西开始，阎锡山就一路南行，到广州后，他写了首伤感的《游海珠桥有感》：“钢骨水泥兮，合作坚牢。孤雁南飞兮，哀鸣嘐嘐！”
直到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院长，广州的书报摊上还有出售一期美国《时代》杂志，在扉页上刊载一帧阎锡山在太原时由美国记者拍摄的照片。他穿着长袍，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把一盒装有四五十支的注射针剂（杂志上解释是氰化剂）倒在桌面上；照片下写道：“誓与太原共存亡的阎锡山将军现在安然无恙地活跃在广州政坛上。”
阎锡山住在广东省政府的东山招待所，达一个多月。他占住一座别墅式的小平房，两房一厅带一个丁字形前廊。他自己住一间大房，一般来客就在床前座谈。张逢吉和贾副官住在小房间，随从文书卢学礼就在张逢吉床头办公。“我和其他随从人员平时都挤在客厅里。”夏风回忆，“为了活动的方便，阎锡山在靠近珠江的东亚酒店五楼包了个大套房，作为秘密议事处所，并在它附近的新华酒店三楼开了几个小房间，安顿随员和招待过往的晋籍人士。”这些阎锡山的随员和晋籍人士，都在东山招待所食堂打着他的招牌开饭，最多一餐曾开过80客。招待所多次表示不欢迎，并在别的客人前称呼这些人为“难民”。
广州在和一个全新的国家互相对峙，尽管这种对峙对双方而言都已经不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阎锡山筹划了一个叫“反共救国大联盟”的组织，“他试图抓住两广的实力派，包括士绅、商界名人以至青红帮会道门的头目，以使该组织在两广立足。”蒲向民研究了这段时间的广州史，他说，“阎锡山还接受他的秘书长贾景德建议，和‘CC派’（由陈立夫、陈果夫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全称‘中央俱乐部’）上层分子共同发起这个组织，借‘CC派’的活力才能打开局面。”这个早就注定无法得到任何广州工商界资本支持的计划，和广州内阁昙花一现的“银元券”计划一样最终失败。国民党所谓新内阁没有带来这座城市的任何改观，大批商人离开广州前往香港，港币在广州横行天下。10月以后，这座“空心城市”开始等待他的新主人。
很多南方游击队领导人带着各自的队伍听到庆祝建国的鞭炮声后，开始从山区向广州急行军，他们走到半路，鞭炮声再次响起，广州解放了。年轻的郑黎亚就是这些游击队员中的一位，她跟丈夫杨应彬时隔数年后的重逢已经是在广州的爱群大厦里。
1949年10月，爱群大厦这座广州解放前的地标建筑一度成为接管官员和南下干部们初入广州的据点。“当时治安较差，因此制度很严，不准一个人随便上街，大家都在房间里看接管手册。我住在七楼，几天后，别人问我，你们夫妻见过面没有？我这才知道，杨应彬在爱群大厦的四楼已经住了小半个月了。”新的分工已经传达：郑黎亚的工作是接管广州珠江南岸的纺织一厂和二厂，曾任粤桂边游击纵队参谋长的杨应彬进城后新的职务是广州军管会副秘书长。
四野南下推进的速度过快，从北方远道而来的战士在过江之后就明显表现出了身体上的不适应。首先是连绵不绝的潮热。时任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三八二团团长、解放后任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张实杰回忆说，“很多士兵得了疟疾，打摆子”。三八二团是解放广州的先锋团，人民解放军对南方的梅雨天气也毫无准备，他们没有带伞，更没有带防暑的药品，不少士兵出现虚脱，一头栽倒在泥地上，就再也没有起来。
“路上找不到水喝，南方路边很多池塘，只有喝下雨积下来的塘水。因为成天湿地行军，穿的又是布鞋，大部分人的脚都溃烂了，南下部队只能在江西宜春休整一段时间。”马世诚回忆说，他当年是张实杰的一个部下，三八二团民运科的战士。即便胜利在望，艰苦岁月依旧没有到头。他说，行军囊中没有蚊帐也让他们大吃苦头，在数个彻夜难眠的夜晚后，一些士兵把被子里的棉胎扯出来，把被罩当睡袋用，然后用部队临时发的小雨布顶在头上，以抵御蚊虫侵扰之苦。
四野此时的口号鼓舞人心：“打下广州，解放全中国！”“我们群情振奋，心里都在盼着，大家都以为打到这儿是底了。”马世诚说，“结果广州还不是‘底’。”马世诚所在的这支部队进城不久就接到了继续进军海南岛的命令，他们在广州只作了短暂的停留。三天后，广州解放的“进城式”由四野另一支部队四十四军一三二团负责。
从江西到广州，张实杰称一路跟他们纠缠的白崇禧部队为“广西猴子”，“情况和当年国民党围剿我们的时候正好相反，一路上，是他们跟我们打游击”。张实杰回忆，作为游击战术的创造者，在到广州之前，解放军部队竟也深受其苦，“他们一小股一小股地来，打几下就跑了，我们追又追不上，‘广西猴子’爬山爬得快，我们爬不过他。过几天又来了。”“为了堵住广州的守敌和国民党高官，我们开始丢掉包袱急行军，一开始，白天行军吃了李宗仁‘蚊式飞机’的亏，接连的轰炸导致损失了不少战士。”
干部
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区和根据地干部的整合问题产生了不少困难，广州的问题最严重。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说，中国南方的斗争比北方更困难，因为国民党的根基更牢固，南方的阶级关系更复杂。这点在1949年10月以后的广州一再被验证。
当年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朱光秘书的李祯荪以他长期从事游击战的梅州为例说：“广州曾是国民党最初的首都和黄埔军校所在地，它对周边的辐射力很大，我们这些地方，比如梅州，国民党多、共产党多、华侨多、知识分子多，这四种关系彼此交叉，一些私人关系甚至超越党派和阶级，处理不好随时会带来很多麻烦。”“很多干部相信，挑选叶剑英担任广州地区负责人，是因为他是中央为数不多的广东人之一，过去在广州又有深厚基础，他有能力处理好这四种关系。” 解放初任广州军管会副秘书长的杨应彬回忆说，叶剑英南下时，曾对毛泽东讲过，广东是“水尾田”，庞大的南下队伍大军到了广东就不剩下什么了，但是广东自己有很大的水源，就是当地干部，因此接管广东要充分利用后者。
实际上叶剑英的反映不仅是在使用干部问题上向中央的进言，也是广东既成事实的客观现状。曾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欧初回忆，在广州解放前，广东省1/3的地方已经建立了民主政权，这些游击队在解放战争期间就与地方群众、士绅关系紧密，同当地人知根知底，因此在南下大军到达广东前，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就地任职，“我们许多干部都留在当地，像开平、台山的县长、副县长，都是原来游击队支队的负责人。”
在广州，四大群体解放后被整合于一个大的接管工作组之中，这四大群体即北方南下工作队，广东游击武装，来自广州和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员、青年团成员，以及留下工作的国民党官员。“但很难说，这些干部之间都能配合默契。”地方史研究者蒲向民介绍说，“随着1927年革命的惨痛失败，一小部分共产党留在广东从事地下工作，直到1949年，他们和中央几乎完全失去联系。尽管1949年前，一些广州人在香港和党联系上，曾生和他的东江游击队以及其他四支游击武装被完全纳入解放军编制，但广东游击运动的地方特点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更关注的是地方，党的会议上使用的语言是方言——潮州话、广东话和最普遍的客家话。”
最初的整合来自于从中央至地方、自上而下的压力，南下干部们和其他背景的干部被要求相互间迅速熟识。“早在1950年，广州接管工作刚刚启动不久，学习普通话的运动就已经在这个城市的执政官员中全面展开，中央期望所有地方官员在几年内学会使用普通话。”蒲向民说。
不可否认，语言交流只是表面上的，它在1950年代还无法解决更为本质的分歧。在一个巨大的商业城市，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一定程度上的分歧难以避免。比如，基于个体利益的传统商业繁荣，对地方和民间财富有利，但它明显影响了中央对物资和资金的集中和控制。
另一方面，正如叶剑英所说，从东北组建的南下干部团，由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构成，这批人南下到广东时已经所剩无几，解决办法是从沿途解放城市临时补充吸收。第四野战军在1949年中期着手从天津的大、中学校里招募学生和各种专门技术人员，8月，这个完全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南工团”在武汉进行了重新编队，以广东为目的地的一千多名队员从九江南下，10月初抵达赣州。但在一部分广州干部看来，这些比他们年轻得多的知识分子，是“坐火车下来的”，没有经过数十年山区艰苦斗争的考验，也并不了解当地情况。
建国之初，地方上有限资金的使用方向，成为中央和地方发生分歧的第一个方面。除了势在必行的“海珠桥”复建，在很长时间里，整个广州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大型市政工程。“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这在1950年前后的北方城市已经奉行多时，这个背景下，各个地方城市都被要求勒紧裤腰带。省委机关大楼的建设几次提上议案都被推延，最后在反复确定预算后才动工，广东省委和它的前身华南分局机关，原先一直在小岛以西的一群平房办公。欧初回忆说：“后来随着行政人员增加，房子不敷使用，省委决定建一幢五层的办公楼。为了将建筑成本压在人民币100万元以下，陶铸带我与工程设计人员多次实地开会讨论，决定楼顶不用琉璃瓦，每层楼的高度降低一寸，同楼一至四楼地面只用水泥批荡而不铺瓷砖，五楼是常委会议室，地面只用普通方砖，压缩预算才达到了目标。”“大楼建成后，其实还是很紧张，这里容纳了当时广东省委几乎全部机关。我们几个正副秘书长，与其他干部一样，五六个人共挤一间办公室，五楼则成为广东最重要的决策场所。陶铸曾说，上到省委大楼五楼，‘厅长厅长，只听不讲’，批评厅长们到此通常只听传达，很少发言。”
相比之下，为了让城市尽快从战争结束的过渡状态中走出来，广州地方干部更乐于也有动力把钱先花在一些大型的公共建筑、开辟公园上，以体现一个新城市的新气象。“广州解放前城市的卫生状况很差，朱光上任后主抓了很多大的市政工程项目，希望把城市的外观搞上去。”李祯荪回忆说，“广州1950年开始在珠江南修了一批房子，用以把广州市6万多常年在船上生活的‘水上居民’移民上岸，这个用以改善珠江生态和船民生活的浩大工程实在是很不容易，它花费了广州政府很大一笔支出，要知道，当时的财政并不丰裕。”朱光的另一项举措，是针对广州每天产出、遍布城市角落的生活垃圾，李祯荪说，“在主张修建越秀山体育场之后，他还主持市政部门投了100万搞了一个有机肥料厂，希望利用一种新技术，把生活垃圾变成肥料，但因为技术上的难题没有解决，这个工程拖延了很长时间。”这个难产的市政项目最终因为中央的阻力而不了了之。
“在中央看来，这些地方工程注重表面，而不是增加产品产量。”蒲向民说，1954年中央公开批评广州新建的30万平方米的工程中，还不到10%用于生产性企业。于是，代表中央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在当年就宣布两年内广州任何党政机关原则上不再修缮宿舍、住宅以及非生产性的公共建筑，任何单位的领导以这样的方式浪费款项都要受到惩罚。“陶铸在一次省委的会上也点了朱光的名，说他是个‘小资产阶级领导’。”李祯荪回忆说。
土改
更直接的冲突，是在土改问题上。从1950年10月广东土改委员会成立，广东省1/3的干部、中南局将近1/4的干部都直接参与到1950年在广东开始的大规模土改运动中，在土改运动结束前，土改工作队的成员大约有12.3万人。“市政官员直接参与到土改运动中，这部分是因为广州市当时还管辖着由73个村组成的相当大的农村地区，还因为珠江三角洲的地主有很大一部分在广州有商业利益。”杨应彬回忆说，广州土改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是个农村问题，它还与城市经济的高度交叉。
土改的推进要依靠广州地方干部来执行，土改的试点选择的是兴宁、龙川和揭阳三个革命基础最深厚的县。“把这三个县作为广州土改全面启动前的试点，也是因为这三个县曾是游击队的基地，当地有强有力的共产党组织，这里被普遍看成广东引进新计划最好的实验田。”杨应彬当时担任龙川土改分团副团长，他回忆说，当年的口号是“全省着眼，三县着手”，但土改的方案是依据中南局做出的统一规划，他们对所辖各省土地产权做一个大略的调查后，部署了详细的土改计划。中南局估计，大约3.5%农村人口应划为地主，而这些地主控制着大约30%到50%的可耕地。 然而，广州的城乡结构恰恰跟全国其他地方有着本质的差异，这使得这里的社会结构比北方城市更难划分明确的界线。“广州经济高度商品化，土地占有量明显比北方少得多。典型的地主是小地主，通常很难把他们和非地主严格地划分开，因为许多土地拥有量超过其耕种能力的人本身也耕作土地，这些土地又有很多是族田或祖地，不容易把族长和地主等同起来。”蒲向民说，“另外，从事商业的地主到底划分为地主还是资本家？当时政府为了恢复城市商业，对资产阶级仍是‘劳资两利’的温和政策，这和对地主的严厉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在广州，这两个阶层很可能就是同一人。”
以中南局的统一标准来推行广州土改显得过于严苛，广州的地方干部也不愿意因为土改伤害到城市亟待恢复的商业秩序，在广州，的确已经有不少隐匿不了财产的工商业地主，逃往香港，把在广州的店铺关门了。
更令中南局失望的是，三个土改的试行县，不仅没有成为“排头兵”，反而成为土改推进最缓慢的地方。客观说，这些从地方上崛起的游击队干部在过去得到乡绅、华侨支持，很难真正对广东的地主们撕开脸面，从他们手里强行收回财产。甚至很多干部家里本身就是华侨，也是土地的所有者。“我们很多团以上的干部都是侨乡出生的，粤中纵队的副政委谢创是开平人，他本人以前就在美国做工，也是在美国加入共产党，后来通过第三国际把关系转过来。”欧初回忆，广东华侨通常第一次回国，都会在家乡购置土地，修建房屋，开平的华侨还修筑了赫赫有名的碉楼用以保护地方利益，这些华侨在广东的家中不光有大量现金，往往还存储有从美国购买的卡宾枪之类的先进武器。“当年我们在解放战争期间，在资金和武器上，得到了不少华侨的帮助。”欧初说，因此，注重保护华侨利益也是南方游戏队的传统之一，但土改期间，广东干部普遍感到了窘迫。
另一方面，处理华侨占有的土地是比处理工商业主、地主更令土改委员会棘手的问题。当时，整个广东保守估计有接近1/3的家庭有各种各样的海外关系，他们占有全省1/5的土地。“如何分辨华侨在海外的身份是劳工还是资本家？如何确立从海外财产中获益的华侨家人？”杨应彬回忆他在龙川的土改经历说：“由于我们觉得这是试点，比较稳，没有扩大打击面，后来有人批评三县土改‘和平土改’，总团长李坚贞听了之后很不服气。”
但在中央看来，地方干部显然对地主和富农们过于宽容了，他们并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土改政策。他们遭到来自中央的严厉批评，中南局的机关报《长江日报》发表社论《再论广东的农民运动》，认为广东土改是右倾。“中央批评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是三只‘乌龟’，土改里行动最慢的，而1952年，其他两只已经爬上去了，就是广东掉在后面。”杨应彬回忆说。
时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的方方于是要为广东在土改上的错误承担责任，担任方方政治秘书的杨应彬回忆说：“1952年4月，方方和中央从广西调至广东的陶铸，去北京参加会议，我随行前往，但不列席。我们住在北长安街叶帅的家里。第一天开会后，方方告诉我，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毛主席在会议一开始就点名批评说：方方，你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农民运动右倾，二是干部政策上的地方主义。”
对广东土改错误路线的整顿开始和对广东“地方主义”的整顿交织在一起。于是，大约有1630名北方军队干部在广东的8个县接受训练，以替代广东本地干部参加下一步的土改工作。“到土改在广东最后结束，大约有6000名北方干部取代了当地干部，一举扫除了土改第一阶段的妥协情绪。”蒲向民说，“强硬的土改是否伤害到了广东旧有城乡关系下的商业系统，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影响；更直接的是，它使广州地方党组织发生了深刻变化。”从1952年开始，广东被重新划分为五大地区，新的组织结构——省区，比以前的行政管理结构——专区要大，使得新任省委书记陶铸对包括广州在内的广东各市县更易做出统一指挥了。
出口
广州的重要性，不久就显现出来了。
“建国后，我们对外贸易基本上就是两条腿，一条是对‘苏新’（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贸易，一条是对资贸易。”建国后在粤海关任职的吕健行说，“前者以重工业贸易为主，出口机器和一些重工业材料，但苏联的重工业本身很发达，依靠这部分创收外汇很有限，因此实际上，后者在当时的背景下才显得更为重要。通过广州这个口岸，经港澳，出品土特产、食品是当时更重要的创汇渠道，尽管这些出口产品的单件价值不高，但数量很庞大。中国当年有近一半甚至更高的外汇收入来自香港，而它们要全部经由广州。”吕健行在国民党时代就是广州海关一名官员，作为最早引进西方文官制度的海关系统，从国民政府时期就有三年一届国内调动海关官员的传统，1949年，在重庆海关转正不久的吕健行刚被调到粤海关，新的时代就开始了。
解放前后最早充分利用这个通道的是急于逃出国内的民间资本。“上海、江浙一带的官僚资本和市场游资大量南流，通过广州，经香港流到境外。”吕健行回忆，“当时‘申电’成为最流行的金融衍生品，这种上海对广州的电报汇款，实际上是把国内资金由旧政府的货币变成港币后流入香港，再利用香港的自由金融市场就地投机，或转移至国外。在1948年到1949年初广州的银行、钱庄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三角套汇关系。”解放后，这个通道的价值被新政权再度利用。
广州解放入城式举行的前一天，马世诚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继续从广州向南出发，收复香港、澳门，“我们走了三天时间，到了‘深圳河’，因为天热，大家到那儿就都下河冲凉了。”马世诚回忆说，“就在这时候，部队通讯官突然说上面有新命令，不让继续前进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马世诚才从他的上级张实杰那里了解到那次行军被意外叫停的真实原因。“解放后，部队的老战士重新聚会，张将军才告诉我们，当年，是潘汉年和廖承志二人向中央进言，认为1949年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当时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唯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唯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 潘、廖二人的估计事后被证明十分准确，吕健行说：“因为香港转口贸易的急剧萎缩，香港政府对禁运采取了两面政策。它不断颁布法令，扩大禁运范围；但在美国的压力稍微放松时，对商人申请出口的‘特定物品’，暗中批准出口。在对向中国内地走私的管制方面，总的来说是时紧时松。因美国派人监视，1952年夏管制较严。但到了年终，香港政府又想出办法，工商管理处用出口禁运品可以不予存档的办法，来对付美国监视。”“这为内地开创了一条宝贵的贸易通道。除了像霍英东这样的港澳华商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商人也以港、澳为基地与中国内地进行公开或秘密的贸易。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也未完全禁绝，仅就美国官方1952年的统计，这一年美国从广州口岸输入中国的货物就价值2770万美元。”
这样一来，广州就成为中国政府获取禁运物资和筹措外汇最重要的前沿阵地。“为此外贸部专门在广州设立了三局，就是对外贸易局，对进出口贸易实行全面管制。”吕健行回忆说，解放前广州有大量的商人在从事外贸代理，对外贸易局的成立，通过“许可证制度”将私营外贸商人的自由市场时代终结了，“只有政府的公司才有许可证，私营企业要么退出市场，要么挂靠在国有企业下面，委托进出口。”“到50年代中期，广州口岸对外贸易实际上已由多种经济成分完全转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广州市内的外贸部属下专业进出口公司已能控制全部进出口货物，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外贸利润。”
政府在香港成立了两个重要的贸易代理公司：华润公司和五分行，华润主要代理杂品、丝绸和一些轻工业品的出口，五分行负责食品、茶叶和其他土特产。长期担任华润公司总经理的张平回忆说：“华润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从事经济贸易工作的机构。”“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党，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办的公司。”“为了打破贸易‘禁运’，华润于1951年成立了秘密的运输公司，取名‘兴隆行’。兴隆行有职员四名，任务是在港组织承运公司和人员，把我方的物资秘密运往澳门南光公司，再由南光公司负责把物资通过拱北运往内地，也把内地产品由同样的渠道销售出去。”
这几家国营公司的第一要务就是创收外汇，用出口换进口。“政府甚至可以不计成本，允许公司在一定范围内的浮亏。”吕健行说，“每个季度，华润都要做一个收支表，超支过多的，政府负责平账。实际上因为这样的成本优势和垄断国有公司的信誉，即使没有‘许可证制度’约束，在这样的非自由竞争状态下，广州和香港两地的贸易老字号也很难维持生意，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和政府合作，当然获利自然大不如从前。而国有公司可以借助他们过去在贸易上长期的私人关系。”“也有一些商人选择退出，我有次去香港，有个香港商人就对我抱怨说，‘不干了，完全是在给华润公司打工’。”出口的畅通，只是广东作为贸易通道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而它的前提是，执政者需要能够极具效率地在城市里组织货源，确定物价。从这个角度来看，广州所进行针对工商业的这场“社会主义改造”对国家的意义要比其他城市更为重要。
改造
通过政府发行“进出口许可证”，来垄断当时的进口贸易渠道，可以逼迫私人商业跟政府合作，但它不能完全杜绝走私。要从根本上控制商业物流，组织货源，“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最有效率的办法”。解放后任广州市工商联干部的匡正说。
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是将广州商业传统剥离并进行重组，以令其更符合计划指令。“当政府成功地将分散在广州诸如毛细血管的商业管道里的利润集中起来时，”吕健行说，“新的问题也来了——挑战的由来不是因为经济组织革命的失败，恰恰是它的成功，基于私人利益的商业网络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的政府合同。”
直到更长的时间之后，中央才意识到由此带来广州内在活力的缺失。“后来，为了使商品流通再次活跃起来，广州政府的商业企业做了很大努力，开办了一次时间长达两周的大型商品交流会。这毕竟只有局部的作用，取代不了固定的商业网络。”吕健行回忆，“但在1949年到50年代中期，要达成国家目标，似乎并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广州解放初期的现代工厂无法与上海和东三省相提并论，但其小商店、小工厂作坊数目之多，大大出乎新政权最初的估计。李祯荪在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朱光的秘书之前，曾参与过广州市民情调研工作。这项被称为“大登记”的“摸底”工作，动员了几乎半数以上的接管干部加入其中，它被视为共产党在这座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长期以来商业和贸易活动的随意性，给城市人口数据的统计增加了难度，而1950年春严重的粮食短缺帮助了调查人员更准确地确认出生报告和家庭人口数，因为政府是最大的粮食供应商，从政府那里获得粮食从事批发分销的人必须出示户口登记。“当时初步的人口统计，广州市1949年的人口是130万。”李祯荪回忆，“进一步调查下来，所有就业人口中间，广州的产业工人在2万左右，而交通运输业有4.5万多人，店员则多达10万人。”
人口中的职业成分是最富说服力的数据：这显然是个彻底寄附于商业上的城市。这些分散的商业意味着政府巨大的监督负担和改造成本，“在50年代，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前，北京只有77家工商企业，而广州有270多家，138家工业企业代表了4000家不同的机构，132家商业企业代表1.65万家不同的机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手工作坊和小摊位。”匡正回忆，“可以想见，政府要试图逐步增加其控制的物资的数量难度有多大。”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前，新政权的策略是通过对物资流动的控制，利用价格限制商品利润幅度，对于那些有利于经济、服从政府指导的公司和商业个体给予优待。“到1955年，广州大约80%的工业产品都以政府商业合同的形式处理，政府与私人企业协商，以确定基本必需品的物价。”匡正说，通过这些合约，政府进而控制物资向零售商的流动，同时，为了保持对存货和物价水平更好的控制，政府还安排广州的零售商店作为物资销售的代理人。“到50年代中期，广州1.65万商店中的8900家都是一部分物资销售的政府代理人。另外，政府还直接经营了37家批发公司，专营几种不同类别的重要物资。这样一来，尽管公私合营尚未大规模展开，但广州的整个零售网络实际上已经控制在政府手里了。” 这种商业管制并非全然奏效。“要想裁定几百项品种、质量不同的商品的价格，难度极大，在广州这样一个市场力量根深蒂固的城市尤为如此。一些执行干部和小店员都有意见。”李祯荪回忆，当时，广州许多商店因为不满意作为政府代理人所获得的利润，不愿意大量投资于社会主义改造后可能会被没收充公的商品中，因而从50年代初开始就逐步从他们的买卖中撤回资金，不从政府控制的批发商那里购进数量充足的商品。
新政权也发现，改造工商业的难处并不在于来自商人的抵抗，而在于日后重组。管理商业企业的复杂性。尽管政府有了更多在工商业方面受过训练的干部，但要在无数问题上做出合理的决定，在生产运转的同时使成本、物价降低，使广州数以万计的大小商人们保持合作又要做出短期和长期的计划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匡正说，“事实上，许多利润低微的小企业后来又重新归私人管理，因为政府实在难以应付大量的细节问题。”
重组
总的来说，改造不可谓不成功，但当国家将城市的商业利润最大限度向中央集中时，地方失血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客观现实。
1955年1月起，广州市的商品成交量有所下降，许多商品库存积压，一些甚至腐烂了。进出口贸易的政府垄断挤压了一大批私营商业的生存空间，一些商人在物价上限和政府收购价上限的要求下放弃了商业，或是缩小了他们的经营规模。
匡正的记忆中，“虽然在1955年到1956年期间，广州的许多商店关闭或合并，但广州在1957年每百人仍有3.8间商店，到了60年代，每百人已经降到了0.3间。”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地方商业在政府的一系列重组之后，正在失去旧有活力，商业渠道被垄断和控制后，民间资本很难在这个系统中像过去那样快速扩张了。“商业企业的大量合并，商店开门时间的缩短，家庭产品的短缺，独立商贩在城市几乎消失了，这让购物更为不便。在1955年之前当供应不足、物价高涨时，人们会谴责私人商业；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市民就会认为这是政府的责任。”匡正说。
叶剑英更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杨应彬回忆说，“叶帅有个提法叫做‘打通一根竹’，他到广州之后，注意到城乡联系在这个城市的特殊性所在，主张政府尽力促成城乡互助，他把城乡比作一根竹子的竹节，如果竹节没有打通，城市的繁荣是会大受影响的。”“但商业无法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城市商业失去活力，乡镇会更受冷落，叶帅的这个主张并没有得到深入实现，到60年代，广州周边乡镇就只有三样东西：新华书店、邮局和供销社。”
让广州人有所抱怨的是，在中央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一直想挤入工业化道路的广州被排除在外了。“广州自己在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讨论时，对工业化充满了期待，党代会上还悬挂着‘将广州建设成为华南工业基地’的标语，但最终的五年计划里，内地一些中等城市被作为工业中心发展得到优先考虑，广州因为是‘国防前线的沿海城市’，而被排除在外。在会上，陶铸没有强调广州悠久的商业历史和广州作为商业中心的重要性，他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广东必须把精力集中在农业上。”李祯荪回忆说，当广州的商业无法带动城市的情况下，广州走工业化的道路又被否定，这对地方官员确实是不小的打击。在一年后，时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向中央政府提意见时，他代表广州发了言，他说，中央政府不仅没有帮助广州，而且还把电力设备拿到了北方，他个人是不同意的，中央1955年给予整个广东省城市建设的预算只有600万元，这连广州市都不够。
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已经有一些广州干部开始重新思考重组广州城市商业的问题。欧初和杨应彬都是其中一员。1956年欧初组织了一个小组，到广东肇庆专区调查自由市场的情况，“根据调查所得资料，我写了一份报告送交省委，总结开放自由市场的好处。”欧初回忆说。当时省委书记处下设两个办公室，欧初主管的第二办公室分管工业，杨应彬主管的第一办公室分管农业。
二人曾在交流中讨论到商业萎缩对于农产品和轻工产品贸易带来的严重牵绊。60年代，全国各地高、中级干部掀起一阵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60年代初，我又一次带一个小组完成了一份商品流通调查报告，指出计划经济在广州运行时的某些弊病。比如，北京分配到广东的物资，全部沿京广铁路运到广州重新分配，因而分到粤北工业重镇韶关的物资，又要沿京广铁路运回韶关。水上运输更是如此，货船进出港要办19道手续，停港超过18个小时，高度计划下这些浪费运输资源的情况在商品流通正常的时代不可能发生。杨应彬的那个组在调查另一个项目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欧初说，“两份调查报告一并上报，引起了广东省委的重视，省委决定由我在韶关进行试点，改善商业、交通和经营管理活动。”“后来，朱德总司令听了我的汇报，指示我们‘取消一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使商业流通与外贸工作相适应’，广州的商业重组才开始有了一个突破口。“
低迷和复苏
旧广州的新主人
1949年10月14日，爱群大厦迎来了新主人。
这座15层高的楼房，是当时广州市最高的建筑，建在长堤的中间位置。1937年开业的时候，爱群大厦就傲视同行。从小长在广州的老报人梁俨然回忆，当时爱群大厦的宣传是“全部钢材来自德国西门子；全部卫生洁具、电梯、楼梯是美国货；大厦内还有冷暖空调，保证四季如春。使用的餐具做工精细，有水晶盘，银制‘东美林’刀叉、饭盅等。‘东美林，是英国一家非常有名的餐具制造商，能用得起东美林的酒店，全广州就爱群一家。”
几个月前，爱群大厦曾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的“避难所”。立法院长童冠贤住2楼、甘肃省主席马鸿逵住7楼、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住8楼、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梦麟住14楼。有12个国家的流亡大使馆办事处租住爱群，走的时候狼狈得连房租都未付。当广州市军管会副秘书长杨应彬作为第一批接管城市的南下干部进入这栋广州的地标建筑时，他看到的爱群大厦破旧不堪：原来是露天花园的11楼，被白铁皮和木板钉搭成了舞厅、酒吧，已通风漏雨变成“水瓜棚”。酒店内餐具只剩下几十套，电线几乎全部损坏，玻璃窗破破烂烂，床椅家具大多断背崩角。 被分配到“广州市物资配售处”军管小组的黄毅也是进驻爱群大厦的南下干部之一。他回忆当时大厦里“乱哄哄的情况”跟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场景如出一辙。“参加接管广州市政府的干部，集中住在爱群大厦这座灰色的十几层高楼里。几百名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同住在一起，互相不认识。当时广州治安很差，因此制度很严，不准一个人随便上街。站岗的警卫战士只能凭人们戴着的‘广州军管会’臂章放行。大厦11楼成了大餐厅，整天供应膳食，凭军管会发给的餐券用餐，随到随吃。”黄毅和战友第一次乘上电梯到11楼餐厅吃饭时，走向南边的窗口，眺望珠江，“看到岸边停靠着无数的小艇，江中行驶着不少各种船只。广州的老百姓都是穿木底鞋，整个广州城都响着一片呱嗒呱嗒的木头敲打地板的声音。”
大部分马路上还陈设着街闸，这些广州本地人战乱时自卫的防御工事成为解放时广州城最为独特的景观之一。据梁俨然介绍，自制街闸用于防止国民党溃兵或者土匪在政权交接的真空期趁火打劫。“街闸由铁枝、大木头或者竹子扎成，拦在街道的入口。街道还组织自卫队，由街坊中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组成。他们会带着刀枪巡逻，不准陌生人接近街闸。”年近90的蔡景星是“老广州”，他回忆说：“在商业繁华的西关，一些狭窄的路段上，居民还用竹子搭建了过街天桥，以防止土匪抢劫后放火。西关商铺连绵，一着起来就很容易火烧连营。1938年广州沦陷的时候，永汉路两边的商店被土匪抢劫后放了把火，烧了好几天才停。编一座过街天桥，一旦火烧起来了，还可能有条逃生之路。”
南下干部给这座古老城市带来新风气，也带来了一些北方习惯。广州市文联名誉主席王建勋说：“因为1949年广州来了大量的南下干部，北方人也带来了一些生活习惯和口味的改变。解放前后，茶楼最大的变化是时间上的，以前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市了，解放后，因为北方人适应不了那么早的早市，大多数茶楼渐渐改到7点以后才营业。以前女人是很少喝早茶的，1949年以后，广州茶楼里的女人多了起来，这个风气也跟南下女干部有关。另外，馒头、烧饼这些老广州人不太吃的北方点心开始进入很多茶楼的茶点菜单里。”1949年11月11日解放军入城式时，家住文德路的黄少华当时才5岁，他说，他至今记得入城式里的两个画面：“一是广州本地人挥舞着花棍。那是中间挖出两道凹槽的木条，装上串满铜钱的铁丝，舞起来哗啦哗啦，很是热闹。另一个就是解放军这边踩着高跷走路，扭秧歌，队伍里还有两个战士扮成孕妇，表示是英雄母亲。”
瓦解下的旧秩序
旧的生活在慢慢瓦解。
在广州河南同德里的一栋占了四条街位的广式大宅终日大门禁闭。宅子的主人是清朝最后一任两广清乡督办江孔殷，民国后他还出任英美烟草公司总代理，一度积财千万。他的侄孙江沛扬说：“伯祖父家曾经非常阔气，甚至门口保安都不用本地人，特意从香港请来‘摩罗差’（印度警察）来看门，威风过人。”江孔殷的名声除了财富，还有精于美食。他家有很多家传名菜，最著名的一道就是“太史蛇羹”。但到1949年，这位清朝和民国时期都曾风光无限的省港巨绅已经过了他最好的时光。“他已经不再讲究美食，家里的厨师都被他辞退了。但文人的老派传统还没变。临解放前，家里人经常看见他一个人倚着栏杆，吟一些很伤感的诗句。”江沛扬说。
有一点门路的人很多去了香港，梁俨然是其中之一。1949年在《广州日报》做编辑部主任、兼任《中国日报》采访部主任的梁因为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成为失业人群中的一员，他投奔了一个香港的朋友。“临近解放，广州各家报纸对时局议论纷纷，言论不一。当时广州的警备司令叫叶肇，他在宋子文的授意下，把广州的十几家报馆合成一家《中央日报》，以便统一言论。报馆没了，很多同仁只好离开广州找寻生计，我去到香港一家电影厂做电影评论。”梁俨然回忆说。
茶楼里的画师雅集也停止了。王建勋1949年时还是一个小学的美术老师，他回忆了广州画师的变迁：“我学画的老师是赵少昂，他是岭南画派的第二代名画家，他的老师高奇峰是岭南画派的三大元老之一。当年十三行刚设的时候，广州街头出现了一批绘制西画的中国人，他们的画如同今天的明信片一样，被销售给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这些画后来称为“外销画”，随着广州口岸的繁盛而存在了一百多年，广州的画师和私人画室一直是伴随这种书画贸易成长起来的，一直到1949年还很兴盛。”“很多家境一般的文化人，在教师、机关办事员这类固定职业外，会选择学画作为傍身之技，也是广州很长时间的一个传统。赵少昂1948年在广州办过一个“岭南艺苑”，前后收了近千名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
解放前，广州画师既是艺术家，也是生意人，他们在广州是一个很大的交际圈子。“像岭南画派的三大元老，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跟广东社会的名流都交往很密，陈树人本身还是广州国民党政府的侨务主任。解放前，他们常常在广州一些像陶陶居这样的大茶楼和他们自己的家宅里面搞“雅集”，廖侠怀这些粤剧名伶也都是这些雅集的常客。”王建勋说。
解放后，大量画师去了香港。“香港成了广州文人和商人的聚集地。”王建勋说，“我的老师赵少昂也去了香港，把他的‘岭南艺苑’搬到了香港。随着私人的画室大批关闭，广东的美术逐渐开始学院化和专业化了，像我这样兼职学画的年轻人基本上很难再继续。”
茶楼里的文人雅集随着画师的大批南下消失，茶楼的经营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解放不久，茶楼行业开始实行公私合营。十几家茶楼饭馆合成一家，由其中最小茶楼的员工来主事，挑选新茶楼的名字。”梁俨然回忆，他的朋友冯明泉是广州茶楼界的老行尊。“他在解放前开了一家愉园菜馆，经营得非常有名。解放后，一家只有十几张桌子的永香茶居被指定合并愉园菜馆。永香茶居原来负责拎水的伙计做了经理，由他来决定合并后新饭馆的名字。这个伙计保留了愉园菜馆这个名称，但冯明泉从经理变成一个洗碗工。”梁俨然说。
广州流传久远的个体商业形式正在瓦解，由此产生大量失业人口。根据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谢涛的研究，刚解放时，广州市的失业人口近30万，约占到整个城市人口的1/4。在城市里，大量的失业人潮甚至催生了另一种娱乐的兴起，说书取代粤剧，成为当时广州城最兴盛的民间娱乐。“广州把说书称为‘说古’。”王建勋说，“它和粤剧不一样，不需要剧团，一个人就能说一台书，在50年代初，广州失业的人很多，大家白天就都聚集到公园、文化宫这些地方，打听工作，谋财路。而这些地方，都有‘说古人’固定的书台，像广州著名说古人当时就常在文化公园里设台说《水浒》。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就围在他们周围听书打发时间。” 1950年，唱粤剧的关国华从农村来到广州，他此前是广州乡间一位初露头角的粤剧新秀。“广州沦陷的时候，我就跟随父亲在广州开平县的兄弟班里跑龙套，混口饭吃。那时候，广州市的粤剧艺人都逃难到乡村，集中在一起演出，收入都用来吃饭。”关国华回忆。
“演出大多在晚上，演到天亮。请戏班去演戏的一般是农村露天赌场的老板。开场前，周围村庄的人在戏台前赌博。赌到11点开唱，那些输光了没钱回家的人就守着看天光戏。”到临近解放前，关国华已经在乡间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多扮演带点奸猾的小生角色。这个角色定位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我和红线女配过戏，她演秦香莲，我演陈世美。《沙家浜》里，我就演刁德一。”1949年，战乱时局让乡村人丁凋敝，兄弟班的生意也难以为继，关国华的父亲甚至因此饿死。
当关国华来到这个刚解放不久的大城市寻找出路时，他发现，广州没有乡村艺人的就业位置。而王建勋记得，此时的政府正提出“让广州人下乡，鼓励一些失业的工人返回老家，在那里靠土地谋生”。
到香港去就业
曹仲伦也是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他1949年8月从安徽来广州找工作，随身带的几块银元早就花完了，靠着朋友接济维生。1949年11月底，他和好朋友决定去香港碰碰运气。香港不仅是内地观望时局的文人和商人的接收地，也成为一些希望在乱世中谋到生路的老百姓的希望之地。
因为有钱人家大都跑到香港，1949年以后留在广州的人并不时髦。从天津南下广州的干部田玉珠还记得，偶尔去逛街，会看到本地女子指着她脚上的袜子，“觉得很新奇”。曹仲伦到香港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自己时髦一点”。“香港的朋友帮我买了一身新衣服，一件军装式的夹克衫，还有一条牛仔裤，这在广州来说是非常新潮的打扮，穿着上街觉得很神气。但没想到晚上洗了晾在窗户外，被小偷用钩子钩走了，让我懊恼了好久。”曹仲伦回忆。
找工作也非常不顺利。“我看到大公报上登出广告，警察署招考职员，我就去应试。看到来了大约有一千多人，黑压压站满了一个大操场。招考的规则是10个人站一排，招考的教官挨着看过来，决定中意的就把你抓出来。我没有被选中。”
几经周折，曹仲伦从失业介绍所得到了一份零工。“当时涌到香港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失业介绍所也不少。我在路边找了一家，交了三块港币，介绍的雇主是一个做纸牌的家庭作坊，在一栋狭窄的公寓楼房里，就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中的一家。工资是一个月5块港币，这点薪水是在香港生活的底线。我除了帮做纸牌，一天还要烧两顿饭。”
1949年的香港并不繁荣。曹仲伦记得，即使是香港的中心地带九龙也没有什么高楼，“马路边全是三层、四层的楼房，像当时广州不算繁华的人民南路。唯一显出繁华的是一些娱乐场所，晚上霓虹灯一闪，显出点国外的感觉”。在香港，曹仲伦第一次看到了好莱坞的招牌，“在九龙弥敦道，一块硕大的招牌，写着‘荷里活’。我当时联想到荷花池里的鲤鱼，还以为是卖鲤鱼的招牌”。
江秋帆的经历也是解放前后香港经济低迷的写照。他曾担任香港第一家海滨浴场的经理。他回忆说：“我的一个初中同学，解放前就去了香港，做英国绒的洋服生意，赚了很多钱。他当时考察香港市场，发现这个海岛居然没有游泳场，就请我去香港，帮助他建香港第一家海滨浴场。”
“投资用的股份制。我同学投了10万块，再拉上几个股东，一共凑了50万块。海滨浴场选了三个点，赤柱、浅水湾、中湾，都是离城区很远的地方。海滨浴场的消费比较贵，一个三口之家去玩一次，大概要花两三百港币，这是有钱人的消费。由于当时内地战乱，来香港避时局的人不少，但是有这个消费能力的家庭不多。海滨浴场开张后，通常只有周末才有生意。一年下来，亏损11万，只好关门。”
普通老百姓在香港的掘金之旅多以失败告终，很多到香港暂避时局的名人，生活也并不容易，马连良就是其中之一。
香港和广州的曲艺传输
马崇仁和父亲马连良是1948年底从上海经由广州到香港的。“当时我父亲刚结束在上海四个月的演出，演完之后，由于淮海战役打起来了，京沪铁路中断，北京也回不去了。父亲因为连唱那么多场，非常疲惫，中国大戏院的经理孙兰亭是我父亲的结拜兄弟，又是多年的业务伙伴，为人厚道，他建议我父亲去香港散心。我随后也跟着去了香港。那时候内地进出香港非常方便。买一张去罗湖的船票，再从罗湖坐火车到九龙。船路过台湾，在基隆停了八个小时。我和朋友下船，在基隆逛了逛。天黑了才到香港。”马崇仁说。
马崇仁第一次看到的香港“跟外国似的”，充满了在家乡北京看不见的景观：临海就是高山，山上都是房子，一到晚上全亮着灯。有一路电车弯弯曲曲开上山顶，但马崇仁坐了一次就不敢再坐，“怕高”。逛遍全岛找不到一家回民的饭馆，大街上跑的出租车空车居多，但开车的司机里，还能寻到些家乡人，“天津人最多，其次是山东人”。
到香港的第一场戏就是在娱乐戏院。“这是香港当时最好的电影院。楼上有个京剧票房，票友都是天台俱乐部的成员，按照现在的说法，都是大款。主席叫梁基浩。他们请我父亲露演几场，并保证大力支持。”
当时香港戏曲界还是粤剧的天下。马师曾，新马师曾、红线女等众多粤剧名伶云集当地，要想找一个完整的京剧班底却很难。“后来是陪我父亲去香港的上海中国大戏院经理孙兰亭表示马上回上海，带中国大戏院的班底过来。”马崇仁回忆。孙兰亭带来了大约40人，连龙套都是从上海过来的，这预示着，在1949年前后的香港，一场原汁原味的京剧演出成本很高。马连良在娱乐戏院唱了五天戏，“上座率很高，观众反映也热烈，喝彩不断，我父亲很高兴。五天演下来，总收入76000多元，在当时的香港娱乐业收入中已经破了纪录。”马崇仁说。
五天戏唱完就是圣诞节，圣诞节期间还出了个乱子。“我们在娱乐戏院唱完，从上海逃到香港的红舞女冯未英请我和父亲的琴师李慕良吃饭，被她在香港的‘包家’从窗户那儿看到了，叫了几个手下等在门口，等我们出来的时候，把李慕良打了一顿。后来我父亲找到杜月笙出面，才把这事了结。” 圣诞节后又去高升戏院和普庆戏院唱了七天。“这两家是香港的二流戏院。毕竟懂京戏的上海人就那么几个，上座率越来越差，前后各亏本18000元、26000元。香港市场养不活京戏，上海的京剧班底很快就离开香港。再挨一阵，我父亲让人把他的戏衣装箱，也押运回上海去了。”马崇仁说。
没戏可唱，马连良就靠举债度日。他在铜锣湾租下三楼一个单元，屋子里放着上下铺，家里人和琴师李慕良都住在那里。马连良平时深居简出，偶尔会会朋友，“也为方便以后借钱”。
“我记得父亲相熟的一个朋友叫沈魏昌。本身是中医，到香港之后，他不干老本行，办了一个电台叫丽地呼声，主要播放曲艺、京剧、地方戏。他在上海的时候就玩京剧，是个票友。经常给一家小报《罗宾汉》写稿。这家报纸被称为‘戏报鼻祖’，专门写京剧界的花边新闻。沈魏昌到香港后，干脆自己办了一本《大成杂志》，也全都是刊登文艺消息。当时香港这类消息的读者比较多。《大成杂志》的员工就沈先生一个人，但他经常出入戏院和片厂，认识很多圈内人给他供稿。”马崇仁说。
1949年5月，因为收到一个唱堂会的邀请，马连良又拍电报让人把他的戏装运回香港。“堂会唱一次能有几千块钱，但这种演出机会毕竟少，三两个月才有一次。”到1951年离开香港前，马连良已经欠下了近四万港币的债务。
“到1951年，只觉得来香港的人越来越多，我认识的一些上海朋友都说想找工作也不好找。我们倒没想过这些，除了唱戏我们什么都不会，只能尽力省钱，什么也不买。有时候天太热，顶多找个大酒店，来杯咖啡或者冰淇淋，一坐就是一天，就这样消磨时间。晚上则基本不出门。”马连良则越来越沉默，每次唱戏的收入是多少，家里开销多少，他都不和家里人讲。马崇仁说：“我父亲在香港住的时候，得了忧郁症。”
实际上，1951年之后国内的市场已经有所复苏，1950年前后到香港的艺人开始大幅回流。当然，也有来自政府的鼓励和动员。“1955年底，粤剧名人红线女和马师曾从香港返回北京，是当时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曾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欧初回忆，“广东省委专门在广东迎宾馆为他们安排专场演出，很多国家领导和将军都观看了。”
民生和投机
对战争的恐慌和个人商业的瓦解从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的四年间一直伴随着这个城市。当正常的商业遭到破坏时，投机行为开始弥漫这个城市。最混乱的货币领域成为投机商最青睐的行业。广州文史专家叶曙明回忆：“1948年以后，买卖申电可获暴利。所谓申电是上海与广州之间的汇兑，由于华中地区游资大量南逃，都是通过申电把大量现钞汇来广州，现钞在两地之间的供求关系一边倒，申电出现了很大的汇率差，差价在20%到30%。例如在上海交汇1000万元，在广州只收得800万以至700万元。因此，不少广州的银行经营者从上海、武汉等地乘飞机带现钞来广州。夹带私钞的方法千奇百怪，最富戏剧性的手法，是用鸡蛋、菊花掩蔽现金，一篓鸡蛋可以收藏现钞5亿元以上。”
与此相联系的，上海现钞汇不出，纷纷购入黄金，上海金价曾因而飞涨，与广州金价相差较大。广州黄金北运便有利可图，因而又出现金融投机人士纷纷乘飞机带黄金，解放前在广州民信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陈邦也亲身参与了这场蔚为壮观的金融投机战。“由公司的副经理和我，身穿特制银衣。这种银衣用帆布制成，衣身分格，每格藏黄金一条，外面再披上西服，一次可携带黄金数百两，乘飞机到上海。”
民间也发明了一些应对币值混乱的方法。前广州农工党秘书长陈本能解放前是广州市消防大队的地下党。他回忆说。“那时候一发薪水，第一件事就是去街边的找换店，把国民党发的纸币换成港币。金圆券已经成了废纸，逃来广州的流亡政府又推出了所谓“银元券”。两者的区别就是金圆券是红色，银元券是蓝色，但市面的物价一样飞涨”。
这些找换店多开在路边的骑楼下，“私人摆设的一个小柜，像内地修手表的那种玻璃柜子，一边做些糖果等小买卖，一边倒换各种货币。因为找换店的另一个名字叫‘剃刀门楣’，是指它一买一卖都要刮削，就好像门楣上装一把剃刀，一进一出都要被它刮一刀。当时这些钱档除了遍布各条主要马路外，在十三行这条短短几百米的街边，就集中了几十档”。
为了躲开剃刀门楣的盘剥，梁俨然有另外两种货币保值的办法。一是买金戒指。“我一发薪水就立刻去金饰店，把所有的钱都买金戒指。需要用钱时就拿金戒指去当铺换港币。那时候买一个戒指就送一个小的首饰盒子。到快解放前，我家里累积了好多首饰盒，别人看见以为我很有钱，其实所有盒子都是空的，都换了港币。”因为港币是市面上最稳定的实际货币，市面上所有物物交换都是以港币为终极目标，所以“我们把港币称为基数。一个金戒指可以换300个基数”。
茶楼是另一个保值的场所。梁俨然回忆：“在老西关的茶楼，喝早茶时，每个品种的茶食，都以铁牌标价，比如一个蛋挞三个铁牌。一个基数可以换十个铁牌。我领薪水以后，会去茶楼换一大把铁牌，这样可以保证第二天还能凭铁牌吃到茶食。所以喝早茶的时候，我们聊天说，现在一间茶楼比一个国家的银行、政府更有用啊。”
到1950年，通货膨胀仍然没有完全消除。“我的薪水是一个月60万块，新政府发行的货币也是一万块一张。”梁俨然说，“直到剃刀门楣被取缔后，广州的币值渐趋于稳定。到1952年，拿一万块去公家的银行可以换成一块人民币。”
复苏的新娱乐
广州解放后的第四天，广州人发现以前收听的广州广播电台的频段已经被广州人民广播电台代替，三个私营电台的频段也已取消。收音机里第一次传出一个清脆婉转的普通话女声，在长达13个小时的播音时间里，反复宣读《告广东人民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和军管会各项法令政策。
这个广州人还很陌生的声音来自田玉珠。她是广州市解放后的第一个播音员，女儿开玩笑时会把她比作“广州的邢质彬”。从1949年10月18日起近两年的时间，她的声音几乎每天陪伴着广州人。在这段时间里，田玉珠和同事不仅要安定这个正处于新旧交接混乱期的城市，还要为市民提供一套全新的、与新政权相匹配的娱乐节目。 田玉珠是10月17日晚上进入广州城的，第二天就被派到沙面接管电台，她如今还清楚地记得电台的位置：沙面小岛上，肇和路67号。“沙面岛解放前是外国使馆区，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在。电台在广州沦陷时日本人建的一栋小楼内，最初是日本人的电台，后来国民党接收后，成为广州市唯一的公营电台。小楼邻近江边，江水很清，晚上还有人去江里游泳。”田玉珠回忆说。
接管电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台号。“原来电台叫‘广州广播电台’。领导提醒我，一定要加上‘人民’两个字，显示和旧社会不同。因为人手不够，台里当时还留用了一批国民党时期的电台播音员，她们不能播重要新闻，只能播娱乐节目。比如新闻和政令中间，会插播一小段西洋音乐，她们负责每首乐曲的解说。”田玉珠说。
政治上的严格把关在当时来看很有必要。“有一个留用的播音员，她丈夫是国民党的一个空军。她报台号时就总不加‘人民’两个字，还是坚持说‘广东广播电台’。提醒她很多次，她都说忘了。后来原本要逮捕她，她事先知道风声，让留用的私营电台的技术工人帮她把要播的节目事先录下来，趁录音播放的时候，她逃走了，后来去了香港。”
除了每天滚动播出重要政令新闻，田玉珠和同事还要想办法发明一些新节目，以取代旧电台的广式传统娱乐。“原来国民党时期的电台节目不能用，我们都要用新的。当时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请一些学生来电台教唱《东方红》、《国歌》等革命歌曲，出了什么新歌就教什么。每次教歌节目的最后都会预告下一次教的歌曲名称，方便听众找到歌谱。因为很多广东人只讲粤语，这个节目也趁机推广普通话。在教歌之前，我要把歌词整个用普通话朗读一遍，称为正音。”广东人听粤剧，但刚运行的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放粤剧比较少，仅仅转播红线女等有名的粤剧艺术家的演唱会。“因为一切都要是新的，要显出跟旧社会的不同。”田玉珠说。
到1950年初，田玉珠和同事们已经为电台运行起了一套完全属于新政权的节目：早上6点开台，开台音乐是《东方红》。早晚6点，中午12点和晚上10点是整点新闻。其他时间是各种各样的娱乐节目。他们为广州带来了很多非本地特色的节目，比如侯宝林的相声、话剧、苏联的诗歌。中间会随时插播发现特务的紧急消息。晚上10点还会有整点提醒：听众朋友，现在是晚上10点，时间太晚了，请把收音机的声音转小一点。“这是我们发明的。”田玉珠自豪地说。
关国华则在政府组织的另一个重建新娱乐的运动中找到了自己在新政权下的出路。他参加了“送戏下乡”粤剧团队的招考。“考试分为两部分。首先考政治。比如国旗上的五颗星各自代表什么？通过政治考试之后，才考艺术。一个团有5个小队，每个队最多21个人。”关国华回忆说。
“下乡的演出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1950年广州开始土改，我们都演现代戏，配合斗争地主嘛。”关国华回忆说。《白毛女》的演出场次最多，“演完之后马上拉地主上台批斗。当时还有个法庭的庭长跟我们一起，民愤比较大的地主，批斗完就拉到离舞台几米远的地方枪毙”。关国华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曲艺道路是从配合运动起步的，此后，“四清，集中干校，大炼钢铁，我都参加演出。所以我开玩笑说，我是个运动员，不是个演员”。
刚解放的几年，广州的戏剧表演被现代戏一统天下了。为了应对时局宣传需要，在短时间内，有大批的剧作家参加到“现代戏”的创作里来，王建勋也是其中之一。他说，为了编剧，他在那时候接触了不下一万个新老剧目。土改运动，集中起来的年轻演员加上新编剧，给这场戏曲空前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被我们称为‘广州粤曲的黄金十年’。在这个气氛和热情下，以红线女和马师曾为代表的这批在香港的名伶回来，更让广州戏曲市场有了灵魂。我记得到1954年为止，广州一共有五个最有名的民营剧团（珠江剧团、新世界剧团、南方剧团、东方红剧团和太阳升剧团）和七个大的剧场。这些剧团都是私人性质的，自负盈亏，那些大腕台柱是剧团的核心，他们自己负责找剧目。那个时候竞争非常激烈，每个剧团都靠自己主推的流派来争取票房，‘新世界’就是擅长武打戏，罗品超的‘珠江剧团’以爱情题材的古装剧见长，而‘太阳升剧团’开创了罗家堡的‘虾腔’，以《柳毅传书》一剧走红。这些剧场基本上场场都满座。”
从省委到田间的跳舞风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全国各地兴起跳舞风，广州也不例外。省委机关也经常举行周末舞会，以活跃文化生活。欧初回忆：“平时办舞会的地点，就在省委礼堂旁边的一个小会议室。遇到一些特殊情况，舞会改在省委办公大楼的五楼会议室举办。”
解放后，毛泽东曾八次来广州，有时也参加舞会，欧初多次陪同。他回忆道：“省委办公厅为毛泽东安排舞会，通常准备一个十几人的小乐队，由广州市曲艺团团长黎田任指挥，按表演广东音乐的要求配备乐器，实际上舞会中演奏的乐曲以《步步高》等广东音乐为主，中间有时穿插一些小型表演。当时名演员红线女，曾到省委五楼陪毛泽东跳舞，还唱了一曲《卖荔枝》。”
“参加舞会的人都把与毛泽东共舞视为无上光荣，每次毛泽东一坐定，便纷纷有人争着去请他跳舞。毛泽东到场，通常只跳五六支曲子，前后约一小时就离开。办公厅事先打好招呼，陪毛泽东跳舞的人转到另一位舞伴前就自动离开，由下一位舞伴接手，这样一来，每奏一支曲子，都有几个人得到陪毛泽东跳舞的机会，皆大欢喜。”
“在广东省委跳舞的时候，毛泽东一般很少说话。他的舞姿像走路一样，很有个性。”这和欧初看到的其他领导人不一样。“五六十年代，每届全国人大会开会期间，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都到北京饭店参加晚会，与王人美等著名文艺界人士跳舞。他们跳起舞来与舞伴谈笑风生。”
跳舞之风从市委大院蔓延进民间。“我就是在土改的时候学会跳舞的。”华南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李育中说。50年代，李育中带着一批学生在广州郊县进行土改，最盼望的两件事就是开会和跳舞。“开会集中在白天，内容无非就是小总结、大总结，但因为土改很苦的，开会才有东西吃，所以我们还是很喜欢开会。”李育中说，舞会多安排在晚上，“经常跳的是三步四步。曲子五花八门都有，只要节奏能合得上三步四步的都可以，我记得当时经常用的曲子有西洋的圆舞曲，还有《何日君再来》”。
跳舞之风一直到快“文革”的时候才渐渐淡下来。欧初还记得一场特殊的舞会：“大约是1966年10月中旬，主持省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林李明打电话找到我，要我到小岛参加一次舞会。我正为应付串联、造反的红卫兵忙得焦头烂额，心情相当恶劣，就说，现在还开舞会，不怕红卫兵批判我们吗？林李明说，陈老总来广州主持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是他要跳舞。”后来欧初硬着头皮去参加，看到陈毅准时到场，跳得兴高采烈。当时全国“破四旧”风潮正烈，在红卫兵眼里，跳舞是资产阶级的腐朽行为。批判的矛头也指向中央的老革命，陈毅却不为所动，让欧初佩服不已。
（摘自《进城：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理解1949年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1949年，共产党面对的复杂现实不能简单归结为任何单一的模式，他们在管理上所要面对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本文作者在《进城：1949》一书中，选取了六个城市作为新政权接管和改造的观察样本，这在研究新中国建国历史的著作中，当属先例。本刊将向大家逐一进行介绍，以飨读者。
1949年10月极为短暂的几天里，广州与一个全新的国家对峙着。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而广州直到两周后才被解放。
“老根据地”、“新解放区”和“后解放区”的表述仍然出现在1949年底1950年初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文件之中。它们也清晰地界定了在地域广阔的国土上，不同地区所处的不同历史时刻。到1950年初，大部分老解放区早已彻底完成了土改，建立了可运行的政府，开始着手解决更为现实的经济问题；新解放区在建立政治控制和基层组织网络上迈出坚定的步伐，而在广州这样的后解放区，任务则刚刚开始。
1949年的广州处于时间和空间两种惯性的推力之中。一种惯性来自于这个商业城市本身。张实杰的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三八二团是解放广州的先锋团，他的士兵们在攻下广州的当天晚上，住在珠江的沙面小岛。年轻人禁不住好奇结伙跑出沙面岛外，打量这个夜色中的古老城市时发现，零星的枪声还没有完全从市区消散时，长堤上宋子文的“农民银行”对面一家广式茶楼就已经把“烤乳猪”挂了出来。
张实杰在进城后的第二天，骑着他的战马从沙面岛往北，到火车站，又向东转到天河，把旧广州城转了一圈。“我想比较一下广州和天津这两个城市。”现年87岁的张实杰回忆说。这位战功卓著的开国少将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场重要的解放战役，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而在他的印象里，所有大城市中，广州的生活图景最为鲜明，即使是在新政权刚刚接管的交接时期。“很难想象，战争结束的第二天，长堤就站满了小贩，试图向士兵和军官兜售从香港那边倒手过来的手表。”他说，“你能感受到这里的气氛，商业串联了这个城市的各个阶层和各种生活。”
在漫长的历史中，贸易和商业很少在这个城市真正中断过。和上海不同，广州的商业传统里，分散、个体化的特征更显著，它的生命力更为顽强。“广州历史上商业的突飞猛进也常常交织着一连串毁灭性的打击。”地方史研究者蒲向民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侵占、后来的黄巢造反都曾给这座城市带来过灭顶之灾。”如果广州仅仅是一个行政中心或军事重镇，任何一次类似大的灾难之后，它都很难被重建，但事实上，广州城数次崛起于废墟中。商人们恢复生意的个体动力，以及这种繁荣贸易中可以获得的税收都足以使商人和地方官有共同的勇气去复兴广州城。
20世纪初，军阀政权也曾一度想把广州建成工业和商业的双中心。他们制订方案，疏浚港口、发展铁路、建立电厂，尽管广州不乏资本和人力，却一直和“工业城市”渐行渐远。在1949年新政权接管这里前，经常性的政治动乱令中外商人对工业发展项目的长期投资感到沮丧和无望，大部分有钱的华南商人宁愿投资于可以获得更快回报、更有利可图的商业投机。“城市自我发展时积累了更大的惯性。”蒲向民说，“对外贸易刺激了农业、手工业产品的发展，运输茶叶以及后来运输其他货物到广州的新商贸线路的开通带动了广东内地的繁荣，然而，这些商贸活动中获得的财富并没有像上海和香港那样投入到近代工业的工厂中，而是流入富人的精致生活，和投入到更为多样的商业网络中。”
而另一种惯性，由北至南，它来自于新政权带来的国家使命。到广州被攻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城市接管程序和思路，作为商业城市的广州必须要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揽子全盘计划之中，它要延续新政权从过去一系列城市接管里积累的经验，在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它必须以那些顺利完成任务的“老根据地”和“新解放区”为榜样。广州是第四野战军建立的中南区的一部分，中央的很多指令从北京到武汉，再由武汉传达到广州。
负责接管广州的高级干部都是在解放北方大城市中身经百战的官员。叶剑英在到广东赴任前曾任北京市市长，他带来了有经验的公安干部——谭政文；朱光，广东地方干部中最重要的代表者，曾在新解放的长春担任一段时间金融经济方面的职务；广州另一名主要官员——陈志方几个月前在上海军管会任职；南方游击队领导人古大存的儿子古关贤被委以重任，也是由于他有着多年在哈尔滨的工作履历。
两种惯性同样强大。前者要求分散，后者要求集中。前者依赖那些在广州商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私人组织，它们基于同乡、同宗等广泛的私人联系；后者依赖能控制经济变革的政治组织，而它们的增长不可避免地要求侵入以前属于私人的领域。
时任广东省省委副秘书长、后来担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欧初，最为直接地感到了这种分裂感。解放前欧初是当地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粤中纵队的总司令，他出生于广东中山县，一个典型的广东“侨乡”。因为“粤中纵队”活跃的地区基本上都是诸如中山、开平、新会、台山、鹤乡这些历史悠久的侨乡，“粤中纵队大约有16000人，可以说就是‘华侨子弟兵’”。欧初说，在远离解放军主力部队的游击斗争年代，华侨是革命的支持者，华侨资金是游击队生存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华侨的私人资产也是革命者的保护对象。但在1950年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土改”中，按照北方经验，这些阶级定位模糊不清的华侨地主，却是土改专政和剥夺财产的对象。事实上，更高的商品化程度和商业带来的资源充分流动让城乡界限在广州并非像在北方一样泾渭分明，许多广州富农和地主都将剩余资本参与到城市的商业活动里来，这使得农村地主的利益深入城市；而从城市商业贸易里起家的工商业者也在农村拥有土地。“华侨”是这个“双重身份”阶层的典型代表。这是广州商业高度发展后的产物，从资本自由流动的角度看，它对城市商业的好处不言而喻，但这却成为当时新广州主政者的现实难题。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在这类重大命题的困扰和碰撞中重新寻找并发现广州城新的生命力所在。50年代，当新政权成功地将分散在广州如毛细血管般的商业管道里的利润集中起来时，人们又不得不面对这座城市旧有商业传统断裂和民间活力丧失的危险。60年代，地方政府中已经有人开始进行矫枉过正的修复，努力复兴这里古老的商业传统。这个寻找答案的过程一直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直到1978年才渐渐清晰。 重组商业传统
南行
广州可能是阎锡山军阀生涯中最难堪的一段日子。从1949年5月他到这座城市以来，感到最多的就是冷清和苦闷。“阎锡山的专机在广州机场降落，秘书长贾景德带领方闻和十几名随都迁穗的晋籍立、监委，国大代表，还有几名当地党政机关的代表到机场迎接。阎锡山看到不满50人的欢迎队伍里多半是晋籍的熟脸，不无感慨地说：‘广州人看来很少吧？”在阎锡山广州组阁期间任行政院简任秘书的夏风回忆说。从3月份起失去山西开始，阎锡山就一路南行，到广州后，他写了首伤感的《游海珠桥有感》：“钢骨水泥兮，合作坚牢。孤雁南飞兮，哀鸣嘐嘐！”
直到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院长，广州的书报摊上还有出售一期美国《时代》杂志，在扉页上刊载一帧阎锡山在太原时由美国记者拍摄的照片。他穿着长袍，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把一盒装有四五十支的注射针剂（杂志上解释是氰化剂）倒在桌面上；照片下写道：“誓与太原共存亡的阎锡山将军现在安然无恙地活跃在广州政坛上。”
阎锡山住在广东省政府的东山招待所，达一个多月。他占住一座别墅式的小平房，两房一厅带一个丁字形前廊。他自己住一间大房，一般来客就在床前座谈。张逢吉和贾副官住在小房间，随从文书卢学礼就在张逢吉床头办公。“我和其他随从人员平时都挤在客厅里。”夏风回忆，“为了活动的方便，阎锡山在靠近珠江的东亚酒店五楼包了个大套房，作为秘密议事处所，并在它附近的新华酒店三楼开了几个小房间，安顿随员和招待过往的晋籍人士。”这些阎锡山的随员和晋籍人士，都在东山招待所食堂打着他的招牌开饭，最多一餐曾开过80客。招待所多次表示不欢迎，并在别的客人前称呼这些人为“难民”。
广州在和一个全新的国家互相对峙，尽管这种对峙对双方而言都已经不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阎锡山筹划了一个叫“反共救国大联盟”的组织，“他试图抓住两广的实力派，包括士绅、商界名人以至青红帮会道门的头目，以使该组织在两广立足。”蒲向民研究了这段时间的广州史，他说，“阎锡山还接受他的秘书长贾景德建议，和‘CC派’（由陈立夫、陈果夫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全称‘中央俱乐部’）上层分子共同发起这个组织，借‘CC派’的活力才能打开局面。”这个早就注定无法得到任何广州工商界资本支持的计划，和广州内阁昙花一现的“银元券”计划一样最终失败。国民党所谓新内阁没有带来这座城市的任何改观，大批商人离开广州前往香港，港币在广州横行天下。10月以后，这座“空心城市”开始等待他的新主人。
很多南方游击队领导人带着各自的队伍听到庆祝建国的鞭炮声后，开始从山区向广州急行军，他们走到半路，鞭炮声再次响起，广州解放了。年轻的郑黎亚就是这些游击队员中的一位，她跟丈夫杨应彬时隔数年后的重逢已经是在广州的爱群大厦里。
1949年10月，爱群大厦这座广州解放前的地标建筑一度成为接管官员和南下干部们初入广州的据点。“当时治安较差，因此制度很严，不准一个人随便上街，大家都在房间里看接管手册。我住在七楼，几天后，别人问我，你们夫妻见过面没有？我这才知道，杨应彬在爱群大厦的四楼已经住了小半个月了。”新的分工已经传达：郑黎亚的工作是接管广州珠江南岸的纺织一厂和二厂，曾任粤桂边游击纵队参谋长的杨应彬进城后新的职务是广州军管会副秘书长。
四野南下推进的速度过快，从北方远道而来的战士在过江之后就明显表现出了身体上的不适应。首先是连绵不绝的潮热。时任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三八二团团长、解放后任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张实杰回忆说，“很多士兵得了疟疾，打摆子”。三八二团是解放广州的先锋团，人民解放军对南方的梅雨天气也毫无准备，他们没有带伞，更没有带防暑的药品，不少士兵出现虚脱，一头栽倒在泥地上，就再也没有起来。
“路上找不到水喝，南方路边很多池塘，只有喝下雨积下来的塘水。因为成天湿地行军，穿的又是布鞋，大部分人的脚都溃烂了，南下部队只能在江西宜春休整一段时间。”马世诚回忆说，他当年是张实杰的一个部下，三八二团民运科的战士。即便胜利在望，艰苦岁月依旧没有到头。他说，行军囊中没有蚊帐也让他们大吃苦头，在数个彻夜难眠的夜晚后，一些士兵把被子里的棉胎扯出来，把被罩当睡袋用，然后用部队临时发的小雨布顶在头上，以抵御蚊虫侵扰之苦。
四野此时的口号鼓舞人心：“打下广州，解放全中国！”“我们群情振奋，心里都在盼着，大家都以为打到这儿是底了。”马世诚说，“结果广州还不是‘底’。”马世诚所在的这支部队进城不久就接到了继续进军海南岛的命令，他们在广州只作了短暂的停留。三天后，广州解放的“进城式”由四野另一支部队四十四军一三二团负责。
从江西到广州，张实杰称一路跟他们纠缠的白崇禧部队为“广西猴子”，“情况和当年国民党围剿我们的时候正好相反，一路上，是他们跟我们打游击”。张实杰回忆，作为游击战术的创造者，在到广州之前，解放军部队竟也深受其苦，“他们一小股一小股地来，打几下就跑了，我们追又追不上，‘广西猴子’爬山爬得快，我们爬不过他。过几天又来了。”“为了堵住广州的守敌和国民党高官，我们开始丢掉包袱急行军，一开始，白天行军吃了李宗仁‘蚊式飞机’的亏，接连的轰炸导致损失了不少战士。”
干部
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区和根据地干部的整合问题产生了不少困难，广州的问题最严重。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说，中国南方的斗争比北方更困难，因为国民党的根基更牢固，南方的阶级关系更复杂。这点在1949年10月以后的广州一再被验证。
当年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朱光秘书的李祯荪以他长期从事游击战的梅州为例说：“广州曾是国民党最初的首都和黄埔军校所在地，它对周边的辐射力很大，我们这些地方，比如梅州，国民党多、共产党多、华侨多、知识分子多，这四种关系彼此交叉，一些私人关系甚至超越党派和阶级，处理不好随时会带来很多麻烦。”“很多干部相信，挑选叶剑英担任广州地区负责人，是因为他是中央为数不多的广东人之一，过去在广州又有深厚基础，他有能力处理好这四种关系。” 解放初任广州军管会副秘书长的杨应彬回忆说，叶剑英南下时，曾对毛泽东讲过，广东是“水尾田”，庞大的南下队伍大军到了广东就不剩下什么了，但是广东自己有很大的水源，就是当地干部，因此接管广东要充分利用后者。
实际上叶剑英的反映不仅是在使用干部问题上向中央的进言，也是广东既成事实的客观现状。曾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欧初回忆，在广州解放前，广东省1/3的地方已经建立了民主政权，这些游击队在解放战争期间就与地方群众、士绅关系紧密，同当地人知根知底，因此在南下大军到达广东前，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就地任职，“我们许多干部都留在当地，像开平、台山的县长、副县长，都是原来游击队支队的负责人。”
在广州，四大群体解放后被整合于一个大的接管工作组之中，这四大群体即北方南下工作队，广东游击武装，来自广州和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员、青年团成员，以及留下工作的国民党官员。“但很难说，这些干部之间都能配合默契。”地方史研究者蒲向民介绍说，“随着1927年革命的惨痛失败，一小部分共产党留在广东从事地下工作，直到1949年，他们和中央几乎完全失去联系。尽管1949年前，一些广州人在香港和党联系上，曾生和他的东江游击队以及其他四支游击武装被完全纳入解放军编制，但广东游击运动的地方特点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更关注的是地方，党的会议上使用的语言是方言——潮州话、广东话和最普遍的客家话。”
最初的整合来自于从中央至地方、自上而下的压力，南下干部们和其他背景的干部被要求相互间迅速熟识。“早在1950年，广州接管工作刚刚启动不久，学习普通话的运动就已经在这个城市的执政官员中全面展开，中央期望所有地方官员在几年内学会使用普通话。”蒲向民说。
不可否认，语言交流只是表面上的，它在1950年代还无法解决更为本质的分歧。在一个巨大的商业城市，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一定程度上的分歧难以避免。比如，基于个体利益的传统商业繁荣，对地方和民间财富有利，但它明显影响了中央对物资和资金的集中和控制。
另一方面，正如叶剑英所说，从东北组建的南下干部团，由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构成，这批人南下到广东时已经所剩无几，解决办法是从沿途解放城市临时补充吸收。第四野战军在1949年中期着手从天津的大、中学校里招募学生和各种专门技术人员，8月，这个完全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南工团”在武汉进行了重新编队，以广东为目的地的一千多名队员从九江南下，10月初抵达赣州。但在一部分广州干部看来，这些比他们年轻得多的知识分子，是“坐火车下来的”，没有经过数十年山区艰苦斗争的考验，也并不了解当地情况。
建国之初，地方上有限资金的使用方向，成为中央和地方发生分歧的第一个方面。除了势在必行的“海珠桥”复建，在很长时间里，整个广州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大型市政工程。“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这在1950年前后的北方城市已经奉行多时，这个背景下，各个地方城市都被要求勒紧裤腰带。省委机关大楼的建设几次提上议案都被推延，最后在反复确定预算后才动工，广东省委和它的前身华南分局机关，原先一直在小岛以西的一群平房办公。欧初回忆说：“后来随着行政人员增加，房子不敷使用，省委决定建一幢五层的办公楼。为了将建筑成本压在人民币100万元以下，陶铸带我与工程设计人员多次实地开会讨论，决定楼顶不用琉璃瓦，每层楼的高度降低一寸，同楼一至四楼地面只用水泥批荡而不铺瓷砖，五楼是常委会议室，地面只用普通方砖，压缩预算才达到了目标。”“大楼建成后，其实还是很紧张，这里容纳了当时广东省委几乎全部机关。我们几个正副秘书长，与其他干部一样，五六个人共挤一间办公室，五楼则成为广东最重要的决策场所。陶铸曾说，上到省委大楼五楼，‘厅长厅长，只听不讲’，批评厅长们到此通常只听传达，很少发言。”
相比之下，为了让城市尽快从战争结束的过渡状态中走出来，广州地方干部更乐于也有动力把钱先花在一些大型的公共建筑、开辟公园上，以体现一个新城市的新气象。“广州解放前城市的卫生状况很差，朱光上任后主抓了很多大的市政工程项目，希望把城市的外观搞上去。”李祯荪回忆说，“广州1950年开始在珠江南修了一批房子，用以把广州市6万多常年在船上生活的‘水上居民’移民上岸，这个用以改善珠江生态和船民生活的浩大工程实在是很不容易，它花费了广州政府很大一笔支出，要知道，当时的财政并不丰裕。”朱光的另一项举措，是针对广州每天产出、遍布城市角落的生活垃圾，李祯荪说，“在主张修建越秀山体育场之后，他还主持市政部门投了100万搞了一个有机肥料厂，希望利用一种新技术，把生活垃圾变成肥料，但因为技术上的难题没有解决，这个工程拖延了很长时间。”这个难产的市政项目最终因为中央的阻力而不了了之。
“在中央看来，这些地方工程注重表面，而不是增加产品产量。”蒲向民说，1954年中央公开批评广州新建的30万平方米的工程中，还不到10%用于生产性企业。于是，代表中央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在当年就宣布两年内广州任何党政机关原则上不再修缮宿舍、住宅以及非生产性的公共建筑，任何单位的领导以这样的方式浪费款项都要受到惩罚。“陶铸在一次省委的会上也点了朱光的名，说他是个‘小资产阶级领导’。”李祯荪回忆说。
土改
更直接的冲突，是在土改问题上。从1950年10月广东土改委员会成立，广东省1/3的干部、中南局将近1/4的干部都直接参与到1950年在广东开始的大规模土改运动中，在土改运动结束前，土改工作队的成员大约有12.3万人。“市政官员直接参与到土改运动中，这部分是因为广州市当时还管辖着由73个村组成的相当大的农村地区，还因为珠江三角洲的地主有很大一部分在广州有商业利益。”杨应彬回忆说，广州土改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是个农村问题，它还与城市经济的高度交叉。
土改的推进要依靠广州地方干部来执行，土改的试点选择的是兴宁、龙川和揭阳三个革命基础最深厚的县。“把这三个县作为广州土改全面启动前的试点，也是因为这三个县曾是游击队的基地，当地有强有力的共产党组织，这里被普遍看成广东引进新计划最好的实验田。”杨应彬当时担任龙川土改分团副团长，他回忆说，当年的口号是“全省着眼，三县着手”，但土改的方案是依据中南局做出的统一规划，他们对所辖各省土地产权做一个大略的调查后，部署了详细的土改计划。中南局估计，大约3.5%农村人口应划为地主，而这些地主控制着大约30%到50%的可耕地。 然而，广州的城乡结构恰恰跟全国其他地方有着本质的差异，这使得这里的社会结构比北方城市更难划分明确的界线。“广州经济高度商品化，土地占有量明显比北方少得多。典型的地主是小地主，通常很难把他们和非地主严格地划分开，因为许多土地拥有量超过其耕种能力的人本身也耕作土地，这些土地又有很多是族田或祖地，不容易把族长和地主等同起来。”蒲向民说，“另外，从事商业的地主到底划分为地主还是资本家？当时政府为了恢复城市商业，对资产阶级仍是‘劳资两利’的温和政策，这和对地主的严厉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在广州，这两个阶层很可能就是同一人。”
以中南局的统一标准来推行广州土改显得过于严苛，广州的地方干部也不愿意因为土改伤害到城市亟待恢复的商业秩序，在广州，的确已经有不少隐匿不了财产的工商业地主，逃往香港，把在广州的店铺关门了。
更令中南局失望的是，三个土改的试行县，不仅没有成为“排头兵”，反而成为土改推进最缓慢的地方。客观说，这些从地方上崛起的游击队干部在过去得到乡绅、华侨支持，很难真正对广东的地主们撕开脸面，从他们手里强行收回财产。甚至很多干部家里本身就是华侨，也是土地的所有者。“我们很多团以上的干部都是侨乡出生的，粤中纵队的副政委谢创是开平人，他本人以前就在美国做工，也是在美国加入共产党，后来通过第三国际把关系转过来。”欧初回忆，广东华侨通常第一次回国，都会在家乡购置土地，修建房屋，开平的华侨还修筑了赫赫有名的碉楼用以保护地方利益，这些华侨在广东的家中不光有大量现金，往往还存储有从美国购买的卡宾枪之类的先进武器。“当年我们在解放战争期间，在资金和武器上，得到了不少华侨的帮助。”欧初说，因此，注重保护华侨利益也是南方游戏队的传统之一，但土改期间，广东干部普遍感到了窘迫。
另一方面，处理华侨占有的土地是比处理工商业主、地主更令土改委员会棘手的问题。当时，整个广东保守估计有接近1/3的家庭有各种各样的海外关系，他们占有全省1/5的土地。“如何分辨华侨在海外的身份是劳工还是资本家？如何确立从海外财产中获益的华侨家人？”杨应彬回忆他在龙川的土改经历说：“由于我们觉得这是试点，比较稳，没有扩大打击面，后来有人批评三县土改‘和平土改’，总团长李坚贞听了之后很不服气。”
但在中央看来，地方干部显然对地主和富农们过于宽容了，他们并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土改政策。他们遭到来自中央的严厉批评，中南局的机关报《长江日报》发表社论《再论广东的农民运动》，认为广东土改是右倾。“中央批评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是三只‘乌龟’，土改里行动最慢的，而1952年，其他两只已经爬上去了，就是广东掉在后面。”杨应彬回忆说。
时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的方方于是要为广东在土改上的错误承担责任，担任方方政治秘书的杨应彬回忆说：“1952年4月，方方和中央从广西调至广东的陶铸，去北京参加会议，我随行前往，但不列席。我们住在北长安街叶帅的家里。第一天开会后，方方告诉我，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毛主席在会议一开始就点名批评说：方方，你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农民运动右倾，二是干部政策上的地方主义。”
对广东土改错误路线的整顿开始和对广东“地方主义”的整顿交织在一起。于是，大约有1630名北方军队干部在广东的8个县接受训练，以替代广东本地干部参加下一步的土改工作。“到土改在广东最后结束，大约有6000名北方干部取代了当地干部，一举扫除了土改第一阶段的妥协情绪。”蒲向民说，“强硬的土改是否伤害到了广东旧有城乡关系下的商业系统，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影响；更直接的是，它使广州地方党组织发生了深刻变化。”从1952年开始，广东被重新划分为五大地区，新的组织结构——省区，比以前的行政管理结构——专区要大，使得新任省委书记陶铸对包括广州在内的广东各市县更易做出统一指挥了。
出口
广州的重要性，不久就显现出来了。
“建国后，我们对外贸易基本上就是两条腿，一条是对‘苏新’（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贸易，一条是对资贸易。”建国后在粤海关任职的吕健行说，“前者以重工业贸易为主，出口机器和一些重工业材料，但苏联的重工业本身很发达，依靠这部分创收外汇很有限，因此实际上，后者在当时的背景下才显得更为重要。通过广州这个口岸，经港澳，出品土特产、食品是当时更重要的创汇渠道，尽管这些出口产品的单件价值不高，但数量很庞大。中国当年有近一半甚至更高的外汇收入来自香港，而它们要全部经由广州。”吕健行在国民党时代就是广州海关一名官员，作为最早引进西方文官制度的海关系统，从国民政府时期就有三年一届国内调动海关官员的传统，1949年，在重庆海关转正不久的吕健行刚被调到粤海关，新的时代就开始了。
解放前后最早充分利用这个通道的是急于逃出国内的民间资本。“上海、江浙一带的官僚资本和市场游资大量南流，通过广州，经香港流到境外。”吕健行回忆，“当时‘申电’成为最流行的金融衍生品，这种上海对广州的电报汇款，实际上是把国内资金由旧政府的货币变成港币后流入香港，再利用香港的自由金融市场就地投机，或转移至国外。在1948年到1949年初广州的银行、钱庄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三角套汇关系。”解放后，这个通道的价值被新政权再度利用。
广州解放入城式举行的前一天，马世诚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继续从广州向南出发，收复香港、澳门，“我们走了三天时间，到了‘深圳河’，因为天热，大家到那儿就都下河冲凉了。”马世诚回忆说，“就在这时候，部队通讯官突然说上面有新命令，不让继续前进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马世诚才从他的上级张实杰那里了解到那次行军被意外叫停的真实原因。“解放后，部队的老战士重新聚会，张将军才告诉我们，当年，是潘汉年和廖承志二人向中央进言，认为1949年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当时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唯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唯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 潘、廖二人的估计事后被证明十分准确，吕健行说：“因为香港转口贸易的急剧萎缩，香港政府对禁运采取了两面政策。它不断颁布法令，扩大禁运范围；但在美国的压力稍微放松时，对商人申请出口的‘特定物品’，暗中批准出口。在对向中国内地走私的管制方面，总的来说是时紧时松。因美国派人监视，1952年夏管制较严。但到了年终，香港政府又想出办法，工商管理处用出口禁运品可以不予存档的办法，来对付美国监视。”“这为内地开创了一条宝贵的贸易通道。除了像霍英东这样的港澳华商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商人也以港、澳为基地与中国内地进行公开或秘密的贸易。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也未完全禁绝，仅就美国官方1952年的统计，这一年美国从广州口岸输入中国的货物就价值2770万美元。”
这样一来，广州就成为中国政府获取禁运物资和筹措外汇最重要的前沿阵地。“为此外贸部专门在广州设立了三局，就是对外贸易局，对进出口贸易实行全面管制。”吕健行回忆说，解放前广州有大量的商人在从事外贸代理，对外贸易局的成立，通过“许可证制度”将私营外贸商人的自由市场时代终结了，“只有政府的公司才有许可证，私营企业要么退出市场，要么挂靠在国有企业下面，委托进出口。”“到50年代中期，广州口岸对外贸易实际上已由多种经济成分完全转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广州市内的外贸部属下专业进出口公司已能控制全部进出口货物，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外贸利润。”
政府在香港成立了两个重要的贸易代理公司：华润公司和五分行，华润主要代理杂品、丝绸和一些轻工业品的出口，五分行负责食品、茶叶和其他土特产。长期担任华润公司总经理的张平回忆说：“华润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从事经济贸易工作的机构。”“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党，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办的公司。”“为了打破贸易‘禁运’，华润于1951年成立了秘密的运输公司，取名‘兴隆行’。兴隆行有职员四名，任务是在港组织承运公司和人员，把我方的物资秘密运往澳门南光公司，再由南光公司负责把物资通过拱北运往内地，也把内地产品由同样的渠道销售出去。”
这几家国营公司的第一要务就是创收外汇，用出口换进口。“政府甚至可以不计成本，允许公司在一定范围内的浮亏。”吕健行说，“每个季度，华润都要做一个收支表，超支过多的，政府负责平账。实际上因为这样的成本优势和垄断国有公司的信誉，即使没有‘许可证制度’约束，在这样的非自由竞争状态下，广州和香港两地的贸易老字号也很难维持生意，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和政府合作，当然获利自然大不如从前。而国有公司可以借助他们过去在贸易上长期的私人关系。”“也有一些商人选择退出，我有次去香港，有个香港商人就对我抱怨说，‘不干了，完全是在给华润公司打工’。”出口的畅通，只是广东作为贸易通道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而它的前提是，执政者需要能够极具效率地在城市里组织货源，确定物价。从这个角度来看，广州所进行针对工商业的这场“社会主义改造”对国家的意义要比其他城市更为重要。
改造
通过政府发行“进出口许可证”，来垄断当时的进口贸易渠道，可以逼迫私人商业跟政府合作，但它不能完全杜绝走私。要从根本上控制商业物流，组织货源，“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最有效率的办法”。解放后任广州市工商联干部的匡正说。
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是将广州商业传统剥离并进行重组，以令其更符合计划指令。“当政府成功地将分散在广州诸如毛细血管的商业管道里的利润集中起来时，”吕健行说，“新的问题也来了——挑战的由来不是因为经济组织革命的失败，恰恰是它的成功，基于私人利益的商业网络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的政府合同。”
直到更长的时间之后，中央才意识到由此带来广州内在活力的缺失。“后来，为了使商品流通再次活跃起来，广州政府的商业企业做了很大努力，开办了一次时间长达两周的大型商品交流会。这毕竟只有局部的作用，取代不了固定的商业网络。”吕健行回忆，“但在1949年到50年代中期，要达成国家目标，似乎并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广州解放初期的现代工厂无法与上海和东三省相提并论，但其小商店、小工厂作坊数目之多，大大出乎新政权最初的估计。李祯荪在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朱光的秘书之前，曾参与过广州市民情调研工作。这项被称为“大登记”的“摸底”工作，动员了几乎半数以上的接管干部加入其中，它被视为共产党在这座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长期以来商业和贸易活动的随意性，给城市人口数据的统计增加了难度，而1950年春严重的粮食短缺帮助了调查人员更准确地确认出生报告和家庭人口数，因为政府是最大的粮食供应商，从政府那里获得粮食从事批发分销的人必须出示户口登记。“当时初步的人口统计，广州市1949年的人口是130万。”李祯荪回忆，“进一步调查下来，所有就业人口中间，广州的产业工人在2万左右，而交通运输业有4.5万多人，店员则多达10万人。”
人口中的职业成分是最富说服力的数据：这显然是个彻底寄附于商业上的城市。这些分散的商业意味着政府巨大的监督负担和改造成本，“在50年代，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前，北京只有77家工商企业，而广州有270多家，138家工业企业代表了4000家不同的机构，132家商业企业代表1.65万家不同的机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手工作坊和小摊位。”匡正回忆，“可以想见，政府要试图逐步增加其控制的物资的数量难度有多大。”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前，新政权的策略是通过对物资流动的控制，利用价格限制商品利润幅度，对于那些有利于经济、服从政府指导的公司和商业个体给予优待。“到1955年，广州大约80%的工业产品都以政府商业合同的形式处理，政府与私人企业协商，以确定基本必需品的物价。”匡正说，通过这些合约，政府进而控制物资向零售商的流动，同时，为了保持对存货和物价水平更好的控制，政府还安排广州的零售商店作为物资销售的代理人。“到50年代中期，广州1.65万商店中的8900家都是一部分物资销售的政府代理人。另外，政府还直接经营了37家批发公司，专营几种不同类别的重要物资。这样一来，尽管公私合营尚未大规模展开，但广州的整个零售网络实际上已经控制在政府手里了。” 这种商业管制并非全然奏效。“要想裁定几百项品种、质量不同的商品的价格，难度极大，在广州这样一个市场力量根深蒂固的城市尤为如此。一些执行干部和小店员都有意见。”李祯荪回忆，当时，广州许多商店因为不满意作为政府代理人所获得的利润，不愿意大量投资于社会主义改造后可能会被没收充公的商品中，因而从50年代初开始就逐步从他们的买卖中撤回资金，不从政府控制的批发商那里购进数量充足的商品。
新政权也发现，改造工商业的难处并不在于来自商人的抵抗，而在于日后重组。管理商业企业的复杂性。尽管政府有了更多在工商业方面受过训练的干部，但要在无数问题上做出合理的决定，在生产运转的同时使成本、物价降低，使广州数以万计的大小商人们保持合作又要做出短期和长期的计划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匡正说，“事实上，许多利润低微的小企业后来又重新归私人管理，因为政府实在难以应付大量的细节问题。”
重组
总的来说，改造不可谓不成功，但当国家将城市的商业利润最大限度向中央集中时，地方失血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客观现实。
1955年1月起，广州市的商品成交量有所下降，许多商品库存积压，一些甚至腐烂了。进出口贸易的政府垄断挤压了一大批私营商业的生存空间，一些商人在物价上限和政府收购价上限的要求下放弃了商业，或是缩小了他们的经营规模。
匡正的记忆中，“虽然在1955年到1956年期间，广州的许多商店关闭或合并，但广州在1957年每百人仍有3.8间商店，到了60年代，每百人已经降到了0.3间。”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地方商业在政府的一系列重组之后，正在失去旧有活力，商业渠道被垄断和控制后，民间资本很难在这个系统中像过去那样快速扩张了。“商业企业的大量合并，商店开门时间的缩短，家庭产品的短缺，独立商贩在城市几乎消失了，这让购物更为不便。在1955年之前当供应不足、物价高涨时，人们会谴责私人商业；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市民就会认为这是政府的责任。”匡正说。
叶剑英更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杨应彬回忆说，“叶帅有个提法叫做‘打通一根竹’，他到广州之后，注意到城乡联系在这个城市的特殊性所在，主张政府尽力促成城乡互助，他把城乡比作一根竹子的竹节，如果竹节没有打通，城市的繁荣是会大受影响的。”“但商业无法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城市商业失去活力，乡镇会更受冷落，叶帅的这个主张并没有得到深入实现，到60年代，广州周边乡镇就只有三样东西：新华书店、邮局和供销社。”
让广州人有所抱怨的是，在中央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一直想挤入工业化道路的广州被排除在外了。“广州自己在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讨论时，对工业化充满了期待，党代会上还悬挂着‘将广州建设成为华南工业基地’的标语，但最终的五年计划里，内地一些中等城市被作为工业中心发展得到优先考虑，广州因为是‘国防前线的沿海城市’，而被排除在外。在会上，陶铸没有强调广州悠久的商业历史和广州作为商业中心的重要性，他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广东必须把精力集中在农业上。”李祯荪回忆说，当广州的商业无法带动城市的情况下，广州走工业化的道路又被否定，这对地方官员确实是不小的打击。在一年后，时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向中央政府提意见时，他代表广州发了言，他说，中央政府不仅没有帮助广州，而且还把电力设备拿到了北方，他个人是不同意的，中央1955年给予整个广东省城市建设的预算只有600万元，这连广州市都不够。
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已经有一些广州干部开始重新思考重组广州城市商业的问题。欧初和杨应彬都是其中一员。1956年欧初组织了一个小组，到广东肇庆专区调查自由市场的情况，“根据调查所得资料，我写了一份报告送交省委，总结开放自由市场的好处。”欧初回忆说。当时省委书记处下设两个办公室，欧初主管的第二办公室分管工业，杨应彬主管的第一办公室分管农业。
二人曾在交流中讨论到商业萎缩对于农产品和轻工产品贸易带来的严重牵绊。60年代，全国各地高、中级干部掀起一阵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60年代初，我又一次带一个小组完成了一份商品流通调查报告，指出计划经济在广州运行时的某些弊病。比如，北京分配到广东的物资，全部沿京广铁路运到广州重新分配，因而分到粤北工业重镇韶关的物资，又要沿京广铁路运回韶关。水上运输更是如此，货船进出港要办19道手续，停港超过18个小时，高度计划下这些浪费运输资源的情况在商品流通正常的时代不可能发生。杨应彬的那个组在调查另一个项目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欧初说，“两份调查报告一并上报，引起了广东省委的重视，省委决定由我在韶关进行试点，改善商业、交通和经营管理活动。”“后来，朱德总司令听了我的汇报，指示我们‘取消一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使商业流通与外贸工作相适应’，广州的商业重组才开始有了一个突破口。“
低迷和复苏
旧广州的新主人
1949年10月14日，爱群大厦迎来了新主人。
这座15层高的楼房，是当时广州市最高的建筑，建在长堤的中间位置。1937年开业的时候，爱群大厦就傲视同行。从小长在广州的老报人梁俨然回忆，当时爱群大厦的宣传是“全部钢材来自德国西门子；全部卫生洁具、电梯、楼梯是美国货；大厦内还有冷暖空调，保证四季如春。使用的餐具做工精细，有水晶盘，银制‘东美林’刀叉、饭盅等。‘东美林，是英国一家非常有名的餐具制造商，能用得起东美林的酒店，全广州就爱群一家。”
几个月前，爱群大厦曾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的“避难所”。立法院长童冠贤住2楼、甘肃省主席马鸿逵住7楼、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住8楼、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梦麟住14楼。有12个国家的流亡大使馆办事处租住爱群，走的时候狼狈得连房租都未付。当广州市军管会副秘书长杨应彬作为第一批接管城市的南下干部进入这栋广州的地标建筑时，他看到的爱群大厦破旧不堪：原来是露天花园的11楼，被白铁皮和木板钉搭成了舞厅、酒吧，已通风漏雨变成“水瓜棚”。酒店内餐具只剩下几十套，电线几乎全部损坏，玻璃窗破破烂烂，床椅家具大多断背崩角。 被分配到“广州市物资配售处”军管小组的黄毅也是进驻爱群大厦的南下干部之一。他回忆当时大厦里“乱哄哄的情况”跟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场景如出一辙。“参加接管广州市政府的干部，集中住在爱群大厦这座灰色的十几层高楼里。几百名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同住在一起，互相不认识。当时广州治安很差，因此制度很严，不准一个人随便上街。站岗的警卫战士只能凭人们戴着的‘广州军管会’臂章放行。大厦11楼成了大餐厅，整天供应膳食，凭军管会发给的餐券用餐，随到随吃。”黄毅和战友第一次乘上电梯到11楼餐厅吃饭时，走向南边的窗口，眺望珠江，“看到岸边停靠着无数的小艇，江中行驶着不少各种船只。广州的老百姓都是穿木底鞋，整个广州城都响着一片呱嗒呱嗒的木头敲打地板的声音。”
大部分马路上还陈设着街闸，这些广州本地人战乱时自卫的防御工事成为解放时广州城最为独特的景观之一。据梁俨然介绍，自制街闸用于防止国民党溃兵或者土匪在政权交接的真空期趁火打劫。“街闸由铁枝、大木头或者竹子扎成，拦在街道的入口。街道还组织自卫队，由街坊中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组成。他们会带着刀枪巡逻，不准陌生人接近街闸。”年近90的蔡景星是“老广州”，他回忆说：“在商业繁华的西关，一些狭窄的路段上，居民还用竹子搭建了过街天桥，以防止土匪抢劫后放火。西关商铺连绵，一着起来就很容易火烧连营。1938年广州沦陷的时候，永汉路两边的商店被土匪抢劫后放了把火，烧了好几天才停。编一座过街天桥，一旦火烧起来了，还可能有条逃生之路。”
南下干部给这座古老城市带来新风气，也带来了一些北方习惯。广州市文联名誉主席王建勋说：“因为1949年广州来了大量的南下干部，北方人也带来了一些生活习惯和口味的改变。解放前后，茶楼最大的变化是时间上的，以前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市了，解放后，因为北方人适应不了那么早的早市，大多数茶楼渐渐改到7点以后才营业。以前女人是很少喝早茶的，1949年以后，广州茶楼里的女人多了起来，这个风气也跟南下女干部有关。另外，馒头、烧饼这些老广州人不太吃的北方点心开始进入很多茶楼的茶点菜单里。”1949年11月11日解放军入城式时，家住文德路的黄少华当时才5岁，他说，他至今记得入城式里的两个画面：“一是广州本地人挥舞着花棍。那是中间挖出两道凹槽的木条，装上串满铜钱的铁丝，舞起来哗啦哗啦，很是热闹。另一个就是解放军这边踩着高跷走路，扭秧歌，队伍里还有两个战士扮成孕妇，表示是英雄母亲。”
瓦解下的旧秩序
旧的生活在慢慢瓦解。
在广州河南同德里的一栋占了四条街位的广式大宅终日大门禁闭。宅子的主人是清朝最后一任两广清乡督办江孔殷，民国后他还出任英美烟草公司总代理，一度积财千万。他的侄孙江沛扬说：“伯祖父家曾经非常阔气，甚至门口保安都不用本地人，特意从香港请来‘摩罗差’（印度警察）来看门，威风过人。”江孔殷的名声除了财富，还有精于美食。他家有很多家传名菜，最著名的一道就是“太史蛇羹”。但到1949年，这位清朝和民国时期都曾风光无限的省港巨绅已经过了他最好的时光。“他已经不再讲究美食，家里的厨师都被他辞退了。但文人的老派传统还没变。临解放前，家里人经常看见他一个人倚着栏杆，吟一些很伤感的诗句。”江沛扬说。
有一点门路的人很多去了香港，梁俨然是其中之一。1949年在《广州日报》做编辑部主任、兼任《中国日报》采访部主任的梁因为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成为失业人群中的一员，他投奔了一个香港的朋友。“临近解放，广州各家报纸对时局议论纷纷，言论不一。当时广州的警备司令叫叶肇，他在宋子文的授意下，把广州的十几家报馆合成一家《中央日报》，以便统一言论。报馆没了，很多同仁只好离开广州找寻生计，我去到香港一家电影厂做电影评论。”梁俨然回忆说。
茶楼里的画师雅集也停止了。王建勋1949年时还是一个小学的美术老师，他回忆了广州画师的变迁：“我学画的老师是赵少昂，他是岭南画派的第二代名画家，他的老师高奇峰是岭南画派的三大元老之一。当年十三行刚设的时候，广州街头出现了一批绘制西画的中国人，他们的画如同今天的明信片一样，被销售给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这些画后来称为“外销画”，随着广州口岸的繁盛而存在了一百多年，广州的画师和私人画室一直是伴随这种书画贸易成长起来的，一直到1949年还很兴盛。”“很多家境一般的文化人，在教师、机关办事员这类固定职业外，会选择学画作为傍身之技，也是广州很长时间的一个传统。赵少昂1948年在广州办过一个“岭南艺苑”，前后收了近千名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
解放前，广州画师既是艺术家，也是生意人，他们在广州是一个很大的交际圈子。“像岭南画派的三大元老，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跟广东社会的名流都交往很密，陈树人本身还是广州国民党政府的侨务主任。解放前，他们常常在广州一些像陶陶居这样的大茶楼和他们自己的家宅里面搞“雅集”，廖侠怀这些粤剧名伶也都是这些雅集的常客。”王建勋说。
解放后，大量画师去了香港。“香港成了广州文人和商人的聚集地。”王建勋说，“我的老师赵少昂也去了香港，把他的‘岭南艺苑’搬到了香港。随着私人的画室大批关闭，广东的美术逐渐开始学院化和专业化了，像我这样兼职学画的年轻人基本上很难再继续。”
茶楼里的文人雅集随着画师的大批南下消失，茶楼的经营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解放不久，茶楼行业开始实行公私合营。十几家茶楼饭馆合成一家，由其中最小茶楼的员工来主事，挑选新茶楼的名字。”梁俨然回忆，他的朋友冯明泉是广州茶楼界的老行尊。“他在解放前开了一家愉园菜馆，经营得非常有名。解放后，一家只有十几张桌子的永香茶居被指定合并愉园菜馆。永香茶居原来负责拎水的伙计做了经理，由他来决定合并后新饭馆的名字。这个伙计保留了愉园菜馆这个名称，但冯明泉从经理变成一个洗碗工。”梁俨然说。
广州流传久远的个体商业形式正在瓦解，由此产生大量失业人口。根据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谢涛的研究，刚解放时，广州市的失业人口近30万，约占到整个城市人口的1/4。在城市里，大量的失业人潮甚至催生了另一种娱乐的兴起，说书取代粤剧，成为当时广州城最兴盛的民间娱乐。“广州把说书称为‘说古’。”王建勋说，“它和粤剧不一样，不需要剧团，一个人就能说一台书，在50年代初，广州失业的人很多，大家白天就都聚集到公园、文化宫这些地方，打听工作，谋财路。而这些地方，都有‘说古人’固定的书台，像广州著名说古人当时就常在文化公园里设台说《水浒》。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就围在他们周围听书打发时间。” 1950年，唱粤剧的关国华从农村来到广州，他此前是广州乡间一位初露头角的粤剧新秀。“广州沦陷的时候，我就跟随父亲在广州开平县的兄弟班里跑龙套，混口饭吃。那时候，广州市的粤剧艺人都逃难到乡村，集中在一起演出，收入都用来吃饭。”关国华回忆。
“演出大多在晚上，演到天亮。请戏班去演戏的一般是农村露天赌场的老板。开场前，周围村庄的人在戏台前赌博。赌到11点开唱，那些输光了没钱回家的人就守着看天光戏。”到临近解放前，关国华已经在乡间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多扮演带点奸猾的小生角色。这个角色定位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我和红线女配过戏，她演秦香莲，我演陈世美。《沙家浜》里，我就演刁德一。”1949年，战乱时局让乡村人丁凋敝，兄弟班的生意也难以为继，关国华的父亲甚至因此饿死。
当关国华来到这个刚解放不久的大城市寻找出路时，他发现，广州没有乡村艺人的就业位置。而王建勋记得，此时的政府正提出“让广州人下乡，鼓励一些失业的工人返回老家，在那里靠土地谋生”。
到香港去就业
曹仲伦也是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他1949年8月从安徽来广州找工作，随身带的几块银元早就花完了，靠着朋友接济维生。1949年11月底，他和好朋友决定去香港碰碰运气。香港不仅是内地观望时局的文人和商人的接收地，也成为一些希望在乱世中谋到生路的老百姓的希望之地。
因为有钱人家大都跑到香港，1949年以后留在广州的人并不时髦。从天津南下广州的干部田玉珠还记得，偶尔去逛街，会看到本地女子指着她脚上的袜子，“觉得很新奇”。曹仲伦到香港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自己时髦一点”。“香港的朋友帮我买了一身新衣服，一件军装式的夹克衫，还有一条牛仔裤，这在广州来说是非常新潮的打扮，穿着上街觉得很神气。但没想到晚上洗了晾在窗户外，被小偷用钩子钩走了，让我懊恼了好久。”曹仲伦回忆。
找工作也非常不顺利。“我看到大公报上登出广告，警察署招考职员，我就去应试。看到来了大约有一千多人，黑压压站满了一个大操场。招考的规则是10个人站一排，招考的教官挨着看过来，决定中意的就把你抓出来。我没有被选中。”
几经周折，曹仲伦从失业介绍所得到了一份零工。“当时涌到香港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失业介绍所也不少。我在路边找了一家，交了三块港币，介绍的雇主是一个做纸牌的家庭作坊，在一栋狭窄的公寓楼房里，就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中的一家。工资是一个月5块港币，这点薪水是在香港生活的底线。我除了帮做纸牌，一天还要烧两顿饭。”
1949年的香港并不繁荣。曹仲伦记得，即使是香港的中心地带九龙也没有什么高楼，“马路边全是三层、四层的楼房，像当时广州不算繁华的人民南路。唯一显出繁华的是一些娱乐场所，晚上霓虹灯一闪，显出点国外的感觉”。在香港，曹仲伦第一次看到了好莱坞的招牌，“在九龙弥敦道，一块硕大的招牌，写着‘荷里活’。我当时联想到荷花池里的鲤鱼，还以为是卖鲤鱼的招牌”。
江秋帆的经历也是解放前后香港经济低迷的写照。他曾担任香港第一家海滨浴场的经理。他回忆说：“我的一个初中同学，解放前就去了香港，做英国绒的洋服生意，赚了很多钱。他当时考察香港市场，发现这个海岛居然没有游泳场，就请我去香港，帮助他建香港第一家海滨浴场。”
“投资用的股份制。我同学投了10万块，再拉上几个股东，一共凑了50万块。海滨浴场选了三个点，赤柱、浅水湾、中湾，都是离城区很远的地方。海滨浴场的消费比较贵，一个三口之家去玩一次，大概要花两三百港币，这是有钱人的消费。由于当时内地战乱，来香港避时局的人不少，但是有这个消费能力的家庭不多。海滨浴场开张后，通常只有周末才有生意。一年下来，亏损11万，只好关门。”
普通老百姓在香港的掘金之旅多以失败告终，很多到香港暂避时局的名人，生活也并不容易，马连良就是其中之一。
香港和广州的曲艺传输
马崇仁和父亲马连良是1948年底从上海经由广州到香港的。“当时我父亲刚结束在上海四个月的演出，演完之后，由于淮海战役打起来了，京沪铁路中断，北京也回不去了。父亲因为连唱那么多场，非常疲惫，中国大戏院的经理孙兰亭是我父亲的结拜兄弟，又是多年的业务伙伴，为人厚道，他建议我父亲去香港散心。我随后也跟着去了香港。那时候内地进出香港非常方便。买一张去罗湖的船票，再从罗湖坐火车到九龙。船路过台湾，在基隆停了八个小时。我和朋友下船，在基隆逛了逛。天黑了才到香港。”马崇仁说。
马崇仁第一次看到的香港“跟外国似的”，充满了在家乡北京看不见的景观：临海就是高山，山上都是房子，一到晚上全亮着灯。有一路电车弯弯曲曲开上山顶，但马崇仁坐了一次就不敢再坐，“怕高”。逛遍全岛找不到一家回民的饭馆，大街上跑的出租车空车居多，但开车的司机里，还能寻到些家乡人，“天津人最多，其次是山东人”。
到香港的第一场戏就是在娱乐戏院。“这是香港当时最好的电影院。楼上有个京剧票房，票友都是天台俱乐部的成员，按照现在的说法，都是大款。主席叫梁基浩。他们请我父亲露演几场，并保证大力支持。”
当时香港戏曲界还是粤剧的天下。马师曾，新马师曾、红线女等众多粤剧名伶云集当地，要想找一个完整的京剧班底却很难。“后来是陪我父亲去香港的上海中国大戏院经理孙兰亭表示马上回上海，带中国大戏院的班底过来。”马崇仁回忆。孙兰亭带来了大约40人，连龙套都是从上海过来的，这预示着，在1949年前后的香港，一场原汁原味的京剧演出成本很高。马连良在娱乐戏院唱了五天戏，“上座率很高，观众反映也热烈，喝彩不断，我父亲很高兴。五天演下来，总收入76000多元，在当时的香港娱乐业收入中已经破了纪录。”马崇仁说。
五天戏唱完就是圣诞节，圣诞节期间还出了个乱子。“我们在娱乐戏院唱完，从上海逃到香港的红舞女冯未英请我和父亲的琴师李慕良吃饭，被她在香港的‘包家’从窗户那儿看到了，叫了几个手下等在门口，等我们出来的时候，把李慕良打了一顿。后来我父亲找到杜月笙出面，才把这事了结。” 圣诞节后又去高升戏院和普庆戏院唱了七天。“这两家是香港的二流戏院。毕竟懂京戏的上海人就那么几个，上座率越来越差，前后各亏本18000元、26000元。香港市场养不活京戏，上海的京剧班底很快就离开香港。再挨一阵，我父亲让人把他的戏衣装箱，也押运回上海去了。”马崇仁说。
没戏可唱，马连良就靠举债度日。他在铜锣湾租下三楼一个单元，屋子里放着上下铺，家里人和琴师李慕良都住在那里。马连良平时深居简出，偶尔会会朋友，“也为方便以后借钱”。
“我记得父亲相熟的一个朋友叫沈魏昌。本身是中医，到香港之后，他不干老本行，办了一个电台叫丽地呼声，主要播放曲艺、京剧、地方戏。他在上海的时候就玩京剧，是个票友。经常给一家小报《罗宾汉》写稿。这家报纸被称为‘戏报鼻祖’，专门写京剧界的花边新闻。沈魏昌到香港后，干脆自己办了一本《大成杂志》，也全都是刊登文艺消息。当时香港这类消息的读者比较多。《大成杂志》的员工就沈先生一个人，但他经常出入戏院和片厂，认识很多圈内人给他供稿。”马崇仁说。
1949年5月，因为收到一个唱堂会的邀请，马连良又拍电报让人把他的戏装运回香港。“堂会唱一次能有几千块钱，但这种演出机会毕竟少，三两个月才有一次。”到1951年离开香港前，马连良已经欠下了近四万港币的债务。
“到1951年，只觉得来香港的人越来越多，我认识的一些上海朋友都说想找工作也不好找。我们倒没想过这些，除了唱戏我们什么都不会，只能尽力省钱，什么也不买。有时候天太热，顶多找个大酒店，来杯咖啡或者冰淇淋，一坐就是一天，就这样消磨时间。晚上则基本不出门。”马连良则越来越沉默，每次唱戏的收入是多少，家里开销多少，他都不和家里人讲。马崇仁说：“我父亲在香港住的时候，得了忧郁症。”
实际上，1951年之后国内的市场已经有所复苏，1950年前后到香港的艺人开始大幅回流。当然，也有来自政府的鼓励和动员。“1955年底，粤剧名人红线女和马师曾从香港返回北京，是当时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曾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欧初回忆，“广东省委专门在广东迎宾馆为他们安排专场演出，很多国家领导和将军都观看了。”
民生和投机
对战争的恐慌和个人商业的瓦解从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的四年间一直伴随着这个城市。当正常的商业遭到破坏时，投机行为开始弥漫这个城市。最混乱的货币领域成为投机商最青睐的行业。广州文史专家叶曙明回忆：“1948年以后，买卖申电可获暴利。所谓申电是上海与广州之间的汇兑，由于华中地区游资大量南逃，都是通过申电把大量现钞汇来广州，现钞在两地之间的供求关系一边倒，申电出现了很大的汇率差，差价在20%到30%。例如在上海交汇1000万元，在广州只收得800万以至700万元。因此，不少广州的银行经营者从上海、武汉等地乘飞机带现钞来广州。夹带私钞的方法千奇百怪，最富戏剧性的手法，是用鸡蛋、菊花掩蔽现金，一篓鸡蛋可以收藏现钞5亿元以上。”
与此相联系的，上海现钞汇不出，纷纷购入黄金，上海金价曾因而飞涨，与广州金价相差较大。广州黄金北运便有利可图，因而又出现金融投机人士纷纷乘飞机带黄金，解放前在广州民信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陈邦也亲身参与了这场蔚为壮观的金融投机战。“由公司的副经理和我，身穿特制银衣。这种银衣用帆布制成，衣身分格，每格藏黄金一条，外面再披上西服，一次可携带黄金数百两，乘飞机到上海。”
民间也发明了一些应对币值混乱的方法。前广州农工党秘书长陈本能解放前是广州市消防大队的地下党。他回忆说。“那时候一发薪水，第一件事就是去街边的找换店，把国民党发的纸币换成港币。金圆券已经成了废纸，逃来广州的流亡政府又推出了所谓“银元券”。两者的区别就是金圆券是红色，银元券是蓝色，但市面的物价一样飞涨”。
这些找换店多开在路边的骑楼下，“私人摆设的一个小柜，像内地修手表的那种玻璃柜子，一边做些糖果等小买卖，一边倒换各种货币。因为找换店的另一个名字叫‘剃刀门楣’，是指它一买一卖都要刮削，就好像门楣上装一把剃刀，一进一出都要被它刮一刀。当时这些钱档除了遍布各条主要马路外，在十三行这条短短几百米的街边，就集中了几十档”。
为了躲开剃刀门楣的盘剥，梁俨然有另外两种货币保值的办法。一是买金戒指。“我一发薪水就立刻去金饰店，把所有的钱都买金戒指。需要用钱时就拿金戒指去当铺换港币。那时候买一个戒指就送一个小的首饰盒子。到快解放前，我家里累积了好多首饰盒，别人看见以为我很有钱，其实所有盒子都是空的，都换了港币。”因为港币是市面上最稳定的实际货币，市面上所有物物交换都是以港币为终极目标，所以“我们把港币称为基数。一个金戒指可以换300个基数”。
茶楼是另一个保值的场所。梁俨然回忆：“在老西关的茶楼，喝早茶时，每个品种的茶食，都以铁牌标价，比如一个蛋挞三个铁牌。一个基数可以换十个铁牌。我领薪水以后，会去茶楼换一大把铁牌，这样可以保证第二天还能凭铁牌吃到茶食。所以喝早茶的时候，我们聊天说，现在一间茶楼比一个国家的银行、政府更有用啊。”
到1950年，通货膨胀仍然没有完全消除。“我的薪水是一个月60万块，新政府发行的货币也是一万块一张。”梁俨然说，“直到剃刀门楣被取缔后，广州的币值渐趋于稳定。到1952年，拿一万块去公家的银行可以换成一块人民币。”
复苏的新娱乐
广州解放后的第四天，广州人发现以前收听的广州广播电台的频段已经被广州人民广播电台代替，三个私营电台的频段也已取消。收音机里第一次传出一个清脆婉转的普通话女声，在长达13个小时的播音时间里，反复宣读《告广东人民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和军管会各项法令政策。
这个广州人还很陌生的声音来自田玉珠。她是广州市解放后的第一个播音员，女儿开玩笑时会把她比作“广州的邢质彬”。从1949年10月18日起近两年的时间，她的声音几乎每天陪伴着广州人。在这段时间里，田玉珠和同事不仅要安定这个正处于新旧交接混乱期的城市，还要为市民提供一套全新的、与新政权相匹配的娱乐节目。 田玉珠是10月17日晚上进入广州城的，第二天就被派到沙面接管电台，她如今还清楚地记得电台的位置：沙面小岛上，肇和路67号。“沙面岛解放前是外国使馆区，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在。电台在广州沦陷时日本人建的一栋小楼内，最初是日本人的电台，后来国民党接收后，成为广州市唯一的公营电台。小楼邻近江边，江水很清，晚上还有人去江里游泳。”田玉珠回忆说。
接管电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台号。“原来电台叫‘广州广播电台’。领导提醒我，一定要加上‘人民’两个字，显示和旧社会不同。因为人手不够，台里当时还留用了一批国民党时期的电台播音员，她们不能播重要新闻，只能播娱乐节目。比如新闻和政令中间，会插播一小段西洋音乐，她们负责每首乐曲的解说。”田玉珠说。
政治上的严格把关在当时来看很有必要。“有一个留用的播音员，她丈夫是国民党的一个空军。她报台号时就总不加‘人民’两个字，还是坚持说‘广东广播电台’。提醒她很多次，她都说忘了。后来原本要逮捕她，她事先知道风声，让留用的私营电台的技术工人帮她把要播的节目事先录下来，趁录音播放的时候，她逃走了，后来去了香港。”
除了每天滚动播出重要政令新闻，田玉珠和同事还要想办法发明一些新节目，以取代旧电台的广式传统娱乐。“原来国民党时期的电台节目不能用，我们都要用新的。当时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请一些学生来电台教唱《东方红》、《国歌》等革命歌曲，出了什么新歌就教什么。每次教歌节目的最后都会预告下一次教的歌曲名称，方便听众找到歌谱。因为很多广东人只讲粤语，这个节目也趁机推广普通话。在教歌之前，我要把歌词整个用普通话朗读一遍，称为正音。”广东人听粤剧，但刚运行的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放粤剧比较少，仅仅转播红线女等有名的粤剧艺术家的演唱会。“因为一切都要是新的，要显出跟旧社会的不同。”田玉珠说。
到1950年初，田玉珠和同事们已经为电台运行起了一套完全属于新政权的节目：早上6点开台，开台音乐是《东方红》。早晚6点，中午12点和晚上10点是整点新闻。其他时间是各种各样的娱乐节目。他们为广州带来了很多非本地特色的节目，比如侯宝林的相声、话剧、苏联的诗歌。中间会随时插播发现特务的紧急消息。晚上10点还会有整点提醒：听众朋友，现在是晚上10点，时间太晚了，请把收音机的声音转小一点。“这是我们发明的。”田玉珠自豪地说。
关国华则在政府组织的另一个重建新娱乐的运动中找到了自己在新政权下的出路。他参加了“送戏下乡”粤剧团队的招考。“考试分为两部分。首先考政治。比如国旗上的五颗星各自代表什么？通过政治考试之后，才考艺术。一个团有5个小队，每个队最多21个人。”关国华回忆说。
“下乡的演出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1950年广州开始土改，我们都演现代戏，配合斗争地主嘛。”关国华回忆说。《白毛女》的演出场次最多，“演完之后马上拉地主上台批斗。当时还有个法庭的庭长跟我们一起，民愤比较大的地主，批斗完就拉到离舞台几米远的地方枪毙”。关国华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曲艺道路是从配合运动起步的，此后，“四清，集中干校，大炼钢铁，我都参加演出。所以我开玩笑说，我是个运动员，不是个演员”。
刚解放的几年，广州的戏剧表演被现代戏一统天下了。为了应对时局宣传需要，在短时间内，有大批的剧作家参加到“现代戏”的创作里来，王建勋也是其中之一。他说，为了编剧，他在那时候接触了不下一万个新老剧目。土改运动，集中起来的年轻演员加上新编剧，给这场戏曲空前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被我们称为‘广州粤曲的黄金十年’。在这个气氛和热情下，以红线女和马师曾为代表的这批在香港的名伶回来，更让广州戏曲市场有了灵魂。我记得到1954年为止，广州一共有五个最有名的民营剧团（珠江剧团、新世界剧团、南方剧团、东方红剧团和太阳升剧团）和七个大的剧场。这些剧团都是私人性质的，自负盈亏，那些大腕台柱是剧团的核心，他们自己负责找剧目。那个时候竞争非常激烈，每个剧团都靠自己主推的流派来争取票房，‘新世界’就是擅长武打戏，罗品超的‘珠江剧团’以爱情题材的古装剧见长，而‘太阳升剧团’开创了罗家堡的‘虾腔’，以《柳毅传书》一剧走红。这些剧场基本上场场都满座。”
从省委到田间的跳舞风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全国各地兴起跳舞风，广州也不例外。省委机关也经常举行周末舞会，以活跃文化生活。欧初回忆：“平时办舞会的地点，就在省委礼堂旁边的一个小会议室。遇到一些特殊情况，舞会改在省委办公大楼的五楼会议室举办。”
解放后，毛泽东曾八次来广州，有时也参加舞会，欧初多次陪同。他回忆道：“省委办公厅为毛泽东安排舞会，通常准备一个十几人的小乐队，由广州市曲艺团团长黎田任指挥，按表演广东音乐的要求配备乐器，实际上舞会中演奏的乐曲以《步步高》等广东音乐为主，中间有时穿插一些小型表演。当时名演员红线女，曾到省委五楼陪毛泽东跳舞，还唱了一曲《卖荔枝》。”
“参加舞会的人都把与毛泽东共舞视为无上光荣，每次毛泽东一坐定，便纷纷有人争着去请他跳舞。毛泽东到场，通常只跳五六支曲子，前后约一小时就离开。办公厅事先打好招呼，陪毛泽东跳舞的人转到另一位舞伴前就自动离开，由下一位舞伴接手，这样一来，每奏一支曲子，都有几个人得到陪毛泽东跳舞的机会，皆大欢喜。”
“在广东省委跳舞的时候，毛泽东一般很少说话。他的舞姿像走路一样，很有个性。”这和欧初看到的其他领导人不一样。“五六十年代，每届全国人大会开会期间，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都到北京饭店参加晚会，与王人美等著名文艺界人士跳舞。他们跳起舞来与舞伴谈笑风生。”
跳舞之风从市委大院蔓延进民间。“我就是在土改的时候学会跳舞的。”华南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李育中说。50年代，李育中带着一批学生在广州郊县进行土改，最盼望的两件事就是开会和跳舞。“开会集中在白天，内容无非就是小总结、大总结，但因为土改很苦的，开会才有东西吃，所以我们还是很喜欢开会。”李育中说，舞会多安排在晚上，“经常跳的是三步四步。曲子五花八门都有，只要节奏能合得上三步四步的都可以，我记得当时经常用的曲子有西洋的圆舞曲，还有《何日君再来》”。
跳舞之风一直到快“文革”的时候才渐渐淡下来。欧初还记得一场特殊的舞会：“大约是1966年10月中旬，主持省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林李明打电话找到我，要我到小岛参加一次舞会。我正为应付串联、造反的红卫兵忙得焦头烂额，心情相当恶劣，就说，现在还开舞会，不怕红卫兵批判我们吗？林李明说，陈老总来广州主持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是他要跳舞。”后来欧初硬着头皮去参加，看到陈毅准时到场，跳得兴高采烈。当时全国“破四旧”风潮正烈，在红卫兵眼里，跳舞是资产阶级的腐朽行为。批判的矛头也指向中央的老革命，陈毅却不为所动，让欧初佩服不已。
（摘自《进城：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