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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中国遽烈变化的内外形势,迫使中国戏剧剧目在关注现实的过程中,讥讽王朝腐朽,歌颂民主共和的内容渐趋增多。虽然当时的剧本因时代局限而遗憾诸多,但仍然起到唤醒时人,震撼心灵,催民奋进的作用,在中国戏剧史上写下了华彩的一章,也为今天的戏剧工作者留下了可贵的经验。
【关键词】近代戏剧;内容;关注;国情;特点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等的重大变化,必然引起文学艺术内容的革新。中国近代戏剧作为文学艺术领域的一朵奇葩,当然也姿态一新。大多数作品“无不直接间接地与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相联系,或受其影响,或应其需要而发生,具有与古代戏剧不同的面貌和特点。”[2]其中,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是这一时期戏剧创作思想的主流,所以,紧密配合当时政治斗争的时事剧和新编历史剧的大量涌现,是这一时期戏剧的显著特点。换言之,中国近代戏剧对国情的强烈的现实性关注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独特风格。本文从中国近代戏剧部分代表性剧目的分析入手,对其关注国情的特点作了五个方面的探讨,以求证与方家。
1.讥刺政治腐败与官场黑暗
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清末民初,阁潮频繁,政局不稳,官场丑闻屡见不鲜。所以,出现了许多讥刺政治腐败与官场黑暗的优秀剧目。如:
《一念差》——描写一位海关监督为了打败政敌,不择手段,残害忠良,最后积虑成疾,良心自责而自戕的故事。该剧生动再现了旧式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丑态[3]。此剧1916年由奎德社首演,后改编成话剧,“表情说白,都臻上乘”[4],开演时“到场者人数多至千数百人”[5],“博得圆满成就”[6]。可见其影响至巨。
《新村正》——描写了“五四”前夕,一位踌躇满志的大学生毕业回乡,本想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却受到外国公司与本地恶势力的阻挠和排挤,自己的宏伟蓝图终成泡影的故事。反映了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横行乡里的罪恶;揭示了资产阶级和封建顽固派之间的斗争,反射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由于故事本身的凄婉曲折,故而演出后“名播海内”,被誉为是“向旧势力反抗,向新时代迈进”,“走在时代前边的作品”[7]。
《宦海潮》——是梅兰芳“对时装新戏的试演”[8]。内容描写某军官利用职权霸占下属妻子,使其下属家破人亡,最后受到政府惩治的故事[9]。该戏反映了民国初年官场阴险狡诈,人面兽心的丑态。当时北京的多家班社都曾上演此戏,震动很大,是当时较著名的时装新戏。
《张汶祥刺马》——此剧是王钟声根据1870年发生的真实案例改编,1907年在春桂茶园演出,王亲自饰演张汶祥。描写张汶祥计杀贪财好色、见利忘义的结拜兄弟窦一虎的故事。实际暗讽当时黑暗的官场生活。据宣统二年出版的《海上梨园杂志》载:“钟声气概轩昂”,“四座莫不动色”[10]。可见该剧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2.揭露列强暴行唤醒国人的爱国情怀
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涌现出无数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因而,近代戏剧一方面改编排演了部分能够唤醒国人爱国热情的传统剧目,另一方面也新编自导了一些与国情有关的时事新戏。这些剧目在揭露列强暴行,唤醒国人爱国情怀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哭祖庙》——这是汪笑侬根据《三国演义》故事改编而成的剧目,故事叙述刘备之孙刘谌不忍看到父亲刘禅献城投降,带领全家自杀殉国的壮举。有力地鞭挞讽刺了清政府的腐休卖国。该剧唱词对比鲜明,酣畅淋漓。《哭庙》一场是全剧精华,前后七段,长达八十余句,汪笑侬一气呵成,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据周信芳讲:汪“在大连演出这戏时,以‘国破家亡,死了干净’八字,感动了无数爱国同胞,一时成为大连全市人民的口头禅。”[11]后来,周信芳等也在不同时期演出此剧。
《潘烈士投海》——是署名白云词人的一位作者,根据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人潘伯英投海事迹写成的京剧时装新戏。描写潘伯英留学日本时,在东京结识同盟会发起人之一陈天华,两人痛恨帝国主义“兵舰重重泊在洋”,中国“曾经作战场”,担忧“国不能保”,“家也不能保”[12]。希望开启民智,振兴实业。而清朝与日本政府勾结,颁布《取缔清朝留学生规则》来瓦解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为抗议此规则,潘伯英继陈天华投海后跳海自杀。此剧1906年9月在上海丹桂茶园首演,后多次在新舞台演出。该剧反映了爱国青年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愤而自杀的社会现实,是近代戏剧改良运动中有影响的剧作之一。
《薛虑祭江》——是陈独秀发表在《安徽俗话报》上的剧本,出场人物只有两个人:主角薛虑和跑龙套的佳人,演唱者只有薛虑一人,基本上是自唱自演的独角戏。剧本通过描写1900年7月16日,沙俄军警强行把中国居民“圈围江边”,“东砍西劈,断尸粉骨”,后又把剩余居民赶入汹涌澎湃的黑龙江中,造成“骸骨飘溢,蔽满江洋”的海兰泡大惨案。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暴虐和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哀叹中华民族之艰难,以此唤醒国人,拯救危难中的祖国。
《瓜种兰因》——汪笑侬曾改编上演此剧,是京剧舞台上第一个“洋装新戏”。剧情借波兰灭亡之事预示中国的前途,讽刺了视外族为“蛮族”的骄傲轻敌思想,暴露了清王朝“上下交征利”,“排外改媚外”的丑恶嘴脸,揭示了帝国主义动辄“大动刀枪”,“兴兵问罪”的侵略本性。同时借大臣之口说明国王“选于他国”、“人民不得与政治”、“各党半倚外人之势”是波兰灭亡的三大原因,并提出“开议会”的主张。以此剧本隐喻国家命运之危机。
《警黄钟》——洪栋园著,故事写黄蜂国受到胡蜂国和黑蜂国侵略,而“国民醉梦,鼓舞太平”。后因竺氏三人为首的正负元帅“慷慨从戎”、“与士卒敌忾同仇”,最终取胜。暗示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侮频仍,内政不修”,“强邻环伺”,“主权尽失”的危殆局面,此剧以寓言剧的形式敲响了 “胥惊梦醒”的喤喤钟声。警醒黄帝子孙奋起抗争,避免剧中祸情在现实中发生。
3.歌颂维新变法贬斥顽固保守
戊戌维新是近代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它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毕竟传播了一些西方政治思想,在国人心目中引起了较大的震动,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近代中国戏剧内容中反映这次运动的剧目亦颇可观。
《维新梦》——这个剧目有多种版本,但故事情节基本按照戊戌维新的发展顺序安排,剧中既有“下诏求贤,力行新政”的光绪皇帝,也有慷慨从容的“戊戌六君子”。充分说明剧作者对维新运动的同情。
《党人碑》——汪笑侬根据清初丘园同名传奇改编,他有感于“戊戌政变,杀志士,逐党人,死于无辜者,不可数计”而改写。故事发生在北宋,但汪笑侬欲借此剧为“戊戌政变”中遇难的六君子张目,尤以“打碑”一场最为慷慨激昂,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民国元年在天津下天仙茶园演出,反响强烈。“观者下涕,而忌之者,讥之为叛徒”。据《中国戏曲志》(上海卷)载,某次在春仙茶园演出,适逢清朝当局查封《苏报》和汪笑侬组织的《大舞台报》出版,汪触景生情,慷慨悲歌。说到悲伤处,潸然泪下,如临其境,几乎忘记自己在演戏,观众无不为之感动。
《博浪锥》——汪笑浓编,是早期改良京剧的代表作。尽管作者把背景设在秦朝,描写姬相公“一腔热血涌,誓心报国仇”,“总想推翻”“专制政府”,“重新构造”“好乾坤”,但汪笑浓以此影射戊戌维新之失败,抨击清政府的暴虐无道。在当时具有很深的教育意义。
4.暴露封建家庭罪恶提倡妇女解放
清末到民国初年,随着西方思潮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广泛传播,妇女解放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许多宣传妇女解放的剧目也相继出现,这些剧目在京津地区的演出最为活跃。
《宇宙锋》——又名《一口剑》、《金殿装疯》,原为京剧传统剧目,适应形势需要,梅兰芳将其发挥成妇女追求自身解放、具有教育意义的剧目。叙述秦朝奸臣赵高在危难之际,逼女另嫁秦二世,赵女装作疯癫,坚决反抗的故事。作者借赵女之口,指出人民盼望“江山万代,永保平安”,未料“昏王荒淫无道,不理朝纲。”如此江山怎会“坐得长久”。这种赞扬女子勇于反抗父母成命、直面痛斥统治阶级的精神,在风气初开的民国初年,具有鲜明的启发意义。
《牢狱鸳鸯》——是梅兰芳著名的时装新戏剧目之一。描写大家闺秀卫如玉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祸害,婚姻波折,最终与心爱之人喜结良缘的故事。据梅兰芳回忆,“在民国四年前后,一般观众的心理,还正停留在这个阶段里”,“只能在曲折的剧情里面,加些比较有意义的材料,或者还可能在侧面起一点警惕的作用。这出‘牢狱鸳鸯’就是针对当时婚姻太不自由和官场的黑暗而发的”。所以,演出后反响强烈,群众“满腹愤慨”,有一老头竟然闯到台上和演县太爷的演员打起来。可见此“戏剧感动人的力量,实在太大”。
《邓霞姑》——是梅兰芳等人编的时装新戏,叙述旧社会女子为婚姻自由,跟恶势力作斗争的故事。本剧歌颂女子婚姻自主,其中一些台词,如邓霞姑斥责舅舅:“婚姻大事,关系男女双方终身幸福,必须征求本人的同意,岂能购嫌贫爱富,尽拿金钱为目的,强迫作主。现在世界文明,凡事都要讲个公理。像你这样阴谋害人,破坏人家的婚姻,不但为法律所不许,而且为公道不容”,轰动一时,梅兰芳“每次念到这儿,台下必定鼓掌欢迎”,“一霎时满园子的鼓掌声,叫好声和台上打成一片”。
《一缕麻》——齐如山根据包天笑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讲述一位屈从于包办婚姻嫁给痴呆少年的妇女的悲惨命运。掐中了当时包办婚姻的弊端,对于普通老百姓震动更大。据记载,当剧中林纫芬被迫上轿时,“心酸难忍”,“台下的观众,那就更不用说了,一个个掏出手绢来擦眼泪”。
《童女斩蛇》——这是讽刺贪官颟顸,表现妇女勇敢智慧的讽刺剧。根据1917年天津大水后,一些投机取巧之人设置骗局,制造迷信骗局,捞取钱财的现实故事改编。《童女斩蛇》刻画了一个勇于打破迷信思想,智擒贼人的女英雄形象。当年在山东、河南的黄河附近,也流传此种说法。因而“初次上演,就受到观众欢迎”,吸引了不少观众。
5.赞扬民主革命拥护共和政权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但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中国近代民主进程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辛亥革命后,以此为题材的剧目也不再少数。
《黄金赤血》——武昌起义胜利后,任天知编演。故事描写在武昌起义中失散的一家人,经过重重波折,最终团圆,为共和国募捐的故事。剧情直刺现实,歌颂了革命党人揭破立宪骗局,把中国“弄得天翻地覆”[34]的神勇之举。剧中也刻画了袁世凯居心叵测、两面三刀的嘴脸。
《共和万岁》——任天知编演,故事叙述武昌起义后,大清要员们或者醉生梦死,或者逃之夭夭。赞颂了艰难跋涉中新建立的共和政府,鞭挞了旧官僚在民国成立时畏首畏尾的心理。剧中的一些台词,如“到如今臬台是升了,本还没捞回来”入木三分地描绘出清政府官僚的腐败。而“先剪去烦恼丝,免得碍人的眼”等,则反映了部分官僚投机革命的本性。
《黄鹤楼》——描写武从孙五在租界制造炸弹爆炸开始,租界巡捕搜索起义军的旗帜、名单等,岑春煊、瑞徵商议如何对付新军的反正到武昌起义胜利的经过。歌颂了革命者“舍掉这颗头”,“为四万万同胞,争自由,要幸福”的革命气概,“今天不成,还有明天,今年不成,还有明年”的坚持不懈的精神。
《苍鹰击》——以徐锡麟、秋瑾起义为题材编演而成。既表现了主角田丰实“舍身入地狱,鼓翼排天门,愿替众生苦,复醒泥犁魂”的自我牺牲精神,也表现了他“既已被擒,早拼一死,剖心肢解,甘之如饴”的视死如归的革命情怀。作品也表达了对统治者“卖国甘心作地皇”的深恶痛绝,对革命者“要将心血洗乾坤”的由衷赞叹。如此激奋人心的剧作,在激励群众参加革命斗争方面,无疑意义重大。
上述剧目只是部分代表性剧目,还有大量相关剧目,如揭露政治腐败、官场黑暗的《安乐窝》、《扬州梦》、《燕支井》等;揭露帝国主义暴行,唤醒中国人民爱国热情的《庚子国耻》、《美人心》、《征鸿泪》等;歌颂维新变法,贬斥顽固保守的《经国美谈》、《叹老》、《新中国》等;暴露封建家庭的罪恶,提倡妇女解放的《孽海波澜》、《女中华》、《轩亭冤》等;歌颂民主革命,拥护民主共和的《革命军》、《广州血》、《黄花岗》等。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可能反复胪举。
6.结语
“近代戏剧的兴衰是和近代政治斗争、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与否密切相关的。”因此,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戏剧真实记录了世纪之交的风云变幻。尽管因当时的戏剧斩榛辟莽,经验不足,缺憾较多,但她在中国近代戏剧史上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首先,顺应时代,警醒国人。中国近代戏剧能够适应时代潮流,敷演时事,激昂人心,这是一种可贵的探索精神。她一方面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又歌颂了当时的新生事物。特别是许多剧目能够抛弃改良立宪的主张,积极拥护新生年幼的共和主张,表现了中国近代戏剧与时俱进的开新精神。
其次,世情所囿,瑜不掩瑕。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国近代戏剧还有诸多缺点,剧情中有多种落后的思想倾向,如《潘烈士投海》幻想清政府能顺从民意,真正立宪;《黄鹤楼》过高刻画黎元洪的形象,使其成为“牺牲一身,为涂炭的生众一殉”[1]的英雄,违背史实;《苍鹰击》剧中屡次出现“一夫攘臂起”,“粉骨报疲氓”等句子,客观上也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者脱离群众、孤芳自赏的情绪。
尽管有诸多缺点,但中国近代戏剧毕竟适应了当时救亡图存的形势,进一步唤醒了人们的忧患意识,是戏剧史上光彩的一章。今天,当市场化步伐进一步加快,戏剧是否还能重振雄风,适应时代要求,创造出适合于新时代的作品,我们期待戏剧工作者的进一步努力。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60.585.
[2]张庚,黄菊盛.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1840――1919)(1)[M].上海书店,1996.
[3]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曲志(北京卷)(上)[M].中国ISBN中心,1999.168.
[4]夏家善,崔国良,李丽中.南开话剧运动史料(1909――1922)[C].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70.
[5]夏家善,崔国良,李丽中.南开话剧运动史料(1909――1922)[C].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126.
[6]夏家善,崔国良,李丽中.南开话剧运动史料(1909――1922)[C].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70.
[7] 夏家善,崔国良,李丽中.南开话剧运动史料(1909――1922)[C].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54.
[8]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2集)[M].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54.
[9]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2集)[M].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58.
[10]张庚,黄菊盛.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戏剧集)(1840――1919)(2)[M].上海书店,1996.665.
[11]周信芳.敬爱的汪笑侬先生[N].戏剧报,1957(12).
[12]张庚,黄菊盛.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戏剧集)(1840――1919)(2)[M].上海书店,1996.662-664.
作者简介:范文明(1967—),男,山西忻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04级博士研究生,现为湖北经济学院社会科学系教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化史。
【关键词】近代戏剧;内容;关注;国情;特点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等的重大变化,必然引起文学艺术内容的革新。中国近代戏剧作为文学艺术领域的一朵奇葩,当然也姿态一新。大多数作品“无不直接间接地与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相联系,或受其影响,或应其需要而发生,具有与古代戏剧不同的面貌和特点。”[2]其中,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是这一时期戏剧创作思想的主流,所以,紧密配合当时政治斗争的时事剧和新编历史剧的大量涌现,是这一时期戏剧的显著特点。换言之,中国近代戏剧对国情的强烈的现实性关注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独特风格。本文从中国近代戏剧部分代表性剧目的分析入手,对其关注国情的特点作了五个方面的探讨,以求证与方家。
1.讥刺政治腐败与官场黑暗
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清末民初,阁潮频繁,政局不稳,官场丑闻屡见不鲜。所以,出现了许多讥刺政治腐败与官场黑暗的优秀剧目。如:
《一念差》——描写一位海关监督为了打败政敌,不择手段,残害忠良,最后积虑成疾,良心自责而自戕的故事。该剧生动再现了旧式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丑态[3]。此剧1916年由奎德社首演,后改编成话剧,“表情说白,都臻上乘”[4],开演时“到场者人数多至千数百人”[5],“博得圆满成就”[6]。可见其影响至巨。
《新村正》——描写了“五四”前夕,一位踌躇满志的大学生毕业回乡,本想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却受到外国公司与本地恶势力的阻挠和排挤,自己的宏伟蓝图终成泡影的故事。反映了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横行乡里的罪恶;揭示了资产阶级和封建顽固派之间的斗争,反射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由于故事本身的凄婉曲折,故而演出后“名播海内”,被誉为是“向旧势力反抗,向新时代迈进”,“走在时代前边的作品”[7]。
《宦海潮》——是梅兰芳“对时装新戏的试演”[8]。内容描写某军官利用职权霸占下属妻子,使其下属家破人亡,最后受到政府惩治的故事[9]。该戏反映了民国初年官场阴险狡诈,人面兽心的丑态。当时北京的多家班社都曾上演此戏,震动很大,是当时较著名的时装新戏。
《张汶祥刺马》——此剧是王钟声根据1870年发生的真实案例改编,1907年在春桂茶园演出,王亲自饰演张汶祥。描写张汶祥计杀贪财好色、见利忘义的结拜兄弟窦一虎的故事。实际暗讽当时黑暗的官场生活。据宣统二年出版的《海上梨园杂志》载:“钟声气概轩昂”,“四座莫不动色”[10]。可见该剧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2.揭露列强暴行唤醒国人的爱国情怀
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涌现出无数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因而,近代戏剧一方面改编排演了部分能够唤醒国人爱国热情的传统剧目,另一方面也新编自导了一些与国情有关的时事新戏。这些剧目在揭露列强暴行,唤醒国人爱国情怀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哭祖庙》——这是汪笑侬根据《三国演义》故事改编而成的剧目,故事叙述刘备之孙刘谌不忍看到父亲刘禅献城投降,带领全家自杀殉国的壮举。有力地鞭挞讽刺了清政府的腐休卖国。该剧唱词对比鲜明,酣畅淋漓。《哭庙》一场是全剧精华,前后七段,长达八十余句,汪笑侬一气呵成,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据周信芳讲:汪“在大连演出这戏时,以‘国破家亡,死了干净’八字,感动了无数爱国同胞,一时成为大连全市人民的口头禅。”[11]后来,周信芳等也在不同时期演出此剧。
《潘烈士投海》——是署名白云词人的一位作者,根据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人潘伯英投海事迹写成的京剧时装新戏。描写潘伯英留学日本时,在东京结识同盟会发起人之一陈天华,两人痛恨帝国主义“兵舰重重泊在洋”,中国“曾经作战场”,担忧“国不能保”,“家也不能保”[12]。希望开启民智,振兴实业。而清朝与日本政府勾结,颁布《取缔清朝留学生规则》来瓦解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为抗议此规则,潘伯英继陈天华投海后跳海自杀。此剧1906年9月在上海丹桂茶园首演,后多次在新舞台演出。该剧反映了爱国青年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愤而自杀的社会现实,是近代戏剧改良运动中有影响的剧作之一。
《薛虑祭江》——是陈独秀发表在《安徽俗话报》上的剧本,出场人物只有两个人:主角薛虑和跑龙套的佳人,演唱者只有薛虑一人,基本上是自唱自演的独角戏。剧本通过描写1900年7月16日,沙俄军警强行把中国居民“圈围江边”,“东砍西劈,断尸粉骨”,后又把剩余居民赶入汹涌澎湃的黑龙江中,造成“骸骨飘溢,蔽满江洋”的海兰泡大惨案。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暴虐和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哀叹中华民族之艰难,以此唤醒国人,拯救危难中的祖国。
《瓜种兰因》——汪笑侬曾改编上演此剧,是京剧舞台上第一个“洋装新戏”。剧情借波兰灭亡之事预示中国的前途,讽刺了视外族为“蛮族”的骄傲轻敌思想,暴露了清王朝“上下交征利”,“排外改媚外”的丑恶嘴脸,揭示了帝国主义动辄“大动刀枪”,“兴兵问罪”的侵略本性。同时借大臣之口说明国王“选于他国”、“人民不得与政治”、“各党半倚外人之势”是波兰灭亡的三大原因,并提出“开议会”的主张。以此剧本隐喻国家命运之危机。
《警黄钟》——洪栋园著,故事写黄蜂国受到胡蜂国和黑蜂国侵略,而“国民醉梦,鼓舞太平”。后因竺氏三人为首的正负元帅“慷慨从戎”、“与士卒敌忾同仇”,最终取胜。暗示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侮频仍,内政不修”,“强邻环伺”,“主权尽失”的危殆局面,此剧以寓言剧的形式敲响了 “胥惊梦醒”的喤喤钟声。警醒黄帝子孙奋起抗争,避免剧中祸情在现实中发生。
3.歌颂维新变法贬斥顽固保守
戊戌维新是近代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它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毕竟传播了一些西方政治思想,在国人心目中引起了较大的震动,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因此,近代中国戏剧内容中反映这次运动的剧目亦颇可观。
《维新梦》——这个剧目有多种版本,但故事情节基本按照戊戌维新的发展顺序安排,剧中既有“下诏求贤,力行新政”的光绪皇帝,也有慷慨从容的“戊戌六君子”。充分说明剧作者对维新运动的同情。
《党人碑》——汪笑侬根据清初丘园同名传奇改编,他有感于“戊戌政变,杀志士,逐党人,死于无辜者,不可数计”而改写。故事发生在北宋,但汪笑侬欲借此剧为“戊戌政变”中遇难的六君子张目,尤以“打碑”一场最为慷慨激昂,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民国元年在天津下天仙茶园演出,反响强烈。“观者下涕,而忌之者,讥之为叛徒”。据《中国戏曲志》(上海卷)载,某次在春仙茶园演出,适逢清朝当局查封《苏报》和汪笑侬组织的《大舞台报》出版,汪触景生情,慷慨悲歌。说到悲伤处,潸然泪下,如临其境,几乎忘记自己在演戏,观众无不为之感动。
《博浪锥》——汪笑浓编,是早期改良京剧的代表作。尽管作者把背景设在秦朝,描写姬相公“一腔热血涌,誓心报国仇”,“总想推翻”“专制政府”,“重新构造”“好乾坤”,但汪笑浓以此影射戊戌维新之失败,抨击清政府的暴虐无道。在当时具有很深的教育意义。
4.暴露封建家庭罪恶提倡妇女解放
清末到民国初年,随着西方思潮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广泛传播,妇女解放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许多宣传妇女解放的剧目也相继出现,这些剧目在京津地区的演出最为活跃。
《宇宙锋》——又名《一口剑》、《金殿装疯》,原为京剧传统剧目,适应形势需要,梅兰芳将其发挥成妇女追求自身解放、具有教育意义的剧目。叙述秦朝奸臣赵高在危难之际,逼女另嫁秦二世,赵女装作疯癫,坚决反抗的故事。作者借赵女之口,指出人民盼望“江山万代,永保平安”,未料“昏王荒淫无道,不理朝纲。”如此江山怎会“坐得长久”。这种赞扬女子勇于反抗父母成命、直面痛斥统治阶级的精神,在风气初开的民国初年,具有鲜明的启发意义。
《牢狱鸳鸯》——是梅兰芳著名的时装新戏剧目之一。描写大家闺秀卫如玉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祸害,婚姻波折,最终与心爱之人喜结良缘的故事。据梅兰芳回忆,“在民国四年前后,一般观众的心理,还正停留在这个阶段里”,“只能在曲折的剧情里面,加些比较有意义的材料,或者还可能在侧面起一点警惕的作用。这出‘牢狱鸳鸯’就是针对当时婚姻太不自由和官场的黑暗而发的”。所以,演出后反响强烈,群众“满腹愤慨”,有一老头竟然闯到台上和演县太爷的演员打起来。可见此“戏剧感动人的力量,实在太大”。
《邓霞姑》——是梅兰芳等人编的时装新戏,叙述旧社会女子为婚姻自由,跟恶势力作斗争的故事。本剧歌颂女子婚姻自主,其中一些台词,如邓霞姑斥责舅舅:“婚姻大事,关系男女双方终身幸福,必须征求本人的同意,岂能购嫌贫爱富,尽拿金钱为目的,强迫作主。现在世界文明,凡事都要讲个公理。像你这样阴谋害人,破坏人家的婚姻,不但为法律所不许,而且为公道不容”,轰动一时,梅兰芳“每次念到这儿,台下必定鼓掌欢迎”,“一霎时满园子的鼓掌声,叫好声和台上打成一片”。
《一缕麻》——齐如山根据包天笑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讲述一位屈从于包办婚姻嫁给痴呆少年的妇女的悲惨命运。掐中了当时包办婚姻的弊端,对于普通老百姓震动更大。据记载,当剧中林纫芬被迫上轿时,“心酸难忍”,“台下的观众,那就更不用说了,一个个掏出手绢来擦眼泪”。
《童女斩蛇》——这是讽刺贪官颟顸,表现妇女勇敢智慧的讽刺剧。根据1917年天津大水后,一些投机取巧之人设置骗局,制造迷信骗局,捞取钱财的现实故事改编。《童女斩蛇》刻画了一个勇于打破迷信思想,智擒贼人的女英雄形象。当年在山东、河南的黄河附近,也流传此种说法。因而“初次上演,就受到观众欢迎”,吸引了不少观众。
5.赞扬民主革命拥护共和政权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但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中国近代民主进程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辛亥革命后,以此为题材的剧目也不再少数。
《黄金赤血》——武昌起义胜利后,任天知编演。故事描写在武昌起义中失散的一家人,经过重重波折,最终团圆,为共和国募捐的故事。剧情直刺现实,歌颂了革命党人揭破立宪骗局,把中国“弄得天翻地覆”[34]的神勇之举。剧中也刻画了袁世凯居心叵测、两面三刀的嘴脸。
《共和万岁》——任天知编演,故事叙述武昌起义后,大清要员们或者醉生梦死,或者逃之夭夭。赞颂了艰难跋涉中新建立的共和政府,鞭挞了旧官僚在民国成立时畏首畏尾的心理。剧中的一些台词,如“到如今臬台是升了,本还没捞回来”入木三分地描绘出清政府官僚的腐败。而“先剪去烦恼丝,免得碍人的眼”等,则反映了部分官僚投机革命的本性。
《黄鹤楼》——描写武从孙五在租界制造炸弹爆炸开始,租界巡捕搜索起义军的旗帜、名单等,岑春煊、瑞徵商议如何对付新军的反正到武昌起义胜利的经过。歌颂了革命者“舍掉这颗头”,“为四万万同胞,争自由,要幸福”的革命气概,“今天不成,还有明天,今年不成,还有明年”的坚持不懈的精神。
《苍鹰击》——以徐锡麟、秋瑾起义为题材编演而成。既表现了主角田丰实“舍身入地狱,鼓翼排天门,愿替众生苦,复醒泥犁魂”的自我牺牲精神,也表现了他“既已被擒,早拼一死,剖心肢解,甘之如饴”的视死如归的革命情怀。作品也表达了对统治者“卖国甘心作地皇”的深恶痛绝,对革命者“要将心血洗乾坤”的由衷赞叹。如此激奋人心的剧作,在激励群众参加革命斗争方面,无疑意义重大。
上述剧目只是部分代表性剧目,还有大量相关剧目,如揭露政治腐败、官场黑暗的《安乐窝》、《扬州梦》、《燕支井》等;揭露帝国主义暴行,唤醒中国人民爱国热情的《庚子国耻》、《美人心》、《征鸿泪》等;歌颂维新变法,贬斥顽固保守的《经国美谈》、《叹老》、《新中国》等;暴露封建家庭的罪恶,提倡妇女解放的《孽海波澜》、《女中华》、《轩亭冤》等;歌颂民主革命,拥护民主共和的《革命军》、《广州血》、《黄花岗》等。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可能反复胪举。
6.结语
“近代戏剧的兴衰是和近代政治斗争、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与否密切相关的。”因此,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戏剧真实记录了世纪之交的风云变幻。尽管因当时的戏剧斩榛辟莽,经验不足,缺憾较多,但她在中国近代戏剧史上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首先,顺应时代,警醒国人。中国近代戏剧能够适应时代潮流,敷演时事,激昂人心,这是一种可贵的探索精神。她一方面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又歌颂了当时的新生事物。特别是许多剧目能够抛弃改良立宪的主张,积极拥护新生年幼的共和主张,表现了中国近代戏剧与时俱进的开新精神。
其次,世情所囿,瑜不掩瑕。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国近代戏剧还有诸多缺点,剧情中有多种落后的思想倾向,如《潘烈士投海》幻想清政府能顺从民意,真正立宪;《黄鹤楼》过高刻画黎元洪的形象,使其成为“牺牲一身,为涂炭的生众一殉”[1]的英雄,违背史实;《苍鹰击》剧中屡次出现“一夫攘臂起”,“粉骨报疲氓”等句子,客观上也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者脱离群众、孤芳自赏的情绪。
尽管有诸多缺点,但中国近代戏剧毕竟适应了当时救亡图存的形势,进一步唤醒了人们的忧患意识,是戏剧史上光彩的一章。今天,当市场化步伐进一步加快,戏剧是否还能重振雄风,适应时代要求,创造出适合于新时代的作品,我们期待戏剧工作者的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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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范文明(1967—),男,山西忻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04级博士研究生,现为湖北经济学院社会科学系教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