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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叶超先生大作（《体国经野：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理论与历史》，后文简称《体国经野》），拜读之后，深佩卓见。尤其高兴，国内学术界的中生代颇有高才。陈述我的感想前，容我先提出一些由此想到的观念：在人类历史上，东亚的华夏族群，经历千百年的发展，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网络，以此凝聚广土众民为共同体。这一网络，乃是多层次的叠合。从大区域中心、地区中心、地方据点、城邑、市镇，以至乡村集场，四向分叉，编织为管道网络，笼罩于华夏共同体的东亚大地。经由这一网络，人才、信息、资源、商品，不断集散、流动、互补，以此整合为有机体。于是东亚的凝聚与整合，呈现为华夏的“天下”。近百年来，各处人类都被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上述“华夏天下”，毋宁是这一全球化的先驱张本。
叶超的《体国经野》一书涵盖两个主题：中国古代的城乡融合，恰是上述“华夏网络”之发轫阶段；另一主题“临海城市”，又是亚当·斯密《国富论》论述欧洲地区，领土国家出现时，城乡分合的课题，亦即现代“全球化”的开始。春秋战国时代以至于秦汉，古代中国的城市经过三四百年，从二元化的城市转变为城乡结合的新形态。斯密的临海城市讨论，也是针对城市和周边的乡村有明显的脱节。这一脱节现象，于经历商业化进入工业化的过程后，城市遂和周边整合为有机的共同体。中外两种城市，都从两元特色逐渐整合为一个融合的个体。文首称许叶超的“卓见”，并非客套赞许，而是欣佩他的洞察力。
这本书是理论和史实结合的探讨，作者以这两个现象做对比，似乎是为了今日中国城镇化现象迅速开展而引起的一番检讨和预测。作者以相当多的篇幅，讨论一九五○年以后长期城乡分割甚至对立的现象。然后才讨论最近二十年左右城市开始发展，乡村逐渐被吸纳为城市的一部分。这个过程，许多工业化国家都曾经历。中国能否顺利走完这一过程，确实是值得我们关心的重要课题。
回到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城市，那是分封制的后果。周人族群以胜利者的威势，在中原分封诸侯；诸侯都有封地的都邑、城郭保障，称之为国。国中的居民，是统治者及其族众，也在此存储财富。城墙外面“附郭”近郊，是国的延伸。城郭外面，则是“乡野”，乃是被征服者原居族群生产与居住的地方。国与野之分别，就在于两点：国是优势的支配者居地，野是被支配的族群生活所在。这一二元化态势，牵扯到政治权力的强弱和经济文化内容的差异。
斯密所指出的临海城市，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前，亦即欧洲重商主义时代，是经由海陆贸易取得远处财富的港口。临海的港都发展了一个与周边农村性质不同的社会。假如这一个临海城市又正是“蛮族入侵”之后侵入者的族群占据的据点，那些诸侯封君，对四周原居民已居优势地位。于是，斯密所处理的欧洲城市就具有两种可能之特色：一类是，通过政治优势凌驾于四周围的族群之上；另一类是，以经济的优势分离原来的族群。这种二元化的现象，其呈现的性质，确实与中国古代二元化的城市颇为相似。
关于城乡的融合，春秋战国到秦汉，那个漫长的渐变过程，乃是从分封的据点，逐渐发展为领土国家的疆域。从“点”发展到“面”，“点”的控制者如果不能以平等相待吸纳“面”上分布的广土众民及其资源，这种新兴领土国家便无法与其他领土国家竞争。换言之，春秋战国时期开展的城乡融合过程是由于聚落点发展为大型的生活共同体领土国家。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就是“天下国家”的出现。因此，我在前文声明：以当时东亚来说，这一大片亚洲大陆乃是他们的“天下”，那一阶段发展的视野，正如同今日“全球化”三字代表的意义，其实相当接近。
斯密所指出的城市也包含三个阶段，都从经济形态分别：农业化、商业化、工业化。今日的世界是超越了工业化的后工业化的时代，同时全球化的影响已经笼罩全世界。如果斯密活到今天，他可能会重视秦汉模式的赓续发展方向，那是城乡融合以后，中国大一统帝国的体制内发展的阶层排列的都市网。这种分布网的模式，即是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中心地理论（CPT，Central Place Theory）。此后，在地理学中，有了不少应用空间互动模型（SIM，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的讨论。“二战”结束后，美国的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指出中国亦存在与中心地类似的城市等级化分布网。另一方面，社会学家杨庆堃在邹平考察当地的市集活动，实证地归纳为市集的阶层形态网。这两项研究，殊途同归，都指出中国城市互动模式的基本性质。我在《汉代农业》中，也注意到战国末年到汉代，相当发达的商業交换网将中国各地区的区间交换结合为一个内在自足的整体经济。维持如此庞大帝国的力量，不仅是文化，也是经济上区间的互依性。《史记·货殖列传》特别提到，汉初中国本部有两横三直的交通干道，司马迁的观察和中国历史上国内交通干道网（今日所谓infrastructure，交流网）的整体面貌，基本上还是相似的。
再以居民点的中心与乡村之间的关系而论，秦代统一中国，以秦军下级军官担任地方官员。湖北江陵睡虎地的秦墓简牍，以及四川青川出土的“秦律”，都说明皇朝的权力从中央通过郡县直透到乡里。在秦代和汉初，手工业生产和大型商业活动都在城内。然而，在汉武帝的时代，汉武帝对城市工商业进行了无情打击：为了防止富商豪门的经济力量过分强大，遂以国家公权力解散了以城市为基础的工商经济。在这个运动之后，以城市为基地的产业分散于乡村，农舍手工业从此成为中国生产力的最主要的部分，直到中古以后才发生其他的变化。
汉代考古遗址出土的简策表明，县以下的乡和里乃是生产生活最实在的集合体。乡里之中，地方上的领袖配合县以下的地方基层官员处理社区一般事务。“乡里”是坚实的生活共同体。这一簇一簇的乡里就是汉代大帝国的基本单位，犹如庞大的金字塔基础的砖块。这一种结构乃是中国文官和皇帝制度结合的天下国家，能够具有长期稳定的特性。举例说明：汉代名臣朱邑，出身是乡里举荐的贤良。这一类的孝悌力田、贤良方正，既是乡里的表率，也是因为他们的精英身份，因而被举荐进入帝国的文官体系。朱邑的经历，从桐乡的地方小吏啬夫，步步升迁，最后位至三公。他在晚年曾吩咐：“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这个小故事，正说明乡级的社会单位，乃是最具体最真实的集合体。 上面所说的城乡融合，《汉代农业》中表达的想法不是将乡村收纳于城市，而是将城市扩散于乡村。前文CPT理论也就是说明：一个庞大的阶层化网络，漫撒于全国，才能将全国长期融合为一个整体。中国历史上，有内战引起的分裂，也有因外患造成的乱世，但是中国人始终认为“分久必合”，因为经济和文化力量的结合凝聚了庞大的网络，而不是依赖政治号令结合广土众民。
从上述想法，我建议作者是否还可以考虑：除了主从对立的二元化聚落结构以外，还有原生的中心城市。那些分散的村落，由于地形和其他自然环境的影响，各自发展自己的生产特色，因此会依赖别处的产品，补足其自身的不足。在西周分封制度以前，新石器时代的世纪，许多村落之间也可有一个地位适中、交通比较方便的中心点。湖北石家河遗址有一个中心聚落，周围分布不亚于十个卫星聚落。核心聚落的所在是水路的交通中心，卫星和核心之间的距离几乎相等。这种自然形态的聚集，就和征服者凌驾于原居民的形式很不相同。
从近东考古学上看，两河地区的“肥腴月湾”，其许多城市并不是征服者的据点：有的是宗教信仰的中心，有的是商业的中心，或者二者具备。直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驭马驾车的侵略者进入肥腴月湾，才有征服与被征服者的对立形态。同样在希腊半岛上，也要等到早期的侵略者雅利安人进入半岛，才出现武装征服者的聚落—古希腊的城邦。城内是以族群为组织的城邦公民，城外是被称为Helots（黑劳士）的渔民和农民。欧洲的历史由不断新来的征服者压过前面的居民，这种二元形态始终存在。关于原生聚落的集合形态，考古学家罗伯特·布雷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等都有所论述，此处不需列举。
工业革命以后，西欧的生产力突飞猛进，以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将其工业产品推销到世界各处市场，然后发展为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帝国主义，赤裸裸地奴役其他各处人类，掠夺全球资源。这些帝国主义者在各处建立的城市不必赘言，都是以征服者的地位，掠取周边财富，也输出西方文化，其后果是几乎每一个被殖民或者被压服的地区都有西方城市的复制品。其拥有的经济实力和文化优势，使其与周围腹地处于敌对地位。今日世界不少新兴国家，要在“二战”以后，随着殖民活动退潮，各地自主独立的运动开展，城乡融合的过程方才开始。
中国近代史上，清末的五口通商，以及由此引起的因为西方侵入内地的经济活动，使得内地也出现了西方式的城镇。民国时代，中国的沿海和内地的落差，都市与周边腹地的落差，导致中国的内部分裂。落差加剧才促生了国共内战，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然而，工业化的过程谁也不能躲避；终于因为城乡的分隔，造成中国无处不见的二元化。面对这种二元化的分裂，以促进生产作为决策的根本方针，三十年改革开放时期，前面一段是城市的逐渐开展，最近十来年，则是快速城市化。城市化作为重要的国家政策，其进展的速度可谓突飞猛进。今天的中國，城市居民的人数已经超过农村，如此迅速的步骤走得太快了，也似乎太急了。而且，由于迎合政策，有些地方加速地进行硬件建设，以至超过实际需要，这就造成了城乡融合过程之中的逆向效应。如何避免这样的急流冲击中的险滩，是必须严肃对待的课题。
再从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情形来看，从“二战”以后，美国城市周边开始出现新的郊区。将具有生产力的农地，转变为城市中产阶层的居住家园。每个城市周围的郊区和城市之间，号称一体，又是分隔。许多本来集中在城市的活动，例如购物场，逐渐分散于郊区。有些城市的核心，沦落为城市贫民的集中点。如此城市和郊区的分离，造成另类的二元化现象。继美国之后，欧洲也很快走向同样的途径。下一步该怎么走，又是一个有待思考的课题。
以上所说各点，只有一部分是介绍本书的优点，本书许多可圈可点之处，读者们应予体会。本文唠叨，乃是因为城乡分合的现象引发的一些感慨，提供给作者和本书读者参考。
（《体国经野：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理论与历史》，叶超著，东南大学出版社二○一四年版）
叶超的《体国经野》一书涵盖两个主题：中国古代的城乡融合，恰是上述“华夏网络”之发轫阶段；另一主题“临海城市”，又是亚当·斯密《国富论》论述欧洲地区，领土国家出现时，城乡分合的课题，亦即现代“全球化”的开始。春秋战国时代以至于秦汉，古代中国的城市经过三四百年，从二元化的城市转变为城乡结合的新形态。斯密的临海城市讨论，也是针对城市和周边的乡村有明显的脱节。这一脱节现象，于经历商业化进入工业化的过程后，城市遂和周边整合为有机的共同体。中外两种城市，都从两元特色逐渐整合为一个融合的个体。文首称许叶超的“卓见”，并非客套赞许，而是欣佩他的洞察力。
这本书是理论和史实结合的探讨，作者以这两个现象做对比，似乎是为了今日中国城镇化现象迅速开展而引起的一番检讨和预测。作者以相当多的篇幅，讨论一九五○年以后长期城乡分割甚至对立的现象。然后才讨论最近二十年左右城市开始发展，乡村逐渐被吸纳为城市的一部分。这个过程，许多工业化国家都曾经历。中国能否顺利走完这一过程，确实是值得我们关心的重要课题。
回到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城市，那是分封制的后果。周人族群以胜利者的威势，在中原分封诸侯；诸侯都有封地的都邑、城郭保障，称之为国。国中的居民，是统治者及其族众，也在此存储财富。城墙外面“附郭”近郊，是国的延伸。城郭外面，则是“乡野”，乃是被征服者原居族群生产与居住的地方。国与野之分别，就在于两点：国是优势的支配者居地，野是被支配的族群生活所在。这一二元化态势，牵扯到政治权力的强弱和经济文化内容的差异。
斯密所指出的临海城市，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前，亦即欧洲重商主义时代，是经由海陆贸易取得远处财富的港口。临海的港都发展了一个与周边农村性质不同的社会。假如这一个临海城市又正是“蛮族入侵”之后侵入者的族群占据的据点，那些诸侯封君，对四周原居民已居优势地位。于是，斯密所处理的欧洲城市就具有两种可能之特色：一类是，通过政治优势凌驾于四周围的族群之上；另一类是，以经济的优势分离原来的族群。这种二元化的现象，其呈现的性质，确实与中国古代二元化的城市颇为相似。
关于城乡的融合，春秋战国到秦汉，那个漫长的渐变过程，乃是从分封的据点，逐渐发展为领土国家的疆域。从“点”发展到“面”，“点”的控制者如果不能以平等相待吸纳“面”上分布的广土众民及其资源，这种新兴领土国家便无法与其他领土国家竞争。换言之，春秋战国时期开展的城乡融合过程是由于聚落点发展为大型的生活共同体领土国家。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就是“天下国家”的出现。因此，我在前文声明：以当时东亚来说，这一大片亚洲大陆乃是他们的“天下”，那一阶段发展的视野，正如同今日“全球化”三字代表的意义，其实相当接近。
斯密所指出的城市也包含三个阶段，都从经济形态分别：农业化、商业化、工业化。今日的世界是超越了工业化的后工业化的时代，同时全球化的影响已经笼罩全世界。如果斯密活到今天，他可能会重视秦汉模式的赓续发展方向，那是城乡融合以后，中国大一统帝国的体制内发展的阶层排列的都市网。这种分布网的模式，即是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中心地理论（CPT，Central Place Theory）。此后，在地理学中，有了不少应用空间互动模型（SIM，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的讨论。“二战”结束后，美国的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指出中国亦存在与中心地类似的城市等级化分布网。另一方面，社会学家杨庆堃在邹平考察当地的市集活动，实证地归纳为市集的阶层形态网。这两项研究，殊途同归，都指出中国城市互动模式的基本性质。我在《汉代农业》中，也注意到战国末年到汉代，相当发达的商業交换网将中国各地区的区间交换结合为一个内在自足的整体经济。维持如此庞大帝国的力量，不仅是文化，也是经济上区间的互依性。《史记·货殖列传》特别提到，汉初中国本部有两横三直的交通干道，司马迁的观察和中国历史上国内交通干道网（今日所谓infrastructure，交流网）的整体面貌，基本上还是相似的。
再以居民点的中心与乡村之间的关系而论，秦代统一中国，以秦军下级军官担任地方官员。湖北江陵睡虎地的秦墓简牍，以及四川青川出土的“秦律”，都说明皇朝的权力从中央通过郡县直透到乡里。在秦代和汉初，手工业生产和大型商业活动都在城内。然而，在汉武帝的时代，汉武帝对城市工商业进行了无情打击：为了防止富商豪门的经济力量过分强大，遂以国家公权力解散了以城市为基础的工商经济。在这个运动之后，以城市为基地的产业分散于乡村，农舍手工业从此成为中国生产力的最主要的部分，直到中古以后才发生其他的变化。
汉代考古遗址出土的简策表明，县以下的乡和里乃是生产生活最实在的集合体。乡里之中，地方上的领袖配合县以下的地方基层官员处理社区一般事务。“乡里”是坚实的生活共同体。这一簇一簇的乡里就是汉代大帝国的基本单位，犹如庞大的金字塔基础的砖块。这一种结构乃是中国文官和皇帝制度结合的天下国家，能够具有长期稳定的特性。举例说明：汉代名臣朱邑，出身是乡里举荐的贤良。这一类的孝悌力田、贤良方正，既是乡里的表率，也是因为他们的精英身份，因而被举荐进入帝国的文官体系。朱邑的经历，从桐乡的地方小吏啬夫，步步升迁，最后位至三公。他在晚年曾吩咐：“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这个小故事，正说明乡级的社会单位，乃是最具体最真实的集合体。 上面所说的城乡融合，《汉代农业》中表达的想法不是将乡村收纳于城市，而是将城市扩散于乡村。前文CPT理论也就是说明：一个庞大的阶层化网络，漫撒于全国，才能将全国长期融合为一个整体。中国历史上，有内战引起的分裂，也有因外患造成的乱世，但是中国人始终认为“分久必合”，因为经济和文化力量的结合凝聚了庞大的网络，而不是依赖政治号令结合广土众民。
从上述想法，我建议作者是否还可以考虑：除了主从对立的二元化聚落结构以外，还有原生的中心城市。那些分散的村落，由于地形和其他自然环境的影响，各自发展自己的生产特色，因此会依赖别处的产品，补足其自身的不足。在西周分封制度以前，新石器时代的世纪，许多村落之间也可有一个地位适中、交通比较方便的中心点。湖北石家河遗址有一个中心聚落，周围分布不亚于十个卫星聚落。核心聚落的所在是水路的交通中心，卫星和核心之间的距离几乎相等。这种自然形态的聚集，就和征服者凌驾于原居民的形式很不相同。
从近东考古学上看，两河地区的“肥腴月湾”，其许多城市并不是征服者的据点：有的是宗教信仰的中心，有的是商业的中心，或者二者具备。直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纪，驭马驾车的侵略者进入肥腴月湾，才有征服与被征服者的对立形态。同样在希腊半岛上，也要等到早期的侵略者雅利安人进入半岛，才出现武装征服者的聚落—古希腊的城邦。城内是以族群为组织的城邦公民，城外是被称为Helots（黑劳士）的渔民和农民。欧洲的历史由不断新来的征服者压过前面的居民，这种二元形态始终存在。关于原生聚落的集合形态，考古学家罗伯特·布雷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等都有所论述，此处不需列举。
工业革命以后，西欧的生产力突飞猛进，以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将其工业产品推销到世界各处市场，然后发展为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帝国主义，赤裸裸地奴役其他各处人类，掠夺全球资源。这些帝国主义者在各处建立的城市不必赘言，都是以征服者的地位，掠取周边财富，也输出西方文化，其后果是几乎每一个被殖民或者被压服的地区都有西方城市的复制品。其拥有的经济实力和文化优势，使其与周围腹地处于敌对地位。今日世界不少新兴国家，要在“二战”以后，随着殖民活动退潮，各地自主独立的运动开展，城乡融合的过程方才开始。
中国近代史上，清末的五口通商，以及由此引起的因为西方侵入内地的经济活动，使得内地也出现了西方式的城镇。民国时代，中国的沿海和内地的落差，都市与周边腹地的落差，导致中国的内部分裂。落差加剧才促生了国共内战，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然而，工业化的过程谁也不能躲避；终于因为城乡的分隔，造成中国无处不见的二元化。面对这种二元化的分裂，以促进生产作为决策的根本方针，三十年改革开放时期，前面一段是城市的逐渐开展，最近十来年，则是快速城市化。城市化作为重要的国家政策，其进展的速度可谓突飞猛进。今天的中國，城市居民的人数已经超过农村，如此迅速的步骤走得太快了，也似乎太急了。而且，由于迎合政策，有些地方加速地进行硬件建设，以至超过实际需要，这就造成了城乡融合过程之中的逆向效应。如何避免这样的急流冲击中的险滩，是必须严肃对待的课题。
再从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情形来看，从“二战”以后，美国城市周边开始出现新的郊区。将具有生产力的农地，转变为城市中产阶层的居住家园。每个城市周围的郊区和城市之间，号称一体，又是分隔。许多本来集中在城市的活动，例如购物场，逐渐分散于郊区。有些城市的核心，沦落为城市贫民的集中点。如此城市和郊区的分离，造成另类的二元化现象。继美国之后，欧洲也很快走向同样的途径。下一步该怎么走，又是一个有待思考的课题。
以上所说各点，只有一部分是介绍本书的优点，本书许多可圈可点之处，读者们应予体会。本文唠叨，乃是因为城乡分合的现象引发的一些感慨，提供给作者和本书读者参考。
（《体国经野：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理论与历史》，叶超著，东南大学出版社二○一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