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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青年》诞生于中华民国成立不久。作为当时大众传播媒介的典型代表，其空前的影响力，使之成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也促成了“新青年”这个群体，作为崭新的角色，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进而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本文从大众传播的视角对《新青年》进行分析，总结出《新青年》宝贵的办刊经验，以期对当今大众媒介的发展，尤其是大众媒介对当代青年的影响和引导方面有所启发。
关键词：大众传播；《新青年》；办刊经验；启示
作者简介：朱明丽，新闻与传播硕士，2016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5--02
引言：
《新青年》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至今已有百年历史。陈独秀、鲁迅等众多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都曾在《新青年》这块阵地上辛勤耕耘，合力将《新青年》打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大众传播媒介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纵然时光流转，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其办刊经验，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从大众传播的角度对《新青年》进行分析，希望《新青年》在新闻传播方面的宝贵精神和经验得以拨云见日，薪火相传。
一、《新青年》的成长历程及影响力
《新青年》1915年在上海创刊之时，初名为《青年杂志》，自第二卷起因有重名之嫌而改为本名。16开月刊，每月出满6号为一卷，从创刊到1922年7月共出刊9卷54号。[1]此时的中国依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寻找救国图存的出路。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直面现实，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政治主张，他们认为，必须首先从思想启蒙入手，才能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制。《新青年》就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随后，《新青年》的成长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陈独秀主撰阶段（1915.9-1917.12）；编辑部同仁轮流主编阶段（1918.1-1920.5）；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阶段（1920年9月至1922年7月）。[2]三个阶段的发展中，《新青年》时刻关注社会大环境和局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杂志定位及办刊策略，使得《新青年》成为新思潮的一面旗帜，并促成了“新青年”阶层以及新文化的形成。
报刊是当时社会比较先进的大众媒介，由于成本低、传播速度快，其广泛传播力，在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1948年，传播学家拉斯韦尔在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将媒介的基本社会功能概括为：环境监控功能、社会协调功能以及社会遗产传承功能。[3]《新青年》巨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作为大众传播媒介，这三种基本功能的充分发挥。
二、大众传播的角度分析《新青年》办刊经验
1.与时俱进的办刊理念.
《新青年》在中国历史上所起到的思想启蒙作用是巨大的。但其实，《新青年》的第一卷影响并不大，包括赠送在内，每期发行仅千份。但时任主编的陈独秀以其精准的洞察力，及时修正杂志的定位和方向，把“改造青年思想，辅导青年修养”的宗旨和现实的社会政治、青年思想实习逐渐结合起来，影响才日益扩大起来。[4]由此可见，及时感知环境和读者的新需求，与时俱进，才是大众媒体持续扩大影响力的法宝。
2.精细准确的读者定位
及时洞察社会环境的变化，精准定位读者群，从古至今都是大众传播媒介拥有影响力的关键。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办报高潮发端于19世纪末，报纸、杂志等各种大众媒介遍地开花，文摘報、行业报、文艺小报等陆续出现。而白话报的出现则使得“人人得而阅之，广开民智”成为可能。这也为后来《新青年》杂志的诞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05年，也就是在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35册）五年之后，中国拥有千年历史的科举制度终告废除。科举的废除，意味着对“青年”钳制的瓦解，新式教育也随之开始启动。教育催生了“新知识分子阶层”的产生，同时从制度上确定了“青年期”。陈独秀将自己主办的第一份杂志命名为《青年杂志》，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日趋壮大的青年学生阶层的崛起，并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阶层所蕴涵的潜在能量。[5]所以，《新青年》巨大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目标读者群的深刻了解和精准定位。
3.独具特色的优质内容
多位大腕儿编辑和专栏作者组成的采编团队，让《新青年》除了具有强大的时代责任感和公信力之外，还保证了《新青年》拥有源源不断的优质内容提供给目标读者。同时，其针对青年群体热情洋溢、新鲜、营养的丰富内容，恰好迎合了当时青年群体汲取新知识、新思想的渴望。这都是其持续发挥影响力和社会作用的保障。
4.善于借力意见领袖 发出有影响力的声音
1917年，《新青年》迁到北京出版之后，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充分利用了其在文化界和学界的威望和资源优势，吸收了一批拥有进步思想的学者、教授来共同编纂《新青年》。这本杂志，从1918年1月第四卷第1号开始，实行轮值主编，主编者有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李大钊等，主要撰稿人也是当时文化界的知名人物，这一部分人在当时都是在思想界和文化界一呼百应的领军人物。有了众多意见领袖保驾护航，《新青年》就像众星拱月的明珠，其后来在文化界、思想界掀起的巨大思潮和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5.注重设置议程 引领舆论潮流
《新青年》在拥有强大采编团队的同时，还拥有敏锐的话题设置能力。比如，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大背景下，针对批孔运动，在发表长篇政论《孔子评议》之后，《新青年》又跟进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宪法与礼教》、《袁世凯复活》、《复辟与尊孔》、《再论孔教问题》等多篇评论，创造关于热点问题的强大舆论场，引领舆论，起到强大的振聋发聩的作用。 三、《新青年》对当今大众传播的启示
在新旧思潮对立、各种矛盾突出的复杂社会背景下，《新青年》应运而生，并且成为了“新知识阶层”在第一时间了解社会环境变化及新思潮走向的窗口，将“新青年”群体的力量聚集起来，与封建思想以及已经落伍的势力对抗。同时，这样的过程中还促成了新时代“青年文化”的产生，并为这种“新”文化的发扬光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新青年》很好地履行了环境监测、社会协调、文化更新与传承这三项大众传播基本功能。当然，《新青年》也有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比如看待一些问题时过于偏激，所谓坏就是一切皆坏，好就是一切皆好，这样的做法至今都是需要反思和商榷的。
反观如今的媒介环境，一方面，电子媒介大行其道，极大程度上改变着大众媒介的传播方式；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因其先天的属性和公信力，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仍然是不可小觑的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媒介的偏向论认为，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有利于时间上延伸，另一类则有利于空间上的延续。[6]因为轻便、倚重书面传统，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新青年》杂志在当时属于一种空间偏向的媒介，其对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广泛传播起到了空间上的广泛拓展作用。而如今电子媒介的虚拟、迅速、海量传播等特点，使得媒介的时间、空间偏向在不同情况下，有了更加多样的表现形式，它似乎克服了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偏向性，却又因即时性，容易被源源不断的海量信息，瞬间被推翻或者被湮没。如今，生存环境、媒介环境的复杂性也深刻影响着年轻人群体，当今年轻人更加自主，却也愈加浮躁；他们关注公共事务，却又缺乏坚定的价值观……
基于这样的背景，大众传播媒介怎样很好地传承“新青年”和五四精神，如何因时因地制宜借鉴、吸收《新青年》的经验和教训、有效克服媒介的偏向性，使得大众媒介，尤其是以当代年轻人为目标群体的大众传播媒介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创造良好的文化和舆论氛围来服务新的青年一代，是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2][4]方漢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3]董璐编著：《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5]邓金明，《新青年》：现代中国青年文化的诞生 ——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三期.
[6]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帝国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序言，第8页.
关键词：大众传播；《新青年》；办刊经验；启示
作者简介：朱明丽，新闻与传播硕士，2016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5--02
引言：
《新青年》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至今已有百年历史。陈独秀、鲁迅等众多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都曾在《新青年》这块阵地上辛勤耕耘，合力将《新青年》打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大众传播媒介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纵然时光流转，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其办刊经验，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从大众传播的角度对《新青年》进行分析，希望《新青年》在新闻传播方面的宝贵精神和经验得以拨云见日，薪火相传。
一、《新青年》的成长历程及影响力
《新青年》1915年在上海创刊之时，初名为《青年杂志》，自第二卷起因有重名之嫌而改为本名。16开月刊，每月出满6号为一卷，从创刊到1922年7月共出刊9卷54号。[1]此时的中国依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寻找救国图存的出路。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直面现实，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政治主张，他们认为，必须首先从思想启蒙入手，才能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制。《新青年》就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随后，《新青年》的成长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陈独秀主撰阶段（1915.9-1917.12）；编辑部同仁轮流主编阶段（1918.1-1920.5）；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阶段（1920年9月至1922年7月）。[2]三个阶段的发展中，《新青年》时刻关注社会大环境和局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杂志定位及办刊策略，使得《新青年》成为新思潮的一面旗帜，并促成了“新青年”阶层以及新文化的形成。
报刊是当时社会比较先进的大众媒介，由于成本低、传播速度快，其广泛传播力，在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1948年，传播学家拉斯韦尔在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将媒介的基本社会功能概括为：环境监控功能、社会协调功能以及社会遗产传承功能。[3]《新青年》巨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作为大众传播媒介，这三种基本功能的充分发挥。
二、大众传播的角度分析《新青年》办刊经验
1.与时俱进的办刊理念.
《新青年》在中国历史上所起到的思想启蒙作用是巨大的。但其实，《新青年》的第一卷影响并不大，包括赠送在内，每期发行仅千份。但时任主编的陈独秀以其精准的洞察力，及时修正杂志的定位和方向，把“改造青年思想，辅导青年修养”的宗旨和现实的社会政治、青年思想实习逐渐结合起来，影响才日益扩大起来。[4]由此可见，及时感知环境和读者的新需求，与时俱进，才是大众媒体持续扩大影响力的法宝。
2.精细准确的读者定位
及时洞察社会环境的变化，精准定位读者群，从古至今都是大众传播媒介拥有影响力的关键。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办报高潮发端于19世纪末，报纸、杂志等各种大众媒介遍地开花，文摘報、行业报、文艺小报等陆续出现。而白话报的出现则使得“人人得而阅之，广开民智”成为可能。这也为后来《新青年》杂志的诞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05年，也就是在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35册）五年之后，中国拥有千年历史的科举制度终告废除。科举的废除，意味着对“青年”钳制的瓦解，新式教育也随之开始启动。教育催生了“新知识分子阶层”的产生，同时从制度上确定了“青年期”。陈独秀将自己主办的第一份杂志命名为《青年杂志》，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日趋壮大的青年学生阶层的崛起，并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阶层所蕴涵的潜在能量。[5]所以，《新青年》巨大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目标读者群的深刻了解和精准定位。
3.独具特色的优质内容
多位大腕儿编辑和专栏作者组成的采编团队，让《新青年》除了具有强大的时代责任感和公信力之外，还保证了《新青年》拥有源源不断的优质内容提供给目标读者。同时，其针对青年群体热情洋溢、新鲜、营养的丰富内容，恰好迎合了当时青年群体汲取新知识、新思想的渴望。这都是其持续发挥影响力和社会作用的保障。
4.善于借力意见领袖 发出有影响力的声音
1917年，《新青年》迁到北京出版之后，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充分利用了其在文化界和学界的威望和资源优势，吸收了一批拥有进步思想的学者、教授来共同编纂《新青年》。这本杂志，从1918年1月第四卷第1号开始，实行轮值主编，主编者有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李大钊等，主要撰稿人也是当时文化界的知名人物，这一部分人在当时都是在思想界和文化界一呼百应的领军人物。有了众多意见领袖保驾护航，《新青年》就像众星拱月的明珠，其后来在文化界、思想界掀起的巨大思潮和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5.注重设置议程 引领舆论潮流
《新青年》在拥有强大采编团队的同时，还拥有敏锐的话题设置能力。比如，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大背景下，针对批孔运动，在发表长篇政论《孔子评议》之后，《新青年》又跟进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宪法与礼教》、《袁世凯复活》、《复辟与尊孔》、《再论孔教问题》等多篇评论，创造关于热点问题的强大舆论场，引领舆论，起到强大的振聋发聩的作用。 三、《新青年》对当今大众传播的启示
在新旧思潮对立、各种矛盾突出的复杂社会背景下，《新青年》应运而生，并且成为了“新知识阶层”在第一时间了解社会环境变化及新思潮走向的窗口，将“新青年”群体的力量聚集起来，与封建思想以及已经落伍的势力对抗。同时，这样的过程中还促成了新时代“青年文化”的产生，并为这种“新”文化的发扬光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新青年》很好地履行了环境监测、社会协调、文化更新与传承这三项大众传播基本功能。当然，《新青年》也有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比如看待一些问题时过于偏激，所谓坏就是一切皆坏，好就是一切皆好，这样的做法至今都是需要反思和商榷的。
反观如今的媒介环境，一方面，电子媒介大行其道，极大程度上改变着大众媒介的传播方式；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因其先天的属性和公信力，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仍然是不可小觑的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媒介的偏向论认为，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有利于时间上延伸，另一类则有利于空间上的延续。[6]因为轻便、倚重书面传统，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新青年》杂志在当时属于一种空间偏向的媒介，其对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广泛传播起到了空间上的广泛拓展作用。而如今电子媒介的虚拟、迅速、海量传播等特点，使得媒介的时间、空间偏向在不同情况下，有了更加多样的表现形式，它似乎克服了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偏向性，却又因即时性，容易被源源不断的海量信息，瞬间被推翻或者被湮没。如今，生存环境、媒介环境的复杂性也深刻影响着年轻人群体，当今年轻人更加自主，却也愈加浮躁；他们关注公共事务，却又缺乏坚定的价值观……
基于这样的背景，大众传播媒介怎样很好地传承“新青年”和五四精神，如何因时因地制宜借鉴、吸收《新青年》的经验和教训、有效克服媒介的偏向性，使得大众媒介，尤其是以当代年轻人为目标群体的大众传播媒介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创造良好的文化和舆论氛围来服务新的青年一代，是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2][4]方漢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3]董璐编著：《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5]邓金明，《新青年》：现代中国青年文化的诞生 ——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三期.
[6]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帝国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序言，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