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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当代新儒家对传统道德的呼唤，是不是一个即将消逝的文明的缥缈绝唱？出于对伦理学和道德问题的基础追问，不少新儒家学者是将社会伦理问题、道德修养问题与民族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联系起来考虑的。要从旧礼教残垣中发掘出它永恒的基石，道德化的儒学必须发扬光大，强调个人修养，回到道德之心……思想史研究者金纲告诉我们，新儒家决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回归与重复，而是要以现代的理念、创新的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当代精神，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传承中国文明，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的重要基础。
记者：关于儒学史的历史分期有过许多探讨，张君劢、冯友兰、钱穆、成中英、李泽厚等均有相关论述，分别提出了“三期说”“两期说”“四期说”“五期说”“六期说”等。金老师认为儒学发展的历史应怎样划分？
金纲：考察儒学史，可以看到，孔子之前的“古儒”阶段是孔子儒学的直接来源，不便于分割，故可将“古儒”纳入孔子儒学逻辑起点，并衍伸至董仲舒之前，称为“先秦儒学”阶段。
董仲舒之后，儒学一变。迄于两汉魏晋隋唐五代，多秉承汉代考据之风，期间又有“今古文之争”。这些，可概言为“汉魏儒学”阶段。
宋代儒学彰显义理之说、盛行疑古之风，至明末清初，其说、其风势头不减，成为中国儒学思想史一大凸起高峰。这一期间可称为“宋明儒学”阶段。
清中叶以至于今，儒学“歇绝而复振”（陈寅恪语），但期间之脉络仍可见出西学东渐以来问题之焦虑：儒学面对历史进程的现代化与民族性问题，如何因应？这一焦虑仍在历史进程之中，并未解决，故可将其称之为“近代儒学”阶段。至于“现代儒学”，在我看来，事实上是“近代儒学”的逻辑延伸，它仍在回应“现代化与民族性”两大问题之中，并没有更新的问题焦虑。因此，我主张，现代儒学是近代儒学的组成部分。
综上，可以将中国儒学史大略分为：先秦儒学、汉魏儒学、宋明儒学、近代儒学四期。
记者：近现代的中国发展迅猛，但发展方式与古代截然不同。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儒学也出现了变化。请老师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定义现代儒学？现代儒学和传统儒学有哪些异同点？
金纲：思想特点，一定与问题焦虑有关。没有问题焦虑，就没有思想。现代儒学，如前所述，其问题焦虑仍然是文明演进间中国人的身份识别问题，也即现代化与民族性问题。现代化作为文明演进不可终止，民族性作为身份识别不可消弭，因此呈现为儒学必须面对、并必须做出回应的两大问题方向。
清中叶以来，儒学在“歇绝”状态中，多沉潜于心性儒学中不敢面对世界大势。这一流风延绵至今，人多以为儒学不过是回应道德建设问题，这就回避了政治建设问题。但清末以来的大儒（如康有为等）开始直面世界政治，这就为现代儒学开辟了另外的方向，也即现代性和民族性两大焦虑问题。这就是现代儒学与传统儒学的不同之处。
记者：杜维明老师曾说，“现代儒学核心乃是见利而思义”。老师认为这句话应如何理解？
金纲：如果承认现代儒学是近代儒学的衍伸，必须回应“现代性”与“民族性”两大问题，就应该承认，现代儒学内在地含有政治与伦理两大属性。现代性问题含有政治方向，也同时含有伦理方向；民族性问题含有政治方向，也同时含有伦理方向。政治方向，与人类公正、公义、公平诸问题相关，可以概言为“公道”；伦理问题与人类道德、公德、私德等问题相关，可以概言为“仁德”。这样，就可以将现代儒学统合为“公道-仁德”一体的核心理念。
“公道-仁德”中间有个连接号“-”，不可以移易。它预示了在儒学世界，政治必须与伦理方向一致（政治不得泯灭伦理价值；政治家不得背离伦理大义）；而伦理，则在很大程度上为国家政制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
为现代儒学预先设置壁垒，令现代儒学在展开过程中，拘囿于“心性”之中，走清代儒生的老路，是不明智的。这是对儒学的矮化。这样讨论儒学，道路会越来越窄。儒学，必须是“政治-伦理”一体的，也即“公道-仁德”一体的。
从这个意义上考察，“见利思义”，更多的是伦理命题，不是政治命题，因此，还不足以概言现代儒学之“核心”。
记者：学习儒学对当今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现代儒学应怎样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呢？
金纲：儒学是少数人的事——历史上如此，现代也如此。它是社会精英的理念、思想和道义学说。但在共同体文明的展开逻辑中，儒学具有“教化天下”的功能，也即经由精英的推演、践履，影响更多人。在传统中国的“民间自治”生态下，儒学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资源。
儒学的目的就是为世人提供政治伦理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传统讲述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三达德”、“四维八德”等。它们可以最后化约为“公道-仁德”这个主题词。儒学就是在讲述“公道-仁德”价值观。
价值观，需要讲述、书写，更需要传播。传播有效，价值观就会得到更大范围的肯认，成为主流价值观。推行久了，为共同体所接纳，就成为民族文化印记、民族身份识别的重要标志。儒学就是华夏身份识别的文化印记。
判断一个人的国家民族属性，也即他的身份识别，主要是看文化印记。
学习儒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如何做一个中国人。它是“做人”的学问。这就是现代人学习儒学的意义。
选择了学习儒学，实践上述种种价值观时，就会发现，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即获得了“行为依据”。
它与个体的“道德成长”有关。愿意完成“道德成长”，愿意做一个受人尊敬、富有士君子精神的人物，可以学习儒学。但前面已经说过：儒学是少数人的事。现代社会，选择儒学的人一定是少数，但正如社会精英是少数一样，现代士大夫也将是少数。因此，是否进入儒学，对个体而言，是一个选择行为——而选择，是自由的。
记者：新儒家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现今许多人走到了一个误区，认为传统的儒学要想发展下去，就必然走向西方文化的道路。实际世界文化虽“殊途同归”，但更重要的在于“和而不同”，新儒家要想走向世界，今后应如何发展才能保有独立的中国精神？ 金纲：世界很大，儒学是世界诸家思想之一。不能设想其他民族比华族更愚蠢，反之亦然。人类同根同脉。故，儒学，不能背离世界大势；尤其不能背离现代政治哲学讲述的价值观。此为现代儒学所必当推演之大义。大义展开，需要相当篇幅，但基本逻辑是：如果相信儒学是正价值，则意味着儒学与人类一切正价值同根同脉！否，即意味着“自外”于人间正道！
所以我愿意反复陈述一个观点：现代儒学之定位只能是“世界诸子之一”。不要自轻匍匐于人之下，也不要自傲凌驾于人之上。现代儒学大见识在此。儒学所面临之文明格局前所未有。斤斤于“守死”断非“善道”之吉相。世界变，儒不变，将亡。然向何处变？除了纳入“世界诸子”自在说话，别无他途。
考世界思想大势，有三大板块是值得重视的：基督教、自由主义、儒学。这三大板块构造了现代世界重要的思想版图。它们都属于人类的文明形态。故，我总要说：儒学不应反对自由主义和基督教；基督教不应反对儒学和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不应反对基督教和儒学。它们作为人类传承有序的文化形态，也是文明形态，互相间应有温情理解。文明与文明，可能有不同的“碰撞”方向，但就中道正见而言，没有也不应该有冲突。“文明冲突”，事实上是背离中道正见的结果。因此，我承认存在“文明类型”，但不愿意承认“文明冲突”。
在世界文明的整合中，儒学“协和万邦”的国际大视野应该有助于现代儒学的书写和讲述。这是一个过大的话题，希望能有机会就此展开讨论。
记者：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就成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标杆，指导人们进行生活，也被社会秩序所约束。实际上儒学具有自身主体性，只是落实于实践，不易被发觉。金老师认为儒学在影响社会的同时，又应如何回归本身，作为学术而不偏不倚的更深发展？
金纲：现代儒学要做的工作很多，除了厘清“儒学史”、包括儒学历史资料整理外，更重要的是对儒学“义理”的推演。现代儒学理应在“儒学史”这个论域中给出更多的“思想增量贡献”。所谓“思想增量贡献”，与“思想焦虑”有关，而“思想焦虑”又来源于当下的“问题意识”。新问题层出不穷，则“思想焦虑”恒在。譬如，孔子朱熹王阳明时代，就没有“生态危机”“环境污染”“城市化”和“星球大战”问题。这些现代问题，构成了现代焦虑。儒学在“问题意识”主导下，提出回应意见，就是“儒学史”上的“思想增量贡献”。
儒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
它必须面对共同体间的社会问题。如何运用儒学思想资源回应现代问题，是对当代“儒生”的一个考验。
道德沦丧问题，古已有之，不是新问题。但在当代有愈演愈烈之势。当此之际，儒学也需要负起责任，勇敢讲述“现代儒学”的道德观、价值观。但儒学道义影响世人的不仅靠学说，更靠圣贤人物的身体力行。现代儒学的深入展开，需要问题意识的介入，不断回应现代问题；需要瞩目于道义天下的推演，自我成就圣贤气象，以此影响共同体的文明演进。
记者：因为科举制的废除，各地儒学书院在清末走向了衰微。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等提出要建立儒教，以求儒学能继续传承下去。请问金老师，建立儒教是否有其必要性？和现代儒学传承相比较，哪个更适合儒学在发展中保持正统？
金纲：儒学、儒教，向度不同，我主儒学而不主儒教说。儒学今日功能在提供政治伦理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应内化为国家价值，体现于宪法法律文本中。这方面，台湾的经验值得重视。
之所以不赞同儒教说，是因为将儒学作为宗教，不仅从经验事实、定义方向上难于逻辑自洽，同时也有悖于“政教分离”的文明大势。
所以，讲述儒学须有眼界。讲述不当，誉之适足以祸之，不可不慎。
记者：由于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保持独特地位，传统儒学才保证了千年不变的传承模式。但在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于是承担起儒学传承发展的现代知识分子们，用新的方式来发展新儒学。相比较之下，现代知识分子与士大夫发展儒学的方法都有哪些区别？在士阶层消逝之后，士文化是否也消亡了呢？现代的我们又应如何继承士的精神？
金纲：如果从历史考察，就会发现，各个时期的士大夫，其“士行”面目各有不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这三位大贤，他们的特立独行以及思想呈现，与孔子时代的“七十二贤”、董仲舒时代的“今古文流派”、朱熹、王阳明时代的理学大家，都有了深刻的不同。民国西南联大那一批知识分子所映现的士大夫精神，又与明末清初不同。
儒学流变，对应于思想流变、学术流变。“礼之用，时为大”。一代人面对一代人的问题，儒学也不例外。要之，承认儒学道义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富有问题意识和问题焦虑，坚守文化保守主义理念者，即为现代士大夫。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期望现代化并坚守民族性，对传统给予理性批判的同时又坚持同情理解。他们习惯于汉字正体字的书写，沉吟三千年遗留的典章文明，继承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和道义担当，恪守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他们是传统士大夫向着近现代转化的一批人，可以称之为近代士大夫或现代士大夫。
记者：季羡林老先生晚年一直沉思“士”所代表的“道统”，以及“士”与“侠”之间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请老师告诉我们，何为“道统”，我们应如何继承，又该怎样使现代社会成为“士”与“侠”所维护的真理权威远超过君王权威的儒家理想社会？
金纲：道统，是儒学、儒家传播道义的历史系统。传统圣贤人物，追求不朽的最高品阶，就是进入道统。“道”，即演绎“公道-仁德”之道义；“统”，即传播“公道-仁德”之系统。“道”是逻辑内容性质的，“统”是历史谱系性质的。
进入道统中人，永远不会太多。他应该是儒学历史展开中的“托命之人”。所谓“托命之人”，指的是儒学文化将坠未坠之际，认同该文化，并以一己之力承续其精义，完成薪传和心传，令儒学文化得以不坠之人。故，道统中人是认同儒学并为儒学提供思想增量贡献且有效弘道之人。
君王权威赫赫一时，而儒学道统中人提供的思想增量贡献则千古不朽。圣贤给出的是“素王”理想，当他们在野时，是共同体间的政治与伦理两大生态的看守者。他们不必超越君王的权威，他们只需要以一种“恭而安”的姿态看守着千年流传的价值观，不断地书写、讲述，并身体力行，这个共同体就存在着文明的希望。
记者：关于儒学史的历史分期有过许多探讨，张君劢、冯友兰、钱穆、成中英、李泽厚等均有相关论述，分别提出了“三期说”“两期说”“四期说”“五期说”“六期说”等。金老师认为儒学发展的历史应怎样划分？
金纲：考察儒学史，可以看到，孔子之前的“古儒”阶段是孔子儒学的直接来源，不便于分割，故可将“古儒”纳入孔子儒学逻辑起点，并衍伸至董仲舒之前，称为“先秦儒学”阶段。
董仲舒之后，儒学一变。迄于两汉魏晋隋唐五代，多秉承汉代考据之风，期间又有“今古文之争”。这些，可概言为“汉魏儒学”阶段。
宋代儒学彰显义理之说、盛行疑古之风，至明末清初，其说、其风势头不减，成为中国儒学思想史一大凸起高峰。这一期间可称为“宋明儒学”阶段。
清中叶以至于今，儒学“歇绝而复振”（陈寅恪语），但期间之脉络仍可见出西学东渐以来问题之焦虑：儒学面对历史进程的现代化与民族性问题，如何因应？这一焦虑仍在历史进程之中，并未解决，故可将其称之为“近代儒学”阶段。至于“现代儒学”，在我看来，事实上是“近代儒学”的逻辑延伸，它仍在回应“现代化与民族性”两大问题之中，并没有更新的问题焦虑。因此，我主张，现代儒学是近代儒学的组成部分。
综上，可以将中国儒学史大略分为：先秦儒学、汉魏儒学、宋明儒学、近代儒学四期。
记者：近现代的中国发展迅猛，但发展方式与古代截然不同。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儒学也出现了变化。请老师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定义现代儒学？现代儒学和传统儒学有哪些异同点？
金纲：思想特点，一定与问题焦虑有关。没有问题焦虑，就没有思想。现代儒学，如前所述，其问题焦虑仍然是文明演进间中国人的身份识别问题，也即现代化与民族性问题。现代化作为文明演进不可终止，民族性作为身份识别不可消弭，因此呈现为儒学必须面对、并必须做出回应的两大问题方向。
清中叶以来，儒学在“歇绝”状态中，多沉潜于心性儒学中不敢面对世界大势。这一流风延绵至今，人多以为儒学不过是回应道德建设问题，这就回避了政治建设问题。但清末以来的大儒（如康有为等）开始直面世界政治，这就为现代儒学开辟了另外的方向，也即现代性和民族性两大焦虑问题。这就是现代儒学与传统儒学的不同之处。
记者：杜维明老师曾说，“现代儒学核心乃是见利而思义”。老师认为这句话应如何理解？
金纲：如果承认现代儒学是近代儒学的衍伸，必须回应“现代性”与“民族性”两大问题，就应该承认，现代儒学内在地含有政治与伦理两大属性。现代性问题含有政治方向，也同时含有伦理方向；民族性问题含有政治方向，也同时含有伦理方向。政治方向，与人类公正、公义、公平诸问题相关，可以概言为“公道”；伦理问题与人类道德、公德、私德等问题相关，可以概言为“仁德”。这样，就可以将现代儒学统合为“公道-仁德”一体的核心理念。
“公道-仁德”中间有个连接号“-”，不可以移易。它预示了在儒学世界，政治必须与伦理方向一致（政治不得泯灭伦理价值；政治家不得背离伦理大义）；而伦理，则在很大程度上为国家政制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
为现代儒学预先设置壁垒，令现代儒学在展开过程中，拘囿于“心性”之中，走清代儒生的老路，是不明智的。这是对儒学的矮化。这样讨论儒学，道路会越来越窄。儒学，必须是“政治-伦理”一体的，也即“公道-仁德”一体的。
从这个意义上考察，“见利思义”，更多的是伦理命题，不是政治命题，因此，还不足以概言现代儒学之“核心”。
记者：学习儒学对当今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现代儒学应怎样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呢？
金纲：儒学是少数人的事——历史上如此，现代也如此。它是社会精英的理念、思想和道义学说。但在共同体文明的展开逻辑中，儒学具有“教化天下”的功能，也即经由精英的推演、践履，影响更多人。在传统中国的“民间自治”生态下，儒学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资源。
儒学的目的就是为世人提供政治伦理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传统讲述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三达德”、“四维八德”等。它们可以最后化约为“公道-仁德”这个主题词。儒学就是在讲述“公道-仁德”价值观。
价值观，需要讲述、书写，更需要传播。传播有效，价值观就会得到更大范围的肯认，成为主流价值观。推行久了，为共同体所接纳，就成为民族文化印记、民族身份识别的重要标志。儒学就是华夏身份识别的文化印记。
判断一个人的国家民族属性，也即他的身份识别，主要是看文化印记。
学习儒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如何做一个中国人。它是“做人”的学问。这就是现代人学习儒学的意义。
选择了学习儒学，实践上述种种价值观时，就会发现，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即获得了“行为依据”。
它与个体的“道德成长”有关。愿意完成“道德成长”，愿意做一个受人尊敬、富有士君子精神的人物，可以学习儒学。但前面已经说过：儒学是少数人的事。现代社会，选择儒学的人一定是少数，但正如社会精英是少数一样，现代士大夫也将是少数。因此，是否进入儒学，对个体而言，是一个选择行为——而选择，是自由的。
记者：新儒家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现今许多人走到了一个误区，认为传统的儒学要想发展下去，就必然走向西方文化的道路。实际世界文化虽“殊途同归”，但更重要的在于“和而不同”，新儒家要想走向世界，今后应如何发展才能保有独立的中国精神？ 金纲：世界很大，儒学是世界诸家思想之一。不能设想其他民族比华族更愚蠢，反之亦然。人类同根同脉。故，儒学，不能背离世界大势；尤其不能背离现代政治哲学讲述的价值观。此为现代儒学所必当推演之大义。大义展开，需要相当篇幅，但基本逻辑是：如果相信儒学是正价值，则意味着儒学与人类一切正价值同根同脉！否，即意味着“自外”于人间正道！
所以我愿意反复陈述一个观点：现代儒学之定位只能是“世界诸子之一”。不要自轻匍匐于人之下，也不要自傲凌驾于人之上。现代儒学大见识在此。儒学所面临之文明格局前所未有。斤斤于“守死”断非“善道”之吉相。世界变，儒不变，将亡。然向何处变？除了纳入“世界诸子”自在说话，别无他途。
考世界思想大势，有三大板块是值得重视的：基督教、自由主义、儒学。这三大板块构造了现代世界重要的思想版图。它们都属于人类的文明形态。故，我总要说：儒学不应反对自由主义和基督教；基督教不应反对儒学和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不应反对基督教和儒学。它们作为人类传承有序的文化形态，也是文明形态，互相间应有温情理解。文明与文明，可能有不同的“碰撞”方向，但就中道正见而言，没有也不应该有冲突。“文明冲突”，事实上是背离中道正见的结果。因此，我承认存在“文明类型”，但不愿意承认“文明冲突”。
在世界文明的整合中，儒学“协和万邦”的国际大视野应该有助于现代儒学的书写和讲述。这是一个过大的话题，希望能有机会就此展开讨论。
记者：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就成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标杆，指导人们进行生活，也被社会秩序所约束。实际上儒学具有自身主体性，只是落实于实践，不易被发觉。金老师认为儒学在影响社会的同时，又应如何回归本身，作为学术而不偏不倚的更深发展？
金纲：现代儒学要做的工作很多，除了厘清“儒学史”、包括儒学历史资料整理外，更重要的是对儒学“义理”的推演。现代儒学理应在“儒学史”这个论域中给出更多的“思想增量贡献”。所谓“思想增量贡献”，与“思想焦虑”有关，而“思想焦虑”又来源于当下的“问题意识”。新问题层出不穷，则“思想焦虑”恒在。譬如，孔子朱熹王阳明时代，就没有“生态危机”“环境污染”“城市化”和“星球大战”问题。这些现代问题，构成了现代焦虑。儒学在“问题意识”主导下，提出回应意见，就是“儒学史”上的“思想增量贡献”。
儒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
它必须面对共同体间的社会问题。如何运用儒学思想资源回应现代问题，是对当代“儒生”的一个考验。
道德沦丧问题，古已有之，不是新问题。但在当代有愈演愈烈之势。当此之际，儒学也需要负起责任，勇敢讲述“现代儒学”的道德观、价值观。但儒学道义影响世人的不仅靠学说，更靠圣贤人物的身体力行。现代儒学的深入展开，需要问题意识的介入，不断回应现代问题；需要瞩目于道义天下的推演，自我成就圣贤气象，以此影响共同体的文明演进。
记者：因为科举制的废除，各地儒学书院在清末走向了衰微。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等提出要建立儒教，以求儒学能继续传承下去。请问金老师，建立儒教是否有其必要性？和现代儒学传承相比较，哪个更适合儒学在发展中保持正统？
金纲：儒学、儒教，向度不同，我主儒学而不主儒教说。儒学今日功能在提供政治伦理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应内化为国家价值，体现于宪法法律文本中。这方面，台湾的经验值得重视。
之所以不赞同儒教说，是因为将儒学作为宗教，不仅从经验事实、定义方向上难于逻辑自洽，同时也有悖于“政教分离”的文明大势。
所以，讲述儒学须有眼界。讲述不当，誉之适足以祸之，不可不慎。
记者：由于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保持独特地位，传统儒学才保证了千年不变的传承模式。但在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于是承担起儒学传承发展的现代知识分子们，用新的方式来发展新儒学。相比较之下，现代知识分子与士大夫发展儒学的方法都有哪些区别？在士阶层消逝之后，士文化是否也消亡了呢？现代的我们又应如何继承士的精神？
金纲：如果从历史考察，就会发现，各个时期的士大夫，其“士行”面目各有不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这三位大贤，他们的特立独行以及思想呈现，与孔子时代的“七十二贤”、董仲舒时代的“今古文流派”、朱熹、王阳明时代的理学大家，都有了深刻的不同。民国西南联大那一批知识分子所映现的士大夫精神，又与明末清初不同。
儒学流变，对应于思想流变、学术流变。“礼之用，时为大”。一代人面对一代人的问题，儒学也不例外。要之，承认儒学道义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富有问题意识和问题焦虑，坚守文化保守主义理念者，即为现代士大夫。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期望现代化并坚守民族性，对传统给予理性批判的同时又坚持同情理解。他们习惯于汉字正体字的书写，沉吟三千年遗留的典章文明，继承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和道义担当，恪守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他们是传统士大夫向着近现代转化的一批人，可以称之为近代士大夫或现代士大夫。
记者：季羡林老先生晚年一直沉思“士”所代表的“道统”，以及“士”与“侠”之间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请老师告诉我们，何为“道统”，我们应如何继承，又该怎样使现代社会成为“士”与“侠”所维护的真理权威远超过君王权威的儒家理想社会？
金纲：道统，是儒学、儒家传播道义的历史系统。传统圣贤人物，追求不朽的最高品阶，就是进入道统。“道”，即演绎“公道-仁德”之道义；“统”，即传播“公道-仁德”之系统。“道”是逻辑内容性质的，“统”是历史谱系性质的。
进入道统中人，永远不会太多。他应该是儒学历史展开中的“托命之人”。所谓“托命之人”，指的是儒学文化将坠未坠之际，认同该文化，并以一己之力承续其精义，完成薪传和心传，令儒学文化得以不坠之人。故，道统中人是认同儒学并为儒学提供思想增量贡献且有效弘道之人。
君王权威赫赫一时，而儒学道统中人提供的思想增量贡献则千古不朽。圣贤给出的是“素王”理想，当他们在野时，是共同体间的政治与伦理两大生态的看守者。他们不必超越君王的权威，他们只需要以一种“恭而安”的姿态看守着千年流传的价值观，不断地书写、讲述，并身体力行，这个共同体就存在着文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