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听着high乐，对着两个电脑屏幕，这是穆威在工作室里的常态，在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三楼，穿过堆着废弃桌椅、略带荒凉的走廊，尽头推门而入便是一间很难称之为整洁的房间，唯一的亮点在于工作室里书架、书桌均采用了一种新型的建筑材料——胶合竹。这种材料现在在国内还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
和许多有着海外工作经历的人一样，穆威并不愁回国找不到好工作，特别是在2008年他所供职的挪威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中标了上海世博会挪威馆的设计，穆威提出的以15棵树为主结构的想法得到实施，使他在国内得到关注，这其中也包括他的母校华科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保峰。正是由于李的大力举荐，穆威以本科毕业生的资历成为建规学院的一名老师，还专门为他准备了一间工作室。
最近迷上汽车的他把很多时间都花在摆弄汽车上，清瘦的脸，配上黑框眼镜和马尾，十足文艺青年的模样，看起来跟他的学生没有任何年龄上的差距，他随意的咬了一口的苹果，说：“我是受我们院长的‘蛊惑’才回来的。”
老师穆威
不过对于老师这个职业，穆威也做得乐在其中。“教学其实也是一种设计，教学生时我也相当于是在做设计，有时候我还会很自私的参与学生的设计。”
作为从华中科技大学走出去的学生，重回学校当老师，他希望学生们不要太迷恋老师的权威。“我教学生就是为了有一天不教，学生不来听课说明我的课对他没有用了，我会认为我教学的目的达到了”。而十年前作为学生的穆威自认为是个乖学生，没干什么坏事，只是喜欢设计，和与设计相关的一切课程，而与设计无关的课一概不上。“设计让我感到快乐，除了设计之外的一切都是浮云。这样说可能比较另类，但我觉得很正常。”
作为学生的穆威毕业之后就一门心思想到国外去看看，他觉得建筑设计是一门实用学科，必须多看多经历，水平才能提高。而对于申请出国留学失败的原因，穆威很迅速的做出了回答：因为没钱。“我家里条件确实很一般，父母都是工人，我爸也不靠谱，军校不读了，从小就带着我玩，以玩味、看我玩味乐趣。但我不死心，当时我几乎找了全世界所有的建筑学校，就想找便宜的，后来终于拿到唯一一个亚洲全奖的名额，却因为签证需要10万块钱的资产担保，实在拿不出来，最终只能放弃。”
后来通过去西班牙的工作签证出国，不需要资金担保，但还是很穷，找别人借了5000块钱的机票钱。“出国之后我就很有钱了，基本上不会为钱而烦恼了。当初我毕业后在北京一个建筑事务所工作时，月薪才2500，到西班牙之后，月薪10000，到挪威之后，月薪是30000。”
穆威历数自己的薪资变化，而恰恰是这种人对金钱往往没什么概念，穆威说过30岁前积累比财富重要，所以允许自己在30岁之前能跑多远跑多远，不过还是在28岁时选择了回国。“我的意思是说，人在年轻的时候要去经历一些东西，不要太去计较每个月拿多少工资，而是当你专注在你真正的兴趣上，不知不觉你的能量会让你的能力有10倍的增长。即便我是一个很功利的人谈工资的增长，也是很合理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可能只有少数人能接受，但少数会更有意思一些。”
“我当时说30显然是我不知道30岁真正意味的是什么，我原来计划的30岁的经验和阅历在我27、8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我感觉可以去做现在的事了。”
在国外5年，一方面因为年龄的关系，另一方面穆威发现在中国也可以做很多事，在国外项目很少，而他所做的事只是一个黄色皮肤的白种人做的事，做的是老外的替代品。“我做事是有文化诉求的，我始终认为要忠于自己幼年的文化影响，而现在中国文化输出是一个很困顿的状态，所以归国是一个趋势。”
“我现在做的事，除了给你一个体制内的表象之外，工资从来不拿，学校只是提供一个平台，没有通过它获得经济利益或者是社会地位。我个人对教学是很感兴趣的，当你在很多实践工作中实现不了的想法时，可以通过教学传达出来，教学是一种训练，我教了半年之后，觉得整体平台环境都很不错。”
“当然这是一个年龄投资的问题，我隐约感到一种衰老，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喜欢披头士的那群人最终还是西装革履的回到体制内。”
“我其实是很不自信的”，他略带尴尬的笑着说，“我还是会感觉自己在被动的衰老，可能梦想会变成遗憾。我感觉人到了35-40岁时，人就会变得容易生病、肌肉无力、爬楼梯会喘的时候，你的生理上会给你一个警告，我想趁我身体还没有发出警告的时候做我想做的事。”
“什么都是浮云啊”，穆威故作感叹的说。
设计师穆威
作为设计师的穆威想在武汉建一个楼，它不仅仅是一个当下的，还有一个未来的指向。
穆威为武船设计的新的研发大楼，在设计上采用了当前国际上比较热门的3c化设计，强调形体的生成与计算机的介入，造型是为了呼应业主相关行业的想法，是一个螺旋桨旋转的概念。传统的大楼更多的注重的是功能，大多数会选择方形的手法，这个楼的主要设计理念是希望通过一个动作，设计转换中的动势，模拟螺旋桨旋转的一个片段，把其凝固下来作为建筑的设计，这个建筑的优势在于采光和通风等空间质量更高，造型也会比较奇特，但造价会偏高，但业主比较追求这个想法，没有做一个很平常的大楼。
但这也仅仅只是少数，“整个中国市场对新型建筑的接受程度都不高，中国人总是喜欢多快好省的做一件事，相对来说，北、上、广等城市比较国际化，前卫意识更多一些，武汉相对来说更封闭一些。”
“武汉很难出现太多的甲方去做这种事情，我始终认为建筑是实证科学，当你用语言和图片来描绘一个图景，让别人花更多的钱来做，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希望把握这个机会出一个作品，当很多人亲眼看到的时候，才会被眼前的东西说服，对于新型建筑理念的推广是有好处的。”
“当然我也有很多机会去上海、北京，而且有很高的年薪，在北上广，像是这样的海归很多，做事可能也很常规的把我当外国人来用，我给自己规划的是在30岁左右自主创业，这种方式会更能了解建筑的社会性，这种收获和成长是海量的。就像园丁有两种，一种园丁喜欢在绿色的花园里，另一种园丁喜欢在荒漠里种树，我属于后一种。正是因为武汉的发展滞后于其他沿海城市，在荒漠里种上一花一草，比你在沿海城市种上一花一草更有成就感一些。事实证明这样做很累。”
目前，穆威的工作室还处于很初级的阶段，正职的只有两个人，其余的就是学生了。之前几次的合伙人都因为理念不合而离他而去，对于理念不合的具体原因，穆威解释说：“我想安贫乐道的去做一些思想输出来获得关注，获得一定的话语权。中国这个市场很活跃，你想赚钱是很容易的。”有时，他甚至会任性的说不太想做“定制型”项目，不愿为有钱人做设计，“这种野心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有时候收到预付款的时候甚至很失落”。
这种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据说是受西班牙人的影响，“他们可能很穷，但是他们会领低保然后拿这个钱去雇一个佣人打扫卫生，然后每天喝咖啡晒太阳，不会考虑太多明天的事，当然前提是这个国家的保障机制。”
而在中国压力太大，很多人会被逼迫的去做一些事，“就像这个房价，都知道买不起，却还是一直在人云亦云的讨论，这是无形中在跟自己过不去，何必呢？买不起就赚钱，很简单，这个问题就过了。中国人就喜欢把一个很小的问题无限放大，形成一种云计算，造成压力的无限庞大。”
穆威说自己能解决温饱，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很满足了。“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认清自己，有没有机会完全做自己，如果他们认为那样的生活是他们自己想要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台湾导演杨德昌导演的《一一》里，当那个中年妇女有一天突然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觉得人生太无聊了。我很怕会有这一天，年轻的时候没有尝试自己想干的事。”
年前穆威为武汉屋顶小学的设计草图，是对胶合竹的实际应用，但目前由于资金的问题，行动有点滞后。
穆威在谈话中数次提到昙华林，他经常会带着学生到昙华林进行实地探访，针对昙华林的改造，除了忠于历史，保护昙华林还应包括如何改造给现在在那里居住的人以好处，对现有生活进行保护。
他也在去年参与了华侨城欢乐谷的设计评选，虽然最终未能中选。
“这是兴趣使然，就像我的工作室里的项目，很多是赚钱的，也有很多是赔钱的，但对我来讲都一样，都是做设计。”
穆威的野心
听说今年两会上有代表提出“自建房”的概念，穆威一下子激动起来。他声称自己一直做的就是自建房的技术部分，他说最近自己一直在写一篇论文，叫《通向中国城市化的第三条路》，在30年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的城市化目前主要是两种行为，一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新城营造，一种是以房地产企业为主导的城市开发，这两种模式因为市场化的消费过度昂贵，据国家统计基本上只有30%的人能享受到。
“前两种的建筑师是通过政府和开发商间接服务于30%的人民，我想通过第三种方法直接服务于70%的人。这70%的人里，比如昙华林、城中村、老武昌等，大多数人还是通过自建房的方式，根本没有建筑设计的概念。”
“我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我希望能改变中国现有的建筑结构，让更多的人住上我做的房子，做建筑界的民族英雄，这是一种野心。”
“通过胶合竹这种新型的建筑材料，通过我做的手册，教他们通过手册就能搭建胶合竹房屋，用廉价的竹材做成建筑材料，替代目前采用的砖头建筑材料，胶合竹具有轻便快捷、可回收利用、异地重建等明显优势，3天就可以搭建一座胶合竹房屋，在抗震、土地建基方面也有优异表现。”
为此，院方还史无前例的专门为穆威辟出一片地方，在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旁边建一座实验性质的胶合竹房屋样板间，作为穆威的工作室。
而他也深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下，建筑设计的滞后不是学科的问题，更多的是成为推进GDP的重要工具，建筑师的话语权变得越来越小，设计院也被逼着去做一种快速的设计，“比如武昌火车站建成只用了一年，而在国外起码得10年”。
这种行业的改革与政府政策息息相关，是自上而下的。所以他也看的很清楚，就是一定要与政府合作，以推行他的建筑理念。
他又给自己下了一个时间界限，计划自己在35岁时二次创业，此前任何失败都无所谓。“如果30岁就干成了，接下来反而不知道干什么了。”
他会给自己一个很宽敞的后路，他说他能接受40多岁骑自行车接女儿放学。而刚刚晋升为父亲的他，已在考虑要如何让她有更好的见识，从童年的时候就接受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开始这个家庭单位新一轮的居无定所。
和许多有着海外工作经历的人一样，穆威并不愁回国找不到好工作，特别是在2008年他所供职的挪威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中标了上海世博会挪威馆的设计，穆威提出的以15棵树为主结构的想法得到实施，使他在国内得到关注，这其中也包括他的母校华科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保峰。正是由于李的大力举荐，穆威以本科毕业生的资历成为建规学院的一名老师，还专门为他准备了一间工作室。
最近迷上汽车的他把很多时间都花在摆弄汽车上，清瘦的脸，配上黑框眼镜和马尾，十足文艺青年的模样，看起来跟他的学生没有任何年龄上的差距，他随意的咬了一口的苹果，说：“我是受我们院长的‘蛊惑’才回来的。”
老师穆威
不过对于老师这个职业，穆威也做得乐在其中。“教学其实也是一种设计，教学生时我也相当于是在做设计，有时候我还会很自私的参与学生的设计。”
作为从华中科技大学走出去的学生，重回学校当老师，他希望学生们不要太迷恋老师的权威。“我教学生就是为了有一天不教，学生不来听课说明我的课对他没有用了，我会认为我教学的目的达到了”。而十年前作为学生的穆威自认为是个乖学生，没干什么坏事，只是喜欢设计，和与设计相关的一切课程，而与设计无关的课一概不上。“设计让我感到快乐，除了设计之外的一切都是浮云。这样说可能比较另类，但我觉得很正常。”
作为学生的穆威毕业之后就一门心思想到国外去看看，他觉得建筑设计是一门实用学科，必须多看多经历，水平才能提高。而对于申请出国留学失败的原因，穆威很迅速的做出了回答：因为没钱。“我家里条件确实很一般，父母都是工人，我爸也不靠谱，军校不读了，从小就带着我玩，以玩味、看我玩味乐趣。但我不死心，当时我几乎找了全世界所有的建筑学校，就想找便宜的，后来终于拿到唯一一个亚洲全奖的名额，却因为签证需要10万块钱的资产担保，实在拿不出来，最终只能放弃。”
后来通过去西班牙的工作签证出国，不需要资金担保，但还是很穷，找别人借了5000块钱的机票钱。“出国之后我就很有钱了，基本上不会为钱而烦恼了。当初我毕业后在北京一个建筑事务所工作时，月薪才2500，到西班牙之后，月薪10000，到挪威之后，月薪是30000。”
穆威历数自己的薪资变化，而恰恰是这种人对金钱往往没什么概念，穆威说过30岁前积累比财富重要，所以允许自己在30岁之前能跑多远跑多远，不过还是在28岁时选择了回国。“我的意思是说，人在年轻的时候要去经历一些东西，不要太去计较每个月拿多少工资，而是当你专注在你真正的兴趣上，不知不觉你的能量会让你的能力有10倍的增长。即便我是一个很功利的人谈工资的增长，也是很合理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可能只有少数人能接受，但少数会更有意思一些。”
“我当时说30显然是我不知道30岁真正意味的是什么，我原来计划的30岁的经验和阅历在我27、8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我感觉可以去做现在的事了。”
在国外5年，一方面因为年龄的关系，另一方面穆威发现在中国也可以做很多事，在国外项目很少，而他所做的事只是一个黄色皮肤的白种人做的事，做的是老外的替代品。“我做事是有文化诉求的，我始终认为要忠于自己幼年的文化影响，而现在中国文化输出是一个很困顿的状态，所以归国是一个趋势。”
“我现在做的事，除了给你一个体制内的表象之外，工资从来不拿，学校只是提供一个平台，没有通过它获得经济利益或者是社会地位。我个人对教学是很感兴趣的，当你在很多实践工作中实现不了的想法时，可以通过教学传达出来，教学是一种训练，我教了半年之后，觉得整体平台环境都很不错。”
“当然这是一个年龄投资的问题，我隐约感到一种衰老，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喜欢披头士的那群人最终还是西装革履的回到体制内。”
“我其实是很不自信的”，他略带尴尬的笑着说，“我还是会感觉自己在被动的衰老，可能梦想会变成遗憾。我感觉人到了35-40岁时，人就会变得容易生病、肌肉无力、爬楼梯会喘的时候，你的生理上会给你一个警告，我想趁我身体还没有发出警告的时候做我想做的事。”
“什么都是浮云啊”，穆威故作感叹的说。
设计师穆威
作为设计师的穆威想在武汉建一个楼，它不仅仅是一个当下的，还有一个未来的指向。
穆威为武船设计的新的研发大楼，在设计上采用了当前国际上比较热门的3c化设计，强调形体的生成与计算机的介入，造型是为了呼应业主相关行业的想法，是一个螺旋桨旋转的概念。传统的大楼更多的注重的是功能，大多数会选择方形的手法，这个楼的主要设计理念是希望通过一个动作，设计转换中的动势，模拟螺旋桨旋转的一个片段，把其凝固下来作为建筑的设计，这个建筑的优势在于采光和通风等空间质量更高，造型也会比较奇特，但造价会偏高，但业主比较追求这个想法，没有做一个很平常的大楼。
但这也仅仅只是少数，“整个中国市场对新型建筑的接受程度都不高，中国人总是喜欢多快好省的做一件事，相对来说，北、上、广等城市比较国际化，前卫意识更多一些，武汉相对来说更封闭一些。”
“武汉很难出现太多的甲方去做这种事情，我始终认为建筑是实证科学，当你用语言和图片来描绘一个图景，让别人花更多的钱来做，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希望把握这个机会出一个作品，当很多人亲眼看到的时候，才会被眼前的东西说服，对于新型建筑理念的推广是有好处的。”
“当然我也有很多机会去上海、北京，而且有很高的年薪，在北上广，像是这样的海归很多，做事可能也很常规的把我当外国人来用，我给自己规划的是在30岁左右自主创业，这种方式会更能了解建筑的社会性，这种收获和成长是海量的。就像园丁有两种，一种园丁喜欢在绿色的花园里，另一种园丁喜欢在荒漠里种树，我属于后一种。正是因为武汉的发展滞后于其他沿海城市，在荒漠里种上一花一草，比你在沿海城市种上一花一草更有成就感一些。事实证明这样做很累。”
目前，穆威的工作室还处于很初级的阶段，正职的只有两个人，其余的就是学生了。之前几次的合伙人都因为理念不合而离他而去，对于理念不合的具体原因，穆威解释说：“我想安贫乐道的去做一些思想输出来获得关注，获得一定的话语权。中国这个市场很活跃，你想赚钱是很容易的。”有时，他甚至会任性的说不太想做“定制型”项目，不愿为有钱人做设计，“这种野心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有时候收到预付款的时候甚至很失落”。
这种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据说是受西班牙人的影响，“他们可能很穷，但是他们会领低保然后拿这个钱去雇一个佣人打扫卫生，然后每天喝咖啡晒太阳，不会考虑太多明天的事，当然前提是这个国家的保障机制。”
而在中国压力太大，很多人会被逼迫的去做一些事，“就像这个房价，都知道买不起，却还是一直在人云亦云的讨论，这是无形中在跟自己过不去，何必呢？买不起就赚钱，很简单，这个问题就过了。中国人就喜欢把一个很小的问题无限放大，形成一种云计算，造成压力的无限庞大。”
穆威说自己能解决温饱，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很满足了。“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认清自己，有没有机会完全做自己，如果他们认为那样的生活是他们自己想要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台湾导演杨德昌导演的《一一》里，当那个中年妇女有一天突然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觉得人生太无聊了。我很怕会有这一天，年轻的时候没有尝试自己想干的事。”
年前穆威为武汉屋顶小学的设计草图，是对胶合竹的实际应用，但目前由于资金的问题，行动有点滞后。
穆威在谈话中数次提到昙华林，他经常会带着学生到昙华林进行实地探访，针对昙华林的改造，除了忠于历史，保护昙华林还应包括如何改造给现在在那里居住的人以好处，对现有生活进行保护。
他也在去年参与了华侨城欢乐谷的设计评选，虽然最终未能中选。
“这是兴趣使然，就像我的工作室里的项目，很多是赚钱的，也有很多是赔钱的，但对我来讲都一样，都是做设计。”
穆威的野心
听说今年两会上有代表提出“自建房”的概念，穆威一下子激动起来。他声称自己一直做的就是自建房的技术部分，他说最近自己一直在写一篇论文，叫《通向中国城市化的第三条路》，在30年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的城市化目前主要是两种行为，一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新城营造，一种是以房地产企业为主导的城市开发，这两种模式因为市场化的消费过度昂贵，据国家统计基本上只有30%的人能享受到。
“前两种的建筑师是通过政府和开发商间接服务于30%的人民，我想通过第三种方法直接服务于70%的人。这70%的人里，比如昙华林、城中村、老武昌等，大多数人还是通过自建房的方式，根本没有建筑设计的概念。”
“我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我希望能改变中国现有的建筑结构，让更多的人住上我做的房子，做建筑界的民族英雄，这是一种野心。”
“通过胶合竹这种新型的建筑材料，通过我做的手册，教他们通过手册就能搭建胶合竹房屋，用廉价的竹材做成建筑材料，替代目前采用的砖头建筑材料，胶合竹具有轻便快捷、可回收利用、异地重建等明显优势，3天就可以搭建一座胶合竹房屋，在抗震、土地建基方面也有优异表现。”
为此，院方还史无前例的专门为穆威辟出一片地方，在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旁边建一座实验性质的胶合竹房屋样板间，作为穆威的工作室。
而他也深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下，建筑设计的滞后不是学科的问题，更多的是成为推进GDP的重要工具，建筑师的话语权变得越来越小，设计院也被逼着去做一种快速的设计，“比如武昌火车站建成只用了一年，而在国外起码得10年”。
这种行业的改革与政府政策息息相关，是自上而下的。所以他也看的很清楚，就是一定要与政府合作，以推行他的建筑理念。
他又给自己下了一个时间界限，计划自己在35岁时二次创业，此前任何失败都无所谓。“如果30岁就干成了，接下来反而不知道干什么了。”
他会给自己一个很宽敞的后路，他说他能接受40多岁骑自行车接女儿放学。而刚刚晋升为父亲的他，已在考虑要如何让她有更好的见识，从童年的时候就接受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开始这个家庭单位新一轮的居无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