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色龙”盛世才

来源 :百年潮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christain008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盛世才接触与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反映出他“政治变色龙”的本质。盛世才的进步都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而蓄意伪装的,需要苏联支援时,他可以同意自己的妹妹嫁与俞秀松,自己也加入联共,一旦苏联失势,他又可以马上翻脸,六亲不认,借刀杀掉俞秀松,还有自己的弟弟盛世骐,马上投靠国民党蒋介石。
  在盛世才亲苏联共时期,他积极伪装下的行动着实吸引了一批左翼文化人入疆。据茅盾晚年回憶:1938年7月,我参与的香港《立报》办不下去了,想返回上海。这个当口,遇到了杜重远。杜重远给我说了其去新疆的情况,“盛世才是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思想也很进步,他与延安方面的关系也不错!”当时我就很心动,当时曾与杜重远一同去过新疆的《立报》总经理萨空了也知道了我要离开香港,就动员我去新疆工作。几天后,杜重远把《三渡天山》送给我,书中“把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描绘得是一片光明”。
  于是茅盾一家于1938年年底离开香港,经河内、昆明、成都、兰州,1939年3月中旬抵达迪化。《生活书店》的总经理张仲实在成都等茅盾一家,茅盾一家到成都后,他便加入了一同赴新疆的行列。
  到达迪化的第二天晚上,盛世才举办了盛大晚宴,各大厅长全部参加,给茅盾、张仲实一行接风洗尘。
  茅盾到新疆后,担任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和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1939年7月,赵丹偕妻子、儿子与王为一夫妇等人也兴致勃勃地来到新疆。这些文化人的到来,给迪化的文化生活,增添了很多人文色彩。
  后来盛世才奉行苏联政策,大搞“肃反”。茅盾想离开新疆,但盛世才就是不批准。1940年4月,茅盾以母亲病故为名获准回去。但茅盾一走,盛世才便一天几次给哈密的行政长官打电话,第一次是“扣留茅盾”,第二次是先不要扣,第三次才说,算了吧,让他走吧!
  相比较茅盾,赵丹就走得不是那么容易了。1940年5月20日深夜,赵丹与徐韬被捕。第二年3月,与赵丹同时来的王为一、朱今明、易烈被抓捕。直到1945年2月,赵丹等人才重见天日,获得释放。可惜他的好友易烈已经死于狱中。这年的初夏,赵丹等人才在国民党要员张道藩的帮助下,离开新疆,结束了九死一生的新疆旅程。
  赵丹被捕后不久,盛世才转而向蒋介石靠拢。1942年9月,盛世才突然变脸,下令逮捕了共产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131人。1943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杜重远等10位优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
  (杨琳摘编自《机密档——被遮蔽的历史》,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凤凰周刊/编)
其他文献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隆重举行。期间,来自五大洲五十几个国家的兄弟党派代表参会。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数苏共代表团,该团的团长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团员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穆希金诺夫,苏共中央委员波诺马廖夫,苏共中央委员、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以及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副总编辑萨丘科夫。中共八大开幕之后,苏联《真理报》在一版报头地位用中俄文醒目地刊出
扬帆,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经在新四军和华东局中担任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第二任公安局长。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扬帆因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而蒙冤25年。在这期间,我作为妻子和几个儿女顶着巨大压力,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直到把他拉回亲人的身边。    年末的最后一天失去自由    1954年,对于曾经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年份。1953年底,他被免去所
1934年11月中旬,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红二十五军从罗山县何家冲离开鄂豫皖边区后,国民党十余万正规军在当地反动民团、保安队等配合下,重点“清剿”赤城、赤南苏区,根据地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面对根据地不断缩小的险恶形势,赤南一路游击师、赤城二路游击师、商北游击大队等先后编入红二十八军,跳到外线作战,金刚台附近县乡苏维埃干部陆续转移到金刚台上,在中共商南县委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保存革命力量。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政府面对国家民族的空前危机,在外交、军事、政治上举棋不定,未能作出及时、有力、坚决的应对;同时,中国军队对日军发动侵略行动的预计不足,加之军械装备、物资供给均无法及时跟进,整个抗战局面十分被动。之后,东三省迅速沦陷,华北告急。  日军炮火之下的华北民众发起各种抗日救国组织,开展各种募捐援军运动。其中,北平各大院校师生发起的援军运动形式多样、效果显著,尤以燕京大学发起的
刘纪原同志领导、组织制定了航天科技工业“七五”“八五”“九五”三个五年计划,中国航天举世瞩目的一系列成就——新一代武器装备、对外发射服务、载人航天、各种新型卫星等,都是在这些五年计划中孕育诞生的。通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国航天科技工业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成功实现多种型号并举,军民品协调发展,航天技术和研制、生产能力同步提高,并进入国际市场;全面展开载人航天工程研制,增强了中国航天的实力,
“一到战场上,我们便只有一个信心,几十个人的精神注在他一个人身上,谁也不敢乱动;就是刚上火线的,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而不懂得害怕。只要他一声命令‘去死!’我们就找不到一个人不高兴去迎着看不见的死而勇猛地冲上去!我们是怕他的,但我们更爱他!”这是一个24岁的青年政治委员告诉我的。他说的就是彭德怀同志。  彭德怀同志穿的是最普通的红军装束,但在灰色布的表面上,薄薄浮着一层黄的泥灰和黑色的油,显得很旧,而
1932年8月打宜黄时,我所在的红三十一师临时配属给红三军,但第一个打进宜黄城的却是我们师。刚打进城不久,我就被敌军的枪弹击中,这是我参加红军后第三次负伤,这一次伤得比较重,我被送进红色后方第二预备医院,整整休养了三个多月才痊愈。回部队时番号已变成红一军团的第七师,报到后被分配到红二十团第三连当司号员。我回到部队没几天,就开始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第四次反“围剿”第一仗是打南丰。红三军团和红五
1980年9月至1981年8月,王震同志受中央委托,4次赴新疆考察。当时我任《解放军报》记者,每次都随行采访。从1983年始至1993年王震去世,我又有幸被调到他身边担任他的秘书。在他身边工作,时时、事事深受教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震已进入古稀之年,他更加情系被他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曾经战斗、工作和生活过的新疆。1953年,他调离新疆后到去世前曾先后14次回新疆视察工作,
农村改革是中国当代史的重要一页。多年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入,众多专家、学者的论述、专著,亲历者的专题回顾,可谓硕果累累。但作为亲历了这场改革全过程并一直关注着这段历史研究的一名记者,也感到有一些明显的不足。改革起始期的一些重大矛盾斗争,特别是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斗争被忽视了。走在改革前列的万里同志说,“农村改革的历史过程就是同‘左’倾错误做斗争的过程”,这个斗争“大体有三个回合,第一个回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加快立法成为国家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立法工作几乎是从零开始的。197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法制委员会,由彭真同志任主任,主持立法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修订和起草了选举法、地方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个重要法律,并于7月1日由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从此,国家告别了“无法无天”,迈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