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道”与“眼”
　　
　　知识分子之名虽短，然其实却长，古有所谓“士大夫”、“劳心者”，便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然对其名我们虽耳熟，对其实却未必能详。如今早已不是那“学在官府”的时代，各大学院广开门路，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就业单位对学历的无理要求，造成人们对大学的盲目崇拜，农民两眼一抹黑，只知道让孩子上了大学就算是抓住了铁饭碗；富商大贾附庸风雅，做了经济贵族还不算，还觊觎那精神贵族的虚荣；至于这星那星见惯了热闹的场合也想来这象牙塔里混一混。香的、臭的拉到大学里溜一溜，摇身一变便成了“知识分子”。门槛低了，南郭先生就多了，知识分子的水平岂止良莠不齐，已是香臭难分。人不知知识分子何以为，却趋之若鹜，为名乎？为利乎？如果说富商大贾、歌星、影星是亵渎、作践了知识分子的名号，那些舞文弄墨、巧舌如簧、粗通义理者却也小看了知识分子，何故？似是而非也。真正的知识分子必有如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慎独”修养和担当的魄力；必有“为贫者言，为弱者呼”的仁者情怀和同情精神；也必有如鲁迅所言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执着精神和铮铮铁骨，这才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也才是“中国的脊梁”！
　　念此，不由想起了《庄子》书中的一则寓言：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故以为然，何不号于中国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举鲁国只有一儒士，照此，今日国中，不知有几人还敢自命知识分子？
　　鱼目不可混珠，黑白岂容颠倒!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举国嚣嚣然而争抢知识分子之雅号，然却也有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为名动，不为利驱，以“绝世而独立”的精神彰显着知识分子的风骨。道不弘而难大，确实应该有一批人去担当，去求索。此是道之力也，亦是知识分子之良知也；是精神之力也，亦是知识分子之风骨也。赵先生《交叉的视野》一书，正是道之力、知识分子之风骨的体现。书中既有学术研究的论文，也有关注学术动态，关系国计民生的时评，更有为贫者言、为弱者呼的杂文。学术天下之公器，不利其器，难工其事，此是学者之根本；评议时政、关注学术动态是知识分子之情怀和抱负，是“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的济世救人的情怀；杂文则是随感而发，“物不平则鸣”的独立精神。读其学术论文，令人深沉，亦知作者立言之谨慎；读其评议时政、关注学术动态的文章，令人奋兴，知赵先生之才高，之思敏，其言语酣畅淋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思维敏锐深刻，犹如庖丁之刃，对付问题游刃有余；读其杂文则令人忧虑，知学术界、文化界、娱乐界都隐藏着很多积重难返的问题，单凭有似赵先生一批的知识分子摇旗呐喊，似乎是独木之力，难以撑天！
　　
　　“泛道德化”最终是个毛病
　　
　　一个民族的优点往往是它的缺点，而一个民族的缺点往往是这个民族的优点。无论优点或是缺点，总之是它的特点，中华民族的特点就其精神而言就是“泛道德化”，此是优点还是缺点，难置可否。正因这个特点，中华民族缔造了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也使得民族精神没有出现神秘主义、纵欲主义、宗教迷狂等变态的情况；然也正因为这个特点，传统文化尤其是到了宋明理学，发展到“绝对伦理的禁欲主义”，成了“以理杀人”的道德教条。成也此，败也此！中华文化之久，是因为伦理道德本诸人的伦常日用，贴近人的日常生活，是生活中离不开的恒常之道。中华文化之所以衰，却也因为它过分强调伦理道德，使道德泛化，看世间一切都带上道德的眼光，把人性规整在道德的框架里，其实是削足适履，因为完整的人性必然该有鲜活跳动的欲望。文化中不能合理地包融“欲”的因子，就使得伦理道德畸形地拓展，以至于异化成文化体本身的附赘悬疣，越大其体越不堪重负，最后导致坍塌。深层的文化心态可以从鲜活可感的“审美情趣”窥得，这是赵先生的发明。是他对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朴素方法的创造性运用，层层剖析，引人入胜。“中国人文化心态的一般走向——泛道德化，规定了中国人的审美心态就是‘以理节情’，所谓禅道冲击均未能改变这种泛道德化。道德精神的高扬否弃了审美文化中的‘欲’的层次，而这种否弃又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特有的绝对伦理的禁欲主义，这种绝对伦理的禁欲主义扼杀了中国人人生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压抑了中国人健康丰实的人格塑造。”“泛道德化”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心理结构，规定了中国人的审美特征是“多情但从情到理，以理节情，而非从情到欲，以欲激情”。通过个案“明代特殊历史条件下‘欲’的回归”的研究，赵先生发现，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欲”其实得到一定程度的彰显。主要表现为：个性意识；从雅到俗；从情到欲。而这三个文艺发展的新动向却与思想文化的深层有关，那就是：“心学”反权威的狂禅精神；“心学”“百姓日用即道”的平民思想和心学异端的自然人性论。深层的哲学思想规定着人们的审美情趣，审美情趣总是鲜活地体现着深层的哲学思想，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历史终于没有走向近代，“情欲”的旗帜终于没有能高高举起，迎风飘扬。这给我们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和深刻的现代启示。“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欲’的应否回归，而在于怎样使它回归。当代艺术家的态度不应该是由此而回避性题材，而应该是给它一个审美的表现，诗化的表现，亦即人化的表现”。如何找到这种途径，赵先生认为“审美艺术就是这样一种途径或方法”，并尝试着提出“用人类情欲的审美反思代替观淫癖”的口号。赵先生的探索是真诚的、新颖的，并且是富有成效的，不给“欲”一种人性化的解放，势必给人的本性造成严重的戕害，这不仅大大开掘了传统文化的审美领域，也可以由此而及传统文化的深层，给传统文化带来新的活力。他的学术成就还体现在对荀子的研究，以及对一些难点问题的破译，这里限于篇幅仅能概要说明，如在《曾点境界》一文中，他认为虽然朱熹大大开掘了“曾点境界”的深层含义，但是却只向着一个道德本体的最高境界，其实它应该还包涵人与自然同一的审美意味，同时这也是一种最高的审美境界。对“孔颜乐处”、“浩然之气”，“天地为庐”等难言又不得不言的问题，赵先生都从美学方面做了独到阐述，深入探掘了这些问题的文化内涵。
　　
　　书生本色
　　
　　文人不止是识文断字、舞文弄墨，文人必有一种真诚的精神，有一种起而力行的实践。熟悉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人都知道，这个领域的研究颇令人失望，且不说他们的研究成果上的东拼西凑、拉拉扯扯不知所云，其实从根本上就走错了路，违背了传统文化的入世精神。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是生命的学问，是通灌生命的一段真精神，没有心性的修炼，没有“动心忍性”的生命拷问，是体会不出学问的味道，是无缘得见于“道”的。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要做的倒不是盲目的反传统，而毋宁说是要以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去做传统文化的事情。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的精神有赖我们继承和发扬，而一以贯之的“诚”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承接，许多研究传统文化的人只是把传统文化当作无关痛痒的话语体系，而忽略了其背后的真精神，只是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用传统文化的话语表述出来（说古话），而不是把传统文化的精神用今天的话语表述，用今天的人把传统的精神表彰出来（传古道），这是颇令人遗憾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的真精神还远没有表露出来，它磅礴的生命力还远没有展现出来。只有驱散云翳，打破牢笼，“道”才能得以展现它的光芒！所谓诚于中而形于外，把传统文化的真精神、真意思融汇到生命当中，必然能在身体力行中体现“道”的光辉。赵先生精研传统文化，犹受惠于阳明心学，他真正懂得“知行合一”的意义，真正懂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意义，因此，他也自觉地以身体力行表彰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性格。
　　如今的很多知识分子，像稻草人，风吹吹就歪了，缺少一种梁漱溟式的罡气，“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精神离现今的知识分子都远得很，大都如藤条攀树，依附权贵，从于富贾。原因还在于上面所说的他们没有一种“诚”的精神，不“诚”其所学必然只是一种外在装饰，而没有内在的生命力，因此，都自觉不自觉地堕落成为“乡愿”。失去了这种真精神，哪还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勇气，怎么知道世间除了权贵、名利还有“操守”二字！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所谓的知识分子“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士”是“志于道”的，是人类价值的引领者，不仅不事无道，还要批判无道。他有不屈的灵魂和批判的天职，凡是不合于理想价值的他都义无反顾地去批判，知识分子不是无原则的好好先生，见了谁都说好，他有他基本的操守。如赵先生所言，他应该“为弱者言，为贫者呼，不畏权势，不平则鸣”，他必须“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运用理性、独立思考，敢于不合时宜，敢于不识时务，敢于直触时忌”，同时，他不仅能“妙手著文章”还要敢于“铁肩担道义”，这才是文人的本色，才是知识分子的风骨！鉴此，那些唯唯诺诺，唯上媚俗的文骚墨客能不汗颜乎？赵先生之文最可取的地方大概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