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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蜀道难》被多家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3在注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这首诗大约作于唐天宝初年,是诗人在长安时为送别友人入蜀而作。”北师大版、语文版教材也有类似的说法,只有苏教版显得较为审慎,解题说:“据说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前往探望,见《蜀道难》,赞叹不已,称为‘谪仙’。”没有说《蜀道难》作于“唐天宝初年”。
《蜀道难》作于何年,这个问题自宋代以来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历代学者说法各异,莫衷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李白生平研究中他曾经二入长安这个重要成果的获得,《蜀道难》的作年问题才逐渐明朗。经过反复论争之后,近年来学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看法,即这首诗作于开元十八、十九年李白首入长安之时,比以前多数人长期认定的“天宝初年”要早十多年。这十多年是李白的思想性格和艺术成就都发生重大变化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对包括《蜀道难》在内的一批原以为作于天宝初年的作品的创作时间进行及时更正,对于准确地认识、理解李白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对《蜀道难》的早期记载,首见于唐·孟棨(qi)《本事诗》:“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回,号为‘谪仙’。”五代王定保《唐摭言·知己》中所记与此稍异,但大意相近:“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这两则材料的记载是否可信曾引起过讨论。俞平伯1957年作长文《(蜀道难)说》(《文学研究集刊》第5册)认为贺知章赏识李白《蜀道难》的事出于传说,不可轻信。他举出两条证据来推论李、贺在长安相见时,李白所吟当为《乌栖曲》,而非《蜀道难》。一是《新唐书·李白传》:“故白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文,叹曰:子谪仙人也。”二是范传正《李白新墓碑》,“在长安时,秘书监贺知章号公为谪仙人,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泣鬼神矣。”对此观点,梁超然在《综论李白(蜀道难)的作意问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中作了系统辩驳,他指出:《唐摭言》历来被视为记载翔实的笔记,史学家们曾对它所记的事实进行过考辨,发现与正史所记无大出入,它的记载不可轻易否定;范传正在墓碑中所记当是两回事,一是“号公为谪仙人’,一是“吟公《乌栖曲》”,并非“吟公《乌栖曲》”后才“号公为谪仙人”;《新唐书·李白传》是在《本事诗》《唐摭言》及范传正文等材料的基础上修成的,所记有异,是因为修史者对材料的理解不同,并不能否定前期材料的真实性:我国古代许多史实都是依赖笔记才得以保存下来的,鲁迅先生就曾认为要了解中国历史,就要“看野史和杂记”,所以,《本事诗》与《唐摭言》的记载是可信的。梁先生此论一出,迄今为止,鲜见有人对这两则材料的可信性再行质疑。在李白研究中,学者们也多把它们当成信史来用。
既然《本事诗》和《唐摭言》都明确记载李白见贺知章是在他首次到长安时,那么李白首入长安的时间便成为判断《蜀道难》作年的关键。由于新旧《唐书》中关于李白在长安的行迹都只记他天宝初年供奉翰林一事,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李白初到长安是在天宝元年,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这个看法才遭到人们的质疑、讨论并最终被推翻。1962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发表稗山的文章《李白两入长安辨》,首倡李白一生曾两次到长安之说。1971年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肯定了稗山的说法,并推定李白初到长安是在开元十八年,而且说《蜀道难》是李白的“少作”。其后郁贤皓于70年代后期连续发表《李白与张增(i 1)交游新证》《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系列文章(收入《李白丛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确证李白在开元十八年或十九年到过长安。这一结论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李白首入长安的路线、具体时间及相关作品的深入研究和论争,最后认定李白首入长安是在开元十八年夏秋之间。
在学界普遍接受了李白开元年间到过长安的观点之后不久,安旗连发《(蜀道难)新探》(《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蜀道难)求是》(《唐代文学论丛》1982年第2期)、《(蜀道难)新笺》(《光明日报》1983年5月7日)、《我读(蜀道难)》(《中国古典文学鉴赏》1985年第l期)等文,以充分的材料和科学的方法论证了《蜀道难》是开元十八年李白首入长安期间送别朋友的失意之作。这组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获得诸多认可的同时,也引来一些商榷性意见,如王启兴《(蜀道难)新探质疑》(《唐代文学论丛》1982年第1期)。此后,多位学者在《蜀道难》作年问题上赞同安旗的观点,并且或从材料,或从方法上对安文的论证有所补益,有代表性的如王辉斌《(蜀道难)探索》(收入《李白研究论丛》,1987年巴蜀书社版),康怀远《(蜀道难)是李白在蜀地时的作品》(《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1期)、《李白(蜀道难)写作时间、地点及其主题叙议》(《宝鸡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喻世华《(蜀道难)的写作年代和寓意》(《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通过历时近半个世纪的论争,《蜀道难》作于开元十八、十九年李白首入长安期间的观点已被学界广泛接受,王步高、丁帆所编《大学语文》(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收录此诗时,就吸取了这一研究成果,认为这首诗作于开元十八、十九年间。课程标准曾指出,各科课程在内容的选择和组织上,“在保留传统课程内容中仍有价值的基础知识的同时,特别强调从当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中吸取新的基础知识,增加新的具有时代性的内容,体现时代特色,剔除陈旧过时的知识”。(余文森、康长运《论课程改革的意义》,《中国教育学刊》2003年第11期)笔者认为,我们的教材在《蜀道难》创作时间问题上,无疑应该吸收最新、最令人信服的学术观点,而不应该再坚持已被推翻的陈旧看法,尤其不应该再坚持李白首入长安是在天宝元年的错误说法,故作此一番申说,希望引起教材编写专家的注意。
《蜀道难》作于何年,这个问题自宋代以来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历代学者说法各异,莫衷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李白生平研究中他曾经二入长安这个重要成果的获得,《蜀道难》的作年问题才逐渐明朗。经过反复论争之后,近年来学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看法,即这首诗作于开元十八、十九年李白首入长安之时,比以前多数人长期认定的“天宝初年”要早十多年。这十多年是李白的思想性格和艺术成就都发生重大变化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对包括《蜀道难》在内的一批原以为作于天宝初年的作品的创作时间进行及时更正,对于准确地认识、理解李白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对《蜀道难》的早期记载,首见于唐·孟棨(qi)《本事诗》:“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回,号为‘谪仙’。”五代王定保《唐摭言·知己》中所记与此稍异,但大意相近:“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这两则材料的记载是否可信曾引起过讨论。俞平伯1957年作长文《(蜀道难)说》(《文学研究集刊》第5册)认为贺知章赏识李白《蜀道难》的事出于传说,不可轻信。他举出两条证据来推论李、贺在长安相见时,李白所吟当为《乌栖曲》,而非《蜀道难》。一是《新唐书·李白传》:“故白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文,叹曰:子谪仙人也。”二是范传正《李白新墓碑》,“在长安时,秘书监贺知章号公为谪仙人,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泣鬼神矣。”对此观点,梁超然在《综论李白(蜀道难)的作意问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中作了系统辩驳,他指出:《唐摭言》历来被视为记载翔实的笔记,史学家们曾对它所记的事实进行过考辨,发现与正史所记无大出入,它的记载不可轻易否定;范传正在墓碑中所记当是两回事,一是“号公为谪仙人’,一是“吟公《乌栖曲》”,并非“吟公《乌栖曲》”后才“号公为谪仙人”;《新唐书·李白传》是在《本事诗》《唐摭言》及范传正文等材料的基础上修成的,所记有异,是因为修史者对材料的理解不同,并不能否定前期材料的真实性:我国古代许多史实都是依赖笔记才得以保存下来的,鲁迅先生就曾认为要了解中国历史,就要“看野史和杂记”,所以,《本事诗》与《唐摭言》的记载是可信的。梁先生此论一出,迄今为止,鲜见有人对这两则材料的可信性再行质疑。在李白研究中,学者们也多把它们当成信史来用。
既然《本事诗》和《唐摭言》都明确记载李白见贺知章是在他首次到长安时,那么李白首入长安的时间便成为判断《蜀道难》作年的关键。由于新旧《唐书》中关于李白在长安的行迹都只记他天宝初年供奉翰林一事,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李白初到长安是在天宝元年,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这个看法才遭到人们的质疑、讨论并最终被推翻。1962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发表稗山的文章《李白两入长安辨》,首倡李白一生曾两次到长安之说。1971年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肯定了稗山的说法,并推定李白初到长安是在开元十八年,而且说《蜀道难》是李白的“少作”。其后郁贤皓于70年代后期连续发表《李白与张增(i 1)交游新证》《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系列文章(收入《李白丛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确证李白在开元十八年或十九年到过长安。这一结论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李白首入长安的路线、具体时间及相关作品的深入研究和论争,最后认定李白首入长安是在开元十八年夏秋之间。
在学界普遍接受了李白开元年间到过长安的观点之后不久,安旗连发《(蜀道难)新探》(《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蜀道难)求是》(《唐代文学论丛》1982年第2期)、《(蜀道难)新笺》(《光明日报》1983年5月7日)、《我读(蜀道难)》(《中国古典文学鉴赏》1985年第l期)等文,以充分的材料和科学的方法论证了《蜀道难》是开元十八年李白首入长安期间送别朋友的失意之作。这组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获得诸多认可的同时,也引来一些商榷性意见,如王启兴《(蜀道难)新探质疑》(《唐代文学论丛》1982年第1期)。此后,多位学者在《蜀道难》作年问题上赞同安旗的观点,并且或从材料,或从方法上对安文的论证有所补益,有代表性的如王辉斌《(蜀道难)探索》(收入《李白研究论丛》,1987年巴蜀书社版),康怀远《(蜀道难)是李白在蜀地时的作品》(《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1期)、《李白(蜀道难)写作时间、地点及其主题叙议》(《宝鸡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喻世华《(蜀道难)的写作年代和寓意》(《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通过历时近半个世纪的论争,《蜀道难》作于开元十八、十九年李白首入长安期间的观点已被学界广泛接受,王步高、丁帆所编《大学语文》(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收录此诗时,就吸取了这一研究成果,认为这首诗作于开元十八、十九年间。课程标准曾指出,各科课程在内容的选择和组织上,“在保留传统课程内容中仍有价值的基础知识的同时,特别强调从当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中吸取新的基础知识,增加新的具有时代性的内容,体现时代特色,剔除陈旧过时的知识”。(余文森、康长运《论课程改革的意义》,《中国教育学刊》2003年第11期)笔者认为,我们的教材在《蜀道难》创作时间问题上,无疑应该吸收最新、最令人信服的学术观点,而不应该再坚持已被推翻的陈旧看法,尤其不应该再坚持李白首入长安是在天宝元年的错误说法,故作此一番申说,希望引起教材编写专家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