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蜀道难》被多家高中语文教材选用。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3在注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这首诗大约作于唐天宝初年，是诗人在长安时为送别友人入蜀而作。”北师大版、语文版教材也有类似的说法，只有苏教版显得较为审慎，解题说：“据说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前往探望，见《蜀道难》，赞叹不已，称为‘谪仙’。”没有说《蜀道难》作于“唐天宝初年”。
　　《蜀道难》作于何年，这个问题自宋代以来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历代学者说法各异，莫衷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李白生平研究中他曾经二入长安这个重要成果的获得，《蜀道难》的作年问题才逐渐明朗。经过反复论争之后，近年来学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看法，即这首诗作于开元十八、十九年李白首入长安之时，比以前多数人长期认定的“天宝初年”要早十多年。这十多年是李白的思想性格和艺术成就都发生重大变化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对包括《蜀道难》在内的一批原以为作于天宝初年的作品的创作时间进行及时更正，对于准确地认识、理解李白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对《蜀道难》的早期记载，首见于唐·孟棨(qi)《本事诗》：“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回，号为‘谪仙’。”五代王定保《唐摭言·知己》中所记与此稍异，但大意相近：“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这两则材料的记载是否可信曾引起过讨论。俞平伯1957年作长文《(蜀道难)说》(《文学研究集刊》第5册)认为贺知章赏识李白《蜀道难》的事出于传说，不可轻信。他举出两条证据来推论李、贺在长安相见时，李白所吟当为《乌栖曲》，而非《蜀道难》。一是《新唐书·李白传》：“故白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文，叹曰：子谪仙人也。”二是范传正《李白新墓碑》，“在长安时，秘书监贺知章号公为谪仙人，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泣鬼神矣。”对此观点，梁超然在《综论李白(蜀道难)的作意问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中作了系统辩驳，他指出：《唐摭言》历来被视为记载翔实的笔记，史学家们曾对它所记的事实进行过考辨，发现与正史所记无大出入，它的记载不可轻易否定；范传正在墓碑中所记当是两回事，一是“号公为谪仙人’，一是“吟公《乌栖曲》”，并非“吟公《乌栖曲》”后才“号公为谪仙人”；《新唐书·李白传》是在《本事诗》《唐摭言》及范传正文等材料的基础上修成的，所记有异，是因为修史者对材料的理解不同，并不能否定前期材料的真实性：我国古代许多史实都是依赖笔记才得以保存下来的，鲁迅先生就曾认为要了解中国历史，就要“看野史和杂记”，所以，《本事诗》与《唐摭言》的记载是可信的。梁先生此论一出，迄今为止，鲜见有人对这两则材料的可信性再行质疑。在李白研究中，学者们也多把它们当成信史来用。
　　既然《本事诗》和《唐摭言》都明确记载李白见贺知章是在他首次到长安时，那么李白首入长安的时间便成为判断《蜀道难》作年的关键。由于新旧《唐书》中关于李白在长安的行迹都只记他天宝初年供奉翰林一事，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李白初到长安是在天宝元年，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这个看法才遭到人们的质疑、讨论并最终被推翻。1962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发表稗山的文章《李白两入长安辨》，首倡李白一生曾两次到长安之说。1971年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肯定了稗山的说法，并推定李白初到长安是在开元十八年，而且说《蜀道难》是李白的“少作”。其后郁贤皓于70年代后期连续发表《李白与张增(i 1)交游新证》《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系列文章(收入《李白丛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确证李白在开元十八年或十九年到过长安。这一结论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李白首入长安的路线、具体时间及相关作品的深入研究和论争，最后认定李白首入长安是在开元十八年夏秋之间。
　　在学界普遍接受了李白开元年间到过长安的观点之后不久，安旗连发《(蜀道难)新探》(《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蜀道难)求是》(《唐代文学论丛》1982年第2期)、《(蜀道难)新笺》(《光明日报》1983年5月7日)、《我读(蜀道难)》(《中国古典文学鉴赏》1985年第l期)等文，以充分的材料和科学的方法论证了《蜀道难》是开元十八年李白首入长安期间送别朋友的失意之作。这组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获得诸多认可的同时，也引来一些商榷性意见，如王启兴《(蜀道难)新探质疑》(《唐代文学论丛》1982年第1期)。此后，多位学者在《蜀道难》作年问题上赞同安旗的观点，并且或从材料，或从方法上对安文的论证有所补益，有代表性的如王辉斌《(蜀道难)探索》(收入《李白研究论丛》，1987年巴蜀书社版)，康怀远《(蜀道难)是李白在蜀地时的作品》(《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1期)、《李白(蜀道难)写作时间、地点及其主题叙议》(《宝鸡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喻世华《(蜀道难)的写作年代和寓意》(《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通过历时近半个世纪的论争，《蜀道难》作于开元十八、十九年李白首入长安期间的观点已被学界广泛接受，王步高、丁帆所编《大学语文》(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收录此诗时，就吸取了这一研究成果，认为这首诗作于开元十八、十九年间。课程标准曾指出，各科课程在内容的选择和组织上，“在保留传统课程内容中仍有价值的基础知识的同时，特别强调从当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中吸取新的基础知识，增加新的具有时代性的内容，体现时代特色，剔除陈旧过时的知识”。(余文森、康长运《论课程改革的意义》，《中国教育学刊》2003年第11期)笔者认为，我们的教材在《蜀道难》创作时间问题上，无疑应该吸收最新、最令人信服的学术观点，而不应该再坚持已被推翻的陈旧看法，尤其不应该再坚持李白首入长安是在天宝元年的错误说法，故作此一番申说，希望引起教材编写专家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