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畏”者，畏惧、害怕也，常引申为谨慎、不懈怠，是对待事物的一种恭敬态度；“伟”者，伟大、高大也，亦常引申为崇高和卓越，是一种令人钦佩敬仰的形象或状态。凡事谨慎、畏惧的人肯定比较平安，但不一定成长得很伟大，可要做事业和人生有成的伟大者则必须要懂得敬畏、有所畏惧。从这个意义来说，“畏”是造就“伟”的重要因子，是实现“伟”的重要前提和必要条件，“伟”的造就离不开有所畏惧。
　　纵观历史和现实中的那些取得伟大成就的伟大人物，无不是拥有“畏”的品质的。汉文帝刘恒，敬畏母亲，侍奉母亲从不懈怠，在位24年，克勤克俭，使西汉社会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司马迁敬畏真实的历史，克服身心痛苦，花了18年的“笨”功夫博览、遍访、收集、整理，才著就了博大精深的《史记》；李世民敬畏逆耳的忠言，明白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成就了唐朝帝業；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敬畏贫苦大众、敬畏民心，并常怀“赶考”心态，秉守为人民服务之宗旨，才得到国人的爱戴拥护，带领共产党人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难怪孔子说，君子当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南宋朱熹说：“君子之心，常怀敬畏。”明代政治家张居正把“畏”理解为“惧”和“慎”，认为：“惧则思，思则通微；惧则慎，慎则不败”。明代学者方孝孺更是一针见血：“有所畏者，其家必齐；无所畏者，必怠其睽。”明朝道人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谈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無所畏惧而不亡者也。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于一时，畏史官于后世。”历史上的这些圣贤先哲关于“畏”的警世盛言，无不为我们道出了“畏”与“伟”的关系：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伟业，或者树立起在人群中的伟大形象，必须有所遵循、有所敬畏。
　　但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不明了“畏”与“伟”的关系，也无视“畏”与“伟”的辩证法，片面理解“无私无畏”和“艺高人胆大”，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说话毫无遮拦，做事毫无顾忌，举止毫无边界，甚至恣意妄为、无法无天。其实，“无私无畏”“艺高人胆大”是以有“畏”为先决条件的，是在知方圆、讲道德、守规矩、明法纪，心中装有他人与社会前提下的“无私无畏”，是在人生修为上的“艺高人胆大”，不然所谓的“无私无畏”就是可笑的“无知无畏”，“艺高人胆大”就是愚夫的鲁莽，其结果只会是害人害己，要么误了卿卿性命，要么招致牢狱之灾，要么为人类所不齿，哪还有什么伟大事业和崇高形象可谈。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8月18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