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建铭的书法，须从其学书的时代背景说起。大抵五十岁左右的人可能明白，建铭的启蒙时代，仿佛又是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那时一切都被作为“工具”来使用，人如此，艺术更是如此，哪能奢谈什么艺术的本体性和人的主体性。在小县城，偏于一隅，凭借天生的心灵手巧接触一些工艺美术，无所师承，又少有交游，孤寂中即使若有所悟，也是大多数来自内心的独白与自我对话。待到人心有点苏醒，传统文化的封尘始被拂去，书法有点“热”起时，对建铭来说已经晚了，只能靠自学解渴，面对沉重的传统和躁动的现实，时为迷惘所困。１９９１年他终于决定负笈杭州，到浙江美院去进修。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一步跨得太重要了，几乎对今后的艺术进境与人生道路起了根本的决定作用。因为当时的书坛和艺术思潮早已今非昔比了，浙美面对这“换了人间”的情势倒是较客观而冷静。既没有迂腐地死守传统，仅把书法看作古典文学的附属，也没有落入“前卫”的怪诞，把书法的本质也一同抛弃了，这注定建铭在这里能渐修渐悟，取到真经。更何况，他即将遇到三位老师，一位是长于古典文学和书法教研的实力派导师章祖安字秋农，另一位是善于自出机杼，出入古今的后起精英陈振濂，还有一位是篆刻创作和印学理论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刘江。这三位老师的成就至今仍给建铭以学养和底气。
　　由于建铭在长期的自学经历中多半是执着于技法的探索，进入浙美前对真草篆隶各体的经典碑帖多所猎涉，颇有心得，因此在打通技法这一关上有明显的优势，当时在创作上虽然尚未有突破，却为今后艺境的提升作好了较充分的准备。有一次陈振濂老师看了他的各体临帖日课和创作习作之后，很有信心地认为：这样广泛的学习与积累，不赶时髦，虽然苦于长途跋涉，但一旦找到了开悟的契机，其艺境将是无可限量的。同时，秋农先生又为建铭展示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形而上思维的世界，他的教诲既能对浪得浮名之徒当头棒喝般的警醒，又能给好学深思之辈以充满理趣的启迪。他告诫道：“有什么比装出一付现代人面目的样子更容易的事呢﹖”“有志于书法艺术的青年，时时刻刻不要忘了自己民族的传统。”“书法为最高等级的人心营构之象，是经过多少代哲人和艺术家共同努力，最终营造出来的极端丰富的无限之象。”由形而下的技法追求而又进入了形而上的思维世界，为成全建铭的独特书艺个性铺平了道路。可以这么说，在今后的创作中，“技”的锤炼和“道”的参悟，以及技与道这两个层面的内容在建铭创作中的交替凸现，涵盖了建铭书法的全部内容。建铭于草书用功最勤，对二王、张旭、怀素、黄山谷、米南宫、徐青藤、王觉斯都有较好的把握，为对草书技法全面融会贯通以促进面目意趣的个性化，他于黄山谷的草书探究最精。他清楚地认识到，从晋唐风韵到明清恣肆表现的书风，黄山谷实在是一个绕不过的重镇和桥梁，对攻破草书理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建铭的草书作品中法度精熟无碍且大胆铺毫以求更丰富的线条意趣，其丰厚浑然的线质和激越跌宕的气势，以及整幅作品充实洒落的风貌，足以代表他书法艺术的水平。他的行书作品则取意在米南宫和徐青藤之间，有时是米底徐面，有时是徐里米表，生熟交汇，饶有古意。其隶书作品又同样能显示其猎涉的广泛性和取舍的灵活性。一般说来，隶书难得古意，既得古意而又难能有灵动之趣。建铭则取石门的豪放和礼器的精炼，参以简帛的灵动笔意，又借鉴金冬心、邓石如、吴昌硕的结字奇趣，并对现代诸家适性而取，使作品显得老成而不保守，可爱而不轻佻，颇能体现自身的学养和艺术气度。对于篆刻，他一直倾心于赵之谦和黄牧甫，也激赏中原李刚田的印风，清新雅致，醇厚朴实，有劲健内秀的气质，也有畅达秀逸的面目，这些年他一直想从刀笔兼济的创作方法中，同时获得书和印的精进，梦寐以求地向往着自然、古雅、充实、正大的意境。
　　
　　然而，面对自我，建铭却无法自满自得，他的秉性使他永远也不可能象有些人那样踌躇满志，可把艺术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总觉得通往艺术理想的路仍然那么遥远，甚至困惑尚多于明了。经过这些年的修正，本身的性灵和艺术固有的法度，究竟何者为“体”，何者为“用”，在理智上早已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在创作实践中却难以找着稳定的支点。建铭常对笔者说起，当他沉浸在一幅作品的不断推敲，在对技法、感情和形式诸方面不断提炼和提升的过程中，当感到力不从心又欲罢不能时，甚至会产生一种身心要被窒息的感觉。这说明，他在书法作品的构成因素诸方面，技法、情感、形式单项的理路似乎都已打通，却要继续在总体把握的高度和气度上求得恰如其分的火候，这恰恰是通往书学最高境界的不二法门。因此，要说建铭的作品究竟有何不足的话，笔者认为他尚未完全摆脱形而下的技法和形式因素对他性灵和情感的根本性束缚。从作品的表现来看，有时性情为法度所囿，便落入常格，有时性情能跃而至法度之上，则作品灵气充溢，艺境高逸。但其许多作品却由这两种状态糅合而成，尤其在其草书长卷和大草立轴中，这种过程十分明显。徘徊于性灵与法度之间，既是对建铭创作状态的真实表述，也决定了其作品的基本内容和面目，即使在篆刻作品中也是这样，由于建铭较多流连激赏于明清印学流派中的宏逸流美一路，故在对秦汉古印风骨气韵的表现与张扬方面，显得不足，可以说，这种状态既是当代人面对传统不由自主的自我束缚，也是社会长期在工具理性支配下造成的共同时代特征。
　　总之，我们既欣喜于建铭已取得的艺术成就，也更加殷切地期盼建铭今后在打通技法和形式美的理路之后，更加致力于情感的升华和性灵的张扬，以达到更高的艺术进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