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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Nationality Tree Bark Clothing： Ancient Civilization Beaten to This Day
沈志成，网名“青龙剑”，十几年致力于海南的旅游、文史及“非遗”文化研究，已出版多部海南人文旅游书籍。
3000年前，海南黎族先民创造了中国服饰的始祖——树皮布衣。树皮衣的出现，为一千年后黎族织贝的制作开启了智慧，是世界纺织业的源头，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发明，是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的伟大贡献。3000年，多少沧海已成桑田。而这3000年前的远古文化，却神奇般地敲打至今，见证着海南黎族先民的勤劳与智慧。
中国服饰的始祖
海南岛的树皮布历史非常悠久，中华史籍辞赋中对树皮布文化都有相应的文字记载。
孔子有弟子“原宪”与“子贡”，原宪为贫士，辞官隐居生活；子贡为儒商之祖，为孔子弟子中首富。西汉博士韩婴著《韩诗外传·卷一》中有贫穷的原宪头戴“楮冠”出见富商子贡的精彩描述。这里提到的“楮冠”就是用楮树皮做的帽子，多为贫士、隐士所用，也是中华史籍辞赋中对树皮布制品的最早描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有“织绩木皮”的记载，显而易见，木皮就是树皮。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169条《儋州》中叙述：“有夷人……号曰生黎；巢居深洞，绩木皮为衣，以木棉为毯。”这里提到的“衣”就是树皮衣。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张庆长任琼州定安知县时，在《黎岐纪闻》中描述最详细：“生黎隆冬时取树皮捶软，用以蔽体，夜间即以代被。其树名加布皮，黎产也。”
古代海南岛的黎族先民穿的树皮衣、裤，盖的树皮被，主要有遮羞、保暖等用途。在明代，五指山腹地的部分黎族支系的人们普遍穿这种树皮衣。随着经济的发展，树皮布渐渐远离黎族人的生活。到了明代，海南沿海地区已经不再使用树皮布；中部黎区则大约使用到清代以后。
以树皮布为衣——这一奇特的服饰现象，反映了黎族的树皮布文化与中原的“衣冠”文化截然不同，为黎族文化独特的内涵形态。
发掘黎族树皮衣第一人
在国际上也有许多学者在关注研究海南的树皮布文化，其中影响颇大的学者有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H ·Stabel）先生、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凌纯声教授及女儿凌曼立女士、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教授和海南大学的周伟民与唐玲玲教授。
2006年5月，笔者去海南省档案馆拜访李浩波处长，在那里有幸看到档案馆珍藏的海南唯一一部《海南岛民族志》，书由德国人类学者史图博教授于1937年著述出版的。史图博看到1909年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陈列出海南“绩木皮为布”的树皮布制品后，于1931年和1932年先后两次来海南黎峒地区调查，在《海南岛民族志》中专门提及“海南岛的布……则用树皮经捣击后做成的。”
20世纪60年代，凌纯声教授曾经在《树皮布印文陶与造纸印刷术发明》一文中指出：“树皮布文化在中国的起源甚古，可能早至石器时代，与印纹陶同时存在，在用麻丝纺织之前，如在史前考古学上能找到拍打树皮布的石棒，则今分布在整个太平洋区的树皮布文化，可以假定是起源于中国的。”中国的树皮布文化历史悠久，从时间上，比源自中南半岛的“泰族说”、“美洲说”、“印度说”都要早。
可是，树皮布本身容易腐烂，难以作为历史物证久远留存，但制作树皮布的工具之一石拍，却能够保留下来。石拍，是打击加工树皮布专用工具，被凌纯声教授称作为一种制作树皮布的“装柄打棒”。周伟民、唐玲玲教授曾对笔者说：“海南树皮布的搜集和分析研究，不能不提的一个人，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邓聪教授。”
1997年10月，邓聪教授在海南省民族博物馆首次发现陈列品中有两件制作树皮衣的石拍。2002年4月，邓聪教授再次来到海南岛进行田野调查，发现了昌江黎族自治县洪玛坡遗址新石器时代制作树皮衣的有肩石拍。同时，海南考古界在陵水、白沙也发现了石拍。邓聪教授非常喜悦，他在《史前蒙古人种海洋扩散研究——岭南树皮布文化发现及其意义》一书中，对海南树皮布的发明与传播给予肯定，指出：“在人类衣服历史上，发源于中国的纺织丝布和楮树皮的无纺织布，同样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发明。”并进一步推测树皮布文化的传播路线图自海南向中南半岛、东南亚岛屿后，通过海路向西扩散到北非沿海地区，向东跨过太平洋岛屿进入中、南美洲。虽然有学者认为树皮布文化的“传播路线图”缺少横向的比较与推理解释，对“中国海南可能是世界树皮布文化的起源地”有待进一步研讨，起码是起着传承主体的作用。
树皮衣是如何制作的
据史料记载，海南黎族先民曾先后使用过三种纺织原材料：树皮、野生麻、木棉。后两种为纺织原料，而前者是一种不需要纺织的无纺布原料，是以桑科植物里的构树（古代称豰树，学名楮树）、箭毒木树（又称见血封喉）、厚皮树、黄久树乃至蓖麻树的“树肤”即树皮的次皮为原料的。可是，远古时代的黎族树皮布工艺已经基本消失。
可是，笔者一未见其物，二也不曾见制作人，不知树皮布为何物？古今中外，引起人们如此关注的树皮布到底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笔者是80年代纺织专业的工程师，结合所学纺织专业知识和北方农村沤麻杆的过程分析，得出一件完整的树皮衣需要经过剥皮、沤泡、捶打、搓洗、晾晒、拍打、裁缝等10道工序加工制成的理论。
2006年5月，在海南省博物馆丘馆长的介绍下，笔者初次认识胡亚玲老师，一见如故，饶有兴趣地探讨黎族的话题便停留在树皮布上。比照她深入黎村现场跟踪拍摄的扒树皮─→修整、阴干─→浸泡、脱胶─→漂洗─→晒干─→拍打─→缝制步骤与笔者之前分析的树皮衣制作流程几乎相同，不谋而合。
3000年文化敲打至今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当代少数民族地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传统的生活习俗被边缘化，有的已经从现实生活中退出、绝迹。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树皮布具有易采、易制、耐用等优点，在海南黎族地区的个别村庄内一直延续下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南考古工作者深入黎村采集时发现依然有黎族老人制作并使用树皮布制成的衣裳、被褥、腰带等生活用品。如白沙县文物普查队在狮球乡田表村征集到一件相传已有五六代的树皮被，现藏于该县文化馆。
2008年10月，笔者在昌江七叉镇机告村偶遇一位善于制作树皮衣的村民符亚劳，便饶有兴趣地到他家，见到优质货真的“树皮布”，相当开眼。于是，笔者由初始的田野调查转向为深入黎村的专项调研。先后向昌江七差镇机告村符亚劳、白沙元门乡道顺村王正记与王成泉父子、保亭响水镇什栋村陈昌新、三道镇什定村黄运英等学习，发现各地的树皮衣有明显不同——保亭的树皮布质感僵硬，树皮衣如同铠甲，穿上显得笨拙迟钝；昌江的树皮布质感松软，树皮衣剪裁得体，穿上显得合身自然。
两地所用树种相同，均是见血封喉，制作步骤也几乎相同，问题出在哪里？经反复观摩，全程跟踪，最终发现问题出在“敲打”与“扒皮”环节。
保亭采用横向敲打，树皮处于原生状态，只能用刀刃刨去树皮，内皮组织仍旧紧密为一层；昌江采用纵向敲打，树皮成了碎鳞片状，可用手轻松撕去树皮，内皮组织已经松软为多层。于是，笔者向保亭县文化馆黄诚馆长建议到昌江取经，并联系上符亚劳。2011年4月13日黄馆长亲自带队登门取经学习，有了一组珍贵的场景照片。
3000年前，黎族先民用树皮布做的衣服，不是野蛮落后的标志，而是文明进步的象征，树皮衣是黎族人民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我们有责任传承下来，不仅要在考古工作中寻找树皮布文化的遗迹，还应当从民族学、民俗学和其它学科的角度来考察研究、记录保存，把有关实物搜集起来展现在博物馆，这对保护具有海南地区特色的树皮布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沈志成，网名“青龙剑”，十几年致力于海南的旅游、文史及“非遗”文化研究，已出版多部海南人文旅游书籍。
3000年前，海南黎族先民创造了中国服饰的始祖——树皮布衣。树皮衣的出现，为一千年后黎族织贝的制作开启了智慧，是世界纺织业的源头，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发明，是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的伟大贡献。3000年，多少沧海已成桑田。而这3000年前的远古文化，却神奇般地敲打至今，见证着海南黎族先民的勤劳与智慧。
中国服饰的始祖
海南岛的树皮布历史非常悠久，中华史籍辞赋中对树皮布文化都有相应的文字记载。
孔子有弟子“原宪”与“子贡”，原宪为贫士，辞官隐居生活；子贡为儒商之祖，为孔子弟子中首富。西汉博士韩婴著《韩诗外传·卷一》中有贫穷的原宪头戴“楮冠”出见富商子贡的精彩描述。这里提到的“楮冠”就是用楮树皮做的帽子，多为贫士、隐士所用，也是中华史籍辞赋中对树皮布制品的最早描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有“织绩木皮”的记载，显而易见，木皮就是树皮。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169条《儋州》中叙述：“有夷人……号曰生黎；巢居深洞，绩木皮为衣，以木棉为毯。”这里提到的“衣”就是树皮衣。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张庆长任琼州定安知县时，在《黎岐纪闻》中描述最详细：“生黎隆冬时取树皮捶软，用以蔽体，夜间即以代被。其树名加布皮，黎产也。”
古代海南岛的黎族先民穿的树皮衣、裤，盖的树皮被，主要有遮羞、保暖等用途。在明代，五指山腹地的部分黎族支系的人们普遍穿这种树皮衣。随着经济的发展，树皮布渐渐远离黎族人的生活。到了明代，海南沿海地区已经不再使用树皮布；中部黎区则大约使用到清代以后。
以树皮布为衣——这一奇特的服饰现象，反映了黎族的树皮布文化与中原的“衣冠”文化截然不同，为黎族文化独特的内涵形态。
发掘黎族树皮衣第一人
在国际上也有许多学者在关注研究海南的树皮布文化，其中影响颇大的学者有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H ·Stabel）先生、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凌纯声教授及女儿凌曼立女士、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教授和海南大学的周伟民与唐玲玲教授。
2006年5月，笔者去海南省档案馆拜访李浩波处长，在那里有幸看到档案馆珍藏的海南唯一一部《海南岛民族志》，书由德国人类学者史图博教授于1937年著述出版的。史图博看到1909年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陈列出海南“绩木皮为布”的树皮布制品后，于1931年和1932年先后两次来海南黎峒地区调查，在《海南岛民族志》中专门提及“海南岛的布……则用树皮经捣击后做成的。”
20世纪60年代，凌纯声教授曾经在《树皮布印文陶与造纸印刷术发明》一文中指出：“树皮布文化在中国的起源甚古，可能早至石器时代，与印纹陶同时存在，在用麻丝纺织之前，如在史前考古学上能找到拍打树皮布的石棒，则今分布在整个太平洋区的树皮布文化，可以假定是起源于中国的。”中国的树皮布文化历史悠久，从时间上，比源自中南半岛的“泰族说”、“美洲说”、“印度说”都要早。
可是，树皮布本身容易腐烂，难以作为历史物证久远留存，但制作树皮布的工具之一石拍，却能够保留下来。石拍，是打击加工树皮布专用工具，被凌纯声教授称作为一种制作树皮布的“装柄打棒”。周伟民、唐玲玲教授曾对笔者说：“海南树皮布的搜集和分析研究，不能不提的一个人，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邓聪教授。”
1997年10月，邓聪教授在海南省民族博物馆首次发现陈列品中有两件制作树皮衣的石拍。2002年4月，邓聪教授再次来到海南岛进行田野调查，发现了昌江黎族自治县洪玛坡遗址新石器时代制作树皮衣的有肩石拍。同时，海南考古界在陵水、白沙也发现了石拍。邓聪教授非常喜悦，他在《史前蒙古人种海洋扩散研究——岭南树皮布文化发现及其意义》一书中，对海南树皮布的发明与传播给予肯定，指出：“在人类衣服历史上，发源于中国的纺织丝布和楮树皮的无纺织布，同样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发明。”并进一步推测树皮布文化的传播路线图自海南向中南半岛、东南亚岛屿后，通过海路向西扩散到北非沿海地区，向东跨过太平洋岛屿进入中、南美洲。虽然有学者认为树皮布文化的“传播路线图”缺少横向的比较与推理解释，对“中国海南可能是世界树皮布文化的起源地”有待进一步研讨，起码是起着传承主体的作用。
树皮衣是如何制作的
据史料记载，海南黎族先民曾先后使用过三种纺织原材料：树皮、野生麻、木棉。后两种为纺织原料，而前者是一种不需要纺织的无纺布原料，是以桑科植物里的构树（古代称豰树，学名楮树）、箭毒木树（又称见血封喉）、厚皮树、黄久树乃至蓖麻树的“树肤”即树皮的次皮为原料的。可是，远古时代的黎族树皮布工艺已经基本消失。
可是，笔者一未见其物，二也不曾见制作人，不知树皮布为何物？古今中外，引起人们如此关注的树皮布到底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笔者是80年代纺织专业的工程师，结合所学纺织专业知识和北方农村沤麻杆的过程分析，得出一件完整的树皮衣需要经过剥皮、沤泡、捶打、搓洗、晾晒、拍打、裁缝等10道工序加工制成的理论。
2006年5月，在海南省博物馆丘馆长的介绍下，笔者初次认识胡亚玲老师，一见如故，饶有兴趣地探讨黎族的话题便停留在树皮布上。比照她深入黎村现场跟踪拍摄的扒树皮─→修整、阴干─→浸泡、脱胶─→漂洗─→晒干─→拍打─→缝制步骤与笔者之前分析的树皮衣制作流程几乎相同，不谋而合。
3000年文化敲打至今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当代少数民族地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传统的生活习俗被边缘化，有的已经从现实生活中退出、绝迹。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树皮布具有易采、易制、耐用等优点，在海南黎族地区的个别村庄内一直延续下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南考古工作者深入黎村采集时发现依然有黎族老人制作并使用树皮布制成的衣裳、被褥、腰带等生活用品。如白沙县文物普查队在狮球乡田表村征集到一件相传已有五六代的树皮被，现藏于该县文化馆。
2008年10月，笔者在昌江七叉镇机告村偶遇一位善于制作树皮衣的村民符亚劳，便饶有兴趣地到他家，见到优质货真的“树皮布”，相当开眼。于是，笔者由初始的田野调查转向为深入黎村的专项调研。先后向昌江七差镇机告村符亚劳、白沙元门乡道顺村王正记与王成泉父子、保亭响水镇什栋村陈昌新、三道镇什定村黄运英等学习，发现各地的树皮衣有明显不同——保亭的树皮布质感僵硬，树皮衣如同铠甲，穿上显得笨拙迟钝；昌江的树皮布质感松软，树皮衣剪裁得体，穿上显得合身自然。
两地所用树种相同，均是见血封喉，制作步骤也几乎相同，问题出在哪里？经反复观摩，全程跟踪，最终发现问题出在“敲打”与“扒皮”环节。
保亭采用横向敲打，树皮处于原生状态，只能用刀刃刨去树皮，内皮组织仍旧紧密为一层；昌江采用纵向敲打，树皮成了碎鳞片状，可用手轻松撕去树皮，内皮组织已经松软为多层。于是，笔者向保亭县文化馆黄诚馆长建议到昌江取经，并联系上符亚劳。2011年4月13日黄馆长亲自带队登门取经学习，有了一组珍贵的场景照片。
3000年前，黎族先民用树皮布做的衣服，不是野蛮落后的标志，而是文明进步的象征，树皮衣是黎族人民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我们有责任传承下来，不仅要在考古工作中寻找树皮布文化的遗迹，还应当从民族学、民俗学和其它学科的角度来考察研究、记录保存，把有关实物搜集起来展现在博物馆，这对保护具有海南地区特色的树皮布文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