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橘子花又开了。
我家住的宿舍楼前有一大片，橘树太密了，走进去会招来马蜂，一个人的时候我不敢去。在午觉睡晚了干脆不去学校的下午，我捧着一只药瓶，瓶盖上早用烧红的铁丝戳了几个小眼，我用它来装蜜蜂。在宿舍楼东边，零零散散围着房子也种了一些橘树，我看着蜜蜂在橘子花心上颤动着翅膀，毛茸茸的胖身子，翅膀却薄而轻，它似乎吃饱喝足了，也像我一样赖在花上懒得起身。我抓紧时机，瓶子伸过去，盖子盖住，成功地捉到一只。
捉到的蜜蜂越来越多，在瓶子里面嗡嗡直叫，我心里很受用。它们在里面横冲直撞，又总是碰到壁后弹回来，懒洋洋地伏在瓶底。有的时候，我掐两朵橘子花扔进去，让它们继续赖在花香里不起来。
星期天到了，星期天本是可以睡大觉的，可偏偏到了这时我睡不着，一大早便被外面的鸟声叫醒，磨磨蹭蹭地洗脸梳头之后，便到隔壁左右去敲门。有的伸出一个蓬松的脑袋，有的一大早就不见了。我走到宿舍楼前，橘林里有几颗黑脑袋在晃动。我走进去，今天是个阴天，树林里略微有些清冷，但花香在湿薄的水气中越发好闻，一时间我都忘了去捉蜜蜂。
“小菜，蝶儿！带我们家伢儿玩会儿吧。去去，豆豆，跟哥哥姐姐们玩去。”我回过头，对门的姚奶奶在树林外叫我。我跑过去，惊讶的是她领着一个外国小孩。小孩四五岁，头发黄得有些发白，眼珠子也是黄的，他冲我羞涩地笑笑，并抬起手来，遮住前额，眯缝着眼。我抬头望望天，没出太阳啊。
“他叫豆豆，我孙子，这是菜姐姐，住在我家对门。”说话的时候，胡蝶和胡刚一对姐弟也凑了过来。他们和我一样，面对一个外国小孩，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吃饭的时候，我告诉妈妈，姚奶奶家有个外国小孩，是她孙子。“哦？他家老大的？”老大是姚奶奶的大儿子，一直在国外读书，很少回来，我只见过一次。
刷过碗，我妈在家里翻来翻去，最后趁我们不注意，从一个瓷坛里偷偷地拿出几块桃酥，用纸包好，拉开门走了。我将门开一点儿缝，见她在对门站了下，就进去了。“哼，就知道把好吃的给别人的孙子吃。”我打开瓷坛，用手摸了一下，再拿出来看，里面只剩一点儿桃酥末，整块的没有了。
妈妈回来了，脸上喜气洋洋的，她伸出手，我看到几颗大白兔，这糖我家过年都没有买过。我伸手就抓，妈妈只给了我两颗，另四颗是哥哥姐姐的。并叮嘱我，“姚奶奶说了，让你多带豆豆玩，你和他年纪接近些，不要欺负他。多乖的一个伢儿……”她喃喃自语，转回头看看我，“哪像你这么黑，冬天都蓄不白。”
我将两颗大白兔放在枕头边，这一晚香甜地睡着了。第二天依照妈妈的意思去邀豆豆上学，只有姚爷爷一人在家，他告诉我，奶奶和豆豆去幼儿园了。我有些失望，这么早。
张姨来我们家了，她是个故事大王，天上地下妖魔鬼怪什么故事都会说，不光说故事，和我妈到一起也是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有的时候吵得我在一旁作业都写不下去，又想听，她和我妈说的不是妖魔鬼怪，而是每个人家里的秘密。
我家只有两间屋子，另一间放了两张床没有书桌，就算她们想避开我，我也没地方去。张姨不管，她压低了声音说：“姚姨家那个哪是外国小孩，那孩子是白化病。”
我妈不懂，她又解释道，“就是一种病，得这种病的人，脸、头发都是白的，眼睛见不得阳光。而且……”她又压低了声音说，“那不是姚姨的孙子，是她从孤儿院捡来的。”
我妈“啊”的一声，过了一会儿说：“姚姨可是做了一件善事，伢儿造孽了，不晓得他父母是谁，丢下就不管了。”
后来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没有见到豆豆，姚奶奶倒是在家，我每次问她，她都说：“在幼儿园呢。”
她不是要了豆豆吗？怎么又送走了呢？
这个星期天下雨我没地方去，窝在家里用火钳夹铁丝烧红了戳塑料瓶盖。家里已经有几瓶蜜蜂了，整天嗡嗡地在瓶子里叫，平常不在家没感觉，今天没地方玩，叫得我心里直烦。我想，做了这瓶后就不玩蜜蜂了，哪天一齐放出去，看它们怎么高兴。
“小菜，菜姐姐，我把豆豆送来了，你带他玩一会儿。”我回过头，又是姚奶奶，豆豆也从门外挤进来站在我面前。我懒懒地答应了，姚奶奶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菜姐姐，你们别玩火，你们玩点别的吧。”
我只好放下火钳，把开水壶坐上去。玩什么呢？这时豆豆走到五斗柜边，对一瓶瓶蜜蜂感起兴趣。我顺手拿起一瓶，告诉他这是蜜蜂，是我捉来的，哪天天晴了也带他去。他接过来，旋着瓶子反复看。我刚把鞋襻扣上，家里就有无数只蜜蜂满天飞了。
豆豆满脸委屈地望着我，一只蜜蜂在他脸上停了一下也没有察觉。他伸手去抓，想把这些毛乎乎的飞行物一只只地送回到瓶子里去。可是，晚了。
我打开门，又打开窗子，让它们出去，回到它们来的地方。又挥起扫帚赶，才终于将它们全部赶了出去。我关好窗子，豆豆把手伸给我看，说“痒”。
我抓起他的小手，食指外侧有一个小黑点，周边有点红红的。我拼命地挤，想把那黑点挤出来，他不干了，手直往里缩。
下午，他的手就肿得很大了，我妈反复用黄色的药水擦他的伤口，又把这瓶药水给了姚奶奶。几天之后，豆豆的手终于消肿了，但这一来，姚奶奶也不再把豆豆单独留给我了。
我渐渐发现一个规律，豆豆总是星期天来，星期一又被姚奶奶送走了，他好像在外面有一个家，只是专门到姚奶奶家过周末的。
胡蝶胡刚的爸爸很凶，很少见到他笑的时候，有时在走廊遇到了，我也不敢喊，嘴里嗫嚅一下就走开了。胡刚不像他爸，他和我同龄，和姐姐不同的是，他话不多，也不招惹事。但如果谁要是欺负他姐姐的话，他二话不说就会冲上去。
谁又敢欺负他姐姐呢？胡蝶是个男孩子性格，齐刷刷的马尾辫，人走在前面，后面的马尾也跟着趾高气扬地来回摆。有好几次我都被她拦在大门外不让进，要留下买路钱。但她能召集一帮女孩子用火钳烧红了卷头发，用红纸在脸上和嘴上抹。禁不住诱惑，有时我也屁颠屁颠地跟着她。 豆豆来了，她一再对他的黄头发白皮肤羡慕不已。有一天她看了半天，说他真像一个洋娃娃，突然起了打扮他的念头，把妈妈的纱巾拿来披在他身上，给他做了一顶尖尖的帽子，又把他的小嘴和小脸涂得红红的。豆豆对我们的举动很顺从，只是羞涩地笑，也从镜子里照他古怪的样子。胡蝶弄完了退后几步看他，自言自语道：“这样子是白雪公主呢还是白马王子……”突然她坏坏地一笑，对弟弟说：“小刚，他到底是公主还是王子？”“王子吧，他是男的。”“要不，我们看看，他有没有小鸡鸡，是不是长得跟他的脸一样白？”这倒是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姐弟俩开始动手脱豆豆的裤子。豆豆开始有点不好意思，憨憨地笑着往上提，后来经不住我们的坚持，就顺从了。
“你们干什么？你们这帮孩子一起欺负我家豆豆！”我回头一看，什么时候姚奶奶站在屋门口了，她冲进来，一把扯过豆豆，提起他的裤子，边往外走边说，“他才五岁，你们都比他大，都欺负他……”
我很伤心，姚奶奶再也不相信我了，她给的两颗奶糖，至今糖纸还压在我的课本里，拿起来还能闻到一股奶香，她再也不会给我糖吃了，也不再让豆豆跟着我们玩了。
学校在家对面，都在一个巷子里，走出巷子就是体育馆。爸妈经常会在体育馆门口停下来，看一看那里张贴的告示。告示贴得很高，我只看得见最低的地方写着“苏什么什么”三个大字，我问妈妈：“怎么每张告示上都有这个人的名字？”我妈告诉我，这是法院院长。
有的时候走在大街上，看见一溜大卡车驶过，街两边站满了看热闹的人。车上的人反捆着手站着，背后插着牌子。他们有的站得很直，有的头低得很厉害，有一次我竟看见了一个女的。他们都是从体育馆出来的，一般要在体育馆开公审大会，然后再把他们押到车上，开出去。我跟着妈妈参加过几次公审大会，离得太远什么也听不见看不清。我妈告诉我，犯人有两种，背后插牌子的人，是要拉去枪毙的，没有插牌子只是反捆着手的，是判了刑送去监狱，不会死。
我望着卡车一辆辆驶过，心里直发毛，莫非那些背后插牌子的人，等一会儿就会消失？我没有见过死人，爷爷奶奶在我出生前就死了，我身边的朋友邻居，也没有谁家死过人的，张姨说的那些鬼故事，虽然当时也吓得我毛骨悚然，但一觉睡醒来，又安慰自己这是故事，是假的，事实上没有。而现在，这些穿土黄色棉衣的人，背后插着他们犯的罪和名字，将要拉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子弹“嗖”的一声穿过，倒下来，再也看不到听不到吃不到了。我越想越害怕，似乎此刻他们已成了《画皮》中的人物，皮肤阴冷，看不到下面的我们。
我很少穿新衣，都是哥哥姐姐的旧衣服改的。我妈没有给他们买过衣服，一般是做，而且是把裁缝请到家里来做几天。有一次因要给外婆外公做寿衣，她干脆把全家人春夏秋冬的衣服全做了。有爸爸的棉袄，黑色棉布内胆和咖啡色罩衫，哥哥姐姐的外套做得很大，够他们穿上两三年，我呢，最后剩下点边角余料，做了一件带裙边的外套。因为多了两块颜色不同的布，裁缝灵机一动，腰部滚了一条边，腰下摆用另外的布做成有褶的裙边。这让我兴奋不已，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而且样式这么新。我对何裁缝有了好感。
何裁缝是我妈叫的，我妈不让我这么叫他。在我们镇上，至少在这条街上，他是大家的熟人，谁家要做新衣服都会请他去家里。他的头发花白，常穿一件灰色中山装，戴袖套。除了给人量尺码，他的头很少抬起来过。
一天中午回家，我妈告诉我一个消息，何裁缝的儿子被抓了，犯的是抢劫罪。我没有见过他儿子，有的时候随妈妈到何裁缝的店里去，也没有见过他。虽说是店，也只是两间不大的木屋，黑乎乎的，前面当街的一间做店面，后面小的那间是厨房，人睡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每次去只有他一人在，我有时转到后面那屋，看见小矮桌上放着几样菜，何裁缝一个人是吃不了这么多菜的。后来我问妈妈，她说：“他还有个儿子，就这一个，伢儿长得白白净净的，他看得重。”我说怎么从没见过？妈妈说：“初中毕业后没事做，打流呢。”我不能确切地明白“打流”的意思，只觉得不是个好词，因为老师在课堂上批评人时常常说：“你要不好好学，以后就到社会上打流去！”
很快就有消息了，判的是死刑，我爸说，是一个抢劫团伙，他是这个团伙的成员。晚饭后他们又到体育馆门口看，告示也张贴出来了，第二天开公审大会。
我照例跟着妈妈去看公审，这次不一样，犯人中有何裁缝的儿子。她想到前面去，于是领着我往前面挤，人太多了，我们被一波一波的人流送到前面，又被推回来。我看见妈妈的棉帽挤掉了，低下去帮她捡，但帽子很快被人踩在脚下，捡不到了，我和妈妈也分开了。在高大的人群中，我觉得自己掉进了汹涌的河水里，快要淹死了。我大哭起来，隐约听到妈妈在喊我，也拖着哭腔。有一个叔叔把我抱起来，举到头顶，大声问：“谁的小孩？”
我们终于远离了人群，远远地听见警车的呼啸声，刑车开动了，人流又往体育馆门口挤。我妈仍然想到马路边去，等我们尾随人群到外面，只能看见最后一辆刑车上人们的后脑勺了。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何裁缝的儿子，他这会儿站在上面，会看见他认识的人吗？一个人要去那么荒凉的地方，他害怕吗？
我害怕，害怕在强大的人流中被冲散，和妈妈分开。
我们那条街上，差不多都是熟人。我妈领我上街，一路上不停地打着招呼。有一次大年三十，我家年饭吃得早，中午就吃完了。下午妈妈带着我去买些年画，家家门口都在生炉子忙年饭。我妈一路招呼打下去，差不多把街坊们备的年货、烧的菜都看到了。
出巷子那家开了个杂货店，卖些锅碗瓢盆、扫帚撮箕之类。杂货店老板我没见过，只觉得每次路过总有个女的蹲在门口的台阶上抽烟。她和我妈年纪差不多，穿着也差不多，不同的是，她烫了头发，是那种卷得很细的短发，除了年轻爱时髦的女青年，很少有人烫头。她和张姨一样，也爱说话，遇见我妈，两人在路边要张家长李家短地说半天。但我私下觉得，她和张姨又不太一样。
她有个女儿，也抽烟，不同的是，她女儿烫的是大波浪。虽然头发烫得很时髦，但穿得却挺随便，总爱穿一件宽大的劳动布外套。这种衣服我妈也有，是她工厂的工作服，她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脱下那件衣服挂在门后。但我妈穿上的感觉和她不同，她穿着比我妈好看。 不知她叫什么名字，邻居们说起她时，只说那个女阿飞。因此“阿飞”就成为她的名字了。阿飞也不是个好词，它与流氓是并称的。我妈说她的确被抓进去过，犯的是流氓罪，进去几个月之后就回来了，以前的工作没了，也在社会上“打流”。
不用我妈叮嘱，我当然是不会和她来往的，我学习的榜样是发小赵小红，她现在已经随父母去省城读书了。但小红学习好长得不好看，皮肤和我一样的黑。女阿飞长得好看，像极了我崇拜的县剧团演员陈曼曼。她的衣服太宽大了，放两个她都没问题，有的时候她慢腾腾地挽衣服的样子，真像陈曼曼在台上甩水袖。我不敢和她说话，只是在路过的时候偷偷打量几眼。
妈妈的同事生了孩子，我和姐被派去送红蛋红糖，走到巷口，见前面围成了一圈。我跑过去看，原来并没有打架，也没有吵架，是女阿飞的妈妈一个人跺着脚在那里大骂。“我丫头漂亮怎么了？犯了法吗？她穿工作服，她剃光头、披麻袋都好看！这些男人自己掉了魂，关她什么事？”她披头散发，烟也不抽了，一个人指着前面大骂。我还想继续看下去，但被姐姐一把扯走了。
有一段时间，何裁缝店里关门了，妈妈要修拉链改件衣服，得绕到人民医院那条路上去。那天我们从公审大会上回来后，妈妈去过他家，门关着，晚上她熬了点粥端过去，还是没有开门。他没有老伴儿，莫非这镇上还有什么亲戚？接连好几天门都是关着的，后来爸妈说，可能是去外地了，这里熟人多，他要面子，再说换个地方对他来说也是解脱。
可过了几个月，何裁缝的店又开门了。那天张姨一到家就咋咋呼呼地告诉我妈这个消息。她路过的时候，发现店门开了，开始她还以为是别的什么人租了他的房子，探头进去，发现何裁缝正在擦他的缝纫机。她打了声招呼，他就回过头来，谦虚地笑笑。他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头发白得更厉害了。
姚奶奶说豆豆的几条裤子都短了，得接边，棉衣的罩衫也该做新的了，这几天就去看看。
她不再把豆豆放出来和我们玩，一进走廊就直接回家，有的时候豆豆在门口看我们玩，她也跟出来站在那里。我们觉得不舒服，一堆人就呼啦啦地到外面去了。
那天姚奶奶回来后一脸的慌张，把豆豆送回家后就跟我妈说：“何裁缝变了！”我妈问她怎么变了。她说：“刚开始我也觉得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但把我豆豆拉进去量尺码的时候，他就盯着豆豆看，还摸他的脸，亲他，我觉得这也没什么，豆豆本来就招人喜欢。可他的眼睛不对，直直地盯着，嘴里还念叨‘斌儿’‘斌儿’。”
不久邻居们都传开了，说何裁缝见不得长得白净的男孩，一见就亲，就摸，直直地盯着看。大人们还叮嘱我们，不要单独去何裁缝店里。
他不是只喜欢白净的男孩吗？我又不是。我决定瞒着妈妈去看看他。放学的时候我磨磨蹭蹭的，等大部队走得差不多了，才晃晃悠悠地走出学校，沿着巷子向何裁缝的店里走去。
他低着头，埋在缝纫机里，一条花花绿绿的裙边从机子上垂下来，洒在地上。我想起我那件带裙边的外套，胆子又大了些，不由得走进去，清了清嗓子叫了声“何……伯伯”。他抬起头，望着我，渐渐露出了笑容。他问我是谁家的孩子。我怕他告诉我妈，就说：“你不认得我，我刚路过这里，喜欢看你扎的这条花边。”他笑得更厉害了，说：“来来来，我这里好久没来小孩了，来来，吃糖。”他放下手中的活，从一个铁筒里抓出几颗糖给我。是“高粱饴”，我家过年常买这种糖。我剥开糖果纸，把糖放进嘴里慢慢抿着。我问他：“大人也喜欢吃糖吗？”他继续踩缝纫机，说：“小斌爱吃，我买给他吃的。”“小斌是谁？”“我儿子啊，”他高兴地说，“他出门了，跟他妈妈。”
我心里一团狐疑，他儿子不是已经……怎么又冒出一个“小斌”来？我被他弄糊涂了。回家的路上，脑子里一片混乱，只记得那条花边，蓬蓬松松地从他手心里长出来，像春天的叶子。
他说的儿子，我觉得不是同一个人。一个是小学时学习很好，上了初中跟上了一群小混混，就不爱读书了。他打过他，但打了又后悔，满大街地找他。一个只有五六岁，乖巧得很，一个大雪天跟着妈妈出门，他把他们送到汽车站，把行李放上顶棚，他看着汽车开出车站，大地上白白净净的，除了两道醒目的轮胎印，其他什么也没有。
听着何裁缝的絮叨，我也有点恍惚了，记起很多小时候的事。妈妈带我去看外婆，我们坐了车还要过轮渡，人不下车，等轮船过来车子慢慢开上去。水是青灰色的，天也是青灰色的，冬天没有尽头。我觉得我和妈妈被所有的亲人抛弃了，外婆在哪里，爸爸在哪里，都离我们那么远，谁也救不了我们。我还记起有一次发烧，躺在白色的床上，妈妈总想喂点橘子水给我喝，那是平常吃不到的补品，可我连抬起头来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妈妈和我说话，我觉得吵，心里发慌，摇摇头不让她说。她还想说什么，我也没有力气阻止她，慢慢睡着了。我看见眼前有很多金星在闪动，接着是一条一条金色的线在我眼前穿插，看得我眼睛很累。我在想，怎么这些声音、这些颜色总不让我消停呢？
后来妈妈对我说，那次我昏迷了两天两夜，她急得找瞎子给我算八字，看我过不过得了那一关。
小时候的事，长大以后的事，有的时候就像那一条条金线，相互穿插，晃人眼睛，让人分不清哪根是哪根，越想分清就越糊涂。
我越来越相信，除了从体育馆出来送去刑场的儿子，何裁缝还有一个儿子，叫“小斌”，他在一个大雪天跟随他妈妈去了外地，很久都没有回来。
有一天何裁缝神神秘秘地对我说，儿子有女朋友了。我问他儿子在哪儿？他指指门外，“就在这条街上，我亲眼看见的。”我说你怎么不叫他们，你看清了吗？“没有，他们亲亲热热的，我还以为看错了。再仔细看看的确是小斌，拉着个女伢的手。我忙进屋收拾收拾，怕等会儿女伢进来不好看，一会儿再去看时，两人吵起来了。吵了几句，女伢甩开他的手，跑了。小斌也不晓得追，愣愣地站在那里发了会儿呆，就回来了。”
我有些失望，只差一点儿就看到那女伢了，她长得好看不？如果进了屋，何裁缝一定会给她做好多带花边的衣服裙子，可惜啊！ 这是他的哪个儿子？应该不是死去的那个，我看他指着前面这条街，好像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或许小斌又回来了呢。他前段时间去了乡下，是不是把他接回来了？
妈妈的气喘病又犯了，她打发我去医院找白伯伯买药，药买到了，我不喜欢医院前面那条路，脏兮兮的，绕到剧院这条街来。剧院前面的黑板上写着今晚的节目，整场的《穆桂英挂帅》，陈曼曼演的。妈妈在家病着，爸爸又去乡下了，我在剧院门口转了转，恹恹地往回走。忽听一个女的叫我：“关师傅家的小妹子吧？”是女阿飞的妈妈，她一手捧着包瓜子，嗓门很大。“想看戏？”她问我。“没有，只是看看，我妈妈病了。”想了想，我告诉她，“陈曼曼和你女儿长得真像！”阿飞的妈妈瞬间开心地笑了，“小女伢真乖，别人都讲我女儿的坏话，就你说她好。”我被她说得不好意思了，红着脸走开。她抓了一大把瓜子塞进我口袋，并一手搭在我肩上要送我回家。我被她箍着很不舒服，想要她放开又不好开口，只得这么将就着走。走到裁缝店前，她邀我一起去坐坐。
何裁缝好像并不欢迎她的到来，没有抓糖给她吃，也没有请她坐。阿飞妈和我一样，也看中了那条花边裙，她抓起来左看右看，说：“我女儿要是穿上不晓得有多好看！”何裁缝低着头，瓮声瓮气地说：“你给她做一条呗！”她边端详边说，“不是进去了吗？还没出来呢。”想起这事，她突然恨恨地把裙子一摔，“都是吃干饭的，犯了事，抓女的有什么用？要把那些色男都抓起来呀！”何裁缝不作声了，开始踩缝纫机，嗡嗡的声音似乎在阻止她的说话。她看看何裁缝，语气柔和了下来，“唉，我家这个还好，在那里有吃也有喝，饿不死冻不着。你家的……唉，早晓得这样，那个伢儿我留下来就好了，要真是你家的，你们何家也有了个后……”
她的这番话我没听明白，什么“你家”“我家”，把我弄糊涂了。我看看何裁缝，呆呆地望着她，像不认识她一样。阿飞妈还想继续解释，又看看我，止住了，像老熟人样拍拍何裁缝的肩，走了。
每年冬天我都要生冻疮的，不光是我，所有的小孩都会生。早上去上学的时候，我妈给我和姐一人一个小怀炉，就是一个铁匣子，里面放几块燃烧的木炭，缝个布套吊在胸前，上课的时候捂在手里。两节课之后就冷了，下课后我们排成一队在墙角挤，挤出些汗来。上课的时候脚冻木了，有时老师也会让我们集体跺脚，他说“开始！”，我们就一齐放开了跺，跺得教室里灰尘弥漫。他说“停——”，跺脚声一下子就停了。
我们常在一起比谁的冻疮厉害，我的手肿得像包子一样，也有个别的手指头流血，姐姐的整个手都流血，她的耳朵也流血。戴上手套后都脱不下来，撕扯着手上的烂肉就沾到手套上去了。晚上写完作业，妈妈就用白萝卜烧热了在手上滚来滚去，说这样冻疮才会散。
虽然冬天又冷又长，生冻疮，但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下雪天和寒假是我们最盼望的。然而今年这个冬天，我的心情郁闷得很。妈妈的气喘病老犯，时常要去医院住几天。晚上回到家走进走廊，常常看不到妈妈的影子，听不到锅里“滋”的一声响，升腾起白色的烟。家里人忙东忙西，我们很晚才吃饭。我手上的冻疮也没人管了，这个冬天血流得厉害，那双深蓝色手套常常沾了一块块乌色的血痂。脚也是，袜子脱不下来，棉鞋也破了，露出惨白的棉花。
一天放学回家，看见妈妈坐在床上，眼泪直流，张姨在边上安慰她：“人死不能复生，你宽心些，自己身体又不好，这一趟去赶车赶船的，病倒了怎么办？”我痴痴地走过去问妈妈怎么了？张姨告诉我，外婆去了。“外婆去了？死了，不在了？”我呜呜地哭起来。张姨掏出手绢替我擦眼泪：“菜妹莫哭，菜妹莫哭，你妈妈身体不好，你要安慰她呀！”我哇哇大哭起来：“外婆死了，妈妈没有妈妈了……”
妈妈还是病倒了，这次病得不轻，除了气喘之外，还发起了高烧，老不退。哥哥身上长了个瘤子，爸爸陪哥哥去外地治病，姐姐陪妈妈在医院，我则被托给了姚奶奶，一家人四分五裂的。哥哥走的那天，妈妈拉着他的手不停地淌眼泪。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漫长最难熬的冬天了。每天跟着姚奶奶同吃同睡，虽然她待我很好，但我仍然止不住地想妈妈。在她面前我很乖，放了学回到她家就做作业，晚上洗漱完就自觉地钻到被子里去，蒙在被子里独自想念妈妈的味道，想着想着心里一酸，就悄悄哭了。
望着自己家紧锁的门，想着那些平常的日子，妈妈在走廊里风风火火地做饭，我扔下书包就往外跑，看都不看她一眼。爸爸很多时候都在乡下，他回来的日子如同过年一样，饭桌上会多一两个菜，吃饭的时候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唯恐没有机会在爸爸面前表功。
可是，这一切都离我很远了。
星期天，我陪姚奶奶去接豆豆，原来，他这段时间都在涔水桥外一个叫“福利院”的地方。他见到姚奶奶高兴地跑过来，意外看到我，更加惊喜。我和姚奶奶一人牵一只他的手，他走几步跳两下，别提有多高兴了。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平时跟谁在一起呢？
这几天我的脚很痒，上课的时候痒得不行，不得不在桌子腿上蹭两下。脱下袜子，烂的趾头在结痂了，红肿逐渐缩小了面积，就是它们使我发痒。姚奶奶说，说明你的冻疮在慢慢好转，天气转暖了，冻疮就像那冰冻的河流一样，也要解冻了。
我喜欢这种痒的感觉，它让我觉得春天快来了。
春天真的要来了，这几天橘子树的叶子不再那么灰蒙蒙的，一些新绿的小叶从末梢悄悄钻出来，油油的，亮亮的，干净得很，凑过去，还有一股茶叶的香气。豆豆又在太阳下手搭凉篷，傻呵呵地看我摆弄树枝。我凑近看他的脸，雪白雪白的，连脸上的细茸毛都洁白无比。
他又在说傻话了：“菜姐姐，怎么蜜蜂花还不开呀？”
栏目责编：方娜
我家住的宿舍楼前有一大片，橘树太密了，走进去会招来马蜂，一个人的时候我不敢去。在午觉睡晚了干脆不去学校的下午，我捧着一只药瓶，瓶盖上早用烧红的铁丝戳了几个小眼，我用它来装蜜蜂。在宿舍楼东边，零零散散围着房子也种了一些橘树，我看着蜜蜂在橘子花心上颤动着翅膀，毛茸茸的胖身子，翅膀却薄而轻，它似乎吃饱喝足了，也像我一样赖在花上懒得起身。我抓紧时机，瓶子伸过去，盖子盖住，成功地捉到一只。
捉到的蜜蜂越来越多，在瓶子里面嗡嗡直叫，我心里很受用。它们在里面横冲直撞，又总是碰到壁后弹回来，懒洋洋地伏在瓶底。有的时候，我掐两朵橘子花扔进去，让它们继续赖在花香里不起来。
星期天到了，星期天本是可以睡大觉的，可偏偏到了这时我睡不着，一大早便被外面的鸟声叫醒，磨磨蹭蹭地洗脸梳头之后，便到隔壁左右去敲门。有的伸出一个蓬松的脑袋，有的一大早就不见了。我走到宿舍楼前，橘林里有几颗黑脑袋在晃动。我走进去，今天是个阴天，树林里略微有些清冷，但花香在湿薄的水气中越发好闻，一时间我都忘了去捉蜜蜂。
“小菜，蝶儿！带我们家伢儿玩会儿吧。去去，豆豆，跟哥哥姐姐们玩去。”我回过头，对门的姚奶奶在树林外叫我。我跑过去，惊讶的是她领着一个外国小孩。小孩四五岁，头发黄得有些发白，眼珠子也是黄的，他冲我羞涩地笑笑，并抬起手来，遮住前额，眯缝着眼。我抬头望望天，没出太阳啊。
“他叫豆豆，我孙子，这是菜姐姐，住在我家对门。”说话的时候，胡蝶和胡刚一对姐弟也凑了过来。他们和我一样，面对一个外国小孩，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吃饭的时候，我告诉妈妈，姚奶奶家有个外国小孩，是她孙子。“哦？他家老大的？”老大是姚奶奶的大儿子，一直在国外读书，很少回来，我只见过一次。
刷过碗，我妈在家里翻来翻去，最后趁我们不注意，从一个瓷坛里偷偷地拿出几块桃酥，用纸包好，拉开门走了。我将门开一点儿缝，见她在对门站了下，就进去了。“哼，就知道把好吃的给别人的孙子吃。”我打开瓷坛，用手摸了一下，再拿出来看，里面只剩一点儿桃酥末，整块的没有了。
妈妈回来了，脸上喜气洋洋的，她伸出手，我看到几颗大白兔，这糖我家过年都没有买过。我伸手就抓，妈妈只给了我两颗，另四颗是哥哥姐姐的。并叮嘱我，“姚奶奶说了，让你多带豆豆玩，你和他年纪接近些，不要欺负他。多乖的一个伢儿……”她喃喃自语，转回头看看我，“哪像你这么黑，冬天都蓄不白。”
我将两颗大白兔放在枕头边，这一晚香甜地睡着了。第二天依照妈妈的意思去邀豆豆上学，只有姚爷爷一人在家，他告诉我，奶奶和豆豆去幼儿园了。我有些失望，这么早。
张姨来我们家了，她是个故事大王，天上地下妖魔鬼怪什么故事都会说，不光说故事，和我妈到一起也是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有的时候吵得我在一旁作业都写不下去，又想听，她和我妈说的不是妖魔鬼怪，而是每个人家里的秘密。
我家只有两间屋子，另一间放了两张床没有书桌，就算她们想避开我，我也没地方去。张姨不管，她压低了声音说：“姚姨家那个哪是外国小孩，那孩子是白化病。”
我妈不懂，她又解释道，“就是一种病，得这种病的人，脸、头发都是白的，眼睛见不得阳光。而且……”她又压低了声音说，“那不是姚姨的孙子，是她从孤儿院捡来的。”
我妈“啊”的一声，过了一会儿说：“姚姨可是做了一件善事，伢儿造孽了，不晓得他父母是谁，丢下就不管了。”
后来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没有见到豆豆，姚奶奶倒是在家，我每次问她，她都说：“在幼儿园呢。”
她不是要了豆豆吗？怎么又送走了呢？
这个星期天下雨我没地方去，窝在家里用火钳夹铁丝烧红了戳塑料瓶盖。家里已经有几瓶蜜蜂了，整天嗡嗡地在瓶子里叫，平常不在家没感觉，今天没地方玩，叫得我心里直烦。我想，做了这瓶后就不玩蜜蜂了，哪天一齐放出去，看它们怎么高兴。
“小菜，菜姐姐，我把豆豆送来了，你带他玩一会儿。”我回过头，又是姚奶奶，豆豆也从门外挤进来站在我面前。我懒懒地答应了，姚奶奶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菜姐姐，你们别玩火，你们玩点别的吧。”
我只好放下火钳，把开水壶坐上去。玩什么呢？这时豆豆走到五斗柜边，对一瓶瓶蜜蜂感起兴趣。我顺手拿起一瓶，告诉他这是蜜蜂，是我捉来的，哪天天晴了也带他去。他接过来，旋着瓶子反复看。我刚把鞋襻扣上，家里就有无数只蜜蜂满天飞了。
豆豆满脸委屈地望着我，一只蜜蜂在他脸上停了一下也没有察觉。他伸手去抓，想把这些毛乎乎的飞行物一只只地送回到瓶子里去。可是，晚了。
我打开门，又打开窗子，让它们出去，回到它们来的地方。又挥起扫帚赶，才终于将它们全部赶了出去。我关好窗子，豆豆把手伸给我看，说“痒”。
我抓起他的小手，食指外侧有一个小黑点，周边有点红红的。我拼命地挤，想把那黑点挤出来，他不干了，手直往里缩。
下午，他的手就肿得很大了，我妈反复用黄色的药水擦他的伤口，又把这瓶药水给了姚奶奶。几天之后，豆豆的手终于消肿了，但这一来，姚奶奶也不再把豆豆单独留给我了。
我渐渐发现一个规律，豆豆总是星期天来，星期一又被姚奶奶送走了，他好像在外面有一个家，只是专门到姚奶奶家过周末的。
胡蝶胡刚的爸爸很凶，很少见到他笑的时候，有时在走廊遇到了，我也不敢喊，嘴里嗫嚅一下就走开了。胡刚不像他爸，他和我同龄，和姐姐不同的是，他话不多，也不招惹事。但如果谁要是欺负他姐姐的话，他二话不说就会冲上去。
谁又敢欺负他姐姐呢？胡蝶是个男孩子性格，齐刷刷的马尾辫，人走在前面，后面的马尾也跟着趾高气扬地来回摆。有好几次我都被她拦在大门外不让进，要留下买路钱。但她能召集一帮女孩子用火钳烧红了卷头发，用红纸在脸上和嘴上抹。禁不住诱惑，有时我也屁颠屁颠地跟着她。 豆豆来了，她一再对他的黄头发白皮肤羡慕不已。有一天她看了半天，说他真像一个洋娃娃，突然起了打扮他的念头，把妈妈的纱巾拿来披在他身上，给他做了一顶尖尖的帽子，又把他的小嘴和小脸涂得红红的。豆豆对我们的举动很顺从，只是羞涩地笑，也从镜子里照他古怪的样子。胡蝶弄完了退后几步看他，自言自语道：“这样子是白雪公主呢还是白马王子……”突然她坏坏地一笑，对弟弟说：“小刚，他到底是公主还是王子？”“王子吧，他是男的。”“要不，我们看看，他有没有小鸡鸡，是不是长得跟他的脸一样白？”这倒是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姐弟俩开始动手脱豆豆的裤子。豆豆开始有点不好意思，憨憨地笑着往上提，后来经不住我们的坚持，就顺从了。
“你们干什么？你们这帮孩子一起欺负我家豆豆！”我回头一看，什么时候姚奶奶站在屋门口了，她冲进来，一把扯过豆豆，提起他的裤子，边往外走边说，“他才五岁，你们都比他大，都欺负他……”
我很伤心，姚奶奶再也不相信我了，她给的两颗奶糖，至今糖纸还压在我的课本里，拿起来还能闻到一股奶香，她再也不会给我糖吃了，也不再让豆豆跟着我们玩了。
学校在家对面，都在一个巷子里，走出巷子就是体育馆。爸妈经常会在体育馆门口停下来，看一看那里张贴的告示。告示贴得很高，我只看得见最低的地方写着“苏什么什么”三个大字，我问妈妈：“怎么每张告示上都有这个人的名字？”我妈告诉我，这是法院院长。
有的时候走在大街上，看见一溜大卡车驶过，街两边站满了看热闹的人。车上的人反捆着手站着，背后插着牌子。他们有的站得很直，有的头低得很厉害，有一次我竟看见了一个女的。他们都是从体育馆出来的，一般要在体育馆开公审大会，然后再把他们押到车上，开出去。我跟着妈妈参加过几次公审大会，离得太远什么也听不见看不清。我妈告诉我，犯人有两种，背后插牌子的人，是要拉去枪毙的，没有插牌子只是反捆着手的，是判了刑送去监狱，不会死。
我望着卡车一辆辆驶过，心里直发毛，莫非那些背后插牌子的人，等一会儿就会消失？我没有见过死人，爷爷奶奶在我出生前就死了，我身边的朋友邻居，也没有谁家死过人的，张姨说的那些鬼故事，虽然当时也吓得我毛骨悚然，但一觉睡醒来，又安慰自己这是故事，是假的，事实上没有。而现在，这些穿土黄色棉衣的人，背后插着他们犯的罪和名字，将要拉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子弹“嗖”的一声穿过，倒下来，再也看不到听不到吃不到了。我越想越害怕，似乎此刻他们已成了《画皮》中的人物，皮肤阴冷，看不到下面的我们。
我很少穿新衣，都是哥哥姐姐的旧衣服改的。我妈没有给他们买过衣服，一般是做，而且是把裁缝请到家里来做几天。有一次因要给外婆外公做寿衣，她干脆把全家人春夏秋冬的衣服全做了。有爸爸的棉袄，黑色棉布内胆和咖啡色罩衫，哥哥姐姐的外套做得很大，够他们穿上两三年，我呢，最后剩下点边角余料，做了一件带裙边的外套。因为多了两块颜色不同的布，裁缝灵机一动，腰部滚了一条边，腰下摆用另外的布做成有褶的裙边。这让我兴奋不已，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而且样式这么新。我对何裁缝有了好感。
何裁缝是我妈叫的，我妈不让我这么叫他。在我们镇上，至少在这条街上，他是大家的熟人，谁家要做新衣服都会请他去家里。他的头发花白，常穿一件灰色中山装，戴袖套。除了给人量尺码，他的头很少抬起来过。
一天中午回家，我妈告诉我一个消息，何裁缝的儿子被抓了，犯的是抢劫罪。我没有见过他儿子，有的时候随妈妈到何裁缝的店里去，也没有见过他。虽说是店，也只是两间不大的木屋，黑乎乎的，前面当街的一间做店面，后面小的那间是厨房，人睡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每次去只有他一人在，我有时转到后面那屋，看见小矮桌上放着几样菜，何裁缝一个人是吃不了这么多菜的。后来我问妈妈，她说：“他还有个儿子，就这一个，伢儿长得白白净净的，他看得重。”我说怎么从没见过？妈妈说：“初中毕业后没事做，打流呢。”我不能确切地明白“打流”的意思，只觉得不是个好词，因为老师在课堂上批评人时常常说：“你要不好好学，以后就到社会上打流去！”
很快就有消息了，判的是死刑，我爸说，是一个抢劫团伙，他是这个团伙的成员。晚饭后他们又到体育馆门口看，告示也张贴出来了，第二天开公审大会。
我照例跟着妈妈去看公审，这次不一样，犯人中有何裁缝的儿子。她想到前面去，于是领着我往前面挤，人太多了，我们被一波一波的人流送到前面，又被推回来。我看见妈妈的棉帽挤掉了，低下去帮她捡，但帽子很快被人踩在脚下，捡不到了，我和妈妈也分开了。在高大的人群中，我觉得自己掉进了汹涌的河水里，快要淹死了。我大哭起来，隐约听到妈妈在喊我，也拖着哭腔。有一个叔叔把我抱起来，举到头顶，大声问：“谁的小孩？”
我们终于远离了人群，远远地听见警车的呼啸声，刑车开动了，人流又往体育馆门口挤。我妈仍然想到马路边去，等我们尾随人群到外面，只能看见最后一辆刑车上人们的后脑勺了。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何裁缝的儿子，他这会儿站在上面，会看见他认识的人吗？一个人要去那么荒凉的地方，他害怕吗？
我害怕，害怕在强大的人流中被冲散，和妈妈分开。
我们那条街上，差不多都是熟人。我妈领我上街，一路上不停地打着招呼。有一次大年三十，我家年饭吃得早，中午就吃完了。下午妈妈带着我去买些年画，家家门口都在生炉子忙年饭。我妈一路招呼打下去，差不多把街坊们备的年货、烧的菜都看到了。
出巷子那家开了个杂货店，卖些锅碗瓢盆、扫帚撮箕之类。杂货店老板我没见过，只觉得每次路过总有个女的蹲在门口的台阶上抽烟。她和我妈年纪差不多，穿着也差不多，不同的是，她烫了头发，是那种卷得很细的短发，除了年轻爱时髦的女青年，很少有人烫头。她和张姨一样，也爱说话，遇见我妈，两人在路边要张家长李家短地说半天。但我私下觉得，她和张姨又不太一样。
她有个女儿，也抽烟，不同的是，她女儿烫的是大波浪。虽然头发烫得很时髦，但穿得却挺随便，总爱穿一件宽大的劳动布外套。这种衣服我妈也有，是她工厂的工作服，她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脱下那件衣服挂在门后。但我妈穿上的感觉和她不同，她穿着比我妈好看。 不知她叫什么名字，邻居们说起她时，只说那个女阿飞。因此“阿飞”就成为她的名字了。阿飞也不是个好词，它与流氓是并称的。我妈说她的确被抓进去过，犯的是流氓罪，进去几个月之后就回来了，以前的工作没了，也在社会上“打流”。
不用我妈叮嘱，我当然是不会和她来往的，我学习的榜样是发小赵小红，她现在已经随父母去省城读书了。但小红学习好长得不好看，皮肤和我一样的黑。女阿飞长得好看，像极了我崇拜的县剧团演员陈曼曼。她的衣服太宽大了，放两个她都没问题，有的时候她慢腾腾地挽衣服的样子，真像陈曼曼在台上甩水袖。我不敢和她说话，只是在路过的时候偷偷打量几眼。
妈妈的同事生了孩子，我和姐被派去送红蛋红糖，走到巷口，见前面围成了一圈。我跑过去看，原来并没有打架，也没有吵架，是女阿飞的妈妈一个人跺着脚在那里大骂。“我丫头漂亮怎么了？犯了法吗？她穿工作服，她剃光头、披麻袋都好看！这些男人自己掉了魂，关她什么事？”她披头散发，烟也不抽了，一个人指着前面大骂。我还想继续看下去，但被姐姐一把扯走了。
有一段时间，何裁缝店里关门了，妈妈要修拉链改件衣服，得绕到人民医院那条路上去。那天我们从公审大会上回来后，妈妈去过他家，门关着，晚上她熬了点粥端过去，还是没有开门。他没有老伴儿，莫非这镇上还有什么亲戚？接连好几天门都是关着的，后来爸妈说，可能是去外地了，这里熟人多，他要面子，再说换个地方对他来说也是解脱。
可过了几个月，何裁缝的店又开门了。那天张姨一到家就咋咋呼呼地告诉我妈这个消息。她路过的时候，发现店门开了，开始她还以为是别的什么人租了他的房子，探头进去，发现何裁缝正在擦他的缝纫机。她打了声招呼，他就回过头来，谦虚地笑笑。他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头发白得更厉害了。
姚奶奶说豆豆的几条裤子都短了，得接边，棉衣的罩衫也该做新的了，这几天就去看看。
她不再把豆豆放出来和我们玩，一进走廊就直接回家，有的时候豆豆在门口看我们玩，她也跟出来站在那里。我们觉得不舒服，一堆人就呼啦啦地到外面去了。
那天姚奶奶回来后一脸的慌张，把豆豆送回家后就跟我妈说：“何裁缝变了！”我妈问她怎么变了。她说：“刚开始我也觉得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但把我豆豆拉进去量尺码的时候，他就盯着豆豆看，还摸他的脸，亲他，我觉得这也没什么，豆豆本来就招人喜欢。可他的眼睛不对，直直地盯着，嘴里还念叨‘斌儿’‘斌儿’。”
不久邻居们都传开了，说何裁缝见不得长得白净的男孩，一见就亲，就摸，直直地盯着看。大人们还叮嘱我们，不要单独去何裁缝店里。
他不是只喜欢白净的男孩吗？我又不是。我决定瞒着妈妈去看看他。放学的时候我磨磨蹭蹭的，等大部队走得差不多了，才晃晃悠悠地走出学校，沿着巷子向何裁缝的店里走去。
他低着头，埋在缝纫机里，一条花花绿绿的裙边从机子上垂下来，洒在地上。我想起我那件带裙边的外套，胆子又大了些，不由得走进去，清了清嗓子叫了声“何……伯伯”。他抬起头，望着我，渐渐露出了笑容。他问我是谁家的孩子。我怕他告诉我妈，就说：“你不认得我，我刚路过这里，喜欢看你扎的这条花边。”他笑得更厉害了，说：“来来来，我这里好久没来小孩了，来来，吃糖。”他放下手中的活，从一个铁筒里抓出几颗糖给我。是“高粱饴”，我家过年常买这种糖。我剥开糖果纸，把糖放进嘴里慢慢抿着。我问他：“大人也喜欢吃糖吗？”他继续踩缝纫机，说：“小斌爱吃，我买给他吃的。”“小斌是谁？”“我儿子啊，”他高兴地说，“他出门了，跟他妈妈。”
我心里一团狐疑，他儿子不是已经……怎么又冒出一个“小斌”来？我被他弄糊涂了。回家的路上，脑子里一片混乱，只记得那条花边，蓬蓬松松地从他手心里长出来，像春天的叶子。
他说的儿子，我觉得不是同一个人。一个是小学时学习很好，上了初中跟上了一群小混混，就不爱读书了。他打过他，但打了又后悔，满大街地找他。一个只有五六岁，乖巧得很，一个大雪天跟着妈妈出门，他把他们送到汽车站，把行李放上顶棚，他看着汽车开出车站，大地上白白净净的，除了两道醒目的轮胎印，其他什么也没有。
听着何裁缝的絮叨，我也有点恍惚了，记起很多小时候的事。妈妈带我去看外婆，我们坐了车还要过轮渡，人不下车，等轮船过来车子慢慢开上去。水是青灰色的，天也是青灰色的，冬天没有尽头。我觉得我和妈妈被所有的亲人抛弃了，外婆在哪里，爸爸在哪里，都离我们那么远，谁也救不了我们。我还记起有一次发烧，躺在白色的床上，妈妈总想喂点橘子水给我喝，那是平常吃不到的补品，可我连抬起头来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妈妈和我说话，我觉得吵，心里发慌，摇摇头不让她说。她还想说什么，我也没有力气阻止她，慢慢睡着了。我看见眼前有很多金星在闪动，接着是一条一条金色的线在我眼前穿插，看得我眼睛很累。我在想，怎么这些声音、这些颜色总不让我消停呢？
后来妈妈对我说，那次我昏迷了两天两夜，她急得找瞎子给我算八字，看我过不过得了那一关。
小时候的事，长大以后的事，有的时候就像那一条条金线，相互穿插，晃人眼睛，让人分不清哪根是哪根，越想分清就越糊涂。
我越来越相信，除了从体育馆出来送去刑场的儿子，何裁缝还有一个儿子，叫“小斌”，他在一个大雪天跟随他妈妈去了外地，很久都没有回来。
有一天何裁缝神神秘秘地对我说，儿子有女朋友了。我问他儿子在哪儿？他指指门外，“就在这条街上，我亲眼看见的。”我说你怎么不叫他们，你看清了吗？“没有，他们亲亲热热的，我还以为看错了。再仔细看看的确是小斌，拉着个女伢的手。我忙进屋收拾收拾，怕等会儿女伢进来不好看，一会儿再去看时，两人吵起来了。吵了几句，女伢甩开他的手，跑了。小斌也不晓得追，愣愣地站在那里发了会儿呆，就回来了。”
我有些失望，只差一点儿就看到那女伢了，她长得好看不？如果进了屋，何裁缝一定会给她做好多带花边的衣服裙子，可惜啊！ 这是他的哪个儿子？应该不是死去的那个，我看他指着前面这条街，好像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或许小斌又回来了呢。他前段时间去了乡下，是不是把他接回来了？
妈妈的气喘病又犯了，她打发我去医院找白伯伯买药，药买到了，我不喜欢医院前面那条路，脏兮兮的，绕到剧院这条街来。剧院前面的黑板上写着今晚的节目，整场的《穆桂英挂帅》，陈曼曼演的。妈妈在家病着，爸爸又去乡下了，我在剧院门口转了转，恹恹地往回走。忽听一个女的叫我：“关师傅家的小妹子吧？”是女阿飞的妈妈，她一手捧着包瓜子，嗓门很大。“想看戏？”她问我。“没有，只是看看，我妈妈病了。”想了想，我告诉她，“陈曼曼和你女儿长得真像！”阿飞的妈妈瞬间开心地笑了，“小女伢真乖，别人都讲我女儿的坏话，就你说她好。”我被她说得不好意思了，红着脸走开。她抓了一大把瓜子塞进我口袋，并一手搭在我肩上要送我回家。我被她箍着很不舒服，想要她放开又不好开口，只得这么将就着走。走到裁缝店前，她邀我一起去坐坐。
何裁缝好像并不欢迎她的到来，没有抓糖给她吃，也没有请她坐。阿飞妈和我一样，也看中了那条花边裙，她抓起来左看右看，说：“我女儿要是穿上不晓得有多好看！”何裁缝低着头，瓮声瓮气地说：“你给她做一条呗！”她边端详边说，“不是进去了吗？还没出来呢。”想起这事，她突然恨恨地把裙子一摔，“都是吃干饭的，犯了事，抓女的有什么用？要把那些色男都抓起来呀！”何裁缝不作声了，开始踩缝纫机，嗡嗡的声音似乎在阻止她的说话。她看看何裁缝，语气柔和了下来，“唉，我家这个还好，在那里有吃也有喝，饿不死冻不着。你家的……唉，早晓得这样，那个伢儿我留下来就好了，要真是你家的，你们何家也有了个后……”
她的这番话我没听明白，什么“你家”“我家”，把我弄糊涂了。我看看何裁缝，呆呆地望着她，像不认识她一样。阿飞妈还想继续解释，又看看我，止住了，像老熟人样拍拍何裁缝的肩，走了。
每年冬天我都要生冻疮的，不光是我，所有的小孩都会生。早上去上学的时候，我妈给我和姐一人一个小怀炉，就是一个铁匣子，里面放几块燃烧的木炭，缝个布套吊在胸前，上课的时候捂在手里。两节课之后就冷了，下课后我们排成一队在墙角挤，挤出些汗来。上课的时候脚冻木了，有时老师也会让我们集体跺脚，他说“开始！”，我们就一齐放开了跺，跺得教室里灰尘弥漫。他说“停——”，跺脚声一下子就停了。
我们常在一起比谁的冻疮厉害，我的手肿得像包子一样，也有个别的手指头流血，姐姐的整个手都流血，她的耳朵也流血。戴上手套后都脱不下来，撕扯着手上的烂肉就沾到手套上去了。晚上写完作业，妈妈就用白萝卜烧热了在手上滚来滚去，说这样冻疮才会散。
虽然冬天又冷又长，生冻疮，但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下雪天和寒假是我们最盼望的。然而今年这个冬天，我的心情郁闷得很。妈妈的气喘病老犯，时常要去医院住几天。晚上回到家走进走廊，常常看不到妈妈的影子，听不到锅里“滋”的一声响，升腾起白色的烟。家里人忙东忙西，我们很晚才吃饭。我手上的冻疮也没人管了，这个冬天血流得厉害，那双深蓝色手套常常沾了一块块乌色的血痂。脚也是，袜子脱不下来，棉鞋也破了，露出惨白的棉花。
一天放学回家，看见妈妈坐在床上，眼泪直流，张姨在边上安慰她：“人死不能复生，你宽心些，自己身体又不好，这一趟去赶车赶船的，病倒了怎么办？”我痴痴地走过去问妈妈怎么了？张姨告诉我，外婆去了。“外婆去了？死了，不在了？”我呜呜地哭起来。张姨掏出手绢替我擦眼泪：“菜妹莫哭，菜妹莫哭，你妈妈身体不好，你要安慰她呀！”我哇哇大哭起来：“外婆死了，妈妈没有妈妈了……”
妈妈还是病倒了，这次病得不轻，除了气喘之外，还发起了高烧，老不退。哥哥身上长了个瘤子，爸爸陪哥哥去外地治病，姐姐陪妈妈在医院，我则被托给了姚奶奶，一家人四分五裂的。哥哥走的那天，妈妈拉着他的手不停地淌眼泪。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漫长最难熬的冬天了。每天跟着姚奶奶同吃同睡，虽然她待我很好，但我仍然止不住地想妈妈。在她面前我很乖，放了学回到她家就做作业，晚上洗漱完就自觉地钻到被子里去，蒙在被子里独自想念妈妈的味道，想着想着心里一酸，就悄悄哭了。
望着自己家紧锁的门，想着那些平常的日子，妈妈在走廊里风风火火地做饭，我扔下书包就往外跑，看都不看她一眼。爸爸很多时候都在乡下，他回来的日子如同过年一样，饭桌上会多一两个菜，吃饭的时候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唯恐没有机会在爸爸面前表功。
可是，这一切都离我很远了。
星期天，我陪姚奶奶去接豆豆，原来，他这段时间都在涔水桥外一个叫“福利院”的地方。他见到姚奶奶高兴地跑过来，意外看到我，更加惊喜。我和姚奶奶一人牵一只他的手，他走几步跳两下，别提有多高兴了。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平时跟谁在一起呢？
这几天我的脚很痒，上课的时候痒得不行，不得不在桌子腿上蹭两下。脱下袜子，烂的趾头在结痂了，红肿逐渐缩小了面积，就是它们使我发痒。姚奶奶说，说明你的冻疮在慢慢好转，天气转暖了，冻疮就像那冰冻的河流一样，也要解冻了。
我喜欢这种痒的感觉，它让我觉得春天快来了。
春天真的要来了，这几天橘子树的叶子不再那么灰蒙蒙的，一些新绿的小叶从末梢悄悄钻出来，油油的，亮亮的，干净得很，凑过去，还有一股茶叶的香气。豆豆又在太阳下手搭凉篷，傻呵呵地看我摆弄树枝。我凑近看他的脸，雪白雪白的，连脸上的细茸毛都洁白无比。
他又在说傻话了：“菜姐姐，怎么蜜蜂花还不开呀？”
栏目责编：方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