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下的中国电视新闻娱乐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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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进入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电视新闻娱乐化也正在狂飙突进。这种电视新闻娱乐化倾向对我国尚不成熟的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介公信力将造成极大侵害。本文尝试分析了电视新闻娱乐化的起源、发展及表征,并对其走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后现代 电视新闻 娱乐化
  
  一、后现代状况
  
  “后现代”是上世纪60年代产生于西方的一种哲学思潮,是对“现代”的一种反拨。“后现代”对当下中国电视新闻图景产生了微妙影响。
  后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拼贴与戏仿(又称滑稽模仿)。戏仿就是利用现代作品风格的独特性,尤其是它们的怪异之处制造一种模拟原作的摹仿。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喜剧之王》和沃霍尔的名画《长胡子的蒙娜丽莎》表现得尤其突出。
  笔者认为,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当今社会其实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各种形态都有。在广大农村,不少地方还处于“前现代”阶段。一些中小城市正大步走向“现代”,而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等大城市的部分人群中,“后现代”意识已司空见惯。同时,由于中国当代文化的生产者主要集中于这些大城市,所以有意无意地为中国当代文化涂抹上一层厚厚的后现代油彩。
  
  二、电视新闻娱乐化表现
  
  我们重点看看目前拥有最多受众的电视。笔者个人认为目前中国电视节目可分为三类:
  1)新闻
  2)娱乐(包括电视剧、真人秀、各种讲坛)
  3)广告
  照理说新闻是严肃的、客观的,从内容到播报的形式都应该追求真实和价值中立。但是在后现代文化意识影响下,一些电视台的新闻也开始追求娱乐消遣效果。主要表现在:
  1、新闻内容取向上的娱乐化
  娱乐已成为时下的一种时尚,许多媒体紧跟潮流,争相模仿。主流媒体、主要新闻节目在新闻传播内容上挖掘一些“娱乐”元素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冷漠许多事关百姓的重要信息,把名人趣事、花边新闻等作为不可或缺的主要题材,甚至把灾害事件的不幸做娱乐化的处理,则是内容取向上的明显偏差。有的电台、电视台还把整档的时政要闻、硬新闻或撤下,或移到非重要时段。主阵地的缺失、主功能的弱化,主渠道的阻滞,娱乐化带来的恶果不仅仅侵蚀了新闻主体,对作为党的喉舌的媒体来说更是一种失职。
  2、新闻表达方式上的娱乐化
  这几年,广电媒体的硬新闻不仅总量上大幅减少,表达方式上也被一再软化。“说”新闻是受众喜欢的表达方式之一,但是说的姿态、方式却是五花八门:主持人手中有折扇、绒毛笔,甚至“惊堂木”;衣着娱乐化,长衫、马褂、内衣、光头……这样的装束,这样的道具,这样的播报形态和这样的主持人,都出现在以严肃和正统著称的新闻节目里。
  新闻的重大性、严肃性理应成为新闻人的主要诉求。我们可以在主持形态、表达方式上作些探索,这也是很有必要的,过去新闻播报时那种正襟危坐、居高临下的“全国一张脸现象”毕竟让人生厌,问题是不能矫枉过正,把严肃的新闻搞得太离谱了,这只会削弱新闻的可信度和损害媒体本身的形象。
  3、记者角色定位上的娱乐化
  新闻泛娱乐化的危害还在于易催生记者急功近利、哗众取宠的浮躁心理。在这样畸形的采编氛围里,许多有才华有责任感的记者反而会变得无所适从而被视为不合时宜的“另类”。记者的偏差体现在采访中的另一种倾向是“刁”。记者以“设套”和“不怀好意”激怒采访对象,对方越生气,媒体越开心,花边新闻就越吸引人眼球。
  记者的天职就是采集新闻,与采访对象交朋友,以自己的真诚和坦荡与知情人交流。记者是公正的化身,崇尚客观、伸张正义,抑恶扬善,靠手中的笔和镜头去发现事物采制新闻。但是近年不知怎的,不少记者主持人却屡屡成了同行采访和炒作的对象,成为舆论的焦点,出现了角色上的错位。
  记者的采访活动不能被喜欢过度娱乐化的少数人需求所左右,这样就是对受众需求全面性的不尊重,过分满足了部分人的信息需求,就会损害广大观众的利益。有些电视台的新闻主播频频参与娱乐性晚会的主持,或者台里也直接安排以娱乐的方式与观众“零距离接触。”这样的策划创意可以提高主持人知名度,但也可削弱新闻主播的公信力。
  
  三、电视新闻娱乐化历程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传媒狂炒辛普森杀妻案,戴安娜王妃之死以及克林顿总统的绯闻案,是新闻娱乐化的三大标志性作品,传媒对它们的关注前所未有。2002年1月美国总统布什被饼干噎住并晕倒的事件也被全球传媒炒得沸沸扬扬,“小饼干噎住大总统”、“布什吃饼干晕倒谁高兴?”等煽情标题随处可见,就连生产此种饼干的食品公司也在媒体上大大地风光了一回。
  在中国最早进行新闻娱乐尝试的是湖南卫视晚间新闻。它大胆地抛弃了时政要闻,而完全以社会新闻尤其是百姓生活新闻为报道对象,其内容通常由这几个部分组成:一个是人物特写,一个人物事件,一个社会问题的曝光,一个治安案例,再配上一些要闻轶事等软性新闻,它风格独特,幽默风趣,嬉笑怒骂皆成新闻,在形式上是典型的非正统模式,新闻故事化,情节化和细节化,既不同于普通的新闻播报,也不同于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的说新闻。
  其后北京电视台《第七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报浏览》,中央电视台《周末》等节目都进行了尝试。与西方相比,中国新闻娱乐化的尝试主要是从形式上进行探索。平民化的视角,故事化的叙事方式,过程的展示,悬念的设置等文学手法的运用,说新闻的播报方式,使得看惯了严肃新闻的受众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四、对电视新闻娱乐化的反思
  
  有学者认为新闻的娱乐功能满足了受众多元的文化需求。“娱乐化的新闻”由于灵活多样的形式、趣味性丰富的内容、较强的视觉吸引力,以及由此带来对感官刺激或心理愉悦的娱乐效应,为受众提供了消减压力、表达欲望诉求、体味感性文化和平常人生的时机和空间,从而使受众乐意去接受,并在接受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满足。因此有人甚至认为:“新闻娱乐化的出现不过是一种新的新闻叙述方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现象和必经的发展阶段,是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自然现象”。
  笔者不这么看。由于历史的原因,本来受众就认为我们的新闻可信度不高,长此以往,受众更会把新闻和娱乐混为一体,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之间的界限被掩盖。笔者觉得后现代哲学中的“内爆”的概念很好地界定了这一现象。
  “内爆”——符号在自身的游戏中的内在爆炸扩张,界限不再存在。真假、美丑、善恶、雅俗、精英、大众等价值观被消解,信息、娱乐界限消失。英语中Information、entertainment合成的新词infor-tainment也是对新闻娱乐化的准确描述。
  有人说,新闻娱乐化是后现代大众文化的必然产物。笔者也不这样看。
  最近民间有句话:超女选出了个男的,超男选出了个女的。还真是一针见血。其实选出谁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选秀制造了一种“大众的狂欢”。这种“大众的狂欢”是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它其实是现代大工业生产体系衍生出的东西,是一种工业文化,而并不是民间文化、草根文化。更多时候是以私人和团体的利益冒充公众利益。
  “娱乐”开始作为一部分电视节目的唯一目的。连部分电视新闻都披上了娱乐的外衣,有的干脆不再以说明或者传达、告知某一个“真理”为目的,而只是单纯地以娱乐为卖点。新闻产品的商品性日渐显现,大众传媒让“产品”吸引众人眼球从而增大注意力经济之效益的“独门武器”就是——传播智力要求低但娱乐性含量高的媒介产品。于是,经济领域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传播界衍生出自己的“格雷沙姆法则”:在争夺受众的竞逐中,正规的严肃新闻遭遇煽情性、畸趣性、丑闻性的劣质新闻的排挤甚至驱逐。新闻娱乐化倾向的负面影响也正在于此。如果新闻媒介把握不住娱乐化的一个“度”,过分放大新闻产品的商品属性、娱乐属性,从而淹没、扼制了新闻的基本规律,其结果必然是扼杀了新闻媒介的公信力和人类社会守望者的崇高身份。
  猎艳逐奇,追求感官轰炸、暴力刺激,热衷对社会畸形现象的渲染,这种唯收视率为王、唯受众面为单一动机的传播目标,将新闻的大众化沦落为庸俗化,将通俗化扭曲为媚俗化,导致媒介传播中的信息含量简化,信息传递功能弱化,与受众基于生存、发展的信息需求背道而驰,终会遭到市场的唾弃。单一着眼于“眼球经济效益”的新闻报道,是以牺牲新闻基本准则为代价,必然助长社会的“畸趣”心理,遮蔽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关注度,从而减弱媒体社会预警功能。
  
  五、电视新闻娱乐化的扩散
  
  电视新闻娱乐化还或多或少影响到近两年在电视界出现的“学术娱乐化”倾向。最典型的就是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一批学术娱乐明星由此诞生。而且各电视台跟风而上,纷纷办起了这讲坛那讲坛。这种在娱乐大众的目的下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歪曲和误读实在值得我们警惕。弄不好,这坛那坛,到最后都会变成祭坛。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于丹解释:一个人连短信都没有,真不知是怎么混的。我认为这则流传甚广的搞笑短信恰恰是用了后现代的戏仿手法讽刺了陷入后现代娱乐悖论的于丹。
  笔者认为,“于丹现象”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影响。近两年,在消费主义、大众传媒与后现代主义的合力推进下,大众文化借助商品经济和现代传媒两个翅膀顺势勃兴。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大众文化形态是一种消费文化,它需要适应市场逻辑、迎合市场选择,需要尽可能多地占有大众,不可避免地促使文化从一种教化工具和审美形式过渡为大众娱乐方式和消遣方式,使文化产品日益蜕变为消费品,甚至消解崇高、消解意义、消解精神。从而导致艺术本体的萎缩。
  电视方面,各电视媒体最为火爆的节目基本上都是娱乐节目。这后面有收视率这个看不见的魔掌在起作用。收视率确实是指导节目策划和制作的重要指标,但它决不是唯一的标准。不能“一窝蜂”,更不能“娱乐至死”。因为过度娱乐化,会遮蔽电视文化的认知、教育和审美功能。
  
  结语
  
  切实遵循真实性、客观性等新闻传播规律,远离浮躁和低级趣味,这是新闻要把握的娱乐尺度,也是新闻娱乐化的底线。总之,“看门狗”千万别变成“宠物狗”。我们的媒体承担着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受众的职责,媒体必须志存高远,坚守道德底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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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陈卫星:《以传播的名义——陈卫星自选集》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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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07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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