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0日，何伟带着他的新书《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回到北京。2007年离开后，这是何伟第3次来中国，他调侃自己的中文混合了四川话、英文以及阿拉伯语。何伟笔下的中国曾被评价为一些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的真中国，这得益于他活跃的平民生活。他是一个优秀的写作者、耐心的采访者，富于好奇心、幽默，既为作家，绝不能接受不独立的生活。棕黄色的短发稳稳地止步于耳朵之上，日常装束是宽松的T恤、休闲裤，一顶鸭舌帽，还有口袋里的笔和笔记本。即便是9月10日这天在时尚杂志举办活动的漂亮舞台上，一身西装的何伟仍然一边说话，一边随性地反复走动，偶尔几秒沉默，翻翻手中一摞打印好的讲稿。从这些也可推想，这个广受年轻人喜爱的作家的日常生活远没有为时髦的现代生活方式所打扰。他感受到了传统媒体的衰落，但显然并未传染上传统媒体人的焦躁，正像“记者是否不应该用第一人称写作”这样的问题从不曾出现在他的清单上一样。
　　记录中国社会，这本不在何伟的计划之中。1969年出生的美国人Peter Hessler立志要当个作家。1996年，他来到涪陵支教，取了何伟这个中国名字，这两年的经历被他写成了《江城》一书，同时他成为了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在中国一直待到2007年。他的写作常被提及的特点是，主角多是普通人，幽默有趣，以及，接地气。不仅美国人，中国人也爱读他写的东西，惊叹一个外国人怎么这样了解中国人。何伟说，来中国之前，他对这个国家几乎不怎么了解，也没去读研究中国的书，他喜欢不带偏见地实实在在去接触普通人，然后耐心点，当然，幽默感也很重要。
　　关于如何才能让写作不陷入模式之中，何伟的方法是永远保持一个新鲜的角度。“我开始写作的时候不是记者，我在涪陵是个老师，以前是研究文学的。所以对我来说，这条路不是太传统。所以我和传统的记者不太一样。我离开中国也是因为我要保护这样的角度。因为在一个地方太久，会没有什么新鲜的角度。我去埃及就是因为这个。学习新的东西，不要在一个地方太舒服，不要像个本地人。我觉得一个地方待五六年比较好。”
　　从《寻路中国》、《江城》到《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何伟的作品，俨然已经成为外国人写中国的纪实标杆之作。媒体评价他的作品说：“他笔下的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何伟擅长写中国的普通人，而且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很快就能和当地人打成一片。何伟披露，他的秘诀就是耐心。“我去涪陵的时候，我提醒自己，要有耐心，如果什么不习惯，东西不好吃啊，要有耐心。现在我练就了一个好方法，就是幽默感。在埃及也是这样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开玩笑，说自己和奥巴马是最好朋友什么的。幽默感很重要的。”
　　《奇石》一书中的故事跨越了12年的时光，其间何伟从单身变成一对双胞胎女儿的父亲，他也曾在三个国家安了12个家。也许是自己的生活历经变数，他“总爱描写那些同样处于变动之中的人们”：移民、迁徙、探寻者、逃离者。尤其在中国，他像所有敏锐的外乡人一样，紧紧抓住每一次接触异域文化时的新鲜体验。
　　当听说广东萝岗一家鼠肉餐馆颇具声誉，他心血来潮去吃鼠宴，写下了开篇《野味》，那一年他30岁。在那里，他感受到了经济利益驱使下当地人们生活的变化，也体验到自己作为一个“异类”而引起的围观——人们对他充满好奇，但也心存戒备。
　　在表现北京胡同变迁史的《胡同情缘》中，他认为胡同的要义在于精神而非结构：砖块、木头和瓦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和周围环境的往来互动。在他居住的小菊儿胡同里，一群北京“爷们儿”在一个为奥运会而翻修的厕所外聚会，他们一边抽烟喝酒，一边观看电视上的体育比赛，而电视的接线连在厕所的插座上。这些人自称是“公厕俱乐部”，他们“回报”奥运会组织者的方式是大骂中国足球。
　　在中国浸淫多年的何伟，早已熟知中国百姓的处事和性格，他甚至佩服中国人的随遇而安。《永沉江底》里居住在三峡附近的人们，过一天算一天，没有长远打算，不抱怨，不抗争，迅速适应任何环境。《中国巴比松》描写的浙江丽水工人也是如此。“如果失去了一份工作或一个机会，他们不会浪费时间去问为什么，他们继续往前走，”他写道，“因为他们从未将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
　　何伟始终保持着旁观者的清醒、淡然和不偏不倚，将目光对准中国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包括胡同里遭遇拆迁的王老善，与学生在课间午饭时喝得酩酊大醉的驾校教练……通过个人命运透视历史大势的转换腾挪。
　　何伟似乎已经习惯于把在美国的生活与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进行不自觉的比较，即便是《奇石》中7篇与中国生活无关的故事，他也不时用中国逻辑在思考。比如，在《永沉江底》里刚讲完因三峡大坝蓄水而被淹没的巫山后，就直接跳到《铀寡妇》中美国科罗拉多州帕拉多克斯镇正在开采的铀矿。他觉得三峡的故事和科罗拉多州西南部的故事非常相似，都是有关对能源的寻找以及对小社区的影响。
　　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也改变了他对能源利用的认识。他说，美国人对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想法十分天真，他们似乎认为如果越有效率、使用越少的能源就会解决环境问题。他们不明白在世界上还有一些正在或曾经遭遇贫穷，试图提高生活水平的人们，他们也要改善自我生活境况。
　　“我在海外生活的时间越久，就越觉得自己的视角正在发生相似的变化。中国成了我的参照物……我对美国生活的认识日渐成为开放式的，而不是定型的”。在《去西部》里，何伟终于携妻子回到阔别14年之久的故乡。也是在此时，他感受到中国经历给自己带来的变化。
　　就像是在《国内国外》一文中，姚明既要面对美国的种族歧视，又要努力消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召唤，回到美国后，何伟有时觉得，他仍然是个局外人。他很高兴能毫不费力地听懂周围人在说些什么，但也意识到自己很难适应这里的生活。
　　“美国人天生爱说自己的故事，喋喋不休，却不擅长询问和倾听，”他写道，“我们很快发现，让对方迅速沉默的方法是对他/她说，Hi，我们刚从中国回来，我在那里当了十多年记者和作家。”而在中国，他常常是人们瞩目的焦点，他的外貌与体格常常招来围观。与此同时，他也觉得许多中国人对自己和自己的社会没有兴趣，“他们不擅长思考，不想认真思考自己的生命。” 　　重回中国，何伟总会被问及中国的变化。在他看来，中国就像一块奇石。“我每一次回来，这里都有很多变化。人们的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尤其是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不过对于发展，人们的看法也都有两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希望以后还是要保护多一些。”
　　何伟说，如果自己再回来中国的话，“我需要更多了解互联网。事实上我不太喜欢这个，什么twitter、微博，占据很多时间的。我以前写的大多数人，都是普通工人，生活在农村，或者从农村来的。但是生活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多啊，所以这也是个新的东西，也要过两年来看，看什么东西是比较有意思的。”
　　如今已有两个孩子的何伟，时间变得非常有限，所以当他再到一个地方时，不会像以前那样去很久。“如果我现在20几岁，我也会在埃及待很久，也许像在涪陵那样。我觉得在中国还是有很多未被‘发现’的地方，是一个年轻写作者、一个外国驻地写作者的很好的题材之地。”
　　《奇石》一书节选：
　　我驾驶着租来的切诺基吉普车，麦克.高提格顺路搭我的车。如果一切顺利，我可以一路开到青藏高原。我们相遇于和平队，在结束服务期之后各自找到办法留在了中国：我当自由作家，高提格在西南开了一家酒吧。不过，我们偶尔会在路上相遇，纯粹因为旧情难忘的缘故。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一路经过了五六处奇石广告牌。
　　“边上是什么？”高提格终于开了口。
　　“不知道。我之前没走过这条路。”
　　广告旗树立在水泥白瓷砖建成的小商店门前，似乎每往前开进一步，他们就愈发引人注目。“奇石”指的是具有其他形状的任意一块石头。它在全国的旅游景点已经成了一种必备之物；人们在黄山可以看到名为“仙人下棋”和“犀牛望月”之类的自然形态。收集者购买小块石头；这些小石头有时候甚至被雕刻成适当的形状，或者带有某种矿物图案，这样的图案让我们觉得既神秘又熟悉。我对奇石没有一丁点兴趣，可它们在河北省这样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如此欣欣向荣，倒让我感到有几分神秘。什么人会购买这样的玩意儿？驶过二十多面广告旗之后，我终于把车停了下来。
　　走进店铺，物品的摆放显得很怪异。整个房间摆了满满一圈展柜，只在入口处留了一个小口子。一位店员微笑着站在口子的边上。高提格走后面，我从一排排桌子边上挤了过去，随即听到了巨大的摔倒声。
　　我转过头去。高提格僵在了那里；水泥地上满是绿色的碎片。“怎么了？”我问道。
　　“他碰倒了！”那位店员说道。他抓起了高提格的衣襟。“你的衣服把它扫了下来。”
　　我和高提格看着一地的碎片。过了一会儿，我问道：“这是什么？”
　　“玉石，”那位店员回答道。“是一艘玉雕帆船。”
　　我终于辨认出了那些部件：被摔坏的船帆的一角、扯断的缆绳。那是一艘中国的商人们喜欢摆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以求好运的帆船模型。帆船的材料看上去像是从工厂里弄出来的廉价仿冒玉石，而整艘帆船已经摔散——地上竟有五十多片碎片。
　　“没事儿，”那位店员乐呵呵地说道。“先到前边慢慢看慢慢选，也许你还想买点别的东西呢。”
　　身边全是展柜，我俩站在房间的一角，仿佛两只笼中困兽。高提格的双手都在发抖，我感觉自己的太阳穴突突直跳。“真是你打翻的吗？”我用英语问道。
　　“不知道，”他回答道。“我什么都没感觉到，不过我也不敢确信。我一走过它就掉下来了。”
　　我从未遇见过货物摔碎了还能如此平静的中国生意人。第二个人提着扫帚从边上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把帆船碎片扫到一堆，然后就离开了。又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出现了，直至大门边站了三个人。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一场蓄意栽赃；我听说过，有的古董商店自己把花瓶砸碎，然后怪罪于顾客。可我们才离开北京几个小时的时间，连所在的县名是什么都还不知道。高提格已经变得出奇地平静——只要犯了事，他总会这样。除了挑选“奇石”，我们谁也想不出别的好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