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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撰《戴氏心意拳史研究杂谈》一文（《搏击》2006年第10期），在文中，笔者结合民国二十四年祁县高降衡所著《形意拳基本行功秘法》中内容和民国二十二年祁县范铁僧的《六合心意拳谱》中的序言，得出戴龙邦不可能会心意拳。之后，笔者又进一步撰文《戴龙邦与心意拳无关》，发表于《精武》2007年第二期。
关于戴龙邦其人，民国二十三年的《戴龙邦先生志略》（见《山西国术体育旬刊》1934年第1卷第7-8期合刊）中说：“（戴龙邦）先生字尔雷，又日二闾，山西祁县小韩村人，生于道光初年。”而民国二十四年祁县高降衡的《形意拳基本行功秘法》中对此予以纠正：“戴文薰即二闾，世以龙邦为二闾，误矣，盖乃二闾之父也。”
其实早在民国十二年出版的《近今北方健者传》中即有戴龙邦之子文雄、文某（乳名大驴、二驴）的记载。
民国十四年，山西太谷车永宏先生的门人为其撰写的《车君毅斋纪念之碑》中记载：“戴文雄……戴氏小字二闾，则祁人也。”
山西的文史工作者1998年在祁县小韩村发现戴氏神轴，及2001年3月发现的写本戴氏家谱明确记载，戴隆邦字兴国，妻赵氏、刘氏，生二子，长子文良，次子文雄（字叶梦）。
戴氏神轴和戴氏家谱的发现，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对戴氏父子名字的讹误，也揭示了后人伪造戴龙邦自述、自序的历史真相。
在民国期间，有名薛士远者，自谓戴魁的弟子，著有《戴氏形意拳谱》，其中收录有《戴龙邦自述》一篇，写道：我家祖辈在河南十家店开设骡马店，兄弟二人，兄为麟邦，我叫龙邦，从小学徒，由于臂力超人……从此村人叫我诨名为“二驴”。（曹继武）……从此将形意拳的精华，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我。
民国八年李剑秋所著《形意拳术》自序中亦说“祁县戴龙邦与其弟陵邦”。
通过查看小韩村的戴氏神轴与家谱，可知这些叙述均系可疑之说。如“形意拳”之名始于李能然的河北传人之手，清代康熙年间的曹继武怎么会将“形意拳”给戴龙邦？
清末民初，大闾二闾兄弟俩人之大名传播大江南北，戴龙邦若与二闾为同一人，那么大闾又为何人？由此看来，《戴龙邦先生志略》中说戴龙邦与二闾为同一人显为误传，所谓“尔雷”者实为“二闾”之音近讹错。
民国期间形意拳盛行，书籍出版众多，有些著书者对形意拳史缺乏了解，往往误二闾为龙邦，大谈李能然学拳于戴龙邦的故事，编造曹继武传拳于戴龙邦的神话，编造戴氏心意拳为戴二闾祖传的小说，给山西心意拳史的研究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1997年第12期《武魂》杂志刊登了笔者与张全海的《曹继武和心意拳无关》一文，在心意拳史的研究领域打响了一个惊雷。张全海后来经不断努力，搜集到更多有关曹继武的史料，丰富完善了这一历史性的学术研究成果。
随后随着材料的逐渐增多，经过长期思考，笔者又抛出“戴龙邦与心意拳无关”这一重磅研究成果，然而拳界在一片惊愕之余，并未出现应该有的学术争鸣……
民国二十四年，山西太原国术促进会裴瀚藻在为高降衡著《形意拳基本行功秘法》所作序言中说：“山右形意，古代难参。但知近世盛自祁县戴氏，戴氏者，乳名二闾，以其性强悍而行二，故人以二闾名之。在清道咸间，二闾名震于大江南北，各省豪杰，相与结纳，其艺得自何人，难以探索，为其术绝妙，继之者鲜，其子孙辈中，间有一二绍述者，亦未得其全，焉能发扬光大。”
在此序中，明确肯定了祁县心意拳盛自戴二闾，当时人们对戴二闾学拳于何人根本不知，不提戴氏祖传，不提戴龙邦。
程庆余先生2014年所出《戴氏心意拳秘谱解读》一书中收录了程占元手抄《心意拳谱》，其序日：“独我山西祁县戴龙邦，聘请河南娄山县南门外居住，有位姓李名贞，自幼嗜好武术，专习心意，精通以阴阳五行为主。先生以此拳传授与戴公文量文勋。”程占元为戴魁的弟子。
戴魁的另一弟子史雄霸在所著《心意拳谱》中也说“李祯是戴二闾的老师”。
目前资料可以证明，戴氏心意拳始于戴文良戴文熊兄弟，并非其父戴隆邦（口讹为戴龙邦）。二闾或二驴为戴文熊的乳名，而并非戴隆邦的外号。可见《戴龙邦先生志略》实际上所述为戴文熊，并非其父戴隆邦。
《戴龙邦先生志略》述二闾“生于道光初年”，即约为1821年，这与笔者的研究基本一致（见《戴氏心意拳史研究杂谈》）。另外，在该文中，笔者推断戴隆邦应生于1790年。有研究者以戴志道（1908-1942）的生卒年为依据向上反溯戴龙邦的生年，其实不准确，戴志道只是戴龙邦的孙子戴五昌六十岁才收养的养子，以三十年为一代，生于1821年的并不是戴龙邦，而是其次子戴文熊。
关于李祯其人，在其故乡河南心意拳界，并无史料记载对其生平予以记载。河南的心意拳史研究者李昌根据李祯弟子水应龙的后人水普慈老人的叙述推测其生于1790左右。在《心意大师李政先生传》中载为：“李先生政，字太和，河南人氏，生于嘉庆纪元之初”，“据太谷名教师车毅斋先生语人云‘彼二十余岁时见太和先生，虽已六十余岁，然视之鹤发童颜，道貌岸然，精神焕发，咋视之如四十许人’。”（见《山西国术体育旬刊》1934年第1卷第9期）
方言中，zhen和zheng两种读音往往不分，所以李祯的名字有被写为李政、李贞、李榛等，都是记音所致。《心意大师李政先生传》是迄今为止，也许是唯一的史料。通过此文，我们不难发现李祯先师当年与山西太谷形意拳界交往密切。车毅斋先生1856年始从李能然习拳，故他见李祯也应在此后。李祯及其再传买壮图，生平从事负贩皮毛生意，久走南北，交际颇广，尤其买壮图先师在山西祁县又收徒范万明，留下心意拳又一枝。正是由于李祯、买壮图与山西形意拳界的交往，才使山西形意拳界对戴氏心意拳的来源产生了正确的认识，也促使山西形意拳界为李祯立传。
戴氏兄弟从学李祯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对此事实曲意掩饰，甚至不惜伪造师承。先是李能然从学于戴家时，戴家授之《六合拳谱》，后在形意拳界流传的《六合拳序》将戴家的心意拳说成源于曹继武授之戴龙邦。当然，这毫无根据，研究界已有较多考证。 其次是贾大俊弟子高降衡所著《形意拳基本行功秘法》中所言，光绪初戴氏兄弟年老归里授徒时说，自家的心意拳源于道光二十一年牛希贤所传。
至于将戴氏心意拳的起源解释为明朝戴伯苗学于牛庆、焦鹏之类虚构人物，则是民国后期戴魁的某位传人的无稽荒谬的天书奇谭。
虽然拳界的奇谈怪论谬论流传，但好在李祯、买壮图当年在戴氏兄弟还活着的时候，已将历史真相传到了山西，幸有民国二十三年在山西国术促进会供职的武术家们将这一历史真相撰文发表于《山西国术体育旬刊》。
而早在民国九年，刘文华所著《形意拳术抉微》自序中即提到李政。在此序中，刘先生受《六合拳序》的影响，将曹继武列为姬际可的弟子，但他没有将戴龙邦列为曹继武的门下，而是将李政加入二人之间，构成一种新的师承关系。结合《戴龙邦先生志略》、《心意大师李政先生传》、《近今北方健者传》、《车君毅斋纪念之碑》不难看出，当时的形意拳界对李政知之者不多，知之者对其师承一无所知，以致有些人以为李政为姬际可的弟子。
叙述拳史，务在求真，然而造假一直是拳界的顽疾，历世不衰。研究拳史，务在去伪存真。1997年，当我们尝试开启心（形）意拳史科学研究的先河后，不断有学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进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在当今的学术风气下，伪学、剽窃等亦是令人担忧的不正常现象。
2014年我看到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形意拳源流考》，对于拳史研究来说本是一个很好的选题，如果能综合前人的研究再加上自己的文献发掘及调研考察，一定能为我们呈现出许多新的观点和新的材料。然后仔细拜读之后却颇为失望，正如当下学位论文存在的普遍现象一样，不但没有什么创见，没有多少下工夫挖掘的新材料，就是在综合前人研究方面也不够全面，好多已经发表过的研究论著在这篇论文中没有见到参考提及，甚至作者引用文献还出现严重不规范现象。如1997年我们在《曹继武和心意拳无关》首次全文公布了《贵池县志》中关于“曹继武”的记载（之前有人节选公布过），当时因为没有看到曹继武的家谱，所以根据“年三十六”推定他生于康熙九年（1670），但实际上“年三十六”只是虚龄，后来张全海到贵池曹继武老家查到家谱后发现是生于康熙十年（1671），并将这一更新信息发表在《曹继武故乡行记（2）》（载《武魂》2003年第5期）。然而《形意拳源流考》（第15页）在转引《贵池县志》时，参考文献却标注为“郭华东，曹继武和心意拳无关.中华武术，2005，（5）：40.”，不但文章作者不完整，而且刊物名称及刊期都不正确。其实，《曹继武和心意拳无关》是我和张全海合著，发表在1997年《武魂》杂志上，而在《中华武术））2005年第四期笔者发表的是《再谈曹继武与心意拳无关》，两者内容不同，发表在不同时期不同刊物，《贵池县志》“曹继武”全文公开在1997年《武魂》上，并不在2005年《中华武术》上。而《形意拳源流考》一文的作者却将两篇文章“嫁接”在一条参考文献中了，尤其是依然沿用我们最初的“康熙九年（1670）”之说，认为曹继武生于1670年，对张全海后续的系列考证论著置若罔闻（除了2003年《曹继武故乡行记（2）》外，还有2004年学位论文《曹日玮：清康熙朝武举个案研究》、《精武》2008年第7期的《曹日玮病逝新证》等）。
除了上述参考文献问题之外，该文内容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没有任何研究考证过程便断言《九要论》为形意拳门人所著（第345页）：“《岳武穆王形意拳术要论》和《交手法》应出自李老能之后的形意拳传人之手，是对《曹继武先生十法摘要》的发挥。”其理由仅仅是“《岳武穆形意拳术要论》于1919在李剑秋著的《形意拳术》中首次出现。”（第36页）这未免有些想当然了。
李剑秋《形意拳术》所附《岳武穆形意拳术要论》序言中已明确指出该文是民国四年郑濂浦得自济源原作杰处。
另外，在赵堡太极拳界也传抄有《九要论》，为赵悟清先生抄自同门陈桂林抄本后所公开。陈桂林本人不知得自何处，但可以肯定的是，《九要论》非济源神拳及太极拳界人士所著。
从《九要论》中所涉及的理论词语及拳法内容来看，它应为心意拳人士所著。根据其中“此捶一名为心意”一语可知，该论作者所习拳法正式名称并不叫心意拳。
根据目前所有的史料可知，姬际可先生当年传有两种拳法：心意拳和六合拳，且姬先生当年所授均为散论。姬氏传郑氏，莫不如此。至郑氏所传弟子后，有弟子根据郑氏所授，写成《六合十大要》传其后人。《六合十大要》问世后，不但在其传人中历代传抄，而且在与别的拳种交流过程中，为别的拳师所抄，流传于别门，如通背拳界、少林拳界。济源神拳界所抄，不知源于何处，其谱中所抄，明显为《六合十大要》的一种改造本。清末天津李瑞东亦不知从何处抄录有《六合十大要》，然从其与济源神拳谱中同抄有勇战心意枪诀来看，他们应为同源异流，不过济源抄本中已将《六合十大要》篡改为《勇战心意枪论》。
河南心意六合拳，近代以洛阳马学礼一系为盛，戴氏心意拳源自马学礼一派，形意拳源自戴氏心意拳。他们一派的拳谱核心内容即为《六合十大要》，不过他们叫《十法》或《十法摘要》。马学礼不知师承何人，然其从其谱中抄有《十法》来看，他应为《十法》作者的弟子或再传弟子。
1932年，著名武术史学家唐豪赴河南温县陈家沟调查太极拳史料，见有陈鑫所藏《三三拳谱》一册，其目录如下：“一日双手，二日拳经总序，三日解法必用，四日手足妙用，五日锦囊，六日短手，七日十九问答，八日六合十大要序（一、三节；二、五行；三、四梢；四、身法；五、手法；六、步法，七、上法；八、截法；九、三性调养法：十、内劲），九日总打，十日十二上法，十一日虎扑鹰捉，十二日易筋经贯气诀，十三日心意拳论，十四日法式，十五日筋法论，十六日起落论，十七日七十二拿法，十八日总论，十九日穴门，二十日生死擒拿手，二十一日擒拿，二十二日不宜打处。”总打完之后有雍正十一年三月河南府李佚名，雍正十三年正月新安王自诚，乾隆十九年七月汝州王琛琳、乾隆四十四年十月汝州马定振字样。
从唐豪先生的记载可以看出，此谱为姬际可弟子郑氏门人，《十法》作者一系的抄谱，该谱一至九的内容，从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四十四年，在洛阳、新安、汝州的传人手中传抄，其谱十至二十二的内容，为汝州马定振的门人在乾隆四十四年十月以后续抄，后不知什么原因，该谱落于陈鑫手中。
从内容上看，该谱与马学礼一系抄谱为同为《十法》作者一系的不同抄谱，其中没有九要论，可知《九要论》作者不属于《十法》作者这一系。
民国十九年，陈桂林先生的《九要论》抄书为独立一册，题名即为《九要论》三字，可知早期抄本就是这样。民国四年郑濂浦在同乡原作杰家中所见《武穆拳谱》，其原谱已不见于世，然从近代研究者所见《神拳拳谱》来看，亦不过为一杂抄本而已。其中《九要论》《十法》抄于一册，且将《十法》伪造为《勇战心意枪论》。
自古以来，习武之文人并不多见，撰文著述者亦是少之更少，习武之人对于《拳谱》的秘惜亦为不争之实。姬际可传心意拳、六合拳于河南，其后人又不断著述阐发拳理，别门得之者无不视若珍宝。陈鑫得《三三拳谱》，陈椿元秘惜不肯公开，以致失传。陈桂林得《九要论》亦是不肯示人，若非郑祖师得之并予以公开，其不亦失传乎？
关于戴龙邦其人，民国二十三年的《戴龙邦先生志略》（见《山西国术体育旬刊》1934年第1卷第7-8期合刊）中说：“（戴龙邦）先生字尔雷，又日二闾，山西祁县小韩村人，生于道光初年。”而民国二十四年祁县高降衡的《形意拳基本行功秘法》中对此予以纠正：“戴文薰即二闾，世以龙邦为二闾，误矣，盖乃二闾之父也。”
其实早在民国十二年出版的《近今北方健者传》中即有戴龙邦之子文雄、文某（乳名大驴、二驴）的记载。
民国十四年，山西太谷车永宏先生的门人为其撰写的《车君毅斋纪念之碑》中记载：“戴文雄……戴氏小字二闾，则祁人也。”
山西的文史工作者1998年在祁县小韩村发现戴氏神轴，及2001年3月发现的写本戴氏家谱明确记载，戴隆邦字兴国，妻赵氏、刘氏，生二子，长子文良，次子文雄（字叶梦）。
戴氏神轴和戴氏家谱的发现，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对戴氏父子名字的讹误，也揭示了后人伪造戴龙邦自述、自序的历史真相。
在民国期间，有名薛士远者，自谓戴魁的弟子，著有《戴氏形意拳谱》，其中收录有《戴龙邦自述》一篇，写道：我家祖辈在河南十家店开设骡马店，兄弟二人，兄为麟邦，我叫龙邦，从小学徒，由于臂力超人……从此村人叫我诨名为“二驴”。（曹继武）……从此将形意拳的精华，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我。
民国八年李剑秋所著《形意拳术》自序中亦说“祁县戴龙邦与其弟陵邦”。
通过查看小韩村的戴氏神轴与家谱，可知这些叙述均系可疑之说。如“形意拳”之名始于李能然的河北传人之手，清代康熙年间的曹继武怎么会将“形意拳”给戴龙邦？
清末民初，大闾二闾兄弟俩人之大名传播大江南北，戴龙邦若与二闾为同一人，那么大闾又为何人？由此看来，《戴龙邦先生志略》中说戴龙邦与二闾为同一人显为误传，所谓“尔雷”者实为“二闾”之音近讹错。
民国期间形意拳盛行，书籍出版众多，有些著书者对形意拳史缺乏了解，往往误二闾为龙邦，大谈李能然学拳于戴龙邦的故事，编造曹继武传拳于戴龙邦的神话，编造戴氏心意拳为戴二闾祖传的小说，给山西心意拳史的研究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1997年第12期《武魂》杂志刊登了笔者与张全海的《曹继武和心意拳无关》一文，在心意拳史的研究领域打响了一个惊雷。张全海后来经不断努力，搜集到更多有关曹继武的史料，丰富完善了这一历史性的学术研究成果。
随后随着材料的逐渐增多，经过长期思考，笔者又抛出“戴龙邦与心意拳无关”这一重磅研究成果，然而拳界在一片惊愕之余，并未出现应该有的学术争鸣……
民国二十四年，山西太原国术促进会裴瀚藻在为高降衡著《形意拳基本行功秘法》所作序言中说：“山右形意，古代难参。但知近世盛自祁县戴氏，戴氏者，乳名二闾，以其性强悍而行二，故人以二闾名之。在清道咸间，二闾名震于大江南北，各省豪杰，相与结纳，其艺得自何人，难以探索，为其术绝妙，继之者鲜，其子孙辈中，间有一二绍述者，亦未得其全，焉能发扬光大。”
在此序中，明确肯定了祁县心意拳盛自戴二闾，当时人们对戴二闾学拳于何人根本不知，不提戴氏祖传，不提戴龙邦。
程庆余先生2014年所出《戴氏心意拳秘谱解读》一书中收录了程占元手抄《心意拳谱》，其序日：“独我山西祁县戴龙邦，聘请河南娄山县南门外居住，有位姓李名贞，自幼嗜好武术，专习心意，精通以阴阳五行为主。先生以此拳传授与戴公文量文勋。”程占元为戴魁的弟子。
戴魁的另一弟子史雄霸在所著《心意拳谱》中也说“李祯是戴二闾的老师”。
目前资料可以证明，戴氏心意拳始于戴文良戴文熊兄弟，并非其父戴隆邦（口讹为戴龙邦）。二闾或二驴为戴文熊的乳名，而并非戴隆邦的外号。可见《戴龙邦先生志略》实际上所述为戴文熊，并非其父戴隆邦。
《戴龙邦先生志略》述二闾“生于道光初年”，即约为1821年，这与笔者的研究基本一致（见《戴氏心意拳史研究杂谈》）。另外，在该文中，笔者推断戴隆邦应生于1790年。有研究者以戴志道（1908-1942）的生卒年为依据向上反溯戴龙邦的生年，其实不准确，戴志道只是戴龙邦的孙子戴五昌六十岁才收养的养子，以三十年为一代，生于1821年的并不是戴龙邦，而是其次子戴文熊。
关于李祯其人，在其故乡河南心意拳界，并无史料记载对其生平予以记载。河南的心意拳史研究者李昌根据李祯弟子水应龙的后人水普慈老人的叙述推测其生于1790左右。在《心意大师李政先生传》中载为：“李先生政，字太和，河南人氏，生于嘉庆纪元之初”，“据太谷名教师车毅斋先生语人云‘彼二十余岁时见太和先生，虽已六十余岁，然视之鹤发童颜，道貌岸然，精神焕发，咋视之如四十许人’。”（见《山西国术体育旬刊》1934年第1卷第9期）
方言中，zhen和zheng两种读音往往不分，所以李祯的名字有被写为李政、李贞、李榛等，都是记音所致。《心意大师李政先生传》是迄今为止，也许是唯一的史料。通过此文，我们不难发现李祯先师当年与山西太谷形意拳界交往密切。车毅斋先生1856年始从李能然习拳，故他见李祯也应在此后。李祯及其再传买壮图，生平从事负贩皮毛生意，久走南北，交际颇广，尤其买壮图先师在山西祁县又收徒范万明，留下心意拳又一枝。正是由于李祯、买壮图与山西形意拳界的交往，才使山西形意拳界对戴氏心意拳的来源产生了正确的认识，也促使山西形意拳界为李祯立传。
戴氏兄弟从学李祯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对此事实曲意掩饰，甚至不惜伪造师承。先是李能然从学于戴家时，戴家授之《六合拳谱》，后在形意拳界流传的《六合拳序》将戴家的心意拳说成源于曹继武授之戴龙邦。当然，这毫无根据，研究界已有较多考证。 其次是贾大俊弟子高降衡所著《形意拳基本行功秘法》中所言，光绪初戴氏兄弟年老归里授徒时说，自家的心意拳源于道光二十一年牛希贤所传。
至于将戴氏心意拳的起源解释为明朝戴伯苗学于牛庆、焦鹏之类虚构人物，则是民国后期戴魁的某位传人的无稽荒谬的天书奇谭。
虽然拳界的奇谈怪论谬论流传，但好在李祯、买壮图当年在戴氏兄弟还活着的时候，已将历史真相传到了山西，幸有民国二十三年在山西国术促进会供职的武术家们将这一历史真相撰文发表于《山西国术体育旬刊》。
而早在民国九年，刘文华所著《形意拳术抉微》自序中即提到李政。在此序中，刘先生受《六合拳序》的影响，将曹继武列为姬际可的弟子，但他没有将戴龙邦列为曹继武的门下，而是将李政加入二人之间，构成一种新的师承关系。结合《戴龙邦先生志略》、《心意大师李政先生传》、《近今北方健者传》、《车君毅斋纪念之碑》不难看出，当时的形意拳界对李政知之者不多，知之者对其师承一无所知，以致有些人以为李政为姬际可的弟子。
叙述拳史，务在求真，然而造假一直是拳界的顽疾，历世不衰。研究拳史，务在去伪存真。1997年，当我们尝试开启心（形）意拳史科学研究的先河后，不断有学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进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在当今的学术风气下，伪学、剽窃等亦是令人担忧的不正常现象。
2014年我看到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形意拳源流考》，对于拳史研究来说本是一个很好的选题，如果能综合前人的研究再加上自己的文献发掘及调研考察，一定能为我们呈现出许多新的观点和新的材料。然后仔细拜读之后却颇为失望，正如当下学位论文存在的普遍现象一样，不但没有什么创见，没有多少下工夫挖掘的新材料，就是在综合前人研究方面也不够全面，好多已经发表过的研究论著在这篇论文中没有见到参考提及，甚至作者引用文献还出现严重不规范现象。如1997年我们在《曹继武和心意拳无关》首次全文公布了《贵池县志》中关于“曹继武”的记载（之前有人节选公布过），当时因为没有看到曹继武的家谱，所以根据“年三十六”推定他生于康熙九年（1670），但实际上“年三十六”只是虚龄，后来张全海到贵池曹继武老家查到家谱后发现是生于康熙十年（1671），并将这一更新信息发表在《曹继武故乡行记（2）》（载《武魂》2003年第5期）。然而《形意拳源流考》（第15页）在转引《贵池县志》时，参考文献却标注为“郭华东，曹继武和心意拳无关.中华武术，2005，（5）：40.”，不但文章作者不完整，而且刊物名称及刊期都不正确。其实，《曹继武和心意拳无关》是我和张全海合著，发表在1997年《武魂》杂志上，而在《中华武术））2005年第四期笔者发表的是《再谈曹继武与心意拳无关》，两者内容不同，发表在不同时期不同刊物，《贵池县志》“曹继武”全文公开在1997年《武魂》上，并不在2005年《中华武术》上。而《形意拳源流考》一文的作者却将两篇文章“嫁接”在一条参考文献中了，尤其是依然沿用我们最初的“康熙九年（1670）”之说，认为曹继武生于1670年，对张全海后续的系列考证论著置若罔闻（除了2003年《曹继武故乡行记（2）》外，还有2004年学位论文《曹日玮：清康熙朝武举个案研究》、《精武》2008年第7期的《曹日玮病逝新证》等）。
除了上述参考文献问题之外，该文内容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没有任何研究考证过程便断言《九要论》为形意拳门人所著（第345页）：“《岳武穆王形意拳术要论》和《交手法》应出自李老能之后的形意拳传人之手，是对《曹继武先生十法摘要》的发挥。”其理由仅仅是“《岳武穆形意拳术要论》于1919在李剑秋著的《形意拳术》中首次出现。”（第36页）这未免有些想当然了。
李剑秋《形意拳术》所附《岳武穆形意拳术要论》序言中已明确指出该文是民国四年郑濂浦得自济源原作杰处。
另外，在赵堡太极拳界也传抄有《九要论》，为赵悟清先生抄自同门陈桂林抄本后所公开。陈桂林本人不知得自何处，但可以肯定的是，《九要论》非济源神拳及太极拳界人士所著。
从《九要论》中所涉及的理论词语及拳法内容来看，它应为心意拳人士所著。根据其中“此捶一名为心意”一语可知，该论作者所习拳法正式名称并不叫心意拳。
根据目前所有的史料可知，姬际可先生当年传有两种拳法：心意拳和六合拳，且姬先生当年所授均为散论。姬氏传郑氏，莫不如此。至郑氏所传弟子后，有弟子根据郑氏所授，写成《六合十大要》传其后人。《六合十大要》问世后，不但在其传人中历代传抄，而且在与别的拳种交流过程中，为别的拳师所抄，流传于别门，如通背拳界、少林拳界。济源神拳界所抄，不知源于何处，其谱中所抄，明显为《六合十大要》的一种改造本。清末天津李瑞东亦不知从何处抄录有《六合十大要》，然从其与济源神拳谱中同抄有勇战心意枪诀来看，他们应为同源异流，不过济源抄本中已将《六合十大要》篡改为《勇战心意枪论》。
河南心意六合拳，近代以洛阳马学礼一系为盛，戴氏心意拳源自马学礼一派，形意拳源自戴氏心意拳。他们一派的拳谱核心内容即为《六合十大要》，不过他们叫《十法》或《十法摘要》。马学礼不知师承何人，然其从其谱中抄有《十法》来看，他应为《十法》作者的弟子或再传弟子。
1932年，著名武术史学家唐豪赴河南温县陈家沟调查太极拳史料，见有陈鑫所藏《三三拳谱》一册，其目录如下：“一日双手，二日拳经总序，三日解法必用，四日手足妙用，五日锦囊，六日短手，七日十九问答，八日六合十大要序（一、三节；二、五行；三、四梢；四、身法；五、手法；六、步法，七、上法；八、截法；九、三性调养法：十、内劲），九日总打，十日十二上法，十一日虎扑鹰捉，十二日易筋经贯气诀，十三日心意拳论，十四日法式，十五日筋法论，十六日起落论，十七日七十二拿法，十八日总论，十九日穴门，二十日生死擒拿手，二十一日擒拿，二十二日不宜打处。”总打完之后有雍正十一年三月河南府李佚名，雍正十三年正月新安王自诚，乾隆十九年七月汝州王琛琳、乾隆四十四年十月汝州马定振字样。
从唐豪先生的记载可以看出，此谱为姬际可弟子郑氏门人，《十法》作者一系的抄谱，该谱一至九的内容，从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四十四年，在洛阳、新安、汝州的传人手中传抄，其谱十至二十二的内容，为汝州马定振的门人在乾隆四十四年十月以后续抄，后不知什么原因，该谱落于陈鑫手中。
从内容上看，该谱与马学礼一系抄谱为同为《十法》作者一系的不同抄谱，其中没有九要论，可知《九要论》作者不属于《十法》作者这一系。
民国十九年，陈桂林先生的《九要论》抄书为独立一册，题名即为《九要论》三字，可知早期抄本就是这样。民国四年郑濂浦在同乡原作杰家中所见《武穆拳谱》，其原谱已不见于世，然从近代研究者所见《神拳拳谱》来看，亦不过为一杂抄本而已。其中《九要论》《十法》抄于一册，且将《十法》伪造为《勇战心意枪论》。
自古以来，习武之文人并不多见，撰文著述者亦是少之更少，习武之人对于《拳谱》的秘惜亦为不争之实。姬际可传心意拳、六合拳于河南，其后人又不断著述阐发拳理，别门得之者无不视若珍宝。陈鑫得《三三拳谱》，陈椿元秘惜不肯公开，以致失传。陈桂林得《九要论》亦是不肯示人，若非郑祖师得之并予以公开，其不亦失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