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此次拼死一战之中”①
父亲大人：
来示已接读，敬悉一切，请勿念！沪上情势依旧如此，无甚大变化。周家桥亦整天在敌机威胁之下，一时无开厂希望。
儿已参加上海“蚁社”救亡流动宣传队，赴内地做宣传工作，但必须先到南京通过中央宣传部，故于廿二日下午在上海出发，沿途不能畅通，至廿三日下午四时方到南京。至今日为止，已在南京住宿三夜，同行共十人，现正在接洽中。一二日内即可出发工作，出发路线亦须待接洽后决定，大概不出京沪线和沪杭线一带。经费由“蚁社”负担，中宣部或能稍有津贴。出发后作流动宣传，故每处不过作五六日逗留，即须另换一处。沿途步行为多，由中宣部发给通行证，当地均能招待，故生活甚安全，可请放心，勿念。预定期限为三个月，但得随环境如何而延长或缩短之亦无一定。
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此次拼死一战之中，可谓已至最后关头。此次战争意义既如此重大，时间亦必相当长。故绝非单祇发动军队力量即能成事，一定须有强大之民众力量作后盾才能有效。而广大之民众能发出坚强之力量，则非有严密之组织不可。但现在一般民众仍是非常散漫，甚至仍在迷梦中，尤其是内地民众，更是糊涂不堪，故一般青年均往内地做宣传和组织之工作。儿亦参加此流动宣传队，此去意义很大，责任很重，可谓义不容辞，且乘此流动各地亦能多一番见识、增长一番生活经验，于自身亦有莫大利益。至于生活方面亦万不必顾虑，于物质上或较辛苦，但在精神上却非常愉快。
此去流浪各地，每到一地，儿必详细禀告。儿自问非绝无头脑者，进退儿自有数，一切可请勿念。家中望大人善自珍重。飞熊可令其暂时再到校中补习，以免荒废。儿如至锡，或能有机会回家一望，余待续禀。望不必来信，儿于二三日内即须离京，此后行踪亦无一定，当再函禀。
肃此，敬请
福安
儿景熹② 敬禀
二六.九.二六
在南京发
注释：
①此信写于民国26年9月26日，即1937年9月26日，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烈士原名严景熹。
读后感
三声“勿念”其情切切
——读严熹家书有感
严熹在最美好的年华逝去，留下了一封封载着他最深厚情感的书信。他在前线的情况，他的家人只能通过家书获知。见字如面，严熹回复给父亲的这封信，带我们穿越时空，走进这位热血青年的内心深处，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信中的三声“勿念”让人印象深刻，“父亲大人：来示已接读，敬悉一切，请勿念”“沿途步行为多……故生活甚安全，可请放心，勿念”“儿自问非绝无头脑者，进退儿自有数，一切可请勿念”。每一行字句足见儿子对父亲的牵挂，更是寄语家人的万般不舍。
严熹在信中表达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为父亲讲述自己事业的重要意义。“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此次拼死一战之中，可谓已至最后关头……故绝非单只发动军队力量即能成事，一定须有强大之民众力量作后盾才能有效。”严熹深知宣传工作的意义重大，责任之重，已经做好了随时为国牺牲的准备。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一个人有了精神，就会昂扬斗志，为使命奋斗。严熹在信中写道：“至于生活方面亦万不必顾虑，于物质上或较辛苦，但在精神上却非常愉快。”抗战爆发，上海局势不容乐观，严熹参加的“蚂蚁救亡流动宣传队”经常经费不足，演戏的场地、设备陈旧落后，吃饭都是问题，但是，这些并没有减少他们演出的热情。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在支撑着他们！风华正茂的年轻共产党人把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勇敢无畏地扛在了自己的肩头，爱国之心跃然纸上，读后令人肃然起敬。
家书寄语，纸短情长。每个字、每句话都是那段红色革命洪流的历史见证，都是一种为国家、为民族牺牲自我、奋斗拼搏的人生诠释。烈士远行，英名不朽。向烈士学习，获得的不仅是震撼，更有奋进前行的力量，我们不能愧对先烈的流血牺牲，不能愧对党和人民的重托，不能辜负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王瑛）
延伸阅读
加入“蚁社”用文艺宣传抗日救亡
严熹，1917年出身于江阴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后因家道中落，在上海南星书店当学徒。之后又考入上海申新纱厂十三厂当练习生。
1935年冬，严熹加入上海进步文化团体“蚁社”。“蚁社”的社员大多是公司、商店、工厂、海关的普通职员，但都有强烈的爱国进步思想。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员，有的还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也就是在“蚁社”的这段日子，严熹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蚁社”社员积极为抗战服务，张庚、严熹、范杏仙、沈静芷等13名“蚁社”社员组成“蚂蚁救亡流动宣传队”，深入溧阳、宜兴一带以演讲、演戏、说唱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上海的抗日局势变得不容乐观，“蚂蚁救亡流动宣传队”的经费已无法保障，有时十几个人只吃3块糯米糕就是一顿午饭。即使这种环境，也没减少他们对演出的热情。严熹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有一个宜兴的戏班子在这里借一个祠堂卖戏。今天3点钟，我们等他们的日场完毕后即继续公演我们的歌和剧，并且把门户开放，民众自由参加到剧场的人就不少。在《打鬼子去》 上场的时候，天已全黑了，但是汽油灯还没有点起来，我们就靠台上剧情里面仅有的一盏煤油灯——这时，整个戏园子就只有这一点光亮，可是这一点光亮却已足够了，反而更加强了这个悲剧的空气。这时，台上台下以至后台的戏班子——以及整个的戏园子，都集中在劇的空气中，可以说已经打成一片，收到了自演《打鬼子去》 以来所从未有过的效果。”
进入鲁艺 到敌人后方去
1938年初，“蚂蚁救亡流动宣传队”到达武汉后，因国民党政府要求被迫解散，严熹随流动宣传队到了延安，进入鲁艺学习。在学习期间，他们与当地的文艺爱好者一起，创作演出了《广州暴动》 《血祭上海》 等宣传革命的大型话剧。据当时的《新中华报》 评论：“这次公演推动了延安艺术界新阵地的建立，也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的先声。” 1941年，严熹调到晋东南鲁艺担任戏剧系主任。他在晋东南鲁艺这一时期，正是敌人向太行根据地进行“扫荡”时期，授课时间和课程内容常受战火影响。一些专业课与当地文艺运动密切结合，严熹所在的戏剧系则联合实验剧团演出了不少话剧，如大型活报剧《庆祝百团大战胜利》。这些戏剧的创作演出，起到了动员组织群众、团结教育人民的强大作用。1942年，日军连续发动所谓“第一、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的春、夏季“扫荡”。同年2月16日，严熹在辽县（今左权县）杨家庄高峪村领导民兵工作，一股敌人包围了高峪村，他得知消息后，迅速指挥民兵反击，并帮助村民转移。当他与鲁艺教务处的老师李思中及村长一起动员乡亲们转移时，遭到日军伏击，严熹不幸头部中弹，英勇牺牲。反“扫荡”结束后，老乡们把严熹遗体安葬在杨家庄山上的大石缝里。
严熹牺牲后，八路军的报纸对严熹等同志的英雄事迹进行了报道宣传——《青年艺术工作者严熹朱杰民壮烈牺牲——在晋东南率民兵对敌血战》 《艺术家的国殇——追悼鲁艺严、朱、李诸烈士之死》 等。他的英勇事迹在人民群众中扎下深深的根，直到今天，那一带的老人们还怀念着为转移群众英勇牺牲的“严同志”。
百转千回 英雄魂归故里
2015年4月25日，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归真园安息堂内，社会各界人士为严熹烈士举行庄严肃穆的骨灰接收安放仪式。时隔73年，严熹终于回家了。殊不知，这场百转千回的归途背后还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赵亚飞，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一个“80后”的小伙子，多年执着于帮助在太行山牺牲的烈士寻亲。20多年前，赵亚飞的家中曾挖出过一具骨骸，经证实是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鲁艺从事抗战救亡运动的烈士朱杰民（原名周极明）的遗骨，赵亚飞用17年找到了朱杰民的家人。而在这期间，他还发现严熹的名字，一直与朱杰民同时存在，通过搜集大量资料弄明白了严熹的身份，而后开启了寻找严熹遗骨和他家人的漫漫长路。从一个名字开始，赵亚飞一点一点地把支离破碎的信息拼凑起来。经过一次次走访和确认，他终于在杨家庄一片山坡的大石缝里找到烈士的埋骨之地。
赵亚飞将部分遗骨起出，作为标本与严熹弟弟严飞熊的血样进行DNA鉴定。因为遗骨埋葬时间超过70年，一般的鉴定中心无法作出准确结论。经过多方联系，最终将烈士的遗骨送到四川成都一家拥有国内最先进仪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在中央电视台《等着我》 节目的录制现场，讲述完自己为烈士寻亲情况的赵亚飞，焦急地等待着DNA鉴定结果。接过装有DNA鉴定结果的密封袋后，赵亚飞打开袋子，抽出鉴定报告，声音颤抖地读到：“根据DNA常染色体分析结果，倾向于认为烈士遗骨和严飞熊血样存在完全同胞关系。”听到这一结果，现场观众响起热烈掌声。
严熹烈士的身份获得确认后，左权县民政局迅速為烈士遗骨做了棺木并覆盖了党旗，请赵亚飞护送遗骨迁往江阴市。严熹的弟弟、92岁高龄的严飞熊老人说：“我的心情是又悲又喜，悲的是想到哥哥牺牲时候还那么年轻，父亲临终前还在一直念叨他这个大儿子;喜的是他现在终于魂归故里了！”
父亲大人：
来示已接读，敬悉一切，请勿念！沪上情势依旧如此，无甚大变化。周家桥亦整天在敌机威胁之下，一时无开厂希望。
儿已参加上海“蚁社”救亡流动宣传队，赴内地做宣传工作，但必须先到南京通过中央宣传部，故于廿二日下午在上海出发，沿途不能畅通，至廿三日下午四时方到南京。至今日为止，已在南京住宿三夜，同行共十人，现正在接洽中。一二日内即可出发工作，出发路线亦须待接洽后决定，大概不出京沪线和沪杭线一带。经费由“蚁社”负担，中宣部或能稍有津贴。出发后作流动宣传，故每处不过作五六日逗留，即须另换一处。沿途步行为多，由中宣部发给通行证，当地均能招待，故生活甚安全，可请放心，勿念。预定期限为三个月，但得随环境如何而延长或缩短之亦无一定。
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此次拼死一战之中，可谓已至最后关头。此次战争意义既如此重大，时间亦必相当长。故绝非单祇发动军队力量即能成事，一定须有强大之民众力量作后盾才能有效。而广大之民众能发出坚强之力量，则非有严密之组织不可。但现在一般民众仍是非常散漫，甚至仍在迷梦中，尤其是内地民众，更是糊涂不堪，故一般青年均往内地做宣传和组织之工作。儿亦参加此流动宣传队，此去意义很大，责任很重，可谓义不容辞，且乘此流动各地亦能多一番见识、增长一番生活经验，于自身亦有莫大利益。至于生活方面亦万不必顾虑，于物质上或较辛苦，但在精神上却非常愉快。
此去流浪各地，每到一地，儿必详细禀告。儿自问非绝无头脑者，进退儿自有数，一切可请勿念。家中望大人善自珍重。飞熊可令其暂时再到校中补习，以免荒废。儿如至锡，或能有机会回家一望，余待续禀。望不必来信，儿于二三日内即须离京，此后行踪亦无一定，当再函禀。
肃此，敬请
福安
儿景熹② 敬禀
二六.九.二六
在南京发
注释：
①此信写于民国26年9月26日，即1937年9月26日，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烈士原名严景熹。
读后感
三声“勿念”其情切切
——读严熹家书有感
严熹在最美好的年华逝去，留下了一封封载着他最深厚情感的书信。他在前线的情况，他的家人只能通过家书获知。见字如面，严熹回复给父亲的这封信，带我们穿越时空，走进这位热血青年的内心深处，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信中的三声“勿念”让人印象深刻，“父亲大人：来示已接读，敬悉一切，请勿念”“沿途步行为多……故生活甚安全，可请放心，勿念”“儿自问非绝无头脑者，进退儿自有数，一切可请勿念”。每一行字句足见儿子对父亲的牵挂，更是寄语家人的万般不舍。
严熹在信中表达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为父亲讲述自己事业的重要意义。“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此次拼死一战之中，可谓已至最后关头……故绝非单只发动军队力量即能成事，一定须有强大之民众力量作后盾才能有效。”严熹深知宣传工作的意义重大，责任之重，已经做好了随时为国牺牲的准备。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一个人有了精神，就会昂扬斗志，为使命奋斗。严熹在信中写道：“至于生活方面亦万不必顾虑，于物质上或较辛苦，但在精神上却非常愉快。”抗战爆发，上海局势不容乐观，严熹参加的“蚂蚁救亡流动宣传队”经常经费不足，演戏的场地、设备陈旧落后，吃饭都是问题，但是，这些并没有减少他们演出的热情。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在支撑着他们！风华正茂的年轻共产党人把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勇敢无畏地扛在了自己的肩头，爱国之心跃然纸上，读后令人肃然起敬。
家书寄语，纸短情长。每个字、每句话都是那段红色革命洪流的历史见证，都是一种为国家、为民族牺牲自我、奋斗拼搏的人生诠释。烈士远行，英名不朽。向烈士学习，获得的不仅是震撼，更有奋进前行的力量，我们不能愧对先烈的流血牺牲，不能愧对党和人民的重托，不能辜负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王瑛）
延伸阅读
加入“蚁社”用文艺宣传抗日救亡
严熹，1917年出身于江阴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后因家道中落，在上海南星书店当学徒。之后又考入上海申新纱厂十三厂当练习生。
1935年冬，严熹加入上海进步文化团体“蚁社”。“蚁社”的社员大多是公司、商店、工厂、海关的普通职员，但都有强烈的爱国进步思想。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员，有的还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也就是在“蚁社”的这段日子，严熹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蚁社”社员积极为抗战服务，张庚、严熹、范杏仙、沈静芷等13名“蚁社”社员组成“蚂蚁救亡流动宣传队”，深入溧阳、宜兴一带以演讲、演戏、说唱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上海的抗日局势变得不容乐观，“蚂蚁救亡流动宣传队”的经费已无法保障，有时十几个人只吃3块糯米糕就是一顿午饭。即使这种环境，也没减少他们对演出的热情。严熹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有一个宜兴的戏班子在这里借一个祠堂卖戏。今天3点钟，我们等他们的日场完毕后即继续公演我们的歌和剧，并且把门户开放，民众自由参加到剧场的人就不少。在《打鬼子去》 上场的时候，天已全黑了，但是汽油灯还没有点起来，我们就靠台上剧情里面仅有的一盏煤油灯——这时，整个戏园子就只有这一点光亮，可是这一点光亮却已足够了，反而更加强了这个悲剧的空气。这时，台上台下以至后台的戏班子——以及整个的戏园子，都集中在劇的空气中，可以说已经打成一片，收到了自演《打鬼子去》 以来所从未有过的效果。”
进入鲁艺 到敌人后方去
1938年初，“蚂蚁救亡流动宣传队”到达武汉后，因国民党政府要求被迫解散，严熹随流动宣传队到了延安，进入鲁艺学习。在学习期间，他们与当地的文艺爱好者一起，创作演出了《广州暴动》 《血祭上海》 等宣传革命的大型话剧。据当时的《新中华报》 评论：“这次公演推动了延安艺术界新阵地的建立，也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的先声。” 1941年，严熹调到晋东南鲁艺担任戏剧系主任。他在晋东南鲁艺这一时期，正是敌人向太行根据地进行“扫荡”时期，授课时间和课程内容常受战火影响。一些专业课与当地文艺运动密切结合，严熹所在的戏剧系则联合实验剧团演出了不少话剧，如大型活报剧《庆祝百团大战胜利》。这些戏剧的创作演出，起到了动员组织群众、团结教育人民的强大作用。1942年，日军连续发动所谓“第一、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的春、夏季“扫荡”。同年2月16日，严熹在辽县（今左权县）杨家庄高峪村领导民兵工作，一股敌人包围了高峪村，他得知消息后，迅速指挥民兵反击，并帮助村民转移。当他与鲁艺教务处的老师李思中及村长一起动员乡亲们转移时，遭到日军伏击，严熹不幸头部中弹，英勇牺牲。反“扫荡”结束后，老乡们把严熹遗体安葬在杨家庄山上的大石缝里。
严熹牺牲后，八路军的报纸对严熹等同志的英雄事迹进行了报道宣传——《青年艺术工作者严熹朱杰民壮烈牺牲——在晋东南率民兵对敌血战》 《艺术家的国殇——追悼鲁艺严、朱、李诸烈士之死》 等。他的英勇事迹在人民群众中扎下深深的根，直到今天，那一带的老人们还怀念着为转移群众英勇牺牲的“严同志”。
百转千回 英雄魂归故里
2015年4月25日，江苏省江阴市长泾镇归真园安息堂内，社会各界人士为严熹烈士举行庄严肃穆的骨灰接收安放仪式。时隔73年，严熹终于回家了。殊不知，这场百转千回的归途背后还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赵亚飞，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一个“80后”的小伙子，多年执着于帮助在太行山牺牲的烈士寻亲。20多年前，赵亚飞的家中曾挖出过一具骨骸，经证实是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鲁艺从事抗战救亡运动的烈士朱杰民（原名周极明）的遗骨，赵亚飞用17年找到了朱杰民的家人。而在这期间，他还发现严熹的名字，一直与朱杰民同时存在，通过搜集大量资料弄明白了严熹的身份，而后开启了寻找严熹遗骨和他家人的漫漫长路。从一个名字开始，赵亚飞一点一点地把支离破碎的信息拼凑起来。经过一次次走访和确认，他终于在杨家庄一片山坡的大石缝里找到烈士的埋骨之地。
赵亚飞将部分遗骨起出，作为标本与严熹弟弟严飞熊的血样进行DNA鉴定。因为遗骨埋葬时间超过70年，一般的鉴定中心无法作出准确结论。经过多方联系，最终将烈士的遗骨送到四川成都一家拥有国内最先进仪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在中央电视台《等着我》 节目的录制现场，讲述完自己为烈士寻亲情况的赵亚飞，焦急地等待着DNA鉴定结果。接过装有DNA鉴定结果的密封袋后，赵亚飞打开袋子，抽出鉴定报告，声音颤抖地读到：“根据DNA常染色体分析结果，倾向于认为烈士遗骨和严飞熊血样存在完全同胞关系。”听到这一结果，现场观众响起热烈掌声。
严熹烈士的身份获得确认后，左权县民政局迅速為烈士遗骨做了棺木并覆盖了党旗，请赵亚飞护送遗骨迁往江阴市。严熹的弟弟、92岁高龄的严飞熊老人说：“我的心情是又悲又喜，悲的是想到哥哥牺牲时候还那么年轻，父亲临终前还在一直念叨他这个大儿子;喜的是他现在终于魂归故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