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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要让社会财富增加，就必须增加消费。增加消费，必须要增加穷人的所得。
近期，麦肯锡一份名为《重塑全球消费格局的中国力量》的报告指出，中国消费结构与发达国家日益相像，到2030年，中国家庭全年在食物上的支出占比将下降18%，而“可选品”与“次必需品”的支出将显著增加。未来15年，中国将贡献全球消费增量的30%。
消费升级背后蕴藏着巨大的需求和市场，可以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以及党的十八大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也将为消费升级提供有利条件。
9月26日，在第七届“诺奖得主中国行”活动中，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及多位经济专家、企业代表，共同探讨了在消费模式蜕变下，以创新驱动、服务导向、消费拉动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秘密，解读消费蜕变下的悬念与机遇。
消费升级要增加穷人收入
向松祚：谈到消费升级，有三个问题我比较担心。一是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太低，虽然名义上已经实现了社保全覆盖，但是保障水平严重不够，大家被迫必须要为自己的养老、子女教育以及医疗而储蓄，所以消费很难上去；第二是收入分配太不平衡，如果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是很麻烦的。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越过了0.4这一红线，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没有消费能力，另一个极端是，很多富人跑去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消费。第三个大麻烦，就是消费数据很难统计，很多消费是政府消费，如果把政府这一块扣掉的话，居民的实际消费比例可能更低。
如何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真正难题。其实，消费升级是一个自然趋势，只要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了，消费慢慢就上去了。
张曙光：消费发展的基础是收入，有了收入，才可能去提升消费，如果收入不能增加，那么消费的基础和前提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GDP增速很高，国民收入也增长得很快，但是分配不均，收入差距很大，而且结构失衡，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即要实现人均收入翻番。但我觉得，这个“翻番”里面应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限定。一是收入必须是实际收入，也就是必须在扣除通货膨胀率之后，实际收入要翻番。尽管目前一般物价的上涨水平并不算太高，但是房价的上涨、资产价格的上涨，是非常迅猛的。所以，除了一般物价，还应该把资产价格考虑进去，实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二是这个收入必须是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是指扣除了税收之后的收入，我们现在人均承担的税负已经达到了每年五六千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恐怕既要减少政府收入，也要减少企业收入，这可以通过进一步打破垄断、精简机构来实现。
安格斯·迪顿：要让社会财富增加，就需要增加人们的消费。而在增加消费的行为中，必须要增加穷人的所得，消费增加才会有效。因为对高收入消费者而言，所得增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并不大。
消费升级有助提升社会福利
安格斯·迪顿：中国经济想要继续发展，提高消费率是可行的方法。然而，这种发展方式的转变该由中国人民及中国政策制定者去决定，而不是由英美的学者去考虑。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虽然近几年出口有所下降，但我相信未来中国将有更好的环境和保障系统来支持经济持续发展，我希望大部分的中国人对未来能够抱有乐观态度，可以更愿意消费，为整个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多贡献。
此外，中国其实也正在酝酿消费模式的转变。一方面，变化快速的一般消费品市场并没有发展，人们更愿意花钱买高品质商品；另一方面，政府也已经部署要提高消费品的标准与质量，并已促令工商界增加中国制造的有效供给，以满足中国人民消费升级的需求。中国人是有储蓄传统的，高额的存款将会为消费升级带来极大的机遇，而中国正处在这样的良机之中。
郭磊 ：消费升级对于传统经济会带来一定冲击。比如随着电商的兴起，传统零售受到较大影响；再比如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专车”这样的共享经济模式，对传统的出行市场也形成竞争。但消费升级，在本质上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提升。从一定意义上说，个人认为当前的GDP是低估消费升级贡献的，因为并非所有增进社会福利的交易行为都会统计进GDP中。
对“中国创造力”有信心
安格斯·迪顿：中国的企业家确确实实已经在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但既然是消费升级，提升产品质量还远远不够。企业还应该通过各种方法，来提升消费者的眼界，其中最直接的是创造出更多的产品，由“中国制造”真正变成“中国创造”。
郭磊：对企业来说，创新是必然的出路，只要有创新，其实不存在夕阳行业，不管是家居还是电器行业，都可以做成朝阳企业。中国人去日本抢购几千块一台的智能电饭煲，就是典型的例子。
那么，中国的创新有没有希望？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希望的。今年年初，美国拉斯维加斯召开了CES消费电子展，全球1400家高科技企业参展，其中深圳去了650家，再加上北京、上海去的30家，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兵团”接近占了一半，其中有上百家企业都是全球顶级VC非常关注的公司。仅仅在深圳，过去十年就出现了华为、腾讯、比亚迪这样一批创新型的企业，占领了所在产业的前沿。未来十年呢？我相信华大基因、大疆这样的企业也非常有希望做成行业标杆。中国有这样一批靠技术、靠商业模式起步的企业，我们应该充满信心。
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机会
张曙光：首先是旅游业。旅游休闲，确实是人们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以后的一个很重要的消费方向，也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但我们的旅游设施、旅游服务还远远跟不上需求。比如一到长假，旅游点就人满为患，这些都需要从制度上和管理上进行改革。
二是老年人的消费。大家知道，我国的老龄化率已经达到16%，老龄人口超过了两亿。甚至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未富先老的阶段，所以，老龄人的消费问题特别值得重视，比如住房、医疗等等。
还有就是环境消费。据世界环境组织的资料，很多的中国人生活在PM2.5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标准之外，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们生命的一个很大的“杀手”。我想老百姓也是非常愿意在解决这些问题上面消费的。
安格斯·迪顿：可以说，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家庭消费的时代，很多家庭的消费主要花在了孩子身上，企业在制定产品规划的时候，应该看到这一点。
此外，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变得很严峻，中国的消费者除了购买产品和服务，将来可能会愿意从储蓄中拿出一部分钱，用来改善环境。在其他成熟的经济体的历史发展中，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只有将环境治理好了，经济发展才具备了更好的保障系统。
至于“中国制造”升级，则应该用更高的商品质量去取代商品数量。不仅汽车、相机这类生活消费品领域需要升级，像教育、医疗保健这类行业也需要进步，而这类行业还有大量发展机会。比如旅游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外旅游的服务比国内有更高的品质。
人口红利也要升级
向松祚：其实创新更需要靠人口红利。比如硅谷，硅谷没有什么资源和制造业，靠的全是高科技人才和创新，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人口红利。所以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而是一个更具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更高级的人口红利。为此，我们必须改革教育体制，培养出更具创新力、更自由的人才，这才是最大的、高质量的人口红利。
郭磊：中国上一波婴儿潮是在1980年到1987年间，这批孩子渐渐长大，消费需求随之而来，这也是这些年房地产市场如此繁荣的原因之一。提到人口红利数量上的消退，一是年轻人数量快速下降，一个是中国主要城市的用工成本快速上升，传统企业的成本也随之上升。现在放开的二胎政策，也是希望一二十年后带来一波新的人口红利，包括教育、房地产在内的各个行业，都有可能出现新一波的增长。
张曙光：人口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人有手，即劳动力。我们前些年讲人口红利，主要是从劳动力上来讲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是人还有脑，这才是最重要的，人脑不光提供了创新的动力，还提供了需求，消费要升级，人脑的需求是很重要的。互联网发展起来，信息的需求不是人手，而是人脑。如果我们真正重视这个问题，创新也会发展，需求也会升级、会扩大。（支点杂志2016年11月刊）
近期，麦肯锡一份名为《重塑全球消费格局的中国力量》的报告指出，中国消费结构与发达国家日益相像，到2030年，中国家庭全年在食物上的支出占比将下降18%，而“可选品”与“次必需品”的支出将显著增加。未来15年，中国将贡献全球消费增量的30%。
消费升级背后蕴藏着巨大的需求和市场，可以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以及党的十八大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也将为消费升级提供有利条件。
9月26日，在第七届“诺奖得主中国行”活动中，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及多位经济专家、企业代表，共同探讨了在消费模式蜕变下，以创新驱动、服务导向、消费拉动的新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秘密，解读消费蜕变下的悬念与机遇。
消费升级要增加穷人收入
向松祚：谈到消费升级，有三个问题我比较担心。一是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太低，虽然名义上已经实现了社保全覆盖，但是保障水平严重不够，大家被迫必须要为自己的养老、子女教育以及医疗而储蓄，所以消费很难上去；第二是收入分配太不平衡，如果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是很麻烦的。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越过了0.4这一红线，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没有消费能力，另一个极端是，很多富人跑去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消费。第三个大麻烦，就是消费数据很难统计，很多消费是政府消费，如果把政府这一块扣掉的话，居民的实际消费比例可能更低。
如何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真正难题。其实，消费升级是一个自然趋势，只要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了，消费慢慢就上去了。
张曙光：消费发展的基础是收入，有了收入，才可能去提升消费，如果收入不能增加，那么消费的基础和前提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GDP增速很高，国民收入也增长得很快，但是分配不均，收入差距很大，而且结构失衡，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即要实现人均收入翻番。但我觉得，这个“翻番”里面应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限定。一是收入必须是实际收入，也就是必须在扣除通货膨胀率之后，实际收入要翻番。尽管目前一般物价的上涨水平并不算太高，但是房价的上涨、资产价格的上涨，是非常迅猛的。所以，除了一般物价，还应该把资产价格考虑进去，实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二是这个收入必须是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是指扣除了税收之后的收入，我们现在人均承担的税负已经达到了每年五六千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恐怕既要减少政府收入，也要减少企业收入，这可以通过进一步打破垄断、精简机构来实现。
安格斯·迪顿：要让社会财富增加，就需要增加人们的消费。而在增加消费的行为中，必须要增加穷人的所得，消费增加才会有效。因为对高收入消费者而言，所得增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并不大。
消费升级有助提升社会福利
安格斯·迪顿：中国经济想要继续发展，提高消费率是可行的方法。然而，这种发展方式的转变该由中国人民及中国政策制定者去决定，而不是由英美的学者去考虑。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虽然近几年出口有所下降，但我相信未来中国将有更好的环境和保障系统来支持经济持续发展，我希望大部分的中国人对未来能够抱有乐观态度，可以更愿意消费，为整个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多贡献。
此外，中国其实也正在酝酿消费模式的转变。一方面，变化快速的一般消费品市场并没有发展，人们更愿意花钱买高品质商品；另一方面，政府也已经部署要提高消费品的标准与质量，并已促令工商界增加中国制造的有效供给，以满足中国人民消费升级的需求。中国人是有储蓄传统的，高额的存款将会为消费升级带来极大的机遇，而中国正处在这样的良机之中。
郭磊 ：消费升级对于传统经济会带来一定冲击。比如随着电商的兴起，传统零售受到较大影响；再比如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专车”这样的共享经济模式，对传统的出行市场也形成竞争。但消费升级，在本质上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提升。从一定意义上说，个人认为当前的GDP是低估消费升级贡献的，因为并非所有增进社会福利的交易行为都会统计进GDP中。
对“中国创造力”有信心
安格斯·迪顿：中国的企业家确确实实已经在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但既然是消费升级，提升产品质量还远远不够。企业还应该通过各种方法，来提升消费者的眼界，其中最直接的是创造出更多的产品，由“中国制造”真正变成“中国创造”。
郭磊：对企业来说，创新是必然的出路，只要有创新，其实不存在夕阳行业，不管是家居还是电器行业，都可以做成朝阳企业。中国人去日本抢购几千块一台的智能电饭煲，就是典型的例子。
那么，中国的创新有没有希望？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希望的。今年年初，美国拉斯维加斯召开了CES消费电子展，全球1400家高科技企业参展，其中深圳去了650家，再加上北京、上海去的30家，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兵团”接近占了一半，其中有上百家企业都是全球顶级VC非常关注的公司。仅仅在深圳，过去十年就出现了华为、腾讯、比亚迪这样一批创新型的企业，占领了所在产业的前沿。未来十年呢？我相信华大基因、大疆这样的企业也非常有希望做成行业标杆。中国有这样一批靠技术、靠商业模式起步的企业，我们应该充满信心。
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机会
张曙光：首先是旅游业。旅游休闲，确实是人们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以后的一个很重要的消费方向，也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但我们的旅游设施、旅游服务还远远跟不上需求。比如一到长假，旅游点就人满为患，这些都需要从制度上和管理上进行改革。
二是老年人的消费。大家知道，我国的老龄化率已经达到16%，老龄人口超过了两亿。甚至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未富先老的阶段，所以，老龄人的消费问题特别值得重视，比如住房、医疗等等。
还有就是环境消费。据世界环境组织的资料，很多的中国人生活在PM2.5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标准之外，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们生命的一个很大的“杀手”。我想老百姓也是非常愿意在解决这些问题上面消费的。
安格斯·迪顿：可以说，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家庭消费的时代，很多家庭的消费主要花在了孩子身上，企业在制定产品规划的时候，应该看到这一点。
此外，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变得很严峻，中国的消费者除了购买产品和服务，将来可能会愿意从储蓄中拿出一部分钱，用来改善环境。在其他成熟的经济体的历史发展中，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只有将环境治理好了，经济发展才具备了更好的保障系统。
至于“中国制造”升级，则应该用更高的商品质量去取代商品数量。不仅汽车、相机这类生活消费品领域需要升级，像教育、医疗保健这类行业也需要进步，而这类行业还有大量发展机会。比如旅游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外旅游的服务比国内有更高的品质。
人口红利也要升级
向松祚：其实创新更需要靠人口红利。比如硅谷，硅谷没有什么资源和制造业，靠的全是高科技人才和创新，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人口红利。所以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而是一个更具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更高级的人口红利。为此，我们必须改革教育体制，培养出更具创新力、更自由的人才，这才是最大的、高质量的人口红利。
郭磊：中国上一波婴儿潮是在1980年到1987年间，这批孩子渐渐长大，消费需求随之而来，这也是这些年房地产市场如此繁荣的原因之一。提到人口红利数量上的消退，一是年轻人数量快速下降，一个是中国主要城市的用工成本快速上升，传统企业的成本也随之上升。现在放开的二胎政策，也是希望一二十年后带来一波新的人口红利，包括教育、房地产在内的各个行业，都有可能出现新一波的增长。
张曙光：人口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人有手，即劳动力。我们前些年讲人口红利，主要是从劳动力上来讲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是人还有脑，这才是最重要的，人脑不光提供了创新的动力，还提供了需求，消费要升级，人脑的需求是很重要的。互联网发展起来，信息的需求不是人手，而是人脑。如果我们真正重视这个问题，创新也会发展，需求也会升级、会扩大。（支点杂志2016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