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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学人冯文慈访谈录》（以下简称《访谈录》）①是近年音乐学界饱含学术温度的一部力作。《访谈录》的受访对象虽是我国知名音乐学家冯文慈个人，但其学术意涵实则指向了所有“冯文慈们”——共和国成立前后所培养、成长起来的一代音乐家。这一代音乐家不仅是新中国音乐史的亲历者，也是新中国音乐艺术体系的建构者。如今，他们年事已高，逐渐退出了历史的大舞台，对这些音乐家的艺术历程进行及时搜集、记录、整理与研究，保存这批“一手”的“活态”资料，应该成为当下音乐界、学术界十分重要的一项使命。②《访谈录》不仅是编著者（访谈者）履行使命的具体践行，也是一位青年学者对老一辈音乐家表达敬意与关爱的最佳方式。冯文慈先生完成采访一周后即肺炎住院，同病魔抗争二十多天后与世长辞。③我们在为先生的离去悲痛惋惜之时，也要对这部具有“抢救”意味《访谈录》的及时性与必要性表示敬意。
《访谈录》看似仅是对被访者口述内容的记录，实则从访谈问题的拟定、章节的编排、文本结构的布局、访谈资料的呈现等，无不体现编著者的良苦用心及深入的学术思考。从“音乐口述史”的视角来看，如何科学、客观地看待和处理“口述资料”，此著应该有着一定的示范意义。同时，《访谈录》作为两代音乐学人携手共同完成的一部音乐口述史著录，其书写方式及所呈现的“口述资料”是值得重视与探讨的问题。
一、“写史人”与“说史人”的转换
随着20世纪中叶“口述史”概念的建立及研究方法的普及，“口述史”作为一種专门的治史方式波及到人文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音乐学科自无例外——“音乐口述史”已成为近年音乐领域的学术热点之一。
口述史这项学术活动中涉及到两个主体，即“说史人”（指历史信息的口述者）和“写史人”（指历史文本的撰写者），二者紧密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完成口述史的学术过程。《访谈录》的采访对象冯文慈先生口述的内容，显现出鲜明的音乐史学家的专业背景，从其对音乐历史的认识，到对音乐史学领域研究现状的评说，再到对杨荫浏、黄翔鹏等学者的评价等，都是被访者对某一特定历史本相的原发性或继发性解读，无不显示出其音乐史学家背景身份上的主观判断，这使得《访谈录》“说史人”的口述内容具有了历史观念性存在的史料价值。想必，这也是编著者强调此著具有“口述史料”意义的原因之一④。从另一方面来看，《访谈录》所呈现的内容又具有一定的史实价值，此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访谈录》中所呈现的不带价值和学术判断的内容。比如，有关“说史人”个人、家庭、工作的基本信息，参加各种活动和会议的照片，学术著述的写作与出版，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背景场域的介绍，同期音乐家间的交往，等等。这些内容本身都是实实在在发生和存在过的史事及现象，显然属于历史实在性存在的史实。第二类是上述提到的带有主观判断的历史观念性存在的史料。若是从音乐史学史的视角来审视，将冯先生作为研究对象，则《访谈录》中冯先生对实在性历史存在所做的解读及以音乐史学家的观念重构的“口述历史”，就成为了相对于冯先生个人及中国当代音乐史学史研究的史实。想必这也是作者在前言中提到的，此著可作为音乐史学史研究资料的原因。
口述史之所以“成史”的另一关键因素在于“写史人”。一般情况下，从最初选题的框定、采访对象的确定、采访提纲的拟定（决定口述内容的方向）、信息采录方式的选用、采访内容的择选、文字的编排与布局直到最终“成史”，写史人的观念一直贯穿始终且起着一定的主导作用。《访谈录》的作者似乎在有意削弱作为“写史人”的存在，诚如其前言中所述：“访谈过程的行文力求不事雕琢，以追寻采访的现场原貌……唯遇口语表达容易使读者误读误解之时，方由采访者行以随文夹注、脚注等注释文字，对相关内容做出适当的解释、延伸。”⑤。作者如此“无为而治”的学术处理方式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建立在对“音乐口述史”相关理论长期思考的基础之上。《访谈录》的作者有着多年“音乐口述资料”的采编实践，对于“音乐口述史”有着自省、审慎地学术思考，认为今日所谓“口述史”无非是治史的一种方法，是治史之时需要获取的一类史料，于学术共同体内的学人而言还是须谨言“口述历史”为佳。？譾？訛基于此观点，作者将《访谈录》定位在一部信息比较充分的“口述史料”意义的著作，为学界提供新的有价值的现当代音乐及音乐史学史的资料。？譿？訛有鉴于上，编著者将书名定为“访谈录”，除了同本著的“叙事”方式有关以外，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出自其对于“口述史”理论的独立认知，？讀？訛致使采取了“隐身事后”“无为而治”的文字处理方式，以期尽量客观、真实地转述采访现场，务求信息的“原汁原味”。此时的“写史人”则有了换位于“说史人”的自觉意味（尽可能客观的陈述历史信息）。
二、内容的多样性与深入性
《访谈录》被访者冯文慈先生自1950年始就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戏剧系、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北京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我国重要的音乐教育与研究机构工作，且一直持续到21世纪，从所述内容中基本可以窥见新中国建立后音乐史学术研究和音乐专业人才培养的大致轮廓，内容上有着自洽的完整性。特别是有关音乐史研究事象的背景、缘由、历程、同仁等内容的介绍，可谓是中国当代音乐史学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访谈录》的编著者在其《对音乐口述资料采编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中，根据口述资料的采录观念和操作初衷不同，将学界口述资料的采录行为分为“以采访者的课题所需为中心”“以口述史（Oral History）学科建设为中心”“以研究对象（被访者）为中心”三类。《访谈录》的处理方式显然是作者所提“以研究对象（被访者）为中心”的第三类。该书编著者之所以采用此方式，应该是由受访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被访者冯文慈先生作为富有独立个性和代表性的音乐学家，“将之放置于近现代音乐历史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做出适于被访者个体亲历、感受、认知基础上的自我表达。对于这类指向性的采录行为，主要彰显的乃是以被访者作为学术主体采访者配合引导并予客观呈现的采录实践，口述资料的应用范围也将突破现时某一具体学科领域而显得更加宽广”？讁？訛。编著者从前期采访到《访谈录》的具体书写，确是按照此思路贯彻与执行，所呈现的内容包含了冯先生的人生经历、学术历程、人才培养、科研成就、治学理念、学科构划等诸多领域。《访谈录》“以研究对象（被访者）为中心”的口述资料处理方式及被访者音乐学家的职业背景，导致了访谈内容的多样呈现是其必然，此著成为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学界样貌的一个独特窗口。 《访谈录》中所呈现的内容不仅多样，就相关话题的讨论也极为深入。采访者和被访者作为音乐史领域两代音乐学人在各自领域都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和较高的学术涵养，他们之间的讨论常使人“耳目一新”，引导大家进入相关学术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如第六章“对朱载堉相关研究之回顾与思考”，在采访者的引导下，所讨论的话题“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冯先生发表了对律制问题的看法：“我先说当下对十二等比律研究方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上的误区，即认为十二平均律是科学的。我对这个定性抱着质疑的态度……”？輥？輮？訛先生不仅对不同律制的“科学性”进行了学术分析，还深入探讨了律制与音乐的关系及律制实际运用的相关问题，这些观点的发表显然是建立在其多年深耕学术、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再如，冯先生的著作《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将清末民初作为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终结，这一观点同音乐学界一般对古代史的划分有所不同，采访者显然关注到了这一点，并有意抛出话题，先生就此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解释与分析：“按照一般通史，古代史以鸦片战争作为终端是很多人的做法。但是从古代中国到近代中国转折的关键来说，光按1840年划分站不住……”？輥？輯？訛冯先生的此段表述以“学堂乐歌”为切入点，细致阐明了其依从具体的音乐事象为音乐史断代依据的学术观点，充分展现了学者对音乐史断代问题的独立认识和深入思考。
三、学术性的多维呈现
仔细阅读《访谈录》及编著者陈荃有先生近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会发现，围绕着此次对冯文慈先生的访谈，编著者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音乐口述史采录、研究的过程。《访谈录》仅是其“资料性”成果的集中体现，围绕着访谈田野，作者还发表了《在“音研所”的两次编史经历——冯文慈访谈择录》等共8篇论文，？輥？輰？訛其中既有访谈择录，也有理论思考，还有以采录资料为基础的延伸探究，可谓成果丰厚。
《访谈录》本身虽是一部以“资料”为重的著作，编著者在文字处理上也有意削弱自身的存在感，其“要说的话”也主要通过另刊发的系列论文呈现，但这都不能掩盖此著的学术含量，其学术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一是访谈问题设定的学术性。“一问一答”是本著写成的主体形式，每个问题的提出不仅引导着访谈的方向，也决定着访谈的内容。可以看出，《访谈录》中编著者所提问题可总分为两类：一类是作者提前拟定访谈提纲中所设定的问题，二类是作者根据冯先生的现场叙述而继续追问或即时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不仅体现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涵养，也是本著学术性的重要彰显。如“他还有《琴谱》、八册《乐舞全谱》等方面的著述，为什么不多‘关注’一下？”“翻看《中外音乐交流史》有两方面的感触，一是您对历史上的一些成说持一种怀疑态度，比如“伶伦作律”“周穆王西游”等;二是对由于文化交流而出现的种种思潮持一种较为矛盾的看法。您这样的治史观念会不会影响到《中外音乐交流史》写作的客观性”等等问题的提出？輥？輱？訛，无不体现出编著者作为专业人士对学术领域问题的熟知和深入思考。书中类似这样的发问不胜枚举，这些专业问题的不断提出促使谈话的内容更为深入，而不仅仅是史实与事项的列述。这也成为了《访谈录》内容学术性的重要体现途径。
二是访谈者提问方式的专业性。《访谈录》的编著者作为有经验的采访者，访谈过程中充分发挥着引导作用，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地激活和唤醒冯先生尘封的记忆，引导他讲出更多历史的细枝末节，从而获得更多为翔实的历史证据。如“北京师大音乐系当时的师资力量总体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当时音乐系的师资力量有多少人？有30人吗？”等问题的连续追问？輥？輲？訛，反映出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前面谈话内容的表面，出于专业的敏感性，引导冯先生打开记忆之门，从其陈述当中抓住信息点，继续深挖历史的细节，以便梳理清楚20世纪40年代北师大音乐系师资的基本情况。同时，采访者在提问过程中非常注意措辞的准确与简洁，语义明晰、指向明确，有效避免了一语双关、生涩难懂等问题的出现，这也是口述史访谈者专业水准的充分体现。另外，采访者问题的提出也非常注意“度”的把控，这样就给受访者留出了足够自由发挥的空间，这一语言习惯的养成同其多年从事学术刊物编辑的职业背景不无关系。如对我国早期音乐学认识的讨论中，“当时对音乐学专业的设置和对音乐学的思考，上个世纪30年代的王光祈、青主等这些人以及著作的影响难道并不大吗？”？輥？輳？訛可见作者对此问题虽有自己的认识，但提问依旧以探寻的口吻，希望被访者能够不被影响、自由发挥。此发问方式在《访谈录》中贯穿始终，这业已成为了其良好学养及谦逊品质的言行自觉。
三是导语、脚注、按语的客观性。《访谈录》每一章的开始都设有导语，作者用凝练简洁的语言，就每一章的主旨内容、采访背景予以介绍与议论，其中也包括作者对相关学术事象的认知、感悟与理解等内容，以助读者进一步地阅读与深入思考。行文过程中作者不仅对易误解、有歧义的文字予以随文夹注或脚注，还对一些重要的内容做出了适当的解释与延伸。这类注释性文字是史学类文章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如同于自然科学文章中提供的数据资料，具有“征信”的论证意义，同时也是作者治学态度与学术道德水准的重要体现。《访谈录》中的注释类文字格式规范、征引权威、观点客观，是本著学术性彰显的又一亮点。此外，在每章的结尾作者都附有一段按语，以对章节内容进行说明、评论和总结，其中无不闪现着编著者广阔的学术视界与精深的学术认知。阅读此著，此类引导性、注释性的文字内容不应错过。
与冯文慈先生访谈基础上催生的系列论文是编著者以《访谈录》为资料的研究实践既是访谈行为的后续与深入，也是著作者研究成果和主要学术观点的集中体现。作者并未将这8篇论文列入《访谈录》之中，显然这是为了维护《访谈录》资料属性的“有意之举”，此种资料与成果分层处理的方式为“音乐口述史”的研究实践树立了良好的范例。如果能研习以上论文之后再阅读《访谈录》，相信对于《访谈录》书写方式与价值地认识会更为透彻，对所载内容的理解也会更为深刻。《访谈录》的内容涉及我国当代音乐史的诸多方面，相信不同的学者以不同的学术视角切入，多会从中寻找到有价值的发现。
《访谈录》可谓是冯文慈、陈荃有两代音乐学人通力合作，携手共同书写的一部当代音乐史的资料性著作，此种合作书写的方式值得推廣，作者著录的初衷值得弘扬。如书中前言所述，冯文慈先生是在长期患病且手不能书、腿难于行的情况下，纯粹凭借记忆与常年养成的缜密思维来接受采访。采访过程中，由于冯先生年事已高，就讨论话题一再重复、跑题的现象时有发生，作者都如实予以记录，这恰使本著更具温度与真实性，但也侧面体现出本书意指的“冯文慈们”均已到了耄耋之年，身体日渐羸弱（甚至部分已驾鹤西行），他们是新中国音乐历史的亲历者、构建者，他们是我国当代音乐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对于他们音乐人生的著录已“迫在眉睫”。《访谈录》的印行是一个良好的开始，相信会有越来越多记录老一代音乐家的音乐口述史著作不断推出。
张
《访谈录》看似仅是对被访者口述内容的记录，实则从访谈问题的拟定、章节的编排、文本结构的布局、访谈资料的呈现等，无不体现编著者的良苦用心及深入的学术思考。从“音乐口述史”的视角来看，如何科学、客观地看待和处理“口述资料”，此著应该有着一定的示范意义。同时，《访谈录》作为两代音乐学人携手共同完成的一部音乐口述史著录，其书写方式及所呈现的“口述资料”是值得重视与探讨的问题。
一、“写史人”与“说史人”的转换
随着20世纪中叶“口述史”概念的建立及研究方法的普及，“口述史”作为一種专门的治史方式波及到人文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音乐学科自无例外——“音乐口述史”已成为近年音乐领域的学术热点之一。
口述史这项学术活动中涉及到两个主体，即“说史人”（指历史信息的口述者）和“写史人”（指历史文本的撰写者），二者紧密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完成口述史的学术过程。《访谈录》的采访对象冯文慈先生口述的内容，显现出鲜明的音乐史学家的专业背景，从其对音乐历史的认识，到对音乐史学领域研究现状的评说，再到对杨荫浏、黄翔鹏等学者的评价等，都是被访者对某一特定历史本相的原发性或继发性解读，无不显示出其音乐史学家背景身份上的主观判断，这使得《访谈录》“说史人”的口述内容具有了历史观念性存在的史料价值。想必，这也是编著者强调此著具有“口述史料”意义的原因之一④。从另一方面来看，《访谈录》所呈现的内容又具有一定的史实价值，此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访谈录》中所呈现的不带价值和学术判断的内容。比如，有关“说史人”个人、家庭、工作的基本信息，参加各种活动和会议的照片，学术著述的写作与出版，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背景场域的介绍，同期音乐家间的交往，等等。这些内容本身都是实实在在发生和存在过的史事及现象，显然属于历史实在性存在的史实。第二类是上述提到的带有主观判断的历史观念性存在的史料。若是从音乐史学史的视角来审视，将冯先生作为研究对象，则《访谈录》中冯先生对实在性历史存在所做的解读及以音乐史学家的观念重构的“口述历史”，就成为了相对于冯先生个人及中国当代音乐史学史研究的史实。想必这也是作者在前言中提到的，此著可作为音乐史学史研究资料的原因。
口述史之所以“成史”的另一关键因素在于“写史人”。一般情况下，从最初选题的框定、采访对象的确定、采访提纲的拟定（决定口述内容的方向）、信息采录方式的选用、采访内容的择选、文字的编排与布局直到最终“成史”，写史人的观念一直贯穿始终且起着一定的主导作用。《访谈录》的作者似乎在有意削弱作为“写史人”的存在，诚如其前言中所述：“访谈过程的行文力求不事雕琢，以追寻采访的现场原貌……唯遇口语表达容易使读者误读误解之时，方由采访者行以随文夹注、脚注等注释文字，对相关内容做出适当的解释、延伸。”⑤。作者如此“无为而治”的学术处理方式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建立在对“音乐口述史”相关理论长期思考的基础之上。《访谈录》的作者有着多年“音乐口述资料”的采编实践，对于“音乐口述史”有着自省、审慎地学术思考，认为今日所谓“口述史”无非是治史的一种方法，是治史之时需要获取的一类史料，于学术共同体内的学人而言还是须谨言“口述历史”为佳。？譾？訛基于此观点，作者将《访谈录》定位在一部信息比较充分的“口述史料”意义的著作，为学界提供新的有价值的现当代音乐及音乐史学史的资料。？譿？訛有鉴于上，编著者将书名定为“访谈录”，除了同本著的“叙事”方式有关以外，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出自其对于“口述史”理论的独立认知，？讀？訛致使采取了“隐身事后”“无为而治”的文字处理方式，以期尽量客观、真实地转述采访现场，务求信息的“原汁原味”。此时的“写史人”则有了换位于“说史人”的自觉意味（尽可能客观的陈述历史信息）。
二、内容的多样性与深入性
《访谈录》被访者冯文慈先生自1950年始就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戏剧系、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北京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我国重要的音乐教育与研究机构工作，且一直持续到21世纪，从所述内容中基本可以窥见新中国建立后音乐史学术研究和音乐专业人才培养的大致轮廓，内容上有着自洽的完整性。特别是有关音乐史研究事象的背景、缘由、历程、同仁等内容的介绍，可谓是中国当代音乐史学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访谈录》的编著者在其《对音乐口述资料采编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中，根据口述资料的采录观念和操作初衷不同，将学界口述资料的采录行为分为“以采访者的课题所需为中心”“以口述史（Oral History）学科建设为中心”“以研究对象（被访者）为中心”三类。《访谈录》的处理方式显然是作者所提“以研究对象（被访者）为中心”的第三类。该书编著者之所以采用此方式，应该是由受访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被访者冯文慈先生作为富有独立个性和代表性的音乐学家，“将之放置于近现代音乐历史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做出适于被访者个体亲历、感受、认知基础上的自我表达。对于这类指向性的采录行为，主要彰显的乃是以被访者作为学术主体采访者配合引导并予客观呈现的采录实践，口述资料的应用范围也将突破现时某一具体学科领域而显得更加宽广”？讁？訛。编著者从前期采访到《访谈录》的具体书写，确是按照此思路贯彻与执行，所呈现的内容包含了冯先生的人生经历、学术历程、人才培养、科研成就、治学理念、学科构划等诸多领域。《访谈录》“以研究对象（被访者）为中心”的口述资料处理方式及被访者音乐学家的职业背景，导致了访谈内容的多样呈现是其必然，此著成为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学界样貌的一个独特窗口。 《访谈录》中所呈现的内容不仅多样，就相关话题的讨论也极为深入。采访者和被访者作为音乐史领域两代音乐学人在各自领域都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和较高的学术涵养，他们之间的讨论常使人“耳目一新”，引导大家进入相关学术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如第六章“对朱载堉相关研究之回顾与思考”，在采访者的引导下，所讨论的话题“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冯先生发表了对律制问题的看法：“我先说当下对十二等比律研究方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上的误区，即认为十二平均律是科学的。我对这个定性抱着质疑的态度……”？輥？輮？訛先生不仅对不同律制的“科学性”进行了学术分析，还深入探讨了律制与音乐的关系及律制实际运用的相关问题，这些观点的发表显然是建立在其多年深耕学术、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再如，冯先生的著作《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将清末民初作为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终结，这一观点同音乐学界一般对古代史的划分有所不同，采访者显然关注到了这一点，并有意抛出话题，先生就此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解释与分析：“按照一般通史，古代史以鸦片战争作为终端是很多人的做法。但是从古代中国到近代中国转折的关键来说，光按1840年划分站不住……”？輥？輯？訛冯先生的此段表述以“学堂乐歌”为切入点，细致阐明了其依从具体的音乐事象为音乐史断代依据的学术观点，充分展现了学者对音乐史断代问题的独立认识和深入思考。
三、学术性的多维呈现
仔细阅读《访谈录》及编著者陈荃有先生近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会发现，围绕着此次对冯文慈先生的访谈，编著者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音乐口述史采录、研究的过程。《访谈录》仅是其“资料性”成果的集中体现，围绕着访谈田野，作者还发表了《在“音研所”的两次编史经历——冯文慈访谈择录》等共8篇论文，？輥？輰？訛其中既有访谈择录，也有理论思考，还有以采录资料为基础的延伸探究，可谓成果丰厚。
《访谈录》本身虽是一部以“资料”为重的著作，编著者在文字处理上也有意削弱自身的存在感，其“要说的话”也主要通过另刊发的系列论文呈现，但这都不能掩盖此著的学术含量，其学术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一是访谈问题设定的学术性。“一问一答”是本著写成的主体形式，每个问题的提出不仅引导着访谈的方向，也决定着访谈的内容。可以看出，《访谈录》中编著者所提问题可总分为两类：一类是作者提前拟定访谈提纲中所设定的问题，二类是作者根据冯先生的现场叙述而继续追问或即时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不仅体现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涵养，也是本著学术性的重要彰显。如“他还有《琴谱》、八册《乐舞全谱》等方面的著述，为什么不多‘关注’一下？”“翻看《中外音乐交流史》有两方面的感触，一是您对历史上的一些成说持一种怀疑态度，比如“伶伦作律”“周穆王西游”等;二是对由于文化交流而出现的种种思潮持一种较为矛盾的看法。您这样的治史观念会不会影响到《中外音乐交流史》写作的客观性”等等问题的提出？輥？輱？訛，无不体现出编著者作为专业人士对学术领域问题的熟知和深入思考。书中类似这样的发问不胜枚举，这些专业问题的不断提出促使谈话的内容更为深入，而不仅仅是史实与事项的列述。这也成为了《访谈录》内容学术性的重要体现途径。
二是访谈者提问方式的专业性。《访谈录》的编著者作为有经验的采访者，访谈过程中充分发挥着引导作用，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地激活和唤醒冯先生尘封的记忆，引导他讲出更多历史的细枝末节，从而获得更多为翔实的历史证据。如“北京师大音乐系当时的师资力量总体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当时音乐系的师资力量有多少人？有30人吗？”等问题的连续追问？輥？輲？訛，反映出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前面谈话内容的表面，出于专业的敏感性，引导冯先生打开记忆之门，从其陈述当中抓住信息点，继续深挖历史的细节，以便梳理清楚20世纪40年代北师大音乐系师资的基本情况。同时，采访者在提问过程中非常注意措辞的准确与简洁，语义明晰、指向明确，有效避免了一语双关、生涩难懂等问题的出现，这也是口述史访谈者专业水准的充分体现。另外，采访者问题的提出也非常注意“度”的把控，这样就给受访者留出了足够自由发挥的空间，这一语言习惯的养成同其多年从事学术刊物编辑的职业背景不无关系。如对我国早期音乐学认识的讨论中，“当时对音乐学专业的设置和对音乐学的思考，上个世纪30年代的王光祈、青主等这些人以及著作的影响难道并不大吗？”？輥？輳？訛可见作者对此问题虽有自己的认识，但提问依旧以探寻的口吻，希望被访者能够不被影响、自由发挥。此发问方式在《访谈录》中贯穿始终，这业已成为了其良好学养及谦逊品质的言行自觉。
三是导语、脚注、按语的客观性。《访谈录》每一章的开始都设有导语，作者用凝练简洁的语言，就每一章的主旨内容、采访背景予以介绍与议论，其中也包括作者对相关学术事象的认知、感悟与理解等内容，以助读者进一步地阅读与深入思考。行文过程中作者不仅对易误解、有歧义的文字予以随文夹注或脚注，还对一些重要的内容做出了适当的解释与延伸。这类注释性文字是史学类文章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如同于自然科学文章中提供的数据资料，具有“征信”的论证意义，同时也是作者治学态度与学术道德水准的重要体现。《访谈录》中的注释类文字格式规范、征引权威、观点客观，是本著学术性彰显的又一亮点。此外，在每章的结尾作者都附有一段按语，以对章节内容进行说明、评论和总结，其中无不闪现着编著者广阔的学术视界与精深的学术认知。阅读此著，此类引导性、注释性的文字内容不应错过。
与冯文慈先生访谈基础上催生的系列论文是编著者以《访谈录》为资料的研究实践既是访谈行为的后续与深入，也是著作者研究成果和主要学术观点的集中体现。作者并未将这8篇论文列入《访谈录》之中，显然这是为了维护《访谈录》资料属性的“有意之举”，此种资料与成果分层处理的方式为“音乐口述史”的研究实践树立了良好的范例。如果能研习以上论文之后再阅读《访谈录》，相信对于《访谈录》书写方式与价值地认识会更为透彻，对所载内容的理解也会更为深刻。《访谈录》的内容涉及我国当代音乐史的诸多方面，相信不同的学者以不同的学术视角切入，多会从中寻找到有价值的发现。
《访谈录》可谓是冯文慈、陈荃有两代音乐学人通力合作，携手共同书写的一部当代音乐史的资料性著作，此种合作书写的方式值得推廣，作者著录的初衷值得弘扬。如书中前言所述，冯文慈先生是在长期患病且手不能书、腿难于行的情况下，纯粹凭借记忆与常年养成的缜密思维来接受采访。采访过程中，由于冯先生年事已高，就讨论话题一再重复、跑题的现象时有发生，作者都如实予以记录，这恰使本著更具温度与真实性，但也侧面体现出本书意指的“冯文慈们”均已到了耄耋之年，身体日渐羸弱（甚至部分已驾鹤西行），他们是新中国音乐历史的亲历者、构建者，他们是我国当代音乐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对于他们音乐人生的著录已“迫在眉睫”。《访谈录》的印行是一个良好的开始，相信会有越来越多记录老一代音乐家的音乐口述史著作不断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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