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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ler Cowen，“Last Man Stand-ing.”Wilson Quarterly，V01.33，No.2，Spring 2009，pp.55～58，
作者系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认为，尽管人们已多次预言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将发生相对衰落，但这种衰落却似乎从未发生过。如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在指望着美国摆脱经济衰退或萧条，尽管许多国家指责美国是这场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作者指出，当下的现实情况是，整个世界面临的形势越糟糕，美国的相对权力和影响力反而会越大。相较于许多国家而言，美国有更多的人口，有较为统一的治理系统，美联储能够经由印钞票来为救助计划提供资金，即便这样做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总之，美国政府采取行动的能力为美国体制的可信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作者不无揶揄地指出，欧洲央行被明令禁止发行更多的欧元用以救助银行，瑞士央行倒是可以发行瑞士法郎，但是由于这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和瑞士法郎迅速贬值，所以瑞士央行发行瑞士法郎并不合适，且对于瑞士这样一个把本国形容为金融天堂的国家来讲更是如此。作者称，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欧洲自身的系统性弱点使它寻求美国的救助，因为欧洲多家金融机构是资不抵债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的重要债主。作者称，没有哪一位美国金融监管者公开说出这个秘密，但是美联储之所以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原因之一就是它知道欧洲的监管者无法应对因美国国际集团倒闭而引发的余波。
Matt Bai，“Taking the Hill，”NewYork Times Magazine，June 7，2009，pp.30／／47.
作者指出，在2009年夏天，国会和白宫将会努力整合出医疗改革的一揽子方案。作者认为，对于奥巴马而言，这个方案标志着他总统任期的不平凡开端的结束。作者指出，建立新的医疗体制不那么容易，它是自杜鲁门总统以来每位民主党总统都未能实现的立法目标。奥巴马要想兑现他的大选承诺，不仅需要大幅度地增加公共开支，而且他要具有华盛顿历任领导人不曾有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克林顿的医疗改革计划破产之后的十年间，美国的医疗开支几乎涨了两倍，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6％，这一比例创历史最高纪录。一些可能会在1993年反对改革的商业机构现在都渴望降低它们不断增长的医疗开支，保险公司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似乎也越来越愿意对在医疗改革中做出妥协并持开放的态度，如果这种妥协意味着它们可以规避政府采用更强有力的监管方式。
Michael
Schuman，“Building Bridges to China，”Time Magazine，Asia edition，Vol.173，No.20，May 25，2009，p.22.
作者是《时代》杂志的经济专栏作家。他认为，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方面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做得都多。作者指出，在马英九所属的国民党在1949年逃离中国之后，台湾获得外交承认及参加国际论坛受阻，两岸之间的接触也严重受限。但是自从2008年马英九执政之后，台湾和大陆实现了两岸直航，台湾放松了对中国投资的限制，2009年台湾获邀成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马英九承诺将通过与中国大陆的往来，包括推动中国降低台湾出口产品的关税、确保投资担保和知识产权等，进一步提升台湾的经济。但是改善两岸关系有政治风险：一些台湾民众不认为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担心紧密的两岸关系将导致他们丧失身份认同或者主权。马英九不像他的前任陈水扁那样鼓吹台湾独立，这可以解释他的某些成功。但是马英九也拒绝谈判统一问题，在中国撤除针对台湾的导弹之前，他也不会与中国谈判和平条约。
Francis Fukuyama，“A Sense of Unreality，”American Interest，May／June 2009.
福山在文章中指出，对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遭遇的经济危机的程度有多深，在华盛顿“弥漫着一种非现实感”。作者认为，假设金融系统面临的问题是流动性不足而非无力偿还债务的话，可以说现政府的经济团队似乎正在运转，他们的任务就是支持银行直至银行的有毒资产能够被公平地估值。但是福山认为美国经济的问题远比这个假设深得多，它源于多年来美国人的消费和支出超过了他们的储蓄或者生产，加上外来的数万亿美元加剧了债务的激增。福山指出，这是一场不分党派的危机，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在放松金融业监管方面串通一气，从而导致影子银行经济的大发展。这场危机主要是一次美国公共政策的失灵。福山写道：“既然公共部门正在清理这些问题，那么如果我们要整顿我国的经济，在国际舞台上重新赢得信誉，我们就不要对不同于(我们)的资本主义模式感到惊讶。”
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Reshaping the World Order：How Washington Should Reform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Foreign Af-fairs，Vol.88，No.2，March／April 2009，pp.49～63.
两位作者是达特茅斯学院的学者。他们在文章中提出了改革国际秩序的战略路径而非具体的改革方案，并将这个思路提交给正在领导改革进程的华盛顿。他们认为，现存的国际结构，与当今世界面临新的挑战及新兴国家蜂起的局面极不协调；随着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加深，以及美国无法独自解决的全球问题越来越多，发挥国际制度的作用的好处将增加。尽管布什政府在过去8年里已浪费了大量的善意，美国仍然有手段和动机带头建立一个新的制度秩序。美国应该奉行一种强调有利于制度修正的战略，这种战略把现存的秩序与拟建立的秩序联结起来，运用美国的影响力劝说其他政府加入它的行列，改革现存秩序。
Paul Krugman，“Green Econom-ics，”New York Timgs Magazine。A-pril 11，2010，pp.34／／49.
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指出，我们能够负担得起对付气候变化，但是任何严肃的解决方案都必须主要取决于让每个人认识到少一些排放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他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但是气候利他主义必须让位于利己主义。克鲁格曼认为，我们有必要理解气候经济学，或者说减少气候变化的经济学，而不是关注气候变化本身。他指出，里根喜欢谈论市场的魔力，但是保守主义者现在认为，只要市场的刺激被引入诸如节能之类的领域，就会立即失去它的魔力。
Walter Russell Mead，“The Carter Syndrome，”Foreign Policy，January／February 2010，pp.58～64.
作者米德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他认为，在美国历史上，美国历任总统奉行了四种不同的外交政策哲学。米德写道：“在外交政策方面，奥巴马是人格分裂的。”米德认为，奥巴马结合了杰斐逊总统与威尔逊总统的信念。杰斐逊主张有限度地卷入海外纠葛，而威尔逊主张为了国际稳定而推广民主价值观。米德指出，卡特总统也曾认为这两种外交政策哲学可以并行不悖，但是卡特的任期以其外交政策记录的“不连贯与败北”而告终。米德指出，奥巴马在就职演讲中曾经说过，“在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理想之间进行选择是错误的。”但是一年以来，奥巴马就是在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权衡中做决策的。米德赞扬奥巴马为未来数十年美国外交政策设计新的大战略的志向，但是他预计这位第44任总统前面的道路是“困难、不确定的旅程”。
Chris Good，“American Dream in Decline?”Atlantic Monthly，posted on-line March 15，2010.
在2010年2月份由泽维尔(Xavi-er)大学做的一份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实现机会均等、拥有自己的房产和金融成功的“美国梦”越来越难了。更令人不安的一项发现是，回答问卷的1200人中有超过58％的人认为美国在衰落。调查还发现，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是最有希望实现他们的“美国梦”的人。
James A.Thomson，“A House Divided：Polarization and Its Effect on RAND，”RAND Corporation，April 4，2010，35pages.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气氛已日趋极化。根据基思·普尔和霍华德·罗森塔尔的研究表明，国会里的投票模式越来越以政党立场划线，中间派越来越少。产生极化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看上去与投票人所在的地理位置有关。无论出现极化现象的原因到底为何，日益强化的极化现象对政治话语和政治决策的影响是十分清楚的：在两党之间进行协商的空间更小了；公共政策的决策不是基于对哪些政策、项目、做法和程序将能以最小成本达到预期效果的客观分析，而是越来越为意识形态所驱使。
Steve Corhett and Michael J.Da-vidson，“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Presidential Politics，”Parameters，Vol.34，No.4，Winter 2009／2010， pp.58～72.
两位作者是退役军官，他们对公众认可由退役将官来担任总统候选人感到担忧。两位作者认为，这反映出一种“令人不安的美军政治化的趋势”，以及美军将不再遵从传统上一直遵守的非党派化的职业军人伦理。作者认为应该阻止这种做法，因为它对美国武装力量造成了潜在的损害。他们指出，“政治上的中立对于美军按照其现有方式生存下去至关重要。”美国在内战之后开始遵循军队非政治化的职业伦理，在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参加大选并当选总统之前，从1880年到1952年间没有一名职业军官被提名竞选总统。虽然现役军人的党派政治活动受到了限制，但是这些法律上的限制不适用于退役军人。两位作者指出了退役军人获得政治认可可能导致几个潜在的问题：平民出身的政治领导人也许不信任那些在他们看来可能成为自己潜在竞争对手的高级军事顾问；退役军人获得政治上的认可，可能会使现役部队内部的党派政治活动的扩散合法化；军队里的党派活动会削弱美国公众对于军队保持政治中立性的信心。
Christian Caryl，“Crisis?What Crisis?”Foreign Policy，April 5， 2010.
作者是《外交政策》杂志的特约编辑。他在文章中写道，当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之际，有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成百万人将由于这次金融崩溃而返贫的可怕预测。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作者认为，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许多拥抱全球化的新兴经济体吸取了1990年代末金融危机的教训，没有试图人为地支撑经济，而是建立了良好的资产负债表，并向医疗和教育投资。作者指出，全球贸易的分布越来越均衡，中国已经替代美国成为亚洲出口商的更大市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较少受到使西方银行系统脱轨的复杂衍生品的影响。作者指出，世界离消除贫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说：“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回过头来把2008年到2009年的危机看作是一个更平衡的全球经济的开端，那是何等地了不起!”
Gary Pisano and Willy Shih，“Re-stor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Harvard Business Review，V01，87，No.7／8，July／August 2009，pp.114～125.
两位作者都来自哈佛商学院。他们认为，持续几十年的外包已经使美国的工业没有发明下一代高科技产品的手段了，而发明下一代高科技产品对于重建美国经济至关重要。作者认为，由于美国受外包和投资减少的影响丧失了批判性知识和技能及先进材料、工具、生产设备和组件的供应商，所以许多高科技产品再也不能在美国生产出来。许多其他产品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几乎每个美国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都是在亚洲生产和设计的。作者指出，应对这个危机，需要政府和商业机构一起重建国家的工业基础，重建可持续创新所需的集体研发、技术工程和生产能力。
John McQuaid，“The Gulf of Mexico Oil Spill：An Accident Waiting to Happen，”Yale Environment 360，May 10，2010.
作者是一名专门报道环境和科学问题的记者。他指出。最近美国国内关于扩大近海石油开采的呼声反映出人们相信深水采油作业已变得如此安全、技术上如此先进，以致于发生意外事故危险的几率是无穷小的。他认为，此次滚滚原油不断地从墨西哥湾底部一口爆裂的钻井中泄露出来的事故，说明近海石油开采不是一件无风险的事情。作者指出，尽管油井井喷、“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沉没的确切原因在未来数月内仍难以确定，但是系统性的问题已经变得十分明显，其中包括政府监管的松懈、石油工业的自满、政府部门和石油公司不愿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各个承包商之间任务的碎化，以及在不饶人的环境中如何确定海底石油钻探的深度等等。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卢宁编译)
作者系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认为，尽管人们已多次预言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将发生相对衰落，但这种衰落却似乎从未发生过。如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在指望着美国摆脱经济衰退或萧条，尽管许多国家指责美国是这场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作者指出，当下的现实情况是，整个世界面临的形势越糟糕，美国的相对权力和影响力反而会越大。相较于许多国家而言，美国有更多的人口，有较为统一的治理系统，美联储能够经由印钞票来为救助计划提供资金，即便这样做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总之，美国政府采取行动的能力为美国体制的可信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作者不无揶揄地指出，欧洲央行被明令禁止发行更多的欧元用以救助银行，瑞士央行倒是可以发行瑞士法郎，但是由于这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和瑞士法郎迅速贬值，所以瑞士央行发行瑞士法郎并不合适，且对于瑞士这样一个把本国形容为金融天堂的国家来讲更是如此。作者称，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欧洲自身的系统性弱点使它寻求美国的救助，因为欧洲多家金融机构是资不抵债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的重要债主。作者称，没有哪一位美国金融监管者公开说出这个秘密，但是美联储之所以救助美国国际集团，原因之一就是它知道欧洲的监管者无法应对因美国国际集团倒闭而引发的余波。
Matt Bai，“Taking the Hill，”NewYork Times Magazine，June 7，2009，pp.30／／47.
作者指出，在2009年夏天，国会和白宫将会努力整合出医疗改革的一揽子方案。作者认为，对于奥巴马而言，这个方案标志着他总统任期的不平凡开端的结束。作者指出，建立新的医疗体制不那么容易，它是自杜鲁门总统以来每位民主党总统都未能实现的立法目标。奥巴马要想兑现他的大选承诺，不仅需要大幅度地增加公共开支，而且他要具有华盛顿历任领导人不曾有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克林顿的医疗改革计划破产之后的十年间，美国的医疗开支几乎涨了两倍，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6％，这一比例创历史最高纪录。一些可能会在1993年反对改革的商业机构现在都渴望降低它们不断增长的医疗开支，保险公司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似乎也越来越愿意对在医疗改革中做出妥协并持开放的态度，如果这种妥协意味着它们可以规避政府采用更强有力的监管方式。
Michael
Schuman，“Building Bridges to China，”Time Magazine，Asia edition，Vol.173，No.20，May 25，2009，p.22.
作者是《时代》杂志的经济专栏作家。他认为，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方面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做得都多。作者指出，在马英九所属的国民党在1949年逃离中国之后，台湾获得外交承认及参加国际论坛受阻，两岸之间的接触也严重受限。但是自从2008年马英九执政之后，台湾和大陆实现了两岸直航，台湾放松了对中国投资的限制，2009年台湾获邀成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马英九承诺将通过与中国大陆的往来，包括推动中国降低台湾出口产品的关税、确保投资担保和知识产权等，进一步提升台湾的经济。但是改善两岸关系有政治风险：一些台湾民众不认为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担心紧密的两岸关系将导致他们丧失身份认同或者主权。马英九不像他的前任陈水扁那样鼓吹台湾独立，这可以解释他的某些成功。但是马英九也拒绝谈判统一问题，在中国撤除针对台湾的导弹之前，他也不会与中国谈判和平条约。
Francis Fukuyama，“A Sense of Unreality，”American Interest，May／June 2009.
福山在文章中指出，对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遭遇的经济危机的程度有多深，在华盛顿“弥漫着一种非现实感”。作者认为，假设金融系统面临的问题是流动性不足而非无力偿还债务的话，可以说现政府的经济团队似乎正在运转，他们的任务就是支持银行直至银行的有毒资产能够被公平地估值。但是福山认为美国经济的问题远比这个假设深得多，它源于多年来美国人的消费和支出超过了他们的储蓄或者生产，加上外来的数万亿美元加剧了债务的激增。福山指出，这是一场不分党派的危机，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在放松金融业监管方面串通一气，从而导致影子银行经济的大发展。这场危机主要是一次美国公共政策的失灵。福山写道：“既然公共部门正在清理这些问题，那么如果我们要整顿我国的经济，在国际舞台上重新赢得信誉，我们就不要对不同于(我们)的资本主义模式感到惊讶。”
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Reshaping the World Order：How Washington Should Reform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Foreign Af-fairs，Vol.88，No.2，March／April 2009，pp.49～63.
两位作者是达特茅斯学院的学者。他们在文章中提出了改革国际秩序的战略路径而非具体的改革方案，并将这个思路提交给正在领导改革进程的华盛顿。他们认为，现存的国际结构，与当今世界面临新的挑战及新兴国家蜂起的局面极不协调；随着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加深，以及美国无法独自解决的全球问题越来越多，发挥国际制度的作用的好处将增加。尽管布什政府在过去8年里已浪费了大量的善意，美国仍然有手段和动机带头建立一个新的制度秩序。美国应该奉行一种强调有利于制度修正的战略，这种战略把现存的秩序与拟建立的秩序联结起来，运用美国的影响力劝说其他政府加入它的行列，改革现存秩序。
Paul Krugman，“Green Econom-ics，”New York Timgs Magazine。A-pril 11，2010，pp.34／／49.
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指出，我们能够负担得起对付气候变化，但是任何严肃的解决方案都必须主要取决于让每个人认识到少一些排放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他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但是气候利他主义必须让位于利己主义。克鲁格曼认为，我们有必要理解气候经济学，或者说减少气候变化的经济学，而不是关注气候变化本身。他指出，里根喜欢谈论市场的魔力，但是保守主义者现在认为，只要市场的刺激被引入诸如节能之类的领域，就会立即失去它的魔力。
Walter Russell Mead，“The Carter Syndrome，”Foreign Policy，January／February 2010，pp.58～64.
作者米德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他认为，在美国历史上，美国历任总统奉行了四种不同的外交政策哲学。米德写道：“在外交政策方面，奥巴马是人格分裂的。”米德认为，奥巴马结合了杰斐逊总统与威尔逊总统的信念。杰斐逊主张有限度地卷入海外纠葛，而威尔逊主张为了国际稳定而推广民主价值观。米德指出，卡特总统也曾认为这两种外交政策哲学可以并行不悖，但是卡特的任期以其外交政策记录的“不连贯与败北”而告终。米德指出，奥巴马在就职演讲中曾经说过，“在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理想之间进行选择是错误的。”但是一年以来，奥巴马就是在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权衡中做决策的。米德赞扬奥巴马为未来数十年美国外交政策设计新的大战略的志向，但是他预计这位第44任总统前面的道路是“困难、不确定的旅程”。
Chris Good，“American Dream in Decline?”Atlantic Monthly，posted on-line March 15，2010.
在2010年2月份由泽维尔(Xavi-er)大学做的一份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实现机会均等、拥有自己的房产和金融成功的“美国梦”越来越难了。更令人不安的一项发现是，回答问卷的1200人中有超过58％的人认为美国在衰落。调查还发现，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是最有希望实现他们的“美国梦”的人。
James A.Thomson，“A House Divided：Polarization and Its Effect on RAND，”RAND Corporation，April 4，2010，35pages.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气氛已日趋极化。根据基思·普尔和霍华德·罗森塔尔的研究表明，国会里的投票模式越来越以政党立场划线，中间派越来越少。产生极化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看上去与投票人所在的地理位置有关。无论出现极化现象的原因到底为何，日益强化的极化现象对政治话语和政治决策的影响是十分清楚的：在两党之间进行协商的空间更小了；公共政策的决策不是基于对哪些政策、项目、做法和程序将能以最小成本达到预期效果的客观分析，而是越来越为意识形态所驱使。
Steve Corhett and Michael J.Da-vidson，“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Presidential Politics，”Parameters，Vol.34，No.4，Winter 2009／2010， pp.58～72.
两位作者是退役军官，他们对公众认可由退役将官来担任总统候选人感到担忧。两位作者认为，这反映出一种“令人不安的美军政治化的趋势”，以及美军将不再遵从传统上一直遵守的非党派化的职业军人伦理。作者认为应该阻止这种做法，因为它对美国武装力量造成了潜在的损害。他们指出，“政治上的中立对于美军按照其现有方式生存下去至关重要。”美国在内战之后开始遵循军队非政治化的职业伦理，在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参加大选并当选总统之前，从1880年到1952年间没有一名职业军官被提名竞选总统。虽然现役军人的党派政治活动受到了限制，但是这些法律上的限制不适用于退役军人。两位作者指出了退役军人获得政治认可可能导致几个潜在的问题：平民出身的政治领导人也许不信任那些在他们看来可能成为自己潜在竞争对手的高级军事顾问；退役军人获得政治上的认可，可能会使现役部队内部的党派政治活动的扩散合法化；军队里的党派活动会削弱美国公众对于军队保持政治中立性的信心。
Christian Caryl，“Crisis?What Crisis?”Foreign Policy，April 5， 2010.
作者是《外交政策》杂志的特约编辑。他在文章中写道，当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之际，有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成百万人将由于这次金融崩溃而返贫的可怕预测。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作者认为，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许多拥抱全球化的新兴经济体吸取了1990年代末金融危机的教训，没有试图人为地支撑经济，而是建立了良好的资产负债表，并向医疗和教育投资。作者指出，全球贸易的分布越来越均衡，中国已经替代美国成为亚洲出口商的更大市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较少受到使西方银行系统脱轨的复杂衍生品的影响。作者指出，世界离消除贫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说：“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回过头来把2008年到2009年的危机看作是一个更平衡的全球经济的开端，那是何等地了不起!”
Gary Pisano and Willy Shih，“Re-stor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Harvard Business Review，V01，87，No.7／8，July／August 2009，pp.114～125.
两位作者都来自哈佛商学院。他们认为，持续几十年的外包已经使美国的工业没有发明下一代高科技产品的手段了，而发明下一代高科技产品对于重建美国经济至关重要。作者认为，由于美国受外包和投资减少的影响丧失了批判性知识和技能及先进材料、工具、生产设备和组件的供应商，所以许多高科技产品再也不能在美国生产出来。许多其他产品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几乎每个美国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都是在亚洲生产和设计的。作者指出，应对这个危机，需要政府和商业机构一起重建国家的工业基础，重建可持续创新所需的集体研发、技术工程和生产能力。
John McQuaid，“The Gulf of Mexico Oil Spill：An Accident Waiting to Happen，”Yale Environment 360，May 10，2010.
作者是一名专门报道环境和科学问题的记者。他指出。最近美国国内关于扩大近海石油开采的呼声反映出人们相信深水采油作业已变得如此安全、技术上如此先进，以致于发生意外事故危险的几率是无穷小的。他认为，此次滚滚原油不断地从墨西哥湾底部一口爆裂的钻井中泄露出来的事故，说明近海石油开采不是一件无风险的事情。作者指出，尽管油井井喷、“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沉没的确切原因在未来数月内仍难以确定，但是系统性的问题已经变得十分明显，其中包括政府监管的松懈、石油工业的自满、政府部门和石油公司不愿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各个承包商之间任务的碎化，以及在不饶人的环境中如何确定海底石油钻探的深度等等。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卢宁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