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一方面承继传统古典学术的余续前行，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以乾嘉学派为中坚之清代学者，一反明人空疏之习，专从书本上钻研考索，想达到他们所谓‘实事求是’的目的。……他们的研究精神和方法，确有一部分可以做我们模范的，我们万不可以看轻他。他们所做过的工作，也确有一部分把我们所应该的已经做去，或者替我们开出许多门路来，我们不能不感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在另一方面，则逐步接受了西方的近代学科分类与分析方式，进而在中国自身的学术面相上出现了西式与传统之间的某种内在张力，而如何有效地将这两种传统沟通起来，就成为中国学界一直需要面对和尝试的任务之一。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学术之间的交流互动成为常态。以传统民族国家为书写范畴的国别史以及与之相伴的国别思想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等都开始面对一个重新反思的过程，而如何将整体性视角纳入国别史及相关叙述当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判断与衡量学术生命力的重要标志。近20年，除了成于众手的合著作品之外，相继出现了学者各人独著的多卷本作品，如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三卷本）和汪晖先生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本），这两部作品都是以“思想”为关键词加以介入，进而形成对于整体性历史的独具特色的个人学术话语。可以说，在如今学术研究“碎片化”的时代，学者对于自我写作的话语建构力量的器重与强调，成为学术史发展脉络中的一大风景。
　　张世明教授的这部五卷本《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形成了他自己的个人学术话语。而如果说之前的代表作品往往以“思想”作为介入点的话，那么这一作品就力图以“法律”“资源”与“时空”这三大要素作为阐释300年中国历史的关键词。正如作者在该书导论中所指出的，“布罗代尔等人的‘总体史学’（global history）尽管有打破学科壁垒的跨学科含义，但它并不像国内学者所理解的那样是对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无所不包的历史，而是与长时段理论紧密相关的另一层面，也是着眼于时间角度而言的，是一种古今互视的历史观”。因此，该书对这300年中国历史的回顾，不是对相关史料的简单堆积，而是需要在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以一种整体性的视角，以“法律”“资源”和“时空”为三大主轴，来进行“总体史”的书写。
　　之后的各卷分别围绕“边疆民族”“军事战争”“司法场域”和“经济开发”加以展开。对于这样的内容安排，作者指出，尽管各章的论域有所侧重，但主要的时间范围集中于清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个人化的“新清史”作品。就笔者的理解，这种叙述与美国“新清史”学派的取径有一定的差别，毋宁是在对既有研究的反思下所型构的清史“新作”。这种“新作”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分类叙述模式，而通过具有内在联系而又层层递进的问题域，对300年的清史进行有针对性的提问与回答。
　　许倬云先生曾指出：“‘我’‘他’区别，乃是满清一代的特征。十九世纪以后，遭逢世变，西方力量进入中国，无论满汉，都被西潮席卷。满汉的‘我’‘他’，遂为‘中’‘西’的‘我’‘他’压过。同时，中国分化，有‘沿海—内陆’‘城市—乡村’，及教育高低的区分，形成另一系列的‘我’与‘他’，为中国近代历史留下持久的疏离。这是中国卷入全球巨大网络时，几乎难以躲避的新裂痕。”（《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边疆与民族问题在近世的民族国家竞争中日渐凸显，这不仅有清朝自身措置的问题，也跟这整个时期国际地缘态势的大变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朝中期之后，随着北方游牧力量威胁的消除，来自西方殖民力量和北部俄国的威胁开始上升，而清朝后期在疆域版图上的失地局面都来自上述两方面的力量。但不管怎么说，直到清末，清帝国还是维持了一个广阔的版图，并为后来的现代中国所继承，成为我们如今进行政治、经济活动的广阔舞台。正因如此，尽管在这个版图之内存在着诸多差异，但这一版图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成就和维系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也就是作者在这一多卷本作品中一直强调边疆民族问题重要性的原因所在。
　　正是在这种预期之下，作者力图从时空关系的理论高度对“清朝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理论话语在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结构过程加以梳理，并对清朝疆域观念的复杂性与特殊性进行深入的解析，从而将传统写作模式中的思想史与制度史融合起来。在此基础上，作者进入清代疆域空间范围内的军事问题的探究（第三卷），“主要以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为时间范围的中西方军事力量的对比研究为核心，阐明一个道理：鸦片战争后所谓中国之所以被动挨打，是否真的如人们所说的是由于西方‘船坚炮利’所致？如果是这个原因，那么当时西方船坚而坚之何种程度？炮利而利之何种程度？”而作者基于对福柯权力技术学的分析，将军事战争问题与司法场域问题成功地联系了起来，从而在第四卷对于清代司法问题的分析中对清代后期司法改革中的“班房”“发审局”等问题进行详细而富有深意的考索与解读。上述诸卷对于清朝疆域空间内部相关制度性问题的解读与分析，其发展点必然会落实到具体的经济开发之上。第五卷“就时间而言主要限制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研究经济资源的开发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时空观念的变迁等问题”。在这一部分，作者着力探讨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空间性在经济改革方面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问题。作者通过对这一超大型国家的空间特征的分析，揭示了中国在进行近代化和现代化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较之中小型国家更为艰巨的任务，“领域空间辽阔的大国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时间与蕞尔小国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总之，正是这四部分互相关联式地彼此阐释与“支援”论证，形成了具有作者鲜明个人风格的“总体史”作品。
　　在学科分疏日益明显的当下，似乎只有不断地专业化才能获得在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对于整体性问题的研究已然成为一种奢求。但是，总有一些人在默默努力，以自身的独特解读去认识摆在我们面前的整体性问题。而当我们在意识到学术研究“碎片化”趋势之后，回过头再来看，或许能从这些整体性研究作品中找到新的学术意义与动力。
　　[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批准号：BJXM2012-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
　　人类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杨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