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故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二》
　　读《温故一九四二》（完整版），冯小刚名为“不堪回首天道酬勤”的长序带着19年的疲累和悲壮，让我想起安徒生《光荣的荆棘路》———后世至盛的赞誉照亮了智者仁人来时的路，像一片着火的荆棘。庆幸的是，刘震云和冯小刚不必做安徒生所说的殉道者，也无需把答案交给永恒的未来，历史这台幻灯机把画面定格在1942年时，他们已经走在下一帧即将亮起的荆棘路上了。
　　完整版的《温故一九四二》是一本生长的书。小说，是刘震云20年前的作品，像一粒种子，从最后一个句号开始生根发芽，20年来，打磨20余稿，曾枝繁叶茂，又忍痛刀砍斧削，终于开出花来，果实归于书中，便是今天成熟的剧本故事。
　　20年前，《温故一九四二》令当时的冯小刚“对本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飞跃”。回看当时刘震云的其他作品，《一地鸡毛》《单位》《官场》，刚过而立之年，却皆是人情练达之作，参透俗世冷暖。刘震云曾说：直到今天，官场小说也没有超越当年他写的《官场》，因为别人写的是腐败，而他写出了腐败的实质，是腐败背后的温情。而在当时的《温故一九四二》中，刘震云洞彻的是什么？在这部半命题作文中———想编写中国灾难史的好友钱纲找到他，说起1942年的灾荒，他才得知这段历史———是“遗忘”两个字震撼了他。300万河南人死于饥饿，人数是二战时期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被纳粹迫害致死的犹太人的三倍。如此锥心的数字，世人不知，国人不晓，当年河南的幸存者们竟也反问：“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这令人心折骨惊的遗忘背后究竟是什么？停留在“灾多”二字显然非刘氏考问，于是他通过走访录与史料考呈现出1942年的中国时局：国民政府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日军在豫围而不攻的战局使河南处于政治真空境地。经过当年写作的求索，也经过了近20年的回味反思，刘震云说，遗忘背后，他看到了“态度”。
　　他呈现出灾民的态度、国民政府的态度、日军的态度、美军的态度、美国记者的态度……唯独没有作者自己的态度。其实回看20年前的作品，“我”的态度并不乏犀利。对灾民，“我”写道：“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虽然这些土匪，被人用浸油的高粱秆给烧死了。他们的领头人叫毋得安。这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对蒋介石，“我历来赞成各国领袖之间握手言欢，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阶级兄弟；各国民众之间，既不必联合，也没什么可说的。即使发生战争，也不可怕，世界上最后一颗炮弹，才落在领袖的头上。”
　　20年后，从小说到剧本，从种子到果实，残酷更显峥嵘，悲惊生出哽咽。老东家的女儿星星大年三十卖身妓院，换回三升小米；丧失了粮食和银元，老东家从躲灾变成了真正的逃荒，一家人逃得个七零八落，孑然一身；佃户瞎鹿为争口吃食被灾民打倒在沸水锅中一命呜呼；花枝嫁给长工栓柱，只为能卖掉自己，不用卖孩子了……然而在这晦黯的陈述中，如果只是“残酷”，也不是刘氏笔法了。
　　剧本背后那个“我”的态度，我想是敛去了犀利而投射出温情目光的。老东家最后挽起一个孤儿的手，彼此救赎，成为全篇最明亮深远的一笔；即使是被指为独夫民贼的蒋，也有长叹自陈之机：“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羡慕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毛泽东。他们身上没有负担，他们尽可以与民众站在一起。”不同于作者在腐败背后看到的温情———属于腐败者的温情，残酷背后，是刘震云对历史的温情与和解，如钱穆所说“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不禁想到刘震云写完《我不是潘金莲》后有人问他，荒诞背后，温情何在？他说：让你认识到严峻和残酷，就是温情。就像你跟孩子说，上道要小心狼，记得带个火把，这不是吓唬，这就是温情。比哄他说沿途都是莺歌燕舞温情。
　　荆棘繁盛，我想，最终支撑人们走过的，应当是温情而不是一味地痛斥。就像电影最后的那首告慰亡灵也安抚生者的歌中所唱：生命的河/喜悦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作者单位：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责任编辑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