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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福布斯公布全球企业500强，14家韩国企业名列其中。
云集三星、现代、LG、浦项钢铁等诸多大企业的韩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国家。在战后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半个世纪里，大企业与小国家之间的共舞，既跳出了辉煌——60到90年代，韩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汉江奇迹”，也跳出了苍凉——1997年的经济危机韩国遭受重创，伴随大企业负责人纷纷接受调查，数位总统及多位政府高官接连落马。
在两位“舞伴”重新审视各自的位置之后，韩国经济重新启程。如今，大企业仍是这个小国家的“名片”，但二者的关系不再同于往昔。“企业的归企业，国家的归国家”，韩国依旧重视大企业，但也开始更多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政府依旧同大企业保持密切的关系，只是公开的腐败与利益交换得到了清理；大企业家庭化治理的特色仍在，但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与经理人也被引入。
大企业在这个小国家中被称为“财阀”。正如有学者所言，“没有对财阀的理解，就不能理解韩国的经济。”反思这半个世纪的舞步，可以看到的不仅是韩国的经济脉络，也可感知政企之间的分寸平衡。
“压缩式发展道路”
在极短的时间里，韩国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
1961年，作为世界上最贫困之一的韩国，人均收入只有82美元。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人均收入超过一万美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曾表示，韩国发展的特色在于其走出了一条 “压缩式发展道路”，并在短期内走上了“价值链的高端”。
而这种“小国家，大企业”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所在，即动用大量国家资源集中倾向于几家大企业，使其拥有足够的资金和利润进行扩张，达到快速发展直至进入高端领域的目的。
处于狭长半岛之上的韩国，资源匮乏，土地狭小。在日本殖民时期，一些朝鲜的本土企业在家庭化经营基础上，形成“财阀”雏形，但在殖民政府的夹缝下，处于急需增长和备受抑制的窘境。这也启发了韩国财阀：如果想获得成功，就要和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
而在独立初期，这个传统的农业国面临的是人口急剧增长与原材料、生活消费品极度匮乏的局面，而北方随时可能进行的军事行动也使韩国政府面临着发展经济的紧迫性——经济不发展，则政权不稳定。
因此，独立后的韩国，政府与财阀一拍即合，相濡以沫。
50年代，韩国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三星”抢占了先机，创办进口替代业，着力发展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四大产业：纺织、面粉、制糖、水泥，这使三星成功占领了国内糖和毛纺织市场。此外，“三湖”、“凯丰”、“大韩”、“乐喜”、“三洋”等企业也积极参与进口贸易，获取资本的原始积累。
这些大企业在后来的发展中被称为“财阀”，多以家庭化经营为特点，由在许多商业领域中占优势的垄断公司组成。
60年代初，朴正熙上台，他被誉为“韩国历史上最伟大的CEO”，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朴正熙政府竭力推行“出口主导型”。为此，政府将财阀作为出口主力军，并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刺激财阀资本的迅速扩张。
70年代，朴正熙实施重化工业产业政策。为了争取较快发展，政府往往指定某个财阀为依靠对象，对某个项目进行投资，并提供慷慨的金融支持。“现代”趁势大举进攻重工业，从1973年到1980年，实现年平均增长811%的神话。
80年代，韩国意识到了财阀造成的行业垄断等风险，对财阀实施了财务状况监管等管制措施，但此时，财阀已进入了一种平稳增长的阶段，1979年至1985年间，韩国最大10家财阀的价值增长几乎翻了一倍。
从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财阀经历了高速成长、急剧扩张到日趋成熟的阶段。三星、LG、现代、大宇等财阀集团，建立了庞大的企业帝国。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造船与航空，财阀“章鱼爪”式地深入韩国所有生产领域。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财阀带来毁灭性打击。这一年，韩国第14大财阀“韩宝”宣布破产，8家财阀随即相继破产。财阀的多米诺牌的轰塌，深撼韩国经济，大量国际资本开始逃离，韩国经济一蹶不振。
政经共舞
2003年8月4日，现代集团峨山公司董事长郑梦宪从公司总部12层的办公楼上跳楼自杀，震惊全国。
其他财阀领导人的日子也不好过。2006年，大宇董事会主席金宇中因做假账等罪名被判10年徒刑；2008年，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因涉嫌非法转让经营权和逃税而被起诉，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
而曾与这些大企业“和谐共舞“的政客们也遭到了清算。
1995年，当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丑闻被披露时，韩国人感到吃惊的不仅仅是其秘密政治资金的规模和收受贿赂的频繁程度，最令人震惊的是，几乎所有韩国著名的大企业都定期向卢泰愚提供了政治献金。调查机关随后发现，向卢泰愚提供政治献金最多的企业就是现代和三星集团，他们分别向卢泰愚“贡献”了3270万美元。
在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经济腾飞阶段，政治与商业跳出了几乎完美的“舞步”：集权的独裁政府集中扶植大企业的发展，通过举债支持提供发展经费，而对内的行业垄断和对外的贸易保护给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远胜于竞争对手的优势。
在政府创造的这种大资金、大市场的条件下，这些企业也抓住了世界经济结构转型的机遇，成为了“大企业”，也正是这些大企业的飞速发展，撑起了韩国经济的腾飞，也为独裁政府存续提供了物质支持和合理性。同时，在政客与财阀之间的权钱交易，因为独裁体制而得以顺利进行。在此期间，利益的链条完整，舞步和谐。
而进入90年代后，随着国际市场及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昔日的舞步开始乱了节奏。
贸易自由化逐步取代贸易保护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韩国国内政治的民主化也使财阀们失去了政府的绝对支持，由政府支持的举债经营和财阀们急速扩张的战略累积的巨额债务成为了巨大的隐患（1997年末，韩国最大的30家财团债务/权益比率达到了519%），之前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而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脆弱的局面也就被彻底打破，随之而来的便是韩国经济的崩溃。
在人的层面，财阀与政客的利益交换在民主化和政治透明化进程中被阻断，政客的腐败曝光也牵出了财阀的原罪，这也是企业家纷纷落马甚至自杀的原因。
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来支撑起财阀壮大与腾飞的模式已然倒塌，旧曲已换，舞步难起。
不得不变
经济危机与政府的信任危机之后，留下的是一个痛定思痛的政府与诸多不得不变的财阀。
金大中政府上台后，进行了多项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政企关系以及财阀制度改革。
在政企关系层面，金大中政府主要在两个方面动了大手术：第一是彻底割断政企风险伙伴关系。金大中上任后，在其施政纲领中明确指出，必须结束官制经济，要取消政府在贷款、税收、融资等方面赋予大企业集团的优惠措施，并通过立法取消财团的所有特权，割断政经裙带关系，打破财阀的垄断体制。政府开始逐渐从传统的对财阀的保护中退出，转向通过法律体制的完善为企业重组建立一个合适的外部环境。
第二是改变银企之间的关系型融资，向保持距离型融资转变。通过改革，政府的最终目标是使银行摆脱政府控制，自主选择自己的投资方向。
而在财阀制度层面，1998 年 1 月，金大中政府与前5 大财阀达成协议，确定财阀总的改革方向是：提高企业的经营透明度；逐步取消债务互保；彻底改善财务结构，避免过度负债经营；确立主导产业部门，实行专业化经营；以及加强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责任。
1999 年 8 月，政府进一步颁布了三项财阀改革原则：财阀所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治理体制的改进；财阀内部停止相互投资行为以及非法内部交易；防止不正当的财富积累。
在政府的强力推进下，财阀的公司治理结构被大大加强。政府开始从对财阀的保护中退出，包括大宇（排名第 2）、东国（排名第 11）等更多的财阀被执行破产、重组等程序，原先被压制的中小企业得到政府层面的支持与重视。
而在财阀企业内部，也认识到了原有家庭化经营与股权结构不清晰造就的弊端。2000年5月31日，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宣布，将偕同两个儿子——现代集团董事长郑梦宪和现代汽车公司董事长郑梦九，退出现代管理层。
这位一手创办了现代集团，并在集团中享有“国王”般地位的老人在声明中表示，“集团内部互相扶持的结构一直是我们成功的经验，但现在我认为，引入独立的职业经理人更适应国际潮流，是集团在全球化时代保持成功的必由之路。”
云集三星、现代、LG、浦项钢铁等诸多大企业的韩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国家。在战后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半个世纪里，大企业与小国家之间的共舞，既跳出了辉煌——60到90年代，韩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汉江奇迹”，也跳出了苍凉——1997年的经济危机韩国遭受重创，伴随大企业负责人纷纷接受调查，数位总统及多位政府高官接连落马。
在两位“舞伴”重新审视各自的位置之后，韩国经济重新启程。如今，大企业仍是这个小国家的“名片”，但二者的关系不再同于往昔。“企业的归企业，国家的归国家”，韩国依旧重视大企业，但也开始更多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政府依旧同大企业保持密切的关系，只是公开的腐败与利益交换得到了清理；大企业家庭化治理的特色仍在，但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与经理人也被引入。
大企业在这个小国家中被称为“财阀”。正如有学者所言，“没有对财阀的理解，就不能理解韩国的经济。”反思这半个世纪的舞步，可以看到的不仅是韩国的经济脉络，也可感知政企之间的分寸平衡。
“压缩式发展道路”
在极短的时间里，韩国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
1961年，作为世界上最贫困之一的韩国，人均收入只有82美元。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人均收入超过一万美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曾表示，韩国发展的特色在于其走出了一条 “压缩式发展道路”，并在短期内走上了“价值链的高端”。
而这种“小国家，大企业”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所在，即动用大量国家资源集中倾向于几家大企业，使其拥有足够的资金和利润进行扩张，达到快速发展直至进入高端领域的目的。
处于狭长半岛之上的韩国，资源匮乏，土地狭小。在日本殖民时期，一些朝鲜的本土企业在家庭化经营基础上，形成“财阀”雏形，但在殖民政府的夹缝下，处于急需增长和备受抑制的窘境。这也启发了韩国财阀：如果想获得成功，就要和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
而在独立初期，这个传统的农业国面临的是人口急剧增长与原材料、生活消费品极度匮乏的局面，而北方随时可能进行的军事行动也使韩国政府面临着发展经济的紧迫性——经济不发展，则政权不稳定。
因此，独立后的韩国，政府与财阀一拍即合，相濡以沫。
50年代，韩国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三星”抢占了先机，创办进口替代业，着力发展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四大产业：纺织、面粉、制糖、水泥，这使三星成功占领了国内糖和毛纺织市场。此外，“三湖”、“凯丰”、“大韩”、“乐喜”、“三洋”等企业也积极参与进口贸易，获取资本的原始积累。
这些大企业在后来的发展中被称为“财阀”，多以家庭化经营为特点，由在许多商业领域中占优势的垄断公司组成。
60年代初，朴正熙上台，他被誉为“韩国历史上最伟大的CEO”，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朴正熙政府竭力推行“出口主导型”。为此，政府将财阀作为出口主力军，并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刺激财阀资本的迅速扩张。
70年代，朴正熙实施重化工业产业政策。为了争取较快发展，政府往往指定某个财阀为依靠对象，对某个项目进行投资，并提供慷慨的金融支持。“现代”趁势大举进攻重工业，从1973年到1980年，实现年平均增长811%的神话。
80年代，韩国意识到了财阀造成的行业垄断等风险，对财阀实施了财务状况监管等管制措施，但此时，财阀已进入了一种平稳增长的阶段，1979年至1985年间，韩国最大10家财阀的价值增长几乎翻了一倍。
从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财阀经历了高速成长、急剧扩张到日趋成熟的阶段。三星、LG、现代、大宇等财阀集团，建立了庞大的企业帝国。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造船与航空，财阀“章鱼爪”式地深入韩国所有生产领域。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财阀带来毁灭性打击。这一年，韩国第14大财阀“韩宝”宣布破产，8家财阀随即相继破产。财阀的多米诺牌的轰塌，深撼韩国经济，大量国际资本开始逃离，韩国经济一蹶不振。
政经共舞
2003年8月4日，现代集团峨山公司董事长郑梦宪从公司总部12层的办公楼上跳楼自杀，震惊全国。
其他财阀领导人的日子也不好过。2006年，大宇董事会主席金宇中因做假账等罪名被判10年徒刑；2008年，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因涉嫌非法转让经营权和逃税而被起诉，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
而曾与这些大企业“和谐共舞“的政客们也遭到了清算。
1995年，当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丑闻被披露时，韩国人感到吃惊的不仅仅是其秘密政治资金的规模和收受贿赂的频繁程度，最令人震惊的是，几乎所有韩国著名的大企业都定期向卢泰愚提供了政治献金。调查机关随后发现，向卢泰愚提供政治献金最多的企业就是现代和三星集团，他们分别向卢泰愚“贡献”了3270万美元。
在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经济腾飞阶段，政治与商业跳出了几乎完美的“舞步”：集权的独裁政府集中扶植大企业的发展，通过举债支持提供发展经费，而对内的行业垄断和对外的贸易保护给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远胜于竞争对手的优势。
在政府创造的这种大资金、大市场的条件下，这些企业也抓住了世界经济结构转型的机遇，成为了“大企业”，也正是这些大企业的飞速发展，撑起了韩国经济的腾飞，也为独裁政府存续提供了物质支持和合理性。同时，在政客与财阀之间的权钱交易，因为独裁体制而得以顺利进行。在此期间，利益的链条完整，舞步和谐。
而进入90年代后，随着国际市场及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昔日的舞步开始乱了节奏。
贸易自由化逐步取代贸易保护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韩国国内政治的民主化也使财阀们失去了政府的绝对支持，由政府支持的举债经营和财阀们急速扩张的战略累积的巨额债务成为了巨大的隐患（1997年末，韩国最大的30家财团债务/权益比率达到了519%），之前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而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脆弱的局面也就被彻底打破，随之而来的便是韩国经济的崩溃。
在人的层面，财阀与政客的利益交换在民主化和政治透明化进程中被阻断，政客的腐败曝光也牵出了财阀的原罪，这也是企业家纷纷落马甚至自杀的原因。
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来支撑起财阀壮大与腾飞的模式已然倒塌，旧曲已换，舞步难起。
不得不变
经济危机与政府的信任危机之后，留下的是一个痛定思痛的政府与诸多不得不变的财阀。
金大中政府上台后，进行了多项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政企关系以及财阀制度改革。
在政企关系层面，金大中政府主要在两个方面动了大手术：第一是彻底割断政企风险伙伴关系。金大中上任后，在其施政纲领中明确指出，必须结束官制经济，要取消政府在贷款、税收、融资等方面赋予大企业集团的优惠措施，并通过立法取消财团的所有特权，割断政经裙带关系，打破财阀的垄断体制。政府开始逐渐从传统的对财阀的保护中退出，转向通过法律体制的完善为企业重组建立一个合适的外部环境。
第二是改变银企之间的关系型融资，向保持距离型融资转变。通过改革，政府的最终目标是使银行摆脱政府控制，自主选择自己的投资方向。
而在财阀制度层面，1998 年 1 月，金大中政府与前5 大财阀达成协议，确定财阀总的改革方向是：提高企业的经营透明度；逐步取消债务互保；彻底改善财务结构，避免过度负债经营；确立主导产业部门，实行专业化经营；以及加强控股股东和经营者的责任。
1999 年 8 月，政府进一步颁布了三项财阀改革原则：财阀所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治理体制的改进；财阀内部停止相互投资行为以及非法内部交易；防止不正当的财富积累。
在政府的强力推进下，财阀的公司治理结构被大大加强。政府开始从对财阀的保护中退出，包括大宇（排名第 2）、东国（排名第 11）等更多的财阀被执行破产、重组等程序，原先被压制的中小企业得到政府层面的支持与重视。
而在财阀企业内部，也认识到了原有家庭化经营与股权结构不清晰造就的弊端。2000年5月31日，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宣布，将偕同两个儿子——现代集团董事长郑梦宪和现代汽车公司董事长郑梦九，退出现代管理层。
这位一手创办了现代集团，并在集团中享有“国王”般地位的老人在声明中表示，“集团内部互相扶持的结构一直是我们成功的经验，但现在我认为，引入独立的职业经理人更适应国际潮流，是集团在全球化时代保持成功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