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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与全球经济动荡相比，最大的挑战来自国内。
全球经济的日趋复杂，外需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内需支撑就显得更为关键。然而，消费、投资、进出口——“三驾马车”结构上仍处较为严峻的失衡状态，最终消费的能否提振，就成为决定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最为紧要的支撑要素。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说，如果出现实际消费持续下滑，中国以消费扩内需的战略有可能受挫。
刘元春的担忧并非没有任何依据。国家统计局8月9日发布的宏观数据中，剔除价格上涨因素，7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约 10.8％，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连续 4 个月回落，处于 2005 年以来的较低水平。
CPI居高不下，物价走势已经对消费增长产生影响，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国泰君安证券将对2011年全年消费增长的预测，从19.8％下调至16.7％。
与之形成明显反差的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所绘制的蓝图，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并提出“居民消费率上升”的目标。
“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能否成功拓展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让反危机政策所带来的巨大产能得以释放，是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指出。
增长的反差
主流观点认为，通胀是造成消费低迷诸多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中国式通胀的特点决定了，本轮通胀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攀升了的物价亦对居民实际购买力和消费者信心造成打击。
消费者信心强弱的指标——消费者信心指数首先有所体现。以上海为例，消费者对通胀的忧虑导致二季度消费者信心回落至107.7，比上季下降1.3点，比去年同期下降5.7点。
预期消费也出现了不确定性。
央行二季度调查显示，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55.3%，比上一个季度回落。
从更长一点的时期来看，居民当前收入感受和未来收入信心指数同样不容乐观。央行的数据显示，居民当前收入感受指数和未来收入感受指数，2010年到2011年第一季度的季度平均值分别为52.34和52.52，明显低于2005年~2007年的60.21和61.05。
这些指标若成为持续下滑的趋势，中国“十二五”期间实现居民消费率实质性提高的目标就会面临挑战。
硬币的另一面，却是中国经济强劲的增长势头。在中国经济上半年的成绩单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3%，7月的数据是14%。
“随着经济增长的动量初步企稳，我们也许可以看到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上行，或工业增加值至少稳定在15%这一平台上。”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经济规模的扩大似乎并没有为人们的消费水平带来等额的改善。如果出现大多数人“无感经济增长”现象，对改革和发展都是不利的。
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相比，中国最终消费率是逆向下滑的。世行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9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由62.3％降至48％，居民消费率从46.4％下降至35.1％。不仅远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70%~80％左右的水平，即使与中国人均GDP大致相似的国家相比较，也明显偏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与自身比，低消费反映的是手段（生产）与目的（消费）的偏离；而与外国比，低消费则反映的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对外国的消费补贴。
美国媒体认为，过去十年中国给美国消费者补贴了6000亿美元，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今年3月20日《财富》杂志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一看法。
对于这一现象，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范剑平的解释是，在构成GDP的三大需求中，出口和投资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波动性较强，而消费由于惯性的作用相对保持平稳。
他说，经济的较高外向程度意味着进出口方面“大进大出”，而大量出口需要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和资本形成，相对而言投资率要更高；而消费率往往较低。
数据的单向分析意义都是有限度的。刘元春则将矛头指向了经济发展结构，他说，“必须降低投资和净出口占GDP比重，调整政府税收和支出结构，以提高消费率，从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最大化向消费最大化的黄金增长率转变。”
失衡的校正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消费不足的同时遭遇外部环境的恶化。
美欧近期危机四伏，发达经济体增长面临严峻挑战。在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公布的7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中，全美7月PMI指数为50.9，环比下滑4.4；欧元区7月PMI放缓至50.4，降至2009年9月以来最低水平。
美国和欧盟PMI指数双双下降，接近荣枯分界线。领先指数的下滑预示全球经济将放缓。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将保持低迷，随着外部经济风险升温，外需收缩，中国出口产业将受重创。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的推出箭在弦上，美元贬值是完全可以预测的，人民币本身即使不升值，由于美元贬值的原因也会被迫升值。这同样将影响我国出口产业，从而影响经济增速。”曹远征说。
高善文也认同这一判断，他认为全球经济动荡将对中国经济形成向下拉动的力量，“出口可能会回到15%左右。”
事实上，这一趋势已经有所体现。中国7月份官方PMI总指数及出口订单分项指数已连续4个月下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领先指标也进一步回落，这些预示了出口增速未来数月可能有所下滑。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也并不乐观，今年3至6月份，中国出口增速连续4个月回落。尽管7月份单月出口增速回升至20.4％，但市场普遍预测，下一阶段中国外贸环境趋紧几乎成定局。
出口受阻，201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较为强劲的扩张势头，GDP同比增长9.6%。在对GDP的贡献中，出口下降，实际消费继续回落，投资和消费失衡状况进一步加剧。
投资-消费失衡已成为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居民消费倾向未明显改善，经济增长还是被迫更加依赖于投资、出口。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对此颇为担忧，他指出，消费不足，出口又不足的话，中国需求问题马上就会显现。
但中国要保持9%、10%的增长，投资增加，产能就增加，产能增加以后，供给越来越多，而需求不足。“过去没有出现产能过剩是通过出口消化了这些产能。一旦没有出口来消化，未来产能过剩的压力很大。”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达了同样的忧虑。
反危机刺激计划投资中的80%，投向了基础设施和新建住宅。基础设施投资同样会有产能过剩问题，一旦这些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不足，投资收益率会很低。部分地方投融资平台可能会陷入困境，银行不良资产的比重会上升，地方政府会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
曹远征也认同这种风险的存在，但他认为，由于消费的启动短期难见成效，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中国政府本着“在消费的发动机还没有有效启动前，投资这个内需的发动机不能熄火”的思路，以稳定投资为重心，这当然也会影响消费的表现。
对此，中国社科院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认为，如果中国不能进一步通过货币政策的紧缩，改变负利率状况，抑制投资的增长，那么中期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之后，大家不希望见到的硬着陆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必须依靠自己”
对外动力告急，唯有向内寻求。
在刘尚希看来，人们往往只有在面对全球危机的时候才会想起消费的重要性。1998年是一次，2008年又是一次。现在又到了重新认识消费的时候了。
全球经济的动荡局势将长期持续，高善文指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自己”。
2008至2009年全球经济陷入低迷时，中国曾是各主要经济体中的亮点，在刺激性基建项目开支的推动下，为200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贡献了超过一半的份额。
从2009年数据来看，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高，在当时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前提下，中国出口成为逆差（表现在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为-40.6%），中央政府把扩大内需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重点，期间出炉了多项优惠政策着重启动汽车、家电、房地产等消费，取得了政策效果。
大规模、高强度投资对经济拉动的不可持续性与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注定其仅能缓一时之困，非长久之计。
“如果中国政府希望在不依靠高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下更好地保证本国经济增长前景免受外部冲击，则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刺激国内消费。”摩根大通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
中国是否会再次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曹远征直接了当地回应，“完全没有必要”。
“这取决于中国对经济增长多高才满意，如果8%就可以接受，目前维持在8%以上没任何问题。当下稳定增长才是最重要的，而消费更需要持续的稳定。”曹远征说。
从以“产能扩大”为核心的投资型增长，向以“消费最大化”为核心的黄金律增长转变过程中，政府政策仍然是非常关键的要素之一。
“十二五”规划中，消费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目前消费表现欠佳，但是国内消费需求潜力很大已是共识，不断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势必为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构筑一个长期且庞大的内需市场。
然而，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等难题均是突破消费困局的重要掣肘因素。缩小这三个差距，也正是启动和开拓内需的潜力所在。
在刘尚希看来，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改革的引导力量。他说，“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那么，幸福要在消费中寻找。”
刘尚希提出，要扩大消费，首当其冲的是国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改革，其次是金融、税收、物流等方面的改革，进而形成有利于消费的体制环境。
“在逐步提高劳动者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平衡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同时，扩大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消费，逐步提高公共消费在国民消费中的比重，协调好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他建议。
范剑平则认为，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基础，自身不改革，那么绝大多数改革政策效应都会打折扣。
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更利于投资率而不是消费率的提高。有些地方政府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目标，然后在扩大消费和增加投资上做文章，扩大居民消费费力不讨好，增加投资就成了“短平快”选择。
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预算软约束和对投资项目的筹资、建设、经营、偿债和取得资本回报全面负责的主体不清，无疑容忍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热衷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于打破垄断、健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公共服务、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等有利于居民消费率提高的事情缺乏内生的主动性，也缺乏外部监督。
“如果不从体制上入手去改变，即便再过10年，中国经济还将保持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模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将依然遥遥无期。”李迅雷指出。
全球经济的日趋复杂，外需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内需支撑就显得更为关键。然而，消费、投资、进出口——“三驾马车”结构上仍处较为严峻的失衡状态，最终消费的能否提振，就成为决定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最为紧要的支撑要素。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说，如果出现实际消费持续下滑，中国以消费扩内需的战略有可能受挫。
刘元春的担忧并非没有任何依据。国家统计局8月9日发布的宏观数据中，剔除价格上涨因素，7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约 10.8％，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连续 4 个月回落，处于 2005 年以来的较低水平。
CPI居高不下，物价走势已经对消费增长产生影响，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国泰君安证券将对2011年全年消费增长的预测，从19.8％下调至16.7％。
与之形成明显反差的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所绘制的蓝图，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并提出“居民消费率上升”的目标。
“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能否成功拓展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让反危机政策所带来的巨大产能得以释放，是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指出。
增长的反差
主流观点认为，通胀是造成消费低迷诸多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中国式通胀的特点决定了，本轮通胀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攀升了的物价亦对居民实际购买力和消费者信心造成打击。
消费者信心强弱的指标——消费者信心指数首先有所体现。以上海为例，消费者对通胀的忧虑导致二季度消费者信心回落至107.7，比上季下降1.3点，比去年同期下降5.7点。
预期消费也出现了不确定性。
央行二季度调查显示，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55.3%，比上一个季度回落。
从更长一点的时期来看，居民当前收入感受和未来收入信心指数同样不容乐观。央行的数据显示，居民当前收入感受指数和未来收入感受指数，2010年到2011年第一季度的季度平均值分别为52.34和52.52，明显低于2005年~2007年的60.21和61.05。
这些指标若成为持续下滑的趋势，中国“十二五”期间实现居民消费率实质性提高的目标就会面临挑战。
硬币的另一面，却是中国经济强劲的增长势头。在中国经济上半年的成绩单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3%，7月的数据是14%。
“随着经济增长的动量初步企稳，我们也许可以看到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上行，或工业增加值至少稳定在15%这一平台上。”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经济规模的扩大似乎并没有为人们的消费水平带来等额的改善。如果出现大多数人“无感经济增长”现象，对改革和发展都是不利的。
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相比，中国最终消费率是逆向下滑的。世行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9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由62.3％降至48％，居民消费率从46.4％下降至35.1％。不仅远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70%~80％左右的水平，即使与中国人均GDP大致相似的国家相比较，也明显偏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与自身比，低消费反映的是手段（生产）与目的（消费）的偏离；而与外国比，低消费则反映的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对外国的消费补贴。
美国媒体认为，过去十年中国给美国消费者补贴了6000亿美元，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今年3月20日《财富》杂志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一看法。
对于这一现象，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范剑平的解释是，在构成GDP的三大需求中，出口和投资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波动性较强，而消费由于惯性的作用相对保持平稳。
他说，经济的较高外向程度意味着进出口方面“大进大出”，而大量出口需要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和资本形成，相对而言投资率要更高；而消费率往往较低。
数据的单向分析意义都是有限度的。刘元春则将矛头指向了经济发展结构，他说，“必须降低投资和净出口占GDP比重，调整政府税收和支出结构，以提高消费率，从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最大化向消费最大化的黄金增长率转变。”
失衡的校正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消费不足的同时遭遇外部环境的恶化。
美欧近期危机四伏，发达经济体增长面临严峻挑战。在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公布的7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中，全美7月PMI指数为50.9，环比下滑4.4；欧元区7月PMI放缓至50.4，降至2009年9月以来最低水平。
美国和欧盟PMI指数双双下降，接近荣枯分界线。领先指数的下滑预示全球经济将放缓。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将保持低迷，随着外部经济风险升温，外需收缩，中国出口产业将受重创。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的推出箭在弦上，美元贬值是完全可以预测的，人民币本身即使不升值，由于美元贬值的原因也会被迫升值。这同样将影响我国出口产业，从而影响经济增速。”曹远征说。
高善文也认同这一判断，他认为全球经济动荡将对中国经济形成向下拉动的力量，“出口可能会回到15%左右。”
事实上，这一趋势已经有所体现。中国7月份官方PMI总指数及出口订单分项指数已连续4个月下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领先指标也进一步回落，这些预示了出口增速未来数月可能有所下滑。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也并不乐观，今年3至6月份，中国出口增速连续4个月回落。尽管7月份单月出口增速回升至20.4％，但市场普遍预测，下一阶段中国外贸环境趋紧几乎成定局。
出口受阻，201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较为强劲的扩张势头，GDP同比增长9.6%。在对GDP的贡献中，出口下降，实际消费继续回落，投资和消费失衡状况进一步加剧。
投资-消费失衡已成为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居民消费倾向未明显改善，经济增长还是被迫更加依赖于投资、出口。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对此颇为担忧，他指出，消费不足，出口又不足的话，中国需求问题马上就会显现。
但中国要保持9%、10%的增长，投资增加，产能就增加，产能增加以后，供给越来越多，而需求不足。“过去没有出现产能过剩是通过出口消化了这些产能。一旦没有出口来消化，未来产能过剩的压力很大。”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达了同样的忧虑。
反危机刺激计划投资中的80%，投向了基础设施和新建住宅。基础设施投资同样会有产能过剩问题，一旦这些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不足，投资收益率会很低。部分地方投融资平台可能会陷入困境，银行不良资产的比重会上升，地方政府会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
曹远征也认同这种风险的存在，但他认为，由于消费的启动短期难见成效，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中国政府本着“在消费的发动机还没有有效启动前，投资这个内需的发动机不能熄火”的思路，以稳定投资为重心，这当然也会影响消费的表现。
对此，中国社科院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认为，如果中国不能进一步通过货币政策的紧缩，改变负利率状况，抑制投资的增长，那么中期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之后，大家不希望见到的硬着陆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必须依靠自己”
对外动力告急，唯有向内寻求。
在刘尚希看来，人们往往只有在面对全球危机的时候才会想起消费的重要性。1998年是一次，2008年又是一次。现在又到了重新认识消费的时候了。
全球经济的动荡局势将长期持续，高善文指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自己”。
2008至2009年全球经济陷入低迷时，中国曾是各主要经济体中的亮点，在刺激性基建项目开支的推动下，为200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贡献了超过一半的份额。
从2009年数据来看，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高，在当时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前提下，中国出口成为逆差（表现在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为-40.6%），中央政府把扩大内需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重点，期间出炉了多项优惠政策着重启动汽车、家电、房地产等消费，取得了政策效果。
大规模、高强度投资对经济拉动的不可持续性与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注定其仅能缓一时之困，非长久之计。
“如果中国政府希望在不依靠高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下更好地保证本国经济增长前景免受外部冲击，则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刺激国内消费。”摩根大通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
中国是否会再次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曹远征直接了当地回应，“完全没有必要”。
“这取决于中国对经济增长多高才满意，如果8%就可以接受，目前维持在8%以上没任何问题。当下稳定增长才是最重要的，而消费更需要持续的稳定。”曹远征说。
从以“产能扩大”为核心的投资型增长，向以“消费最大化”为核心的黄金律增长转变过程中，政府政策仍然是非常关键的要素之一。
“十二五”规划中，消费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目前消费表现欠佳，但是国内消费需求潜力很大已是共识，不断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势必为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构筑一个长期且庞大的内需市场。
然而，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等难题均是突破消费困局的重要掣肘因素。缩小这三个差距，也正是启动和开拓内需的潜力所在。
在刘尚希看来，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改革的引导力量。他说，“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那么，幸福要在消费中寻找。”
刘尚希提出，要扩大消费，首当其冲的是国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改革，其次是金融、税收、物流等方面的改革，进而形成有利于消费的体制环境。
“在逐步提高劳动者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平衡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同时，扩大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消费，逐步提高公共消费在国民消费中的比重，协调好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他建议。
范剑平则认为，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基础，自身不改革，那么绝大多数改革政策效应都会打折扣。
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更利于投资率而不是消费率的提高。有些地方政府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目标，然后在扩大消费和增加投资上做文章，扩大居民消费费力不讨好，增加投资就成了“短平快”选择。
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预算软约束和对投资项目的筹资、建设、经营、偿债和取得资本回报全面负责的主体不清，无疑容忍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热衷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于打破垄断、健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公共服务、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等有利于居民消费率提高的事情缺乏内生的主动性，也缺乏外部监督。
“如果不从体制上入手去改变，即便再过10年，中国经济还将保持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模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将依然遥遥无期。”李迅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