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是看港片长大的。港片好看啊！枪林弹雨，打打杀杀，倩男靓女，快意恩仇，更何况，香港还有无厘头，比正襟危坐的政治思想课要好玩得多！港片带给你的是人生观呢，对朋友要够义气，对兄弟要帮忙，对感情要专一，我们在里面完成了一整套的男性化的社会、感情教育。
　　在这样的潮流下，“烂片之王”王晶也曾经拍过一部《金钱帝国》。 电影讲的是我们这里再熟悉不过的反贪污，廉政公署成立前，香港的公职人员很腐败。《金钱帝国》的用心显然不在超越电影前辈，它注重的是内地观众。片头有段旁白：1997年，香港政權移交，回归中国。现在的特区政府，无论是官员，还是警察，清正廉洁，享誉世界。但是在回归前，曾经有一段黑暗的时期，形成一个贪污的帝国……
　　这段背景对看懂整个故事是必要的，但看起来总是有那么点不自然。虽然，香港的廉洁指数在透明国际的权威排名中名次很高，全亚洲大概是第一的。历来也都是这么说的，有了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华人为主的廉洁政府的存在，就不能说腐败是华人社会的必然产物。但是，香港的廉洁，和它1997年回归祖国，难道有必然联系吗？
　　原来“三级片大王”也开始说我们久已习惯的政治套话了。这令我们有些不习惯，香港人居然也学会“感谢党感谢政府”。不巧，我们如今已经对这套话语也起了疑心，对这样的 “价值观输出”也感到有些啼笑皆非。
　　香港电影人跑来内地，多半会不大适应。比如，港片的特色，赌片，鬼片，还能拍吗？警匪片，警匪一家，正义和黑暗融混一团，难解难分，还能表现吗？评论家说过，两地电影环境最大的不同，是分级制的有无。内地没有分级制，看起来可以无所不为，实际上会受到更直接的、无所不在的行政审查。任何一部电影都可能因为“不健康”而夭折。反过来，实际上映的片子中，却不乏极度暴力血腥的镜头，不加任何警告地展露在小朋友面前。
　　还有一些“特殊国情”所决定的电影审查。比如九十年代初来内地电影市场试水深的文隽，他和电影局的官员谈话，问为什么不能拍鬼片。对方告知，因为我们有很多农民，文化程度并不高，你拍了鬼片，他们就会真的相信有鬼。
　　官员说的大致是事实。只是他的思路稍显不够与时俱进。他们甚至懒得去学习，其实现实中对所谓的鬼神迷信不再一棒子打死，佛教、道教都被官方承认，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有益因素”。对未知的死后世界、神秘领域有所敬畏，在大自然面前少些虚妄的自负和傲慢，由于担心报应而行为有所检点收敛，这些未必不是件好事。
　　政府下了很大功夫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向外人展示文化魅力。宋祖英不是去了维也纳了？价值输出啊！但是稍微有点血性的摇滚音乐节却被捂死在襁褓之中，害得主办方白白拍了官方那么多马屁，还是难免大受损失。其实，最好的措施之一，莫过于松绑，给艺术家，给整个社会以创作的自由和空间。你给李安拍电影的自由，一部《卧虎藏龙》，就是中国风光最有力的展示，儒释道传统最优雅的诠释，我们还顺便为以色列裔的男人输出了一个春光灿烂的“章子怡”。人们常常说，金融保险这类高级服务业的发展，和一个社会的法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法律越健全，执法越透明，越少不可预期的政治干预，尖端服务业越能壮大生根。恐怕文化产品也需要一个可预见的外部环境。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艺术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我看这位老同志说的话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