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本身就是一种家族文化，它既是家族历史的积淀，又是家族文化的传承。琅琊王氏自汉代步入历史舞台，历经两晋的兴盛，流风余韵延续至隋唐之世，数百年冠冕不绝，固然与外在之社会政治、经济财力有关，但像他们一样能保持门户不衰的并不多见，这与其良好家风有莫大关系。
　　有人根据二十四史中的记载统计，从汉代到明清，琅琊王氏家族共培养出了王导、王睿、王抟等92位宰辅和王融、王羲之、王献之等600余位名士，任何一个中古家族都难以望其项背，这种家族成就无疑得益于王氏家风中“与时推迁”的应世态度。这与王氏家风初创阶段的魏晋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当时正值国家分裂之际，政权更迭频仍，国势衰落，个人与家族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与时推迁”的应世态度是一种积极入世，建立事功，不落窠臼，不尽愚忠的处世哲学。二十四孝之一的王祥是王氏家风的奠定者，王导则是王氏走向极盛的引领者。晋室衣冠南渡，王导与堂兄王敦一内一外协助司马睿建立东晋。王导安抚南渡的北方士族，联络南方士族，极力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为稳定江东局面，立下汗马功劳，时人言“王与马，共天下”，道出了王导对晋朝的再造之功。
　　身为近臣有时刻规劝皇帝的职责，王导成功劝谏晋元帝司马睿戒酒、放弃随意改变储君等行为。
　　后来，晋明帝当着王导的面，询问中书令温峤晋朝得天下的原因。温尚未回答，王导上前一步，说：“温峤年轻不熟悉本朝旧事，我来为陛下陈述。”王导便详细地讲述了司马懿创业初始，诛杀名门望族，宠信培植亲近之人，一直讲到司马昭除掉魏帝高贵乡公曹髦等不光彩的事情。王导以此来规劝晋明帝要远小人，行德政。明帝听后很内疚，掩面伏于坐榻之上说：“如公所言，晋室皇祚安得长久！”
　　历史进入南朝，琅琊王氏子弟王弘、王昙先后辅助刘裕、刘义隆父子建国称帝，将王氏家族再次推向鼎盛；齐代宋，王俭对萧道成的功业立有大功。虽然这种“与时推迁，为新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的做法，为一些人所诟病，但是放眼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也不过是一部帝王易代的周期律而已，只要顺应历史发展，不为腐朽王朝尽愚忠，维护安定大局，尽可能减少战乱，让百姓少受乱离之苦，就是对历史有功。不为一家一姓尽忠，而为国为民建立事功，是琅琊王氏家风的成功之处。
　　作为个人，若缺少文化知识的熏陶滋润，便难有君子之风，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同样，一个家族若缺少学识文化底蕴，其家风层次也不会太高，更难持久。因此，家风的高下不在于家族中出过多少大官、多少大款，而在于文化之高下。除了立德、立功，琅琊王氏家族的另一个治家之道便是立言，注重家学养成，做文化世家，家学与家风互为促进。当然，其成功的诀窍不全在此，而是家族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每每能够走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文化风尚。王家注重名士集会，作为熏陶培养子弟的机会，最著名的当属王羲之召集的兰亭雅集，就连年仅九岁的小儿子王献之也在列，可见其对子弟的培养是不遗余力的。
　　家风是家族的精神文化传统，关乎家族文化的底色和基调，琅琊王氏家风的底色便是立德、立功、立言。為国为民建立功绩，培养家族文化底蕴，保持了王氏家族的长盛不衰，这便是祖德家风带来的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