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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壮：
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大历史系，1984年考入华东师大中国史学所读研。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任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主要从事伊斯兰教、当代宗教和宗教史的研究。2002年获研究员职称，现为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秘书长。
周斌：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现任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影视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导；系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理事，上海电影家协会理事。
陈引驰：
198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9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复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晏可佳：
1988年复旦研究生毕业。现供职于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翻译著作有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池田大作：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等。
晏老师，请问您觉得电影借壳宗教应当遵循怎样的规律？如果宗教仅仅是电影人的调味品，而不是真正去探索宗教意义，这样您能接受吗？
晏可佳：我们现在讨论电影艺术中的宗教，更多应该考虑怎么传达宗教的理念，而不是真实完整反映某些地域的宗教文化。如果真正要让宗教和电影的结合能推动电影的发展，并且考虑到电影的责任感的话，我们更应该考虑宗教的理念是否还有现实意义。
我认为在电影明星和牧师之间二选一，应该请电影明星而不是牧师。现在人们崇拜电影、电影明星、电影故事已经不亚于古时候的人去崇拜宗教领袖或者精神法师。现在世俗社会的电影人应考虑如何把元素有机地整合到艺术表现形式当中去，而不是仅仅考虑表现内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是否让牧师、和尚的形象演的更真实。
葛教授，有没有什么宗教电影中的细节让您特别难忘？
葛壮：《简·爱》这部电影我很喜欢，特别是邱岳峰的配音，让我终生难忘。
陈老师能否谈谈佛教在电影中的表现？
陈引驰：不同艺术形式表现宗教生活，都是不一样的。壁画的表现，文学的表现，地狱轮回善恶报应，都不一样。电影表现生活的层面可能不同，但是观念和它表达的主要对象是有关系的。电影表现的对象是人，比如反映某个人物被宗教救赎的故事。当然也有很特立独行的表达，比如近代李叔同拍过佛教片，就很与众不同，他反映的是宗教中微妙的气场与智慧。
那么伊斯兰教呢，是否有您钟爱的电影？
陈引驰：从伊斯兰教角度来讲，比如作家霍达写《穆斯林的葬礼》，被拍成了电影，这部电影很不错。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体会到许多伊斯兰教的文化，比如伊斯兰教特别注重今世，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安拉的安排，一切都是前定的，所以他们对生死看得很淡。
你看上海的回民公墓，如果有人去世，不会像汉族葬礼那样大哭小叫，穆斯林都是很平静地送死者离去，男性成员行殡礼念经，有专门的仪式。在《穆斯林的葬礼》里就有这样的反映。实际上日常生活和宗教的贯彻是密不可分的，就像水银泻地一样，是很自然的。
周教授，给我们谈谈您看过的有关宗教的电影好吗？
周斌：基督教在西方国家很盛行，这个就表现在他们的电影创作中。《党同伐异》这部美国老片讲了四个小故事，其中一个就取材于《圣经》，这也是电影历史上最早的宗教与电影艺术的结合。
后来延续下来，电影艺术家通过电影表现《圣经》的故事，比如40年代的《十诫》。一般来说宗教电影有三种，一种是直接取材于《圣经》，实际上是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另一种是通过自己的创作对教义产生质疑，批判批评，这种创作也是有的。比如马丁·西科塞斯的《基督最后的诱惑》因为涉及到对天主教交易的看法，所以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很多观众去游行示威抗议。梅尔·吉布森导演的《耶稣受难记》也引起了很多争议。英格玛伯格曼的创作《芬妮与亚历山大》实际上也是对宗教的批判，讲宗教对人性的扼杀。
第三种是表现宗教间的碰撞交叉。比如俄罗斯影片《一个穆斯林》，讲俄罗斯的士兵在阿富汗战争中被俘，信了伊斯兰教，战争结束后，回到家乡跟家里的东正教产生了斗争。总而言之，西方各种电影创作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还是比较丰富多样的。
在中国，很多涉及到宗教的内容比较敏感，而且很多往往是背面敷粉，比如祥林嫂就是深受宗教毒害。改革开放后，人们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很多类型片，功夫片中开始运用宗教的元素来丰富内涵，像《少林寺》、《卧虎藏龙》，都可以看到片中对宗教的反映。还有就是现实题材电影对宗教的表现，像80年代田壮壮《盗马贼》中间对藏传佛教的表现。又比如现在出了很多青年藏族导演——《静静的玛尼石》就是一部反映藏族宗教的影片。它讲一些僧侣过年回家，从宗教世界转换到世俗世界引起的一些心灵困惑，很有新意。
有时候宗教电影并不一定是有关三大宗教的，比如最近的台湾片《赛德克·巴莱》，讲台湾土著的故事，我发现里面就有原始宗教的影子，有那种部落的宗教气息在里面。
有没有某些电影的细节打动过您？
周斌：《盗马贼》对藏传佛教民俗的渲染很多很生动。《天下无贼》开头那对夫妻拜佛的场面也令我十分感动。
周教授谈到冲突的问题，文化冲突背后可能有宗教的冲突。上苍不同，终极信仰不同，电影圈也会有这种反映，不知各位老师能否为我们做个解读？
葛壮：80年代《大众电影》曾经刊出过一部电影《大将西征》。剧本讲的是左宗棠西征的故事。左宗棠在打阿古柏之前在宁夏甘肃对回民进行过镇压，所以这个人对回族来说是个侩子手，但在新疆问题上他对我们国家维持统一是有功的，所以政府对他的评价是双重的。剧本出来以后，全国各地的回民都要求封杀这部电影，后来也确实封杀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这个本子上过《大众电影》，但是没拍成，这就体现了宗教的某种冲突。因为我是研究伊斯兰教的，所以这个我比较记忆深刻。
周斌：宗教本身和政治是有关系的。911后西方对中东包括伊斯兰教都有封杀，美国好莱坞拍的电影中都有伊斯兰教教徒对他们进行袭击的情节，很多电影表现这个主题。但我们国家的电影审查比较严格，宗教问题民族问题都是很谨慎的，政治问题出现的比较少。 至于宗教文化世俗，在电影中的表现也是有的。好莱坞《冒牌天神》把宗教的教义喜剧化世俗化，采用搞笑的手法表现宗教，观众也能接受。我们的《大话西游》也成了经典。把宗教世俗化可能跟当下人民的生活状态有关，把严肃的东西亲民化，大家更加能接受。
在企业界，很多精英，比如乔布斯等等，把东方佛学禅学作为修为的能量来源用到他的企业中去。google讲不做恶，这么大的企业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是和宗教有关的。又比如国内企业TCL的文化是鹰的文化，有图腾文化在里面。现在的国内国外的精英，各位接触到的，精英阶层和宗教的关联，团体或机构的企业信仰和宗教关联是怎样的？
葛壮：尽管说存在信与不信的问题，佛教的很多思想，比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还是深入民间的。像乔布斯和中国企业家把企业之外的修行手段作为提高自己人生境界的方式，对提升整个社会的民族素质是有利无害的。
伊斯兰教也是这样。好莱坞一些电影像《游记恐怖分子》，80年代末的《白头神探》三部曲等，谈到伊斯兰教穆斯林就是丑化他们的形象。实际上全球十几亿人信仰伊斯兰教，其中有很多思想都是有益于人生的，它是帮助我们寻求宁静，帮助我们和心里恶魔作斗争的一种方法。企业家拿它们做自己人生的指导无可厚非。曾经有个企业家把我请过去给职工讲伊斯兰教，这个企业家不是穆斯林，但他有他独特的眼光。他的企业附近就有个礼拜堂，他经常在周末听见里面的念经声。所以他来找我说：“你帮我们说说伊斯兰教究竟讲了些什么？”了解世界上各种宗教文化对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判断事物的标准都有好处。
陈引驰：宗教最实质的问题，为什么需要宗教？为什么要有信仰？这个可能是一种观念。现在世界基本是世俗化了，但人不是只有现实这一面。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另外的面向。论语中孔子也讲性格天道。如果人只是一个单面，可能其他问题就不会去考虑去追求。在这样一个越来越世俗的现实当中，大部分的宗教和现世是异化的。不管信什么，总是精神上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和现实所处的是不一样的。一方面需要内心的平衡，一方面需要有一个和现实不同的寄托，就像乌托邦。对一个人来讲，根本上需要这样的一个追求。作为一群人，在某种意义上也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企业也是这样，需要一种精神的诉诸，好比米兰·昆德拉讲的：生活在别处。所以企业讲宗教，讲精神，就可以看做是一种追求。
周斌：提到乔布斯等一些企业家，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很尊重的。这些企业家能从中国文化中吸取一些来充实他们自己精神领域的追求，这是很值得赞扬的。大家的日常生活都是为生存，现实性很强，很多企业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上升到精神文明，
除了维持企业的发展外还需要企业文化的建设来维系企业的人的精神，体现文化的追求和品牌。而这种企业文化精神往往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能否谈谈个人与宗教亲密接触的经历。宗教对各位的人生起到过怎样的影响？
葛壮：我有个姐姐在香港出生，93年发现生了结肠癌，回到北京看病。开刀后第二年发现转移到肝脏，当时知道后全家都觉得没希望了，北京301医院说已经没法治了，保守治疗，实际上就是等死。说情况好的话六个月，不好的话只能活三个月。
94年圣诞节这一天我接到她电话。她说要到香港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开刀。打完电话后，我出去碰到她的中学同学，她在上海一所教堂做义工。她知道后说没关系，你把你姐姐开刀的日子告诉我，我和教会的姐妹们一起做祷告。我当时真是不太相信。我想这有用吗？
后来1995年2月我姐姐开刀，当地的教会就去给她传教。开刀那天我通知姐姐的朋友，之后我也试着祷告，把一本《圣经》摊开在面前，把手放在上面念经。我可以说，我姐姐到现在还活着。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我开始相信某种力量了，有信仰，奇迹真的能发生。
陈引驰：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但在我印象中，很小的时候我去学农，遇到一个农夫，他说他本来不识字，后来识字了。原因是他35岁时生场大病，要不行了，人家让他念《圣经》信上帝，他为了这个慢慢学字，后来就会了。我问他你是真能见到上帝吗？他说你信你就能见到，不信就见不到。很多宗教的东西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作用，这件事给我印象十分深刻。
还有我之前在京都，有整整一个下午在佛寺度过。当时四周没人，就两个小和尚在念经。我坐了快一个半小时。在那种地方呆着自己就会静下来，心里会有一些感动和体会。
晏可佳：有时候我读一些宗教的经典会很感动。比如有一个故事，讲彼得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生活在希腊，对传统文化除了语言了解的很少，特别是对刚兴起的基督教就更少，所以不小心参与了迫害基督教的活动。
有一次他到一个城市去，在路上他跌倒了，听到一个声音，问他到底要到哪里去。这是句很平淡的话，但是却把他的一生，前半生和后半生劈开了。是这个声音来提醒你彼得前半生的目标在哪里。这个故事告诉我，也许不需要有特别多的灵异的事，超自然的事我们也能够理解宗教。一句希松平常的箴言，就能让精神得到升华。
周斌：我没有信仰，但我母亲有。她年轻时也不信什么教，后来因为生活中碰壁开始信佛。信佛后她的性格胸怀变了很多，现在年纪大了，90岁以上了，身体还很好。她也会给我们讲一些佛教的思想，我感到佛教对完善人性和引导人们向善还是有它的力量。
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大历史系，1984年考入华东师大中国史学所读研。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任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主要从事伊斯兰教、当代宗教和宗教史的研究。2002年获研究员职称，现为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秘书长。
周斌：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现任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影视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导；系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理事，上海电影家协会理事。
陈引驰：
198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9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复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晏可佳：
1988年复旦研究生毕业。现供职于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翻译著作有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池田大作：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等。
晏老师，请问您觉得电影借壳宗教应当遵循怎样的规律？如果宗教仅仅是电影人的调味品，而不是真正去探索宗教意义，这样您能接受吗？
晏可佳：我们现在讨论电影艺术中的宗教，更多应该考虑怎么传达宗教的理念，而不是真实完整反映某些地域的宗教文化。如果真正要让宗教和电影的结合能推动电影的发展，并且考虑到电影的责任感的话，我们更应该考虑宗教的理念是否还有现实意义。
我认为在电影明星和牧师之间二选一，应该请电影明星而不是牧师。现在人们崇拜电影、电影明星、电影故事已经不亚于古时候的人去崇拜宗教领袖或者精神法师。现在世俗社会的电影人应考虑如何把元素有机地整合到艺术表现形式当中去，而不是仅仅考虑表现内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是否让牧师、和尚的形象演的更真实。
葛教授，有没有什么宗教电影中的细节让您特别难忘？
葛壮：《简·爱》这部电影我很喜欢，特别是邱岳峰的配音，让我终生难忘。
陈老师能否谈谈佛教在电影中的表现？
陈引驰：不同艺术形式表现宗教生活，都是不一样的。壁画的表现，文学的表现，地狱轮回善恶报应，都不一样。电影表现生活的层面可能不同，但是观念和它表达的主要对象是有关系的。电影表现的对象是人，比如反映某个人物被宗教救赎的故事。当然也有很特立独行的表达，比如近代李叔同拍过佛教片，就很与众不同，他反映的是宗教中微妙的气场与智慧。
那么伊斯兰教呢，是否有您钟爱的电影？
陈引驰：从伊斯兰教角度来讲，比如作家霍达写《穆斯林的葬礼》，被拍成了电影，这部电影很不错。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体会到许多伊斯兰教的文化，比如伊斯兰教特别注重今世，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安拉的安排，一切都是前定的，所以他们对生死看得很淡。
你看上海的回民公墓，如果有人去世，不会像汉族葬礼那样大哭小叫，穆斯林都是很平静地送死者离去，男性成员行殡礼念经，有专门的仪式。在《穆斯林的葬礼》里就有这样的反映。实际上日常生活和宗教的贯彻是密不可分的，就像水银泻地一样，是很自然的。
周教授，给我们谈谈您看过的有关宗教的电影好吗？
周斌：基督教在西方国家很盛行，这个就表现在他们的电影创作中。《党同伐异》这部美国老片讲了四个小故事，其中一个就取材于《圣经》，这也是电影历史上最早的宗教与电影艺术的结合。
后来延续下来，电影艺术家通过电影表现《圣经》的故事，比如40年代的《十诫》。一般来说宗教电影有三种，一种是直接取材于《圣经》，实际上是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另一种是通过自己的创作对教义产生质疑，批判批评，这种创作也是有的。比如马丁·西科塞斯的《基督最后的诱惑》因为涉及到对天主教交易的看法，所以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很多观众去游行示威抗议。梅尔·吉布森导演的《耶稣受难记》也引起了很多争议。英格玛伯格曼的创作《芬妮与亚历山大》实际上也是对宗教的批判，讲宗教对人性的扼杀。
第三种是表现宗教间的碰撞交叉。比如俄罗斯影片《一个穆斯林》，讲俄罗斯的士兵在阿富汗战争中被俘，信了伊斯兰教，战争结束后，回到家乡跟家里的东正教产生了斗争。总而言之，西方各种电影创作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还是比较丰富多样的。
在中国，很多涉及到宗教的内容比较敏感，而且很多往往是背面敷粉，比如祥林嫂就是深受宗教毒害。改革开放后，人们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很多类型片，功夫片中开始运用宗教的元素来丰富内涵，像《少林寺》、《卧虎藏龙》，都可以看到片中对宗教的反映。还有就是现实题材电影对宗教的表现，像80年代田壮壮《盗马贼》中间对藏传佛教的表现。又比如现在出了很多青年藏族导演——《静静的玛尼石》就是一部反映藏族宗教的影片。它讲一些僧侣过年回家，从宗教世界转换到世俗世界引起的一些心灵困惑，很有新意。
有时候宗教电影并不一定是有关三大宗教的，比如最近的台湾片《赛德克·巴莱》，讲台湾土著的故事，我发现里面就有原始宗教的影子，有那种部落的宗教气息在里面。
有没有某些电影的细节打动过您？
周斌：《盗马贼》对藏传佛教民俗的渲染很多很生动。《天下无贼》开头那对夫妻拜佛的场面也令我十分感动。
周教授谈到冲突的问题，文化冲突背后可能有宗教的冲突。上苍不同，终极信仰不同，电影圈也会有这种反映，不知各位老师能否为我们做个解读？
葛壮：80年代《大众电影》曾经刊出过一部电影《大将西征》。剧本讲的是左宗棠西征的故事。左宗棠在打阿古柏之前在宁夏甘肃对回民进行过镇压，所以这个人对回族来说是个侩子手，但在新疆问题上他对我们国家维持统一是有功的，所以政府对他的评价是双重的。剧本出来以后，全国各地的回民都要求封杀这部电影，后来也确实封杀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这个本子上过《大众电影》，但是没拍成，这就体现了宗教的某种冲突。因为我是研究伊斯兰教的，所以这个我比较记忆深刻。
周斌：宗教本身和政治是有关系的。911后西方对中东包括伊斯兰教都有封杀，美国好莱坞拍的电影中都有伊斯兰教教徒对他们进行袭击的情节，很多电影表现这个主题。但我们国家的电影审查比较严格，宗教问题民族问题都是很谨慎的，政治问题出现的比较少。 至于宗教文化世俗，在电影中的表现也是有的。好莱坞《冒牌天神》把宗教的教义喜剧化世俗化，采用搞笑的手法表现宗教，观众也能接受。我们的《大话西游》也成了经典。把宗教世俗化可能跟当下人民的生活状态有关，把严肃的东西亲民化，大家更加能接受。
在企业界，很多精英，比如乔布斯等等，把东方佛学禅学作为修为的能量来源用到他的企业中去。google讲不做恶，这么大的企业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是和宗教有关的。又比如国内企业TCL的文化是鹰的文化，有图腾文化在里面。现在的国内国外的精英，各位接触到的，精英阶层和宗教的关联，团体或机构的企业信仰和宗教关联是怎样的？
葛壮：尽管说存在信与不信的问题，佛教的很多思想，比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还是深入民间的。像乔布斯和中国企业家把企业之外的修行手段作为提高自己人生境界的方式，对提升整个社会的民族素质是有利无害的。
伊斯兰教也是这样。好莱坞一些电影像《游记恐怖分子》，80年代末的《白头神探》三部曲等，谈到伊斯兰教穆斯林就是丑化他们的形象。实际上全球十几亿人信仰伊斯兰教，其中有很多思想都是有益于人生的，它是帮助我们寻求宁静，帮助我们和心里恶魔作斗争的一种方法。企业家拿它们做自己人生的指导无可厚非。曾经有个企业家把我请过去给职工讲伊斯兰教，这个企业家不是穆斯林，但他有他独特的眼光。他的企业附近就有个礼拜堂，他经常在周末听见里面的念经声。所以他来找我说：“你帮我们说说伊斯兰教究竟讲了些什么？”了解世界上各种宗教文化对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判断事物的标准都有好处。
陈引驰：宗教最实质的问题，为什么需要宗教？为什么要有信仰？这个可能是一种观念。现在世界基本是世俗化了，但人不是只有现实这一面。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另外的面向。论语中孔子也讲性格天道。如果人只是一个单面，可能其他问题就不会去考虑去追求。在这样一个越来越世俗的现实当中，大部分的宗教和现世是异化的。不管信什么，总是精神上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和现实所处的是不一样的。一方面需要内心的平衡，一方面需要有一个和现实不同的寄托，就像乌托邦。对一个人来讲，根本上需要这样的一个追求。作为一群人，在某种意义上也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企业也是这样，需要一种精神的诉诸，好比米兰·昆德拉讲的：生活在别处。所以企业讲宗教，讲精神，就可以看做是一种追求。
周斌：提到乔布斯等一些企业家，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很尊重的。这些企业家能从中国文化中吸取一些来充实他们自己精神领域的追求，这是很值得赞扬的。大家的日常生活都是为生存，现实性很强，很多企业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上升到精神文明，
除了维持企业的发展外还需要企业文化的建设来维系企业的人的精神，体现文化的追求和品牌。而这种企业文化精神往往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能否谈谈个人与宗教亲密接触的经历。宗教对各位的人生起到过怎样的影响？
葛壮：我有个姐姐在香港出生，93年发现生了结肠癌，回到北京看病。开刀后第二年发现转移到肝脏，当时知道后全家都觉得没希望了，北京301医院说已经没法治了，保守治疗，实际上就是等死。说情况好的话六个月，不好的话只能活三个月。
94年圣诞节这一天我接到她电话。她说要到香港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开刀。打完电话后，我出去碰到她的中学同学，她在上海一所教堂做义工。她知道后说没关系，你把你姐姐开刀的日子告诉我，我和教会的姐妹们一起做祷告。我当时真是不太相信。我想这有用吗？
后来1995年2月我姐姐开刀，当地的教会就去给她传教。开刀那天我通知姐姐的朋友，之后我也试着祷告，把一本《圣经》摊开在面前，把手放在上面念经。我可以说，我姐姐到现在还活着。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我开始相信某种力量了，有信仰，奇迹真的能发生。
陈引驰：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但在我印象中，很小的时候我去学农，遇到一个农夫，他说他本来不识字，后来识字了。原因是他35岁时生场大病，要不行了，人家让他念《圣经》信上帝，他为了这个慢慢学字，后来就会了。我问他你是真能见到上帝吗？他说你信你就能见到，不信就见不到。很多宗教的东西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作用，这件事给我印象十分深刻。
还有我之前在京都，有整整一个下午在佛寺度过。当时四周没人，就两个小和尚在念经。我坐了快一个半小时。在那种地方呆着自己就会静下来，心里会有一些感动和体会。
晏可佳：有时候我读一些宗教的经典会很感动。比如有一个故事，讲彼得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生活在希腊，对传统文化除了语言了解的很少，特别是对刚兴起的基督教就更少，所以不小心参与了迫害基督教的活动。
有一次他到一个城市去，在路上他跌倒了，听到一个声音，问他到底要到哪里去。这是句很平淡的话，但是却把他的一生，前半生和后半生劈开了。是这个声音来提醒你彼得前半生的目标在哪里。这个故事告诉我，也许不需要有特别多的灵异的事，超自然的事我们也能够理解宗教。一句希松平常的箴言，就能让精神得到升华。
周斌：我没有信仰，但我母亲有。她年轻时也不信什么教，后来因为生活中碰壁开始信佛。信佛后她的性格胸怀变了很多，现在年纪大了，90岁以上了，身体还很好。她也会给我们讲一些佛教的思想，我感到佛教对完善人性和引导人们向善还是有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