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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我从美国马里兰大学转到香港科技大学教书，回国开会时，遇到了梁鸿，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记得当时她的《中国在梁庄》被很多媒体评为“2010年度十大好书”，她也刚刚获得了华语传媒文学的大奖。即使有如此之多令人羡慕的荣誉，她给我印象还是一位非常朴实、诚恳、谦逊的学者。在学术会议上，她大胆表述自己的观点，非常投入和认真，也勇于质疑权威。她的直爽、大方和热情，跟我的性格很合拍，所以一下子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当我问起她以后的写作方向时，发现原来她早已成熟于心，已经准备着手写《出梁庄记》了。我们隔了一年再次在北京见面时，她的《出梁庄记》的书稿已经写完。去年我看到《出梁庄记》已经顺利出版，反响跟《中国在梁庄》一样大，许多媒体又再次把这本书评为“2013年度十本好书”了。
作为梁鸿的朋友，我从心底为她感到高兴。自己仔细阅读了她的这两本“成名作”后，对梁鸿不仅佩服、敬重，也有一种感动。她跟我的成长轨迹非常不一样，我生于书香之家，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后来又去了美国留学，然后留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书；而她原来是一个纯粹乡野的孩子，小时候真的种过地，放过羊，跟家人挤在破旧的院房里生活，完全靠自己不懈的努力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女学者。最可贵的是，即使通过苦读，已经脱胎换骨似地转换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城市人”，成为了一位大学教授，她还是一点都不忘“本”，不忘自己的“生命之初”，她的心还总是牵挂着自己的故乡，一次次地返乡，一次次地去探访她的故老乡亲，去真切地感受孕育着她的那块土地的精神和心灵，而正是这种对故土和亲人深深的眷恋和关怀成就了她，让她写出了直接触摸到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命脉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
我和梁鸿是同行，同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我们不仅同行，还一样不得不面对女性学者双肩挑的困境：我们都必须接受自己事业上的挑战，同时还要当一个好妈妈、好妻子、好女儿。她虽然2003年才拿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博士学位，可是已经著作颇丰，除了那两本有社会影响力的“成名作”之外，她还出版了学术著作《巫婆的红筷子》《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新启蒙话语的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社会》《“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等。我问她怎么会如此多产，她说自己也不知道，完全靠一股劲，她的成就让我这位同行感到汗颜，也让我越发敬重她，可见我不如她勤奋和刻苦。
一
阅读梁鸿研究当代文学的著作，总能感受到她的才华。虽然她所接受的学术训练，跟我的不一样，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沉浸在英文世界里，可是她一样在学院中受到了西方理论的洗礼。难得的是，她非常有思想，完全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来表述，绝不人云亦云，拒绝拿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来做西方文学理论的“注释”，而是面对当代文学作品提出她自己的思考，提出问题，敢于质疑。在《“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一书中，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她提出了一个个问题，每个问题都点到要害，让我们不得不去深入反思。当她评论到女性作家纯粹的女性书写时，虽然肯定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建立和张扬，但是批评了其局限性，认为女性作家把“男性-社会”意识完全作为对立面来对待，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狭隘和自我封闭的陷阱里，而忽视了女性的“社会属性”。① 这样的文学批评其实跟梁鸿的人生经验以及她对现实世界的感悟紧密相连，所以阎连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认为“她的理论文章，有自己的人生融在其中”。② 作为一位女性学者，梁鸿虽然也关怀女性写作，关怀性别问题，可是她反对把自己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女性研究的领域里，而是积极地参与对社会现实、国家命运的关怀，热切地关注一些公共空间话题，在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属性”上建立女性的主体性。正是有了这一立场，她后来才会投入对“梁庄”的跨学科研究，展示出一位女学者的宏大关怀。
谈到一些当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时，她的批评声音是响亮与独特的。她心中好的文学“应该与时代保持某种紧张的对话关系”，③ “应该让文学重回公共空间之中，重新与民族的政治史和思想史处于积极的对话之中”④。基于这种把文学与“公共想象”紧密相连的定义，她批评当代作家的创作还没有摆脱文学/政治、个人/集体的二元对立思维：“作家在致力于个人命运的书写时，‘社会’与‘民族’往往充当的是一个负性背景，没有被赋予美学与结构上的意义。”⑤在她看来，早期先锋文学由于过于重视“个人性”和美学形式，而掩盖了历史与人关系的复杂性。就连莫言和阎连科这样富有社会批判性的作家，她也认为：“在叙述社会、历史、文明与人的关系时，也只是把它们作为一个纯粹压迫性的力量来展示的，没有把它们作为一种辩证的存在与共生的因素来考察。”⑥梁鸿认为文学应该重视“自我生存实感”，这种文学观，可以追溯到鲁迅。鲁迅总是介入到民族的现实层面，在黑暗的现实面前绝不退让；而相比之下，“中国当代作家的‘介入性’还不够，政治历史往往是一个‘他者’，无论是反思共和国的政治史，还是描述当代生活史，都潜藏着一种与己无关的淡漠”。⑦的确，梁鸿特别佩服鲁迅能够把自我生命与民族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虚无与怀疑中还不失希望与力量。鲁迅的这种“介入性”，她认为正是中国当代作家所缺乏的，所以她批评很多作家无论是表现历史，还是表现现实，都常常陷入“无立场”的状态，或者陷入虚无，在文学表现中丢失了精神和心灵的凝聚点。
二
在梁鸿的文学批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她非常重视当代文学作品的乡村叙事，而其最尖锐的文学批评也表现在对“乡土文学”类型的考察中。对于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她一方面指出了李洱开创了“后现代拼贴”式的新乡村叙事，为乡土叙事带来了新的美学风格和世界观；但是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后现代美学思想和技巧缺乏“根”，缺乏与“根”相连的“情”，所以“作者的灵魂并没有进入乡村灵魂的内部”⑧。对于阎连科在《年月日》《日光流年》《受活》中构筑的文学乡土空间“耙耧山脉”，她虽然肯定其高度的寓言性和隐喻性，但是也批评这样的空间是封闭的，使得对历史和文明的批判走向单一的方向，而忽略了文明发展与原始村庄的复杂的纠缠关系。谈到莫言文学作品中的“高密东北乡”，虽然赞赏莫言充满生命力和想象力的感性语言，但是她质问：“这种‘流畅、浅显、华丽’的叙事风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民间精神’？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携带着作家个人的思想和精神指向？”⑨她甚至认为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被他狂欢式的语言“毒害”了。对于李锐文学作品中的“吕梁山脉”，梁鸿虽然看到了其丰富的文学内涵，以及李锐重建“汉语自觉”和“汉语主体性”的努力，但是她也质疑李锐自创的口语是否“遮蔽”了一些乡土真实的生命形式。总体来说，梁鸿不满足用美学形式构筑的“乡土中国”，不满足文学回到自性。她认为当代文学在追求“纯文学”之后，离现实、历史与底层越来越远，社会责任感越来越低。“‘文学回到自身’成为文学放弃责任的最好说辞，它也成为许多当代作家的基本规则。文学的意义在逐渐缩小，并且，这种缩小被看作是文学的‘正途’。文学/政治，个人/社会，私人叙事/宏大叙事等二元对立思维充斥着当代文学整体语境。”⑩ 她认为1990年后的整体当代文学对“文学性”和“文学自性”的追求，使得文学之路越走越窄，作家普遍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身份，不再参与文学的“公共想象”，不再参与对现代社会和人心的塑造，这样文学只会越来越边缘化。于是，她积极地呼唤文学的“公共性”： 重提文学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文学想象能够为一个民族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创造、想象新的空间，这是文学所具有的人文主义性的最大体现；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当代中国乃至于世界发展史上，在政治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领域，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越来越强大，而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却在日渐萎缩，这直接导致民众公共精神的减弱和丧失。{11}
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梁鸿的文学理念，我的文学理念比较重视文学的自性、文学的审美性与独立性，对文学的“公共性”有一定的疑虑，深怕文学又重新被政治意识形态所绑架，成为公共生活和社会发展的服务工具，但是我同意梁鸿对文学的期待。文学是属于心灵的、情感的、个体的，但是这并不排斥文学对社会的心灵影响和心灵塑造。倘若文学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可以在科学理性的时代中塑造像玛莎·努斯鲍姆所说的“诗性正义”{12}，塑造与政治经济学等科学理性完全不同的生命感受与经验，为在物质主义时代迷失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关于人性和社会的理解和想象。这一种新的心灵塑造方向确实是中国当代文学需要努力的。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就是对她自己的文学观念——“文学作为公共想象的本质” ——的一种具体实践，是她的一次真正的对社会现实的“介入”，是她与当下中国最复杂的公共和社会空间——“正在消逝的乡土中国” ——展开的一次紧张的对话。这两本书属于跨学科的研究，是社会学与文学的结合，既有社会学的实地调查采访，又有文学的特性——用纪实与抒情的文学表现方式来记录一个真实的“梁庄”。后现代化中国恰恰处于一个从乡土中国向城镇化转型的阶段，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原来沈从文作品中那种“诗意”的、有“灵光”的乡土中国已经逐渐消逝，原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由自然的血缘关系构造起来的礼俗社会已经不再稳定，受到现代性的巨大破坏，而付出代价的是活生生的农民个体，无论他们是坚守在乡村，还是游离到城市，他们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族群，他们的精神和身体都必须承担现代社会转型带来的灾难。就像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历史发展进程的二律背反，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矛盾永远都是相辅相成的。然而，梁鸿更愿意有社会承担，愿意做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以她的家乡“梁庄”为范例，在伦理主义的范畴里去看待历史主义对乡村的每一个个体的伤害和掠夺，去看待底层人民作为一个有主体意识的人与城乡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者与现代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互谋关系。她在《艰难的重返》一文中对自己的重返“梁庄”做了一个反思，告诉我们原来她在写这两本书时有一个小小的野心：
既站在大地之中，又回到文明和生活的内部，把目光拉回到大地上那移动的小黑点，“人”——如何移动，如何弯腰、躬身，如何思量眼前山一样远的道路，如何困于劳累和幸福——是《出梁庄记》最基本的任务。它也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13}
换句话说，她要回到人本主义，要关注梁庄的每一个个体，从这些活生生的人的身上，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如何让“乡土中国”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颓败的村庄，是如何让每一个生活在梁庄和走出梁庄的人失去原本支撑着他们的乡土文化的生命凝聚力，是如何一点点地摧毁和瓦解原本美好的乡土人文景观——爱、善、纯厚、朴素、亲情、孝道、知足等——这些属于民族的深厚情感的“根”。她质疑乡村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全球化的模式来发展：“这种‘熟人式的’‘家园式的’乡土文化模式，为什么一定要被‘陌生的’‘个体式的’城市文化模式所代替？”{14} 她拒绝接受现代化让人性付出的代价，因为她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把一个民族的情感寄托和生命力连根拔起。
读《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总是感到一种挥散不去的哀伤。原本在梁鸿儿童记忆中诗意的粱庄，从自然环境来看，不再清新和柔美，村庄的池塘已经彻底“死亡”，成了“一片黑色的淤流，静止的、死亡的、腐败的淤流，没有任何生机”。{15} 她的返乡，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那个童年记忆中美好的故乡已经返不回去了，不仅诗意的自然环境已经不复存在，还有那些凝聚着“乡土中国”的礼俗与文化也已经不复存在了。现代化进程不仅破坏着生态环境的平衡，而且破坏着乡土中国几千年来稳定的封闭的文化伦理结构。由于大部分村民都到城市打工，梁庄基本上已经“人去楼空”，留守儿童得不到正常的亲情关怀和基础教育，留守老人也得不到关爱，以前维系乡土中国的人伦亲情，变得非常陌生和淡漠。留守在梁庄的人没有幸福感，到城里打工的人也没有任何心灵归宿感。
尘土飞扬，农民大规模地迁徙、流转、离散，哪怕“死在半路上”，也要去寻找那“奶与蜜的流淌之地”，确实有《出埃及记》的意味，只不过，“出梁庄”却成为一种反讽的存在。他们没有找到“奶与蜜”，却在大地的边缘和阴影处挣扎、流浪，被歧视、被遗忘、被驱赶，身陷困顿。对他们而言，律法时代还远未来临。他们仍是被遗弃的子民。{16}
《出梁庄记》中记录的一个个到城市中追求幸福的梁庄人，基本上都活在城市的边缘，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任何生活保障，除了每天辛苦地积攒钱，像机器人一样地劳作，好像没有什么别的指望，“发财致富”的光明前景似乎很遥远，他们好像个个都沦为金钱的奴隶 （除了贤义以外），个个都被城市所异化，找不到身份认同，既回不去原来美好的乡村，也无法真正扎根落户在城市里。虽然梁鸿极力描述梁庄人即使在城市的隙缝中处于艰难的生存状态，依旧“倔强”地生活着，但是她的文字中总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忧伤”和“哀痛”，因为在跟每个梁庄人的交流中，她看到的是底层人们真实的历史地位和可怜的生活境况，看到的是乡土中国的“根”——血缘关系、人伦情感、身份认同、心灵和精神——被现代化进程一点点吞噬，她发现正是这种无根的流离失所的感觉让梁庄人失去了幸福感。
三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常常自觉地反省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她对自己这一身份的困惑和反思。当她面对底层人民时，她既不想象鲁迅那样，把村庄想象成一个固定的、停滞的存在，也不想把自己放在启蒙者的地位，高高在上地俯视和怜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父老乡亲们。她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梁庄的一员，来自同样的根，同样的源。她的“介入”现实，建立在“自我生存实感”上，建立在自我的返乡上，建立在自我的救赎上，建立在与梁庄人“同源” “同根” “同一体”的基础上，把自己的灵魂与梁庄人的灵魂融合起来。梁鸿受到萨伊德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的影响，不仅试图回到“语文学”，回到人文主义，探索语言后面蕴含的民族历史的生成和情感的变迁，{17}而且试图通过叩问自我的“身份认同”，从对“我”的追问与怀疑出发，来思考与自我相关的城乡历史和现实问题。我认为她这种对自我身份的反省，对自我的追寻，确实成为她独特的思考“乡土中国”的理性起点。当她把自己也看作是梁庄历史构成的一分子时，她跟梁庄人是平等的，而梁庄人也把她当作自己家乡血肉相连的姐妹而倾吐他们在乡村和城市中的情感历程。这样一来，她就可以避免把“梁庄人”看成一个沉默的“他者”，避免只是做他们的“代言人”甚至“启蒙者”，而是试图让他们发出自已的主体声音。在书中，她都尽量让每个个体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尽量做到客观地记录和描述，让底层人民展现自己的主体性和在城乡生活地复杂的生命经验。记得她在评论当代作家的“底层写作”时，就常常提出“底层能否自我表述”的问题。比如她批评贾平凹在写《高兴》时，还是以知识分子的角度去想象底层人民，以城市思维去看待这一群体，所以不了解农民工在城市中遇到的真正困境和复杂的情感生活。{18} 阅读梁鸿著作的过程中，我常常看到作者内心的挣扎和矛盾，而正是这种“张力”显示出一位学者和思想者的魅力。她一方面试图让底层人民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她又要对乡土中国的转型问题作出学理上的思索；她虽然不愿意像“启蒙者”那样高高在上地仰视底层大众，把自己的价值理念强加在农民身上，可是她的知识背景和思考方向又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和梳理着梁庄和梁庄人；她认为对审美性和文学叙事的追求会遮蔽乡土生活的真实性，但是矛盾的是，她自己优美的叙事文字把对梁庄的“乡愁”带到了广大读者的心中；一方面她在文学评论中总是质疑文学的虚构性和审美性会妨碍作家通向现实的内在痛苦和本质，然而她也承认阎连科的“神实主义”（非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成功再现出现实的内在的真实性。{19} 当梁鸿追求“客观”而真实地表现底层人民的“主体性”和情感的复杂性时，她也一样意识到“真实”的有限性，一样知道“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始终是此消彼长，辩证存在，很难达到两全其美”。{20}当她看到记忆中美好的故乡在死亡中，她一方面知道乡村往城镇的转型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另一方面她希望在这个历史转型过程中能把乡土中国的那些充满灵光的文化之根和精神家园保留下来，希望农村的每一个个体能获得尊严、健康和幸福，而不是成为现代化进程的牺牲品。就像哈代的小说《还乡》表现出个体面对乡土和城市复杂的心态，梁鸿面对“乡土中国”的消逝也充满了内心的挣扎和矛盾，而这种矛盾性、多义性和开放性的思索正是梁庄系列的灵魂所在。
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梁鸿独特的“介入”现实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寻常的“乡土文学”和“底层写作”，看到了乡土生活中的内部灵魂的变迁，看到这一变迁对农民个体的具体影响，也看到这一变迁对中国未来的影响。读完这两本书，我的脑海里回响着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作为一个梁庄成长起来的女学者，梁鸿再次发出了这一呐喊。那些失去父母关爱的乡村留守儿童，那些已经觉得上学“无用”而随时准备追随他们的父母去城里打工的孩子们，那些将来还是不得不艰难地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和缝隙中的“祖国的未来”，怎能不让人感到心痛？而我们又如何能不佩服梁鸿对乡土中国宏大的关怀？如何不被她的“乡愁”所感动？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⑧⑨⑩{20}梁鸿：《“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 第100页、第4页、第41页、第27页、第27-28页、第46页、第158页、第169页、第186页、第195页、第202页。
④{11}{17}梁鸿：《新启蒙话语的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第6页、第4页。
{12}[美]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16}梁鸿：《艰难的重返》，《中国在梁庄》，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页。
{14}{15}梁鸿： 《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第32页。
{19}梁鸿：《新启蒙话语的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9页。她写道：“‘神实主义’把现实主义的‘现实’夸张、变形，从而使现实呈现出更为内在的真实性，把现实主义的‘规劝’引入反讽与戏谑，也使现实背后的多元意义释放出来。”
本栏目责任编辑 马新亚
作为梁鸿的朋友，我从心底为她感到高兴。自己仔细阅读了她的这两本“成名作”后，对梁鸿不仅佩服、敬重，也有一种感动。她跟我的成长轨迹非常不一样，我生于书香之家，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后来又去了美国留学，然后留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书；而她原来是一个纯粹乡野的孩子，小时候真的种过地，放过羊，跟家人挤在破旧的院房里生活，完全靠自己不懈的努力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女学者。最可贵的是，即使通过苦读，已经脱胎换骨似地转换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城市人”，成为了一位大学教授，她还是一点都不忘“本”，不忘自己的“生命之初”，她的心还总是牵挂着自己的故乡，一次次地返乡，一次次地去探访她的故老乡亲，去真切地感受孕育着她的那块土地的精神和心灵，而正是这种对故土和亲人深深的眷恋和关怀成就了她，让她写出了直接触摸到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命脉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
我和梁鸿是同行，同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我们不仅同行，还一样不得不面对女性学者双肩挑的困境：我们都必须接受自己事业上的挑战，同时还要当一个好妈妈、好妻子、好女儿。她虽然2003年才拿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博士学位，可是已经著作颇丰，除了那两本有社会影响力的“成名作”之外，她还出版了学术著作《巫婆的红筷子》《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新启蒙话语的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社会》《“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等。我问她怎么会如此多产，她说自己也不知道，完全靠一股劲，她的成就让我这位同行感到汗颜，也让我越发敬重她，可见我不如她勤奋和刻苦。
一
阅读梁鸿研究当代文学的著作，总能感受到她的才华。虽然她所接受的学术训练，跟我的不一样，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沉浸在英文世界里，可是她一样在学院中受到了西方理论的洗礼。难得的是，她非常有思想，完全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来表述，绝不人云亦云，拒绝拿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来做西方文学理论的“注释”，而是面对当代文学作品提出她自己的思考，提出问题，敢于质疑。在《“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一书中，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她提出了一个个问题，每个问题都点到要害，让我们不得不去深入反思。当她评论到女性作家纯粹的女性书写时，虽然肯定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建立和张扬，但是批评了其局限性，认为女性作家把“男性-社会”意识完全作为对立面来对待，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狭隘和自我封闭的陷阱里，而忽视了女性的“社会属性”。① 这样的文学批评其实跟梁鸿的人生经验以及她对现实世界的感悟紧密相连，所以阎连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认为“她的理论文章，有自己的人生融在其中”。② 作为一位女性学者，梁鸿虽然也关怀女性写作，关怀性别问题，可是她反对把自己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女性研究的领域里，而是积极地参与对社会现实、国家命运的关怀，热切地关注一些公共空间话题，在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属性”上建立女性的主体性。正是有了这一立场，她后来才会投入对“梁庄”的跨学科研究，展示出一位女学者的宏大关怀。
谈到一些当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时，她的批评声音是响亮与独特的。她心中好的文学“应该与时代保持某种紧张的对话关系”，③ “应该让文学重回公共空间之中，重新与民族的政治史和思想史处于积极的对话之中”④。基于这种把文学与“公共想象”紧密相连的定义，她批评当代作家的创作还没有摆脱文学/政治、个人/集体的二元对立思维：“作家在致力于个人命运的书写时，‘社会’与‘民族’往往充当的是一个负性背景，没有被赋予美学与结构上的意义。”⑤在她看来，早期先锋文学由于过于重视“个人性”和美学形式，而掩盖了历史与人关系的复杂性。就连莫言和阎连科这样富有社会批判性的作家，她也认为：“在叙述社会、历史、文明与人的关系时，也只是把它们作为一个纯粹压迫性的力量来展示的，没有把它们作为一种辩证的存在与共生的因素来考察。”⑥梁鸿认为文学应该重视“自我生存实感”，这种文学观，可以追溯到鲁迅。鲁迅总是介入到民族的现实层面，在黑暗的现实面前绝不退让；而相比之下，“中国当代作家的‘介入性’还不够，政治历史往往是一个‘他者’，无论是反思共和国的政治史，还是描述当代生活史，都潜藏着一种与己无关的淡漠”。⑦的确，梁鸿特别佩服鲁迅能够把自我生命与民族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虚无与怀疑中还不失希望与力量。鲁迅的这种“介入性”，她认为正是中国当代作家所缺乏的，所以她批评很多作家无论是表现历史，还是表现现实，都常常陷入“无立场”的状态，或者陷入虚无，在文学表现中丢失了精神和心灵的凝聚点。
二
在梁鸿的文学批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她非常重视当代文学作品的乡村叙事，而其最尖锐的文学批评也表现在对“乡土文学”类型的考察中。对于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她一方面指出了李洱开创了“后现代拼贴”式的新乡村叙事，为乡土叙事带来了新的美学风格和世界观；但是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后现代美学思想和技巧缺乏“根”，缺乏与“根”相连的“情”，所以“作者的灵魂并没有进入乡村灵魂的内部”⑧。对于阎连科在《年月日》《日光流年》《受活》中构筑的文学乡土空间“耙耧山脉”，她虽然肯定其高度的寓言性和隐喻性，但是也批评这样的空间是封闭的，使得对历史和文明的批判走向单一的方向，而忽略了文明发展与原始村庄的复杂的纠缠关系。谈到莫言文学作品中的“高密东北乡”，虽然赞赏莫言充满生命力和想象力的感性语言，但是她质问：“这种‘流畅、浅显、华丽’的叙事风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民间精神’？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携带着作家个人的思想和精神指向？”⑨她甚至认为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被他狂欢式的语言“毒害”了。对于李锐文学作品中的“吕梁山脉”，梁鸿虽然看到了其丰富的文学内涵，以及李锐重建“汉语自觉”和“汉语主体性”的努力，但是她也质疑李锐自创的口语是否“遮蔽”了一些乡土真实的生命形式。总体来说，梁鸿不满足用美学形式构筑的“乡土中国”，不满足文学回到自性。她认为当代文学在追求“纯文学”之后，离现实、历史与底层越来越远，社会责任感越来越低。“‘文学回到自身’成为文学放弃责任的最好说辞，它也成为许多当代作家的基本规则。文学的意义在逐渐缩小，并且，这种缩小被看作是文学的‘正途’。文学/政治，个人/社会，私人叙事/宏大叙事等二元对立思维充斥着当代文学整体语境。”⑩ 她认为1990年后的整体当代文学对“文学性”和“文学自性”的追求，使得文学之路越走越窄，作家普遍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身份，不再参与文学的“公共想象”，不再参与对现代社会和人心的塑造，这样文学只会越来越边缘化。于是，她积极地呼唤文学的“公共性”： 重提文学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文学想象能够为一个民族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创造、想象新的空间，这是文学所具有的人文主义性的最大体现；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当代中国乃至于世界发展史上，在政治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领域，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越来越强大，而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却在日渐萎缩，这直接导致民众公共精神的减弱和丧失。{11}
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梁鸿的文学理念，我的文学理念比较重视文学的自性、文学的审美性与独立性，对文学的“公共性”有一定的疑虑，深怕文学又重新被政治意识形态所绑架，成为公共生活和社会发展的服务工具，但是我同意梁鸿对文学的期待。文学是属于心灵的、情感的、个体的，但是这并不排斥文学对社会的心灵影响和心灵塑造。倘若文学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可以在科学理性的时代中塑造像玛莎·努斯鲍姆所说的“诗性正义”{12}，塑造与政治经济学等科学理性完全不同的生命感受与经验，为在物质主义时代迷失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关于人性和社会的理解和想象。这一种新的心灵塑造方向确实是中国当代文学需要努力的。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就是对她自己的文学观念——“文学作为公共想象的本质” ——的一种具体实践，是她的一次真正的对社会现实的“介入”，是她与当下中国最复杂的公共和社会空间——“正在消逝的乡土中国” ——展开的一次紧张的对话。这两本书属于跨学科的研究，是社会学与文学的结合，既有社会学的实地调查采访，又有文学的特性——用纪实与抒情的文学表现方式来记录一个真实的“梁庄”。后现代化中国恰恰处于一个从乡土中国向城镇化转型的阶段，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原来沈从文作品中那种“诗意”的、有“灵光”的乡土中国已经逐渐消逝，原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由自然的血缘关系构造起来的礼俗社会已经不再稳定，受到现代性的巨大破坏，而付出代价的是活生生的农民个体，无论他们是坚守在乡村，还是游离到城市，他们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族群，他们的精神和身体都必须承担现代社会转型带来的灾难。就像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历史发展进程的二律背反，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矛盾永远都是相辅相成的。然而，梁鸿更愿意有社会承担，愿意做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以她的家乡“梁庄”为范例，在伦理主义的范畴里去看待历史主义对乡村的每一个个体的伤害和掠夺，去看待底层人民作为一个有主体意识的人与城乡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者与现代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互谋关系。她在《艰难的重返》一文中对自己的重返“梁庄”做了一个反思，告诉我们原来她在写这两本书时有一个小小的野心：
既站在大地之中，又回到文明和生活的内部，把目光拉回到大地上那移动的小黑点，“人”——如何移动，如何弯腰、躬身，如何思量眼前山一样远的道路，如何困于劳累和幸福——是《出梁庄记》最基本的任务。它也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13}
换句话说，她要回到人本主义，要关注梁庄的每一个个体，从这些活生生的人的身上，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如何让“乡土中国”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颓败的村庄，是如何让每一个生活在梁庄和走出梁庄的人失去原本支撑着他们的乡土文化的生命凝聚力，是如何一点点地摧毁和瓦解原本美好的乡土人文景观——爱、善、纯厚、朴素、亲情、孝道、知足等——这些属于民族的深厚情感的“根”。她质疑乡村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全球化的模式来发展：“这种‘熟人式的’‘家园式的’乡土文化模式，为什么一定要被‘陌生的’‘个体式的’城市文化模式所代替？”{14} 她拒绝接受现代化让人性付出的代价，因为她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把一个民族的情感寄托和生命力连根拔起。
读《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总是感到一种挥散不去的哀伤。原本在梁鸿儿童记忆中诗意的粱庄，从自然环境来看，不再清新和柔美，村庄的池塘已经彻底“死亡”，成了“一片黑色的淤流，静止的、死亡的、腐败的淤流，没有任何生机”。{15} 她的返乡，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那个童年记忆中美好的故乡已经返不回去了，不仅诗意的自然环境已经不复存在，还有那些凝聚着“乡土中国”的礼俗与文化也已经不复存在了。现代化进程不仅破坏着生态环境的平衡，而且破坏着乡土中国几千年来稳定的封闭的文化伦理结构。由于大部分村民都到城市打工，梁庄基本上已经“人去楼空”，留守儿童得不到正常的亲情关怀和基础教育，留守老人也得不到关爱，以前维系乡土中国的人伦亲情，变得非常陌生和淡漠。留守在梁庄的人没有幸福感，到城里打工的人也没有任何心灵归宿感。
尘土飞扬，农民大规模地迁徙、流转、离散，哪怕“死在半路上”，也要去寻找那“奶与蜜的流淌之地”，确实有《出埃及记》的意味，只不过，“出梁庄”却成为一种反讽的存在。他们没有找到“奶与蜜”，却在大地的边缘和阴影处挣扎、流浪，被歧视、被遗忘、被驱赶，身陷困顿。对他们而言，律法时代还远未来临。他们仍是被遗弃的子民。{16}
《出梁庄记》中记录的一个个到城市中追求幸福的梁庄人，基本上都活在城市的边缘，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任何生活保障，除了每天辛苦地积攒钱，像机器人一样地劳作，好像没有什么别的指望，“发财致富”的光明前景似乎很遥远，他们好像个个都沦为金钱的奴隶 （除了贤义以外），个个都被城市所异化，找不到身份认同，既回不去原来美好的乡村，也无法真正扎根落户在城市里。虽然梁鸿极力描述梁庄人即使在城市的隙缝中处于艰难的生存状态，依旧“倔强”地生活着，但是她的文字中总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忧伤”和“哀痛”，因为在跟每个梁庄人的交流中，她看到的是底层人们真实的历史地位和可怜的生活境况，看到的是乡土中国的“根”——血缘关系、人伦情感、身份认同、心灵和精神——被现代化进程一点点吞噬，她发现正是这种无根的流离失所的感觉让梁庄人失去了幸福感。
三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常常自觉地反省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她对自己这一身份的困惑和反思。当她面对底层人民时，她既不想象鲁迅那样，把村庄想象成一个固定的、停滞的存在，也不想把自己放在启蒙者的地位，高高在上地俯视和怜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父老乡亲们。她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梁庄的一员，来自同样的根，同样的源。她的“介入”现实，建立在“自我生存实感”上，建立在自我的返乡上，建立在自我的救赎上，建立在与梁庄人“同源” “同根” “同一体”的基础上，把自己的灵魂与梁庄人的灵魂融合起来。梁鸿受到萨伊德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的影响，不仅试图回到“语文学”，回到人文主义，探索语言后面蕴含的民族历史的生成和情感的变迁，{17}而且试图通过叩问自我的“身份认同”，从对“我”的追问与怀疑出发，来思考与自我相关的城乡历史和现实问题。我认为她这种对自我身份的反省，对自我的追寻，确实成为她独特的思考“乡土中国”的理性起点。当她把自己也看作是梁庄历史构成的一分子时，她跟梁庄人是平等的，而梁庄人也把她当作自己家乡血肉相连的姐妹而倾吐他们在乡村和城市中的情感历程。这样一来，她就可以避免把“梁庄人”看成一个沉默的“他者”，避免只是做他们的“代言人”甚至“启蒙者”，而是试图让他们发出自已的主体声音。在书中，她都尽量让每个个体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尽量做到客观地记录和描述，让底层人民展现自己的主体性和在城乡生活地复杂的生命经验。记得她在评论当代作家的“底层写作”时，就常常提出“底层能否自我表述”的问题。比如她批评贾平凹在写《高兴》时，还是以知识分子的角度去想象底层人民，以城市思维去看待这一群体，所以不了解农民工在城市中遇到的真正困境和复杂的情感生活。{18} 阅读梁鸿著作的过程中，我常常看到作者内心的挣扎和矛盾，而正是这种“张力”显示出一位学者和思想者的魅力。她一方面试图让底层人民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她又要对乡土中国的转型问题作出学理上的思索；她虽然不愿意像“启蒙者”那样高高在上地仰视底层大众，把自己的价值理念强加在农民身上，可是她的知识背景和思考方向又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和梳理着梁庄和梁庄人；她认为对审美性和文学叙事的追求会遮蔽乡土生活的真实性，但是矛盾的是，她自己优美的叙事文字把对梁庄的“乡愁”带到了广大读者的心中；一方面她在文学评论中总是质疑文学的虚构性和审美性会妨碍作家通向现实的内在痛苦和本质，然而她也承认阎连科的“神实主义”（非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成功再现出现实的内在的真实性。{19} 当梁鸿追求“客观”而真实地表现底层人民的“主体性”和情感的复杂性时，她也一样意识到“真实”的有限性，一样知道“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始终是此消彼长，辩证存在，很难达到两全其美”。{20}当她看到记忆中美好的故乡在死亡中，她一方面知道乡村往城镇的转型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另一方面她希望在这个历史转型过程中能把乡土中国的那些充满灵光的文化之根和精神家园保留下来，希望农村的每一个个体能获得尊严、健康和幸福，而不是成为现代化进程的牺牲品。就像哈代的小说《还乡》表现出个体面对乡土和城市复杂的心态，梁鸿面对“乡土中国”的消逝也充满了内心的挣扎和矛盾，而这种矛盾性、多义性和开放性的思索正是梁庄系列的灵魂所在。
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梁鸿独特的“介入”现实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寻常的“乡土文学”和“底层写作”，看到了乡土生活中的内部灵魂的变迁，看到这一变迁对农民个体的具体影响，也看到这一变迁对中国未来的影响。读完这两本书，我的脑海里回响着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作为一个梁庄成长起来的女学者，梁鸿再次发出了这一呐喊。那些失去父母关爱的乡村留守儿童，那些已经觉得上学“无用”而随时准备追随他们的父母去城里打工的孩子们，那些将来还是不得不艰难地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和缝隙中的“祖国的未来”，怎能不让人感到心痛？而我们又如何能不佩服梁鸿对乡土中国宏大的关怀？如何不被她的“乡愁”所感动？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⑧⑨⑩{20}梁鸿：《“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 第100页、第4页、第41页、第27页、第27-28页、第46页、第158页、第169页、第186页、第195页、第202页。
④{11}{17}梁鸿：《新启蒙话语的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第6页、第4页。
{12}[美]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16}梁鸿：《艰难的重返》，《中国在梁庄》，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页。
{14}{15}梁鸿： 《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第32页。
{19}梁鸿：《新启蒙话语的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9页。她写道：“‘神实主义’把现实主义的‘现实’夸张、变形，从而使现实呈现出更为内在的真实性，把现实主义的‘规劝’引入反讽与戏谑，也使现实背后的多元意义释放出来。”
本栏目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