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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4-0114-03
广西师范大学蓝武教授与弟子蒋盛楠共同完成的力作《<白山司志>点校与研究》一书，于 2016年 5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是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并由广西师范大学予以资助出版。 该书不仅对《白山司志》作了认真地点校，而且对该志作了深入地研究，不愧为我国土司专志研究的最新力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有助于推动土司相关问题学术研究的发展。从总的来讲，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研究内容的全面性
通观中国学术界，迄今为止，对《白山司志》的整理与研究成果堪称薄弱。一是除该书以外，目前尚无任何公开出版的《白山司志》点校本流行于世，此于该志的研究、利用与传布极为不利；二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对《白山司志》进行专门而系统研究者几近于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白山司志》的现实使用价值。在该书问世之前，虽然有肖霞、欧薇薇和韦爱英发表过专门的研究文章，但这些研究都显得比较单一，不够系统、不够全面。笔者认为，该书研究内容十分全面。第一，对《白山司志》进行精点细校。《白山司志》作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土司司所志之一，不仅专记白山土巡检司的地域统治历史，而且保存了大量的土司制度资料。其撰写既具有传统志书编修的共性，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志书的特点。《白山司志》原著包括“世系”“建置”“疆域”“山川”“关梁”“水利”“田赋”“祠庙”“风俗”“物产”“人物”“列女”“冢墓”“土兵”“禨祥”“前事”“诏令”“杂记”等，凡十八卷。著者对《白山司志》进行精细点校，将白山司域上下八百年的自然与社会历史全面呈现。第二，对《白山司志》进行全面研究。陈寅恪先生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该书在介绍《白山司志》的修纂者、版本收藏、编修的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对《白山司志》的体例、内容、编纂原则、编修缺失（包括类目编排、书写意识、资料筛选等）等内容作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白山司志》文献结构、资料来源、取材原则、史料价值与史学功能等内容精深探讨，实现了“存史资政”、“古为今用”的目标，能够为国家治理民族地区服务。
二、点校整理的严谨性
著者在点校整理《白山司志》的过程中，处处体现作为学者、学人对历史的责任和社会的担当，显示学术和学问的严谨。第一，在版本的选择上。于道光十年（1830）由广西蒋氏存远堂镌版印行的《白山司志》刻本虽仅藏于湖南省图书馆一处，但抄本则收藏于包括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近20处，著者并未选择就近的版本，而是通过找寻比照多种版本，最终以今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所藏手抄本为底本，以湖南省图书馆藏道光刻本、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手抄本为参校本，以多种版本逐字逐句进行对校，彰显一个学者的严谨。第二，在体例的选择上。该书依照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的体例，对校出的衍、脱、倒、错之文，直接加以改正、删除或补入，并未使用方括号或圆括号作标志；对于缺字或模糊难辨之文字，则全部以方框替示，以俟考补；对于《白山司志》两本互异而存疑之文，则保留原文，并在该书脚注中给出参校之文，以供读者辨正。同时，该书将每一卷校出的衍、脱、倒、错之文，编辑成校勘记。为保持《白山司志》原书正文（合注文）的连贯性，并未将校勘记置于每卷之末，而是采用脚注的形式，将与正文部分相对应的校注内容全部附于每页之下，亦便于观览。第三，在原著征引文献书目和说明文字资料的处理上。《白山司志》原著每一条目之下常附有征引文献书目或编纂者用于说明的文字资料，这些征引书目或文字说明，原著均用双行小字夹注于正文之内，但由于当今印制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该书在点校及出版印刷过程中未照原著依样排印双行小字，而是将原来的双行小字一依正文字体进行单行排印，同时用圆括号加以标注，以示与原著正文相区别。第四，在少数民族族称的处理上。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文献中，不乏对当时少数民族或族群侮辱或歧视的称谓，《白山司志》也不例外。《白山司志》原书对当时广西境内少数民族的族称，多用“犭”旁。该书在点校整理过程中一律改为“亻”旁或“王”旁（如“獞”改为“僮”，“獠”改为“僚”，“猺”改为“瑶”等），且在文中并未逐一注明。上述相关问题的处理，不仅显示了该书著者认真负责的态度，且彰显了著者高度的学术自觉和学术严谨。
三、研究手段的综合性
作为一部土司专志，《白山司志》真实而综合地记载了白山司辖区内当时的基本面貌，内容广泛，举凡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风俗、人物、前事等各种门类，几乎备载无遗。既记大事要事，也记小事及奇闻异事，既记当时现状，也记历史发展，强调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具备司马光称为“博物之书”和章学诚称为“一方之全史”的特点。诚如所言：“明清之时，我国西南土司众多，纂修方志者甚少，纂成而流传至今者，更为罕见。”《白山司志》作为稀见清代土司专志文献，它不仅为我们记录了白山司数百年间的各方面情况，而且为后世学者深入了解明清时期广西土司社会及王朝中央与壮族土司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大量可资征信的资料。正是由于《白山司志》的独特价值，因此，对原著的研究就必须采取非常手段——资料性与学术性相结合。一般所见，学者对土司史料点校整理的任务是仅对某种土司史料点校、整理后能为历史学、史料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方志学、军事学等学科积累系统而科学的资料，既为当政者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又为科研工作提供原始材料。该书的前半部分即是資料性。但该书同时具有创新性，坚持学术性，颇显高人一筹。大凡《白山司志》之撰者、版本、体例、内容、史料、功能等诸方面内容一应俱全，并将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史料学、文献编纂学、方志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融入其中，充分彰显了该书的学术性以及研究的综合性。 四、学术研究的创新性
著者认为，从文献编纂学而言，《白山司志》具有较高的编纂质量与史料价值，具有与众不同的品质特征与个性魅力，诚为清代遗留至今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无愧于“司所志善本”，在中国方志学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基于该书著者对原著的的高度赞许与肯定，才使著者在体例的选择上、原著征引文献书目和说明文字资料的处理上不乏创新之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方法的创新。该书除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及传统的文献法之外，综合运用历史学、史料学、文献编纂学、方志学、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使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二是对《白山司志》的史料价值与史学功能的高度评价。著者认为，《白山司志》乃王氏以土司身份编修土司史，详记明清时期白山司域的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实态，大凡明清时期白山土司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状况以及明清政府针对壮族土司的政策与态度几近备载无遗，尤其是有关清代土司袭替、土司社会经济生活资料等在《白山司志》中得以流传再现，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对于当今中国土司制度研究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利用价值。基于此，著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多角度对《白山司志》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对原著给予客观而公正的评价。三是指出《白山司志》的编修缺失。作为一部专门记录白山土司辖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方志文献，《白山司志》虽然在保留土司制度资料和展现地方社会历史方面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并非意味着《白山司志》就十全十美，毫无瑕疵。著者认为，《白山司志》作为明清时期地方土司编纂的地方志书，不可避免地在内容和形式上充斥了一定的封建糟粕，特别是在类目编排、书写意识和资料筛选标准等方面的缺失较为严重，使用时尚须谨慎对待。
诚然，由于该书既要对原著作点校整理，又要对原著作深入研究，难免顾此失彼。特别是该书局限于对原著的研究，而对中国土司制度（包括各专项制度）的研究以及对白山土司作为个案的研究甚少，这无疑是可以进一步改进之处。
总而言之，该书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学术著作，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因篇幅所限未能逐一展开。其中的不足之处自然是瑕不掩瑜。该书上述的四大特点和突破，足以标示着著者在土司专志研究的新起点。可以这样说，该书的出版，不仅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在土司专志研究的空白，而且对于推动土司个案研究的深入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刘冰清
文字校对：赵 颖
广西师范大学蓝武教授与弟子蒋盛楠共同完成的力作《<白山司志>点校与研究》一书，于 2016年 5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是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并由广西师范大学予以资助出版。 该书不仅对《白山司志》作了认真地点校，而且对该志作了深入地研究，不愧为我国土司专志研究的最新力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有助于推动土司相关问题学术研究的发展。从总的来讲，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研究内容的全面性
通观中国学术界，迄今为止，对《白山司志》的整理与研究成果堪称薄弱。一是除该书以外，目前尚无任何公开出版的《白山司志》点校本流行于世，此于该志的研究、利用与传布极为不利；二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对《白山司志》进行专门而系统研究者几近于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白山司志》的现实使用价值。在该书问世之前，虽然有肖霞、欧薇薇和韦爱英发表过专门的研究文章，但这些研究都显得比较单一，不够系统、不够全面。笔者认为，该书研究内容十分全面。第一，对《白山司志》进行精点细校。《白山司志》作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土司司所志之一，不仅专记白山土巡检司的地域统治历史，而且保存了大量的土司制度资料。其撰写既具有传统志书编修的共性，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志书的特点。《白山司志》原著包括“世系”“建置”“疆域”“山川”“关梁”“水利”“田赋”“祠庙”“风俗”“物产”“人物”“列女”“冢墓”“土兵”“禨祥”“前事”“诏令”“杂记”等，凡十八卷。著者对《白山司志》进行精细点校，将白山司域上下八百年的自然与社会历史全面呈现。第二，对《白山司志》进行全面研究。陈寅恪先生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该书在介绍《白山司志》的修纂者、版本收藏、编修的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对《白山司志》的体例、内容、编纂原则、编修缺失（包括类目编排、书写意识、资料筛选等）等内容作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白山司志》文献结构、资料来源、取材原则、史料价值与史学功能等内容精深探讨，实现了“存史资政”、“古为今用”的目标，能够为国家治理民族地区服务。
二、点校整理的严谨性
著者在点校整理《白山司志》的过程中，处处体现作为学者、学人对历史的责任和社会的担当，显示学术和学问的严谨。第一，在版本的选择上。于道光十年（1830）由广西蒋氏存远堂镌版印行的《白山司志》刻本虽仅藏于湖南省图书馆一处，但抄本则收藏于包括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近20处，著者并未选择就近的版本，而是通过找寻比照多种版本，最终以今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所藏手抄本为底本，以湖南省图书馆藏道光刻本、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手抄本为参校本，以多种版本逐字逐句进行对校，彰显一个学者的严谨。第二，在体例的选择上。该书依照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的体例，对校出的衍、脱、倒、错之文，直接加以改正、删除或补入，并未使用方括号或圆括号作标志；对于缺字或模糊难辨之文字，则全部以方框替示，以俟考补；对于《白山司志》两本互异而存疑之文，则保留原文，并在该书脚注中给出参校之文，以供读者辨正。同时，该书将每一卷校出的衍、脱、倒、错之文，编辑成校勘记。为保持《白山司志》原书正文（合注文）的连贯性，并未将校勘记置于每卷之末，而是采用脚注的形式，将与正文部分相对应的校注内容全部附于每页之下，亦便于观览。第三，在原著征引文献书目和说明文字资料的处理上。《白山司志》原著每一条目之下常附有征引文献书目或编纂者用于说明的文字资料，这些征引书目或文字说明，原著均用双行小字夹注于正文之内，但由于当今印制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该书在点校及出版印刷过程中未照原著依样排印双行小字，而是将原来的双行小字一依正文字体进行单行排印，同时用圆括号加以标注，以示与原著正文相区别。第四，在少数民族族称的处理上。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文献中，不乏对当时少数民族或族群侮辱或歧视的称谓，《白山司志》也不例外。《白山司志》原书对当时广西境内少数民族的族称，多用“犭”旁。该书在点校整理过程中一律改为“亻”旁或“王”旁（如“獞”改为“僮”，“獠”改为“僚”，“猺”改为“瑶”等），且在文中并未逐一注明。上述相关问题的处理，不仅显示了该书著者认真负责的态度，且彰显了著者高度的学术自觉和学术严谨。
三、研究手段的综合性
作为一部土司专志，《白山司志》真实而综合地记载了白山司辖区内当时的基本面貌，内容广泛，举凡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风俗、人物、前事等各种门类，几乎备载无遗。既记大事要事，也记小事及奇闻异事，既记当时现状，也记历史发展，强调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具备司马光称为“博物之书”和章学诚称为“一方之全史”的特点。诚如所言：“明清之时，我国西南土司众多，纂修方志者甚少，纂成而流传至今者，更为罕见。”《白山司志》作为稀见清代土司专志文献，它不仅为我们记录了白山司数百年间的各方面情况，而且为后世学者深入了解明清时期广西土司社会及王朝中央与壮族土司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大量可资征信的资料。正是由于《白山司志》的独特价值，因此，对原著的研究就必须采取非常手段——资料性与学术性相结合。一般所见，学者对土司史料点校整理的任务是仅对某种土司史料点校、整理后能为历史学、史料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方志学、军事学等学科积累系统而科学的资料，既为当政者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又为科研工作提供原始材料。该书的前半部分即是資料性。但该书同时具有创新性，坚持学术性，颇显高人一筹。大凡《白山司志》之撰者、版本、体例、内容、史料、功能等诸方面内容一应俱全，并将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史料学、文献编纂学、方志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融入其中，充分彰显了该书的学术性以及研究的综合性。 四、学术研究的创新性
著者认为，从文献编纂学而言，《白山司志》具有较高的编纂质量与史料价值，具有与众不同的品质特征与个性魅力，诚为清代遗留至今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无愧于“司所志善本”，在中国方志学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基于该书著者对原著的的高度赞许与肯定，才使著者在体例的选择上、原著征引文献书目和说明文字资料的处理上不乏创新之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方法的创新。该书除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及传统的文献法之外，综合运用历史学、史料学、文献编纂学、方志学、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使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二是对《白山司志》的史料价值与史学功能的高度评价。著者认为，《白山司志》乃王氏以土司身份编修土司史，详记明清时期白山司域的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实态，大凡明清时期白山土司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状况以及明清政府针对壮族土司的政策与态度几近备载无遗，尤其是有关清代土司袭替、土司社会经济生活资料等在《白山司志》中得以流传再现，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对于当今中国土司制度研究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利用价值。基于此，著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多角度对《白山司志》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对原著给予客观而公正的评价。三是指出《白山司志》的编修缺失。作为一部专门记录白山土司辖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方志文献，《白山司志》虽然在保留土司制度资料和展现地方社会历史方面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并非意味着《白山司志》就十全十美，毫无瑕疵。著者认为，《白山司志》作为明清时期地方土司编纂的地方志书，不可避免地在内容和形式上充斥了一定的封建糟粕，特别是在类目编排、书写意识和资料筛选标准等方面的缺失较为严重，使用时尚须谨慎对待。
诚然，由于该书既要对原著作点校整理，又要对原著作深入研究，难免顾此失彼。特别是该书局限于对原著的研究，而对中国土司制度（包括各专项制度）的研究以及对白山土司作为个案的研究甚少，这无疑是可以进一步改进之处。
总而言之，该书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学术著作，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因篇幅所限未能逐一展开。其中的不足之处自然是瑕不掩瑜。该书上述的四大特点和突破，足以标示着著者在土司专志研究的新起点。可以这样说，该书的出版，不仅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在土司专志研究的空白，而且对于推动土司个案研究的深入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刘冰清
文字校对：赵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