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少人对新中国的经典文艺作品《白毛女》进行种种改编、解读、戏说和追溯原型，如有人把喜儿改写成穆仁智的小老婆，2002年12月31日《杂文报》登载文《喜儿致大春儿的信》一文，其中喜儿变成了“黄太太”，大春儿变成了“窝囊废”，黄世仁变成大款，穆仁智变帮凶为帮办。还有一家报纸发文，言喜儿应该嫁给黄世仁，称黄世仁有权有钱，等等。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为职业记者，2006年我曾4次到河北省平山县，找到影片《白毛女》的编剧之一的作家杨润身，也到河北省天桂山白毛女艺术陈列馆调查采访有关情况。我调查的结果是： 《白毛女》没有原型，它是剧作家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虚构出来的创作作品。现将当年的调查结果以及后来查阅的资料整理成篇，以飨读者。
　　1944年4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奉调回到延安，5月27日“鲁艺”为此召开欢迎会，演出结束后，“鲁艺”院长周扬会见了西战团的编辑邵子南，并问他最近在忙些啥，邵子南告诉他搞了个取材于晋察冀边区民间传说“白毛仙姑”的戏剧剧本。故事情节很简单，说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当时，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中共七大，决定以白毛仙姑为题材创作并演出一部大型舞台剧向七大献礼。创作班子很快搭了起来，由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编剧邵子南，导演王滨、王大化、舒强，作曲马可、张鲁、瞿维、向隅、李焕之。邵子南在他原先的戏曲剧本的基础上很快写出了剧本的演出本，主题当然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行侠仗义，而是反映阶级剥削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曲作者们根据剧本赋予的戏剧形式，以秦腔为基调，为剧本配了曲，试拍几场之后周扬很不满意，他认为无论从立意、艺术形式，还是从表演格调，《白毛仙姑》都没有走出旧剧的窠臼，张庚根据周扬的意见果断调整了创作班子，从文学系调来贺敬之、丁毅，其他人马一律不动。

　　剧名由《白毛仙姑》改成《白毛女》，改掉了迷信色彩和旧戏的格调。贺敬之很快完成了新的剧本，新剧本确立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一个新的主题。周扬热情地肯定了贺敬之、丁毅创作的《白毛女》新剧本。鉴于《白毛女》的定位是歌剧。于是几位从来没有搞过洋歌剧的作曲家拼命往洋歌剧身上靠，却没有考虑到这是一部写给中国老百姓看的民族歌剧。一个月下来，五个人写了一大堆曲子没有一首能采用。还是张鲁忽然想起贺敬之曾提醒过大家，喜儿的唱段可以用民歌“小白菜”基调。顺着这个思路再经过一遍又一遍的自我否定之后，张鲁终于摸索到了喜儿在等待爹爹回家时那种又急又喜的感觉，一串串音符奔涌而出，不到3分钟的时间他就写完了整首《北风吹》。
　　张鲁拿着《北风吹》走进张庚办公室试唱了一遍，张庚没表态，只是说再唱一遍。两遍唱过，张庚仍然没有表态，过一会儿才说，你去教西战团那个小王让她唱唱看，小王就是王昆，当王昆把《北风吹》演唱一遍之后，张庚拍案而起：“好，就是它了！”
　　周扬、张庚等调兵遣将，迅速组织《白毛女》的创作班子，对导演、演员、舞美、服装、化妆等成员的选拔，几乎包括了延安文艺界大部分的精英。人才荟萃，群贤毕至。
　　1945年4月22日，也就是党的七大召开的前一天，歌剧《白毛女》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来自全国各地的547名正式代表、208名候补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首长几乎全都赶来。毛泽东来晚了些，他不声不响地来到自己的座位，朱德来了，刘少奇来了，周恩来来了，陈毅来了，叶剑英来了，几乎所有的观众都沉浸在白毛女感人的故事中，当黄世仁在白虎堂向喜儿施暴时，首长席后面的几个女同志失声痛哭。李富春转身劝解说：“同志们呐，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演戏呀！”首次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就派专人来向“鲁艺”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观感：第一，主题好，是一部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成功，情節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还就第三点意见做了专门解释：“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尖锐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了他？说明作者还不敢发动群众。同志们，我们这样做是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呀！”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有明确这是哪位领导同志的意见，直到后来演员们才知道，这是刘少奇的观点。
　　在以后的演出中，黄世仁、穆仁智就被当场枪毙了，观众人心大快。解放区也逐渐刮起了一股《白毛女》旋风，延安唱红了，陕北唱红了，解放区唱红了，全中国唱红了。一部戏，能那样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那样脍炙人口，证明它在艺术上是成功的。
　　新中国诞生前夕，电影编导水华和王斌邀请生在平山长在平山的作家杨润身参与将歌剧《白毛女》改编为电影。杨润身对我详细讲了影片《白毛女》的创作过程，他说：“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情感，在情节上提了一些再创作建议，如歌剧中的杨白劳到腊月外出躲债，而我的父亲当年却是豁命挣够欠地主的利息，主动向地主还息。按照统治阶级的规矩，穷人还清债息，就可以安度春节。杨白劳、喜儿、大春儿三个劳力完全可以还清黄世仁的债息，躲债有欠真实。我就与两位编导商讨，杨白劳由躲债改为主动还息。黄世仁为霸占喜儿，强词夺理，要求本利全收，逼杨白劳走上绝路，这样才更加接近真实的生活。
　　“又如，应使大春与喜儿的爱情更加丰满，更加鲜明，这样才能更加动人，更加真实。我与两位编导反复探讨，统一认识，将本家姑姑出嫁前将辫子挽成发髻的情节给了喜儿，又多了大春为喜儿摘柿子，在悬崖中砍柴，相亲相爱的情节。他们的爱情更加丰满，也使黄世仁的罪恶更加显而易见。 　　“杨白劳决定喝卤水自尽，他看着喜儿睡着了，心如刀绞，接下去，歌剧中的杨白劳有一大段唱词，我感到对剧情有所冲淡，就向两位编导提出，把杨白劳的大段唱词删去。那么杨白劳是否还有话可说呢？于是水华扮演喜儿，我扮演杨白劳，看一看按情理是否有什么话说。我很快泪水不止，没有任何语言能表达内心之悲苦。水华是颇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很快进入角色，也同样只是落泪罢了，于是我们就定下让杨白劳只以眼泪来表达与喜儿的诀别……”
　　杨润身还讲了他在村剧团排演《白毛女》遇到的一些情况和群众的反应，接着讲述了影片拍摄的情况，他说：
　　“文学脚本脱稿，我随摄制组到平山县拍摄外景，总摄影师吴蔚云感奋地说，白毛女故乡的山水如桂林的山水一样秀丽！扮演喜儿的田华说白毛女故乡的姐妹们像她的亲姐姐一样可亲！乡亲们积极地协助拍摄。扮演大春的李百万和扮演喜儿的田华进山砍柴，李百万下不得百丈悬崖，年逾花甲的刘道士便自荐代替李百万扮作大春在悬崖里豁命飞来飞去地砍柴，不要分文报酬。柴庄村的十多位贫苦农民参与收割交租的拍摄，近一个月不能回家去收秋种麦，摄制组对他们给予报酬，人人拒绝，表示拍摄《白毛女》电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是他们应尽的责任。”
　　我说：“现在有些人对《白毛女》进行种种改编，甚至说黄世仁的原型是個大善人，杨白劳是个吃喝嫖赌的混混儿，您知道吗？”
　　杨润身说：“我自己就遇到过，有位先生找到我说，黄世仁不是强奸喜儿，是喜儿勾引黄世仁，强奸不会怀孕有孩子。这不是很可笑吗？……”
　　我说：“他们的目的就是宣扬《白毛女》是不真实的，是为阶级斗争编造的。”

　　杨润身愤恨地说：“《白毛女》不真实吗？我的父亲就是杨白劳那样的穷苦农民。我亲眼看见了众多受剥削压迫的农民的凄苦，我的远房五爷爷勤劳仗义，为多户贫苦叔叔揽账，20多亩沃土落入地主手里。他59岁时的农历小年，五奶奶埋怨他，过大年也吃不上白面饺子。他愤然跳井淹死，大人孩子为他掉泪。我的本家庆和哥欠了地主的重债，日子难过常常拿庆和嫂出气。一天，庆和嫂在我家的石碾上推碾，庆和嫂不留心，让一只公鸡吃去了几粒玉米粒儿，碰巧被庆和哥看到，庆和哥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三拳两脚。庆和嫂不哭不闹，回家抱起不满一岁的女儿一块投井自尽。庆和哥也要跳井，被邻居们拉住。在那十家灯火九不明的旧社会，年年农历腊月都可看到被逼无奈的贫苦农民的眼泪，村村都可听到送葬的伤心的哭声。”
　　杨润身最后说：“我是影片《白毛女》的主创者之一，黄世仁是一个艺术典型，它概括了许多地主的恶行，哪里有一个大善人原型？哪一位参与创作的人这样说过？编造黄世仁是大善人的人就是美化地主阶级；同样，杨白劳也是一个艺术典型，他概括了许许多多受剥削受压迫农民的命运，也没有一个什么原型。污蔑杨白劳吃喝嫖赌的人就是丑化劳动人民，他们是想否定民主革命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