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流浪者
　　
　　许志行(1902~1983)，原名潘祖生，浙江海宁人。据许志行的同乡友人王凡西回忆:“(许)志行原是一个穷孩子。他本来不姓许，也不是浙江海宁人。他姓潘，出生于台风里边的洞庭山。父亲在浙江海宁袁花镇上一家许姓开设的小店里打工。因为妻子死了，孩子没人照顾，便把许志行带到袁花来。孩子聪明，店主想把他招赘为婿，因而志行改姓了许。在镇上小学里读了几年书，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便送给邻近的镇上同样性质的小商店去‘学生意’。中国旧式小商店里的学徒，事实上是一种童奴。他们生活的痛苦，地位的卑贱，今天无论生长在中国内地或香港的年轻人，都是无法想象的。志行所写的一篇较为有名的小说《师弟》，便是这种悲惨无告生活的忠实描写。”
　　许志行14岁时外出当学徒，但他却一心想读书，曾先后两次到浙江嘉兴、上海闵行的酱园做工，不久又因故逃回。后来，他远赴湖南长沙的一家玻璃五金店做工，但不久又逃出了店铺。于是，他成为了一个流浪儿。接着，关于许志行的故事有了一个转折——他遇到了青年毛泽东。不过，两人相遇的地点，如今却有两种说法:一是长沙，一是汉口。
　　1919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迅速促进了一代青年的觉醒，王凡西回忆此时的许志行:
　　富有反抗的他，又多少嗅到了五四运动前中国那种个人觉醒的新空气，当然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做不下去怎么办呢?关于志行生活的这一段遭遇，许杰先生的文章有如下描写:“他一面受不起这学徒生活的苦楚，但在另一方面，却由于他远大的理想和坚决的意志，竟然一个人从这家商店走了出来。这一次的出去，便造成了他一生传奇般的遭遇。他从浙江出去以后，中间不知经过怎样的辗转周折，到了湖南长沙。他在长沙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筹莫展。一天傍晚，他一个人正坐在铁轨旁边发愁，碰到了毛主席。那个时候毛主席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教书，问清了他的情况，就介绍他到湖南一师去读书。”
　　王凡西接着说:
　　许杰先生这里的叙述基本上不错。不过细节上有许多不对，志行出走不止一次，他给推荐出去好几次，照我们乡下的说法，他成了“回汤豆腐干”，这使得他的家人非常头痛，终于想出一条让这孩子无法逃回来的妙计:将他荐到数千里外的武汉去。家人原以为这一下志行总可以做长了，谁知结果还是一样，他还是逃出来。可是哪一条是回家的路，要怎样才能走回家去，他却是一点主意也没有。身上带着少数几个钱，一直沿着南去的铁路线走。走呀走的，终于让他走到了长沙。
　　原来，所谓长沙或汉口，是许志行从汉口走到了长沙。
　　
　　长沙破庙中遇见毛泽东
　　
　　1919年12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长沙城外，昏暗的夜色中，只见有三个人沿着铁路疾步而来，他们一边走，一边小声议论着。其中，一位身材修长、穿着褪色蓝大褂的青年走在最前面，他就是青年毛泽东。原来，自从1918年3月皖系军阀张敬尧担任湖南督军之后，无恶不作，罪行累累，激起了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慨。此时的毛泽东正以“湖南公民驱张请愿团”团长的身份，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北京请愿。那是他们启程的第一天，深夜，只见天空飘起了雪花，三人踏进了铁路边的一座破庙中避寒。
　　进庙后，三人意外地发现了一位头发蓬松、衣衫褴褛的青年。毛泽东走上前去，关切地问他叫什么名字，为何孤身夜宿破庙。那青年说他叫许志行，已流浪多日，此时又冷又饿，但他又不说实话，即没有道出离店出走的事实，只是说要去汉口找娘舅，因为迷了路，只能在此地的庙里暂住一宿，待天亮后再赶路。毛泽东从小就同情弱者，他热情地向许志行作自我介绍，并且说也要去汉口，然后再去北京办事。于是，毛泽东以同路人相称，邀请许志行一起走。许志行高兴地答应了。
　　一行人到了汉口，许志行跟在毛泽东他们身后，随他们住进了一家旅馆。过了几天，毛泽东见许志行还是没有找到娘舅，便已揣测出几分，但仍关切地劝慰他，并为他安排好吃、住，还给了他一些钱，让他理发、买衣裳。
　　一天夜里，毛泽东正在伏案工作，突然听见刚睡到床上的许志行在轻声抽泣，便走到床前，询问他是否身体不舒服，或是出门被人欺侮了。许志行摇摇头，跳下床，拿起笔，歪歪斜斜写下了一行字:“你是大好人。我骗了你，我是被老板打后逃出来的。”许志行以为毛泽东知道他的情况后，一定会生气。不料，毛泽东却鼓励他:年纪轻轻就有反抗精神，将来定有作为。接着，许志行把自己不愿当学徒，想读书，以及多次从店铺里逃出来的情况都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很同情他，又劝慰他，让他回家，但许志行主意已定，一定要毛泽东帮他在汉口找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
　　毛泽东劝导许志行，出门在外无熟人，要找事做很不容易，要他先回家去，待自己赴北京办完事后，再想办法帮助他出来读书。许志行被毛泽东的真情打动，表示会遵照毛泽东的话，并把自己在浙江海宁的住址告诉了毛泽东。
　　不久，许志行随毛泽东一起乘客轮到了上海，一起住进了“寰球中国学生会”。此次上海之行，毛泽东是为了给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湖南友人赴法国勤工俭学送行。送别蔡和森等人后，毛泽东给许志行买了一张回去的火车票。临别时，毛泽东又从怀里摸出7块银元，送给了许志行。就这样，两人在上海分手了。
　　
　　和毛泽东三兄弟亲如一家
　　
　　许志行回到浙江后，很快就收到了毛泽东从北京写给他的一封信。另外，毛泽东还给他寄来一些刚刚出版的宣传新文化的小册子，供他阅读。不久，毛泽东在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的介绍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了一个差事。在那里，毛泽东眼界大开，阅读了大量书籍。后来，他回忆说，也是在那时，他开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彼时，毛泽东也没有忘记苦苦要读书的许志行。
　　1921年春天，毛泽东回到湖南，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事(校长)，并自己筹款，开办了一个成年失学补习班。此时，毛泽东的父母均已过世，他的大弟毛泽民在补习班的高级部补习功课，小弟毛泽覃则在小学部的六年级读书。毛泽东想起曾经答应过许志行的事，便写信给他，让他接信即到长沙来上这个补习班。后来，许志行回忆道:“毛主席安插我在补习班高级部读书，一切费用全由他负担。毛主席的大弟毛泽民也在高级部上学，毛主席的小弟弟毛泽覃则在小学部六年级读书。他们两人对我一见如故，我和他们相处得好像兄弟一样。”
　　另外，据许志行回忆:在这个补习班里，学生主要学习国文、英文和算术，其中，国文教材是自编的，国文教师是谢觉哉。毛泽东当时还亲自教授师范部一班的国文课，并兼了高小部的一些课程。有时，他还给毛泽民、毛泽覃、许志行三人“开小灶”，即每周给他们上一次公民课，讲述中国的历史，如近代以来遭受外国列强的欺凌、历史上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以此来培养他们的民族感情，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许志行比毛泽东小9岁，当时毛泽东对他亲如兄弟，到了冬天，先给他做棉衣，然后再给自己的弟妹添置冬衣。至于生活之外的学习和思想，毛泽东更是关心。当时毛泽东指导学生写作文，十分重视题材的选择，强调写文章要为现实斗争服务。有一次，湖南军阀赵恒惕把两个反对封建专制的青年杀害了，并且将人头挂在城门口示众，毛泽东满腔悲愤，决定以事实教育学生，要求学生们都写文章抨击赵恒惕，与军阀进行斗争。
　　在毛泽东的关心下，许志行写了许多联系社会实际的文章。其中一篇《靠菩萨的结果》用事实反对社会上求神拜佛的习气，毛泽东看了后说写得不错，并鼓励他去投稿。后来，这篇文章就刊登在何叔衡主编的《通俗日报》上。当时，毛泽东已对鲁迅的文章非常推崇，他还让毛泽民和许志行熟读并抄录鲁迅的《故乡》和《我们怎样做父亲》等。同时，毛泽东还要求许志行坚持写日记。
　　此次许志行与毛泽东在北京会晤，直到7月初方罢。临走时，毛泽东又让人安排好许志行赴韶山的事宜，并且为他买了车票，行前还赠给他500元钱，并且特意说明这是自己的稿费。为了安排这次许志行的出行，毛泽东还特地给韶山方面写了一封信:
　　韶山乡人民委员会各同志:
　　许志行先生是我的朋友，他现在是上海学校的教师。他在几十年前曾在湖南读书，并且到韶山住过一个暑期。他现在再到你们那里来看看，请你们以朋友的态度接待他，告诉他一些事情。问候你们!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于是，许志行随即在中央交际处的工作人员陪同下，先来到了湖南长沙，见到了毛泽民的前妻王淑兰。当时许志行在笔记中写道:“三十六年前，我和泽民、泽覃一同到他们家里去过旧历年，一直过了正月十五看了龙灯才回长沙。就在这年的暑假，我回浙江，从此和她分别后，不曾见过面。”如同过去一样，许志行见了王淑兰，仍亲切地叫她“四嫂”。
　　两人还回忆了过去的一些往事，当说起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键杀害时的情景时，王淑兰说:当时“毛主席的一个孩子一同被抓，本来也要杀，旁边有人说，孩子无罪，也未成年。何键说:好，那么过十二年再杀吧。(结果)放了出来。开慧死得好惨!和她一同被枪杀的有许多人，打开慧的枪没有打中要害，半夜里她醒来了，在棺材里叫，人家听到了去报告，何键的人又将她拖出来打死了”。
　　在长沙，许志行还看望了杨开慧的母亲，以及杨开慧的婶婶、弟弟、弟媳等。当时杨开慧的母亲已经83岁了，许志行写道:她“身材瘦小，面容很像开慧烈士，她的听觉、视觉和说话能力已经迟钝不堪，四嫂把我向她介绍之后，她只微笑着点点头，表示欢迎，而不能说什么话”。
　　
　　最后的时刻
　　
　　1966年4月22日，许志行的同行和朋友宋云彬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2月上旬，先后收到许志行来信和他自己写的文章一篇，题目叫《我是怎样跟毛主席认识的》。这篇文章是上海一个期刊约他写的，我也鼓励他写。他告诉我，文章写好后，要不要交给那个刊物发表，还得细细考虑。他想把文章寄给主席看，同时请示主席，可不可以发表。他想借此机会恢复跟主席的通信(大约在五九年，他写信给主席，说什么如果我们不跟苏联关系搞坏，可能不会出现目前这样的严重困难。主席没有回他信，后来‘反修’斗争展开，他才知道那封信上说的话完全错误，从此不敢再写信给主席了)。我也完全同意，催他赶快写。不料我看到他写的文章，大失所望。文没头没尾，没有什么思想性，不但不能在刊物上发表，更不应当寄给主席看。我早想回他信，跟他详细谈一谈，可总是鼓不起兴致，一直没有写。早在两三个星期以前，我动笔写写，只写一半，又停下来了。今晚总算提起勇气，把信写好，觉得全身轻松，所谓如释重负也。”
　　许志行和毛泽东的交往，此前许志行是不大多说的，他不为此邀名，也不愿平添麻烦。但是到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风气越来越浓的时候，有关毛泽东的历史、经历、传奇，都成为人们极其关注的焦点，以前许志行不说还可以，现在就是想不说也不可能了。所以，此时许志行应人之请，开始撰写诸如《我是怎样跟毛主席认识的》之类的回忆文章。
　　如今，可以确知的，毛泽东致许志行的书信，1949年以前的，皆因许志行的居无定所或颠沛流离而悉数丢失，1949年以后的，只有五封信。1968年，社会上开始了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要“人人过关”。许志行不得已，说出了自己与毛泽东交往的经过。当然，那是令听者不由得大惊失色的。随即，一个代表中共上海市委的专案组的干部寻上门来，说是张春桥叫来取毛主席的信并代为保管的，因为今后还要编进毛泽东全集里。当时专案组的人还关照许志行说:“今后，凡有人来外调，一定要经过区委的批准。”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许志行只好让他们拿走了毛泽东的四封信。
　　“文革”结束后，许志行写信给当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要求索回这四封信。不久，上海档案局寄还给他这四封信以及三个信封的复印件。
　　至于毛泽东的另外一封亲笔信，则是许志行此前送给了茅盾的妻弟、上海作家孔另境。后来孔另境的女儿孔海珠回忆说:“‘文革’祸起，家里的这些信札和照片统统给抄家抄走了，包括毛泽东的这封信。‘文革’后发还抄家物资，有关方面希望我们捐赠这批信件，我们也就同意了。”
　　1964年，许志行因患中风，随即从上海师范学院退休。1983年去世。
　　1993年，在毛泽东百年诞辰之际，上海档案馆将毛泽东致许志行的亲笔信移交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根据有关方面的规定，毛泽东的所有书信一律由中央档案馆保管，所以毛泽东致许志行的五封信，后来也就收藏在了中央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