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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赎罪的源起
“赎罪”在西方文学中是常见的母题，这与其浓厚的基督教文化相关。其原型最早可追溯到基督教的教义《圣经·旧约》。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被上帝安排住在伊甸园，处于原始的和谐和极乐乐土中。但由于二人受到魔鬼蛊惑，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偷食了禁果，从此失去了天上乐园而被逐出伊甸园，踏上了永恒的流浪之路。上帝对女人说：“我要增加你怀孕的苦楚，增加你生孩子时的阵痛。你要渴望你的丈夫，他要做你的主人。”上帝对亚当说：“你要终身劳苦才得食物，你只能吃野菜过日子。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重归于尘土。”《圣经》还指出，在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通过赎回原罪、行善去恶，人们将会在死后重返伊甸园。以赎罪为主题的作品所要表现的正是忏悔者试图通过善心、善行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获得灵魂上的救赎，从而使自己得到解脱。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以赎罪为主题的写作是与时代的发展与变革交织在一起的。在五四时期，赎罪是以忏悔的人为标志的，忧郁的、病态的、无能为力的知识分子与文学青年们接受了西方宗教中的救赎思想，也接受了西方启蒙思想中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他们相信人类的能力和自由意志，在新文化运动中利用文学这种形式向压抑人性的封建残余发起了挑战。激进的革命战士鲁迅先生写出了《一件小事》这样转向自省的文章，忧郁的郁达夫写出了《春风沉醉的晚上》，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种种罪恶，但忏悔的人实在太少，只有这些良知先知者们在孤军奋战。这个时期的创作受到的国际影响因素是不可忽略的。在俄罗斯伟大的经典作品《罪与罚》《毁灭》等主题小说的影响下，该时期的赎罪作品较为深刻，即使在动乱的年代下，也有巴金的《随想录》这样影响深远的作品。当伤痕文学兴起并注重制度对个体创伤，用文字疗伤的很长时期内，个体忏悔的声音其实是减弱了，很多年里，长篇小说陷入了这种疗伤中，一发不可收拾。继而兴起的先锋小说对传统叙事理论的打破与重建的实践中、新写实主义翔实的日常生活细节描写中，赎罪与忏悔的声音被淹没了。物质主义在这个时期主宰了社会，让每个人感受它巨大的威力。在这个时期中出现了很深刻的赎罪主题小说，如北村的《我和上帝有个约》《愤怒》、艾伟的《爱人无罪》、东西的《后悔录》等作品，但均被物质主义大潮淹没了，这个时期的人类是依靠金钱来疗伤的。此后的很长时间，长篇小说的创作主题仍然与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世家小说、农村题材、情感小说、先锋题材仍然是文坛的主流。
二、复仇之后的赎罪
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方方对水有着特殊的情感，这也许是新作《水在时间之下》名字的由来。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讲述善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仇恨的故事。作品源于仇恨、阶级、乱世、阴谋、爱情，结局归于放下这一切，去弥补残局，为自己的仇恨赎罪，最终，当自己种下的仇恨和善良都消失后，她安静得离开了这个世界。
方方笔下有着写不尽的汉口。我高中时读到第一篇作品是她的《桃花灿烂》，那时汉口痕迹并不是这么明显，而慢慢得她显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写作根据地。《风景》中一个鬼魂的视角见证着汉口的百年变迁，《出门寻死》写尽了汉口普通市民的酸甜苦辣，《涂自强的悲伤》描述“失败者”的苦楚，我们总是概括称为边缘人。她笔下的主人公们总是想和命运抗争，这是楚地文化特有人格特征，而在《水在时间之下》主人公水滴的抗争中，无疑是最决绝的一次。不同于《奔跑中的火光》中英芝弑夫的绝望，新作中第一次出现了救赎的主题。与我来说，是再一次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坛的赎罪写作潮流的来临，因为我呼唤、期待这样的写作会带领理性读者开始一次伟大的自省历程。
小说讲述的是汉口1929年以后的历史。与莫言《蛙》相似，写作的跨度是合适的，最起码不是一本冗长的世家小说。与乔叶《认罪书》相似之处在于通过一个“问题女孩”的视角来描述这个社会的种种罪恶。在这部作品中，要批判的罪恶很多，我想大致最重要的是阶级之罪、仇恨之罪与情欲之罪。
在阶级明显的旧社会，贫富差别严重，年轻美貌的水滴母亲李翠嫁给年迈富裕的水家老爷，妄图以此享受荣华富贵。不料水滴出生之日，水家老爷遭遇横祸，她失去依靠，在大老婆刘金荣、水家大少爷水生的逼迫下放弃了自己的骨肉。不能享受母爱呵护为水滴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这里有明显的古希腊悲剧故事的痕迹，在善良女佣菊妈的帮助下，水滴被善良的穷苦人杨二堂收养。在水滴成长的过程中，穷与富的阶级差别又为水滴埋下了仇恨之罪。仇恨是推动故事情节最有力的力量，因为父亲是卑微的“下河”人，水滴在水家大少爷婚礼上戏弄晕血的二少爷水武，对水家的仇恨愈来愈深。在成长的过程中，她陆续与玫瑰红、周老板、张晋中、水文的积怨也越来越深，这让她发誓要成为名角，也加速了她的灭亡。
如果说情欲加速了水家老爷的灭亡稍显勉强，那水滴养母慧如的死亡则很清晰的说明了这一点。慧如本来与老实、木讷的杨二堂过着平凡的日子，在昔日姐妹玫瑰红的挑唆下、戏团乐手吉宝的挑逗下走上了不归路。慧如与《奔跑中的火光》中的英芝一样，都是情欲的奴隶。除此之外，玫瑰红、张晋中、李翠、陈一山都陷入欲望泥潭无法自拔，命运都以悲剧收场。
罪恶的描述是通过水文与陈一山的博弈来推动的。而这两个人甚至整个水家都死于日本人之手，家仇与国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作品的外延与内涵同时得到扩展。在她步步为营复仇过程中死掉的还有水滴的爱情。她借水文牢狱之灾挽救了自己的真爱陈仁厚，哪怕代价是水家彻底灭亡也不为所动，陈仁厚却不能忍受用表哥的生命换来自己的苟且，不堪这污浊的世俗出家为僧。这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悲剧结局加深了命运的厚度。
吸引我的并不是这种种罪恶的描写，因为当前文坛上最不缺的就是描写肮脏与黑暗的作品。在后半部分，作者描述的是名角水上花（水滴）拒绝为日本人献唱，归隐七年，在大红大紫之时退出舞台，在无魂的剩余时光里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照顾水家唯一的亲人二哥水文，因为水文在狱中已被肢解、母亲已投河自尽，看多了血腥的水武在目睹父亲惨死后本已患上晕血症，不堪血腥变疯。那个时代实在是太污秽了。在水武去世后的第二天，她就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在她生命剩下的无魂时代里，她是靠赎罪来活着的。 水滴曾说：如果这世界是污秽的，我这滴水就是最干净的；如果这世界是洁净的，我这滴水就是最肮脏的，总而言之我不能跟这世界同流。时代与命运塑造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水滴，因为时代是单向发展的，个人命运更是不可逆的，在一个乱世，与强大的命运抗争，怎么会有胜算？
假如水也不能浇灭这仇恨之火，就把一切交给时间，因为水在时间之下。
三、作为理想的赎罪
莫言《蛙》的成功创作和获奖无疑刺激了这个主题的广泛书写。当70后作家群开始关注这个主题并为之书写的时候，我才确认了文学史上赎罪作品书写时代的来临。徐则臣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作者在书中记叙了五位花街少年的北漂史和精神成长史：出走时，他们单纯、懵懂，回来时，每个人都被心头的债压得伤痕累累。作者以主人公雷平阳的就业经历、辞职考博和爱情故事为线索，记叙了属于70后年代的精神史，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70后与80后年轻群体是与当下社会制度中许多新事物的诞生一起成长，他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和不满于现状的需求大大超出了上一代人的预料。当代文坛中，60后年代的成熟作家群写作主题已覆盖了“伤痕”、“阴谋”、“历史”、“乡村”、“挽歌”等主题，中国年轻的70后作家群们则将目光投向了“身体”、“轻奢”、“写实的城市生活”等年轻化的主题。最后，成熟起来的70后作家将目光投向和精神和救赎，如乔叶的长篇《认罪书》、徐则臣《耶路撒冷》和宁可《日月书》都已经走向了精神写作的高地。70后的作家们再也不需要抱怨这代人没有故事可以写或者没有历史感，他们学会了立足于现实和现实中个人困境问题，更重要的是写出了“全球化”下一代人的觉醒与反思。
《耶路撒冷》的第一章的专栏题目就叫作“到世界去”。这是一个时代的呼唤，谁也不能逃脱自己的时代。老年人以为自己可以回归与平静的生活，哪怕是暂时躲避也可以，比如易长安的父亲，但是时代还是逼迫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即使是书中的人物傻子“铜钱”都要扒火车到世界去！对于当代精神的把握，徐则臣有着精准的判断力；对时代精神与文化走向的精准把握，是一个作品成功的基本要素。目前对《耶路撒冷》的评论大都聚集于其全球化语境下的精神经历和变迁，这属于这个时代特有的产物，犹如伴随他们终身的精神阵痛。但如果只认为徐则臣和乔叶的作品只是在为70后年代唱响一曲挽歌或是激发他们的斗志，那就大大低估了他们的雄心壮志。
《耶路撒冷》在叙事结构上采取了不同于以往小说平淡叙事的结构，每个章节中加进来一篇随笔，随笔又与主题和该章节相呼应，生成群像式写作效应，加大了每一个部分的叙事张力。全书共分为十一章，附有十一章随笔。每个主人公初平阳、舒袖、易长安、秦福小、杨杰各占两张篇幅，且呈对称结构分布；以第六章“景天赐”和随笔“我看见的脸”为中心，这不是一种结构上的偶然，而是作者独特的匠心所在。
这五位花街少年都与景天赐有着各种特殊的联系。景天赐是秦福小年幼的弟弟，因父母老来得子给了天赐太多的关爱引起福小不满。后来天赐遭雷劈精神失常，给家里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初平阳与姐姐感情淡泊，时常期望有一位像福小的姐姐，因而在目睹天赐用一把杨杰送给他的手术刀割破自己的动脉时，他俩在场却没有及时施救，导致天赐失血过多而死亡。天赐的死亡与初平阳、秦福小、杨杰都有各种不同方式的关联，因而他们的后半生也各自怀着愧疚的心情用自己不同的方式来赎罪。易长安决意告别父亲的生活方式，到头来却与父亲的生活方式并无多大区别。吕东与福小一场没来得及实现的私奔却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他们各自的生活。父子之间、情侣之间的关系都并非一个圆满的结局。
因此，花街昔日的五个少年成为北漂少年，在他乡奋斗、坚守，并不止于奋斗，而是由一个更大的计划：逃离。逃离自己的罪恶，忘记自己的罪恶，并以各自的方式赎罪。逃离始于觉察到罪恶却无力承担，回归时已经明白通过行动来赎罪。秦福小收养了天送这个酷似弟弟的孩子，在一个人抚养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窘迫，都没有让她放弃对天送的责任。初平阳在卖掉花街父母的老房子时，第一个考虑的也是福小。成功后的杨杰只想用钱来减轻心理的罪恶感。70后后对社会良知的担当成功得到塑造，他们的经历表明，赎罪才是最难实现的理想。
四、赎罪与历史、身体的交织
乔叶新作《认罪书》也将创作的主题伸向赎罪领域。在其早期的创作中，乔叶关心的是世俗生活的一些主题。比如长篇小说《底片》中叙述了一位稍有姿色，自命不凡的女生，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和生活，选择了卖淫这个职业。她们是一群边缘人，有一点知识，有几分姿色，所以决意不会像自己的母亲那样过一辈子。在这个行业里，她们用青春、身体及诡计完成了原始积累。这部小说已经在向赎罪意识靠近。小说结尾留下的问题是：有哪一个人先意识到可耻？谁之耻？知耻其实也是知罪的第一步。
在中国的三亿80后南下打工的大军中，地处中原内陆的作家乔叶给她们这个群体给予了文字上的关注和理解。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这么多的女性走出去，极少人回到农村中继续她们母辈的生活方式，她们努力适应着时代和环境（试想她们刚刚离开家庭的时候才十五六岁，正是美好的花季，是城里小孩撒娇、旅游、读书的年龄），逐渐有自己事业与家庭，如果说其中有不择手段、急功近利的原始积累阶段的罪与恶，那为此埋单的不应该只是她们。
在《认罪书》中，这种急功近利的身份转变找到最有力度的表述方式。作品通过一个80后问题女孩的好奇心、复仇心及后来的忏悔心成功的介入到文革这段特殊历史中，也回答了为什么作为后代的国人（无论出生于哪个年代），必须牢记这段历史，反思这段历史，这种写作思路是乔叶写作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作者所描述的年轻一代大学生对历史的漠视应该引起警觉，因为反智时代和平庸时代会造就新的罪恶。
由于主人公的特殊身份，书中穿插了大量的身体叙述。在70后作家的笔下，80后的身体似乎不是自己的，只服务于自己的社会需要：找工作、成为城里人的妻子、失败后成为城里人弟弟的妻子进行复仇。用身体的狂欢寻找宣泄与自由，到最终身体承担了所有的罪恶--主人公身患绝症走向死亡，用死亡来赎罪，其实是大大削弱了赎罪的力量，是一种相对无力的结局，因为这种方式是听天由命的。如果没有这场身体的病痛呢？罪恶还要进行下去吗？这是主动的自省赎罪与被动的赎罪的一个区别，不是出于良心幡然悔悟，而是出于外因的驱使。在小说最后，有罪的人全部用死亡来赎罪，在主人公那里表现为一种中国传统因果报应式的死亡，最终结局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却忽略了赎罪更多的是一种行动过程，不是一种结果，死亡固然具有悲剧性，但却回避了忏悔及补偿的过程。同时也导致在《认罪书》中身体书写与历史主题的勉强嫁接，这成为这部小说的一个短板。怎样认罪，如何赎罪？这其实是赎罪类主题小说家们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 在对一个特定的年代的种种罪恶挖掘的时候，《认罪书》也成功得融合了当下社会的现实与存在。历史与现实是一体的，书中你能看到历史中那一代人的罪恶，甚至是整个国民的劣根性，也能看到当下社会中的种种罪恶：贪欲之罪、思妄之罪、复仇之罪、不公之罪、是非之罪、比起之前温暖细腻的写作，这是乔叶最决绝的一部小说，生活在这个时代，你必须去看《认罪书》，你必须去看看历史的罪，现代的罪，也必须认你的罪，反思你的罪。借用书中的一句看似玩笑但绝不是玩笑的话：你可知罪？
五、工业社会文化下赎罪书写
陕西小说家宁可早期关注工业化环境中的当代社会人际关系。作者笔下的主人公面临着与我们相似的境遇：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隔膜正在增加。随着经济不断地发展，资本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多的比重，城市中的人际关系尤其失去了相互信任的基础。几年前，他就在短篇小说《墙》中设置了一个精彩的结局，让人联想到几千年前，道家始祖老子为国人塑造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生活方式已经被都市开放的生活方式全然打破，不仅如此，现代生活中“心墙”更加坚不可摧。宁可作为周公故里后人，深处周文化核心的腹地，耳濡目染的是深厚的农业文明，但由于职务的原因，其作品一直关注现代工业以及现代经济制度下各色人物的遭遇。我猜想是当代社会中呈现出两种文明各自的利弊和两种文明的矛盾与冲撞给他的创作带来了灵感。他的这类作品大多关注企业管理人员之间的钩心斗角以及生存困境，或是是底层人物在工业化浪潮中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关心生活，关心现实，关注命运，使得他的工业题材小说有了自己的伦理。如同太阳照耀好人也照耀歹人，习惯于农业文明的主人公们在工业社会下的困境让人感到无力与心酸，宁可的小说温柔又坚定的关怀着他们。
不满于陕西长篇小说多农村题材与世家叙事风格，宁可大胆伸向自己熟悉的工业环境下人性种种复杂的较量：《日月河》中苦苦赎罪的赵老歪、沉溺于物质欲望苦海中无力自拔地李明亮、沉溺于权力追逐中的毛飞、情感欲望中无法自拔的沈红红、咪咪，李明亮的复制品李小亮，这些一个个深受欲望之苦的众生形象必将成为经典的文学形象。这些形象关乎社会阵痛，因而经典；人物命运中的痛苦、顿悟和各种选择都与生活中的智慧结合在一起，即使是没有经历过知青的痛苦、第一代工业人的艰辛，也能从中得到智慧。
更重要的是，这部题材也将主题置于赎罪之中，这将是这部小说若干年之后还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个重要原因。主人公的自我救赎有具体行动可参，他避开了笔者之前提到过的与刑事案件（死刑）结合在一起的流俗，又避开了乔叶《认罪书》中形而上的、以死亡为终点的救赎行动。死亡结局绝不是赎罪文学的终点，日常生活中良知的反复追问与向善的行动才是其文学意义的终极追求。国外的赎罪主题经典作品如《赎罪》《面纱》《追风筝的人》都是生活中的小事，但却侧重于导致主人公的“良心不安”之后做出的积极行动。其写作大背景的共同特征是写出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变迁，甚至是让读者对一个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也产生了了解的兴趣。赵志强的赎罪意义在于，他虽然已经影响不了他同时代那些对自己罪恶浑然不觉的“顽固分子”，如李明亮、毛飞、沈红红等人，但却积极地影响到了下一代的“李小毛”，这是作者比较高明的地方：寄希望于此。《日月河》中也很注重自己的地域文化，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作者的写作雄心。作者深处周原文化腹地，努力将时代变化中的“天道”与“人道”结合起来，试图呈现一幅时代变化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全景图。
宁可《日月河》这部长篇作品中完成对罪恶的产生、赎罪的艰难道路的描写，并将一部作品的现代性充分释放了出来：复杂又合理的情节、人物出现的逻辑顺序和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赵老歪与赵志萍、小翠与爷爷奶奶和李小毛）、诸多的隐喻、开放的结尾，让我们也看到了陕西文学的新实力。在乡村经验日益衰败的文学现实面前，如何为我们敬爱的文学事业注入新的血液，《日月河》将是一个新的向标。在新作中，宁可也用开放式的结局让读者看到了他掌握小说现代性的力量。无论人性的阴暗面在表现人物性格过程中被发挥得如何淋漓尽致，但在结局中总是闪现着些许温暖，给人继续前行的希望。这也许是周公故里的人物特有的气度。有这种大气，在写作的探索之路上，我相信宁可一定会走得更远。
结语
不论是文化原因还是种族原因，罪的被觉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人类发展的必要过程：人类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充满罪恶。无论是宣扬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不能解释人类道德发展规律，人更不可能通过被拣选和忏悔后就立刻得到原谅，立刻成为圣人，因为修炼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道路是艰辛曲折的。
欣喜的是，我们正在这条路上前进，大量类似题材的文学作品正在揭示这一点。近年来，笔者一直关注赎罪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近年来获得成功的70后创作的长篇小说《认罪书》《耶路撒冷》都是将人性罪恶之产生和自我救赎融入作品主题中，将作品的张力得到延伸，与世界文学紧密得结合在一起。赎罪思想的出现，让作品与作者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各种主义的界限、文学大腕与新生代的界限，大家共同缔造这世界文学，将是世界文学的新血液。
“赎罪”在西方文学中是常见的母题，这与其浓厚的基督教文化相关。其原型最早可追溯到基督教的教义《圣经·旧约》。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被上帝安排住在伊甸园，处于原始的和谐和极乐乐土中。但由于二人受到魔鬼蛊惑，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偷食了禁果，从此失去了天上乐园而被逐出伊甸园，踏上了永恒的流浪之路。上帝对女人说：“我要增加你怀孕的苦楚，增加你生孩子时的阵痛。你要渴望你的丈夫，他要做你的主人。”上帝对亚当说：“你要终身劳苦才得食物，你只能吃野菜过日子。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重归于尘土。”《圣经》还指出，在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通过赎回原罪、行善去恶，人们将会在死后重返伊甸园。以赎罪为主题的作品所要表现的正是忏悔者试图通过善心、善行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获得灵魂上的救赎，从而使自己得到解脱。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以赎罪为主题的写作是与时代的发展与变革交织在一起的。在五四时期，赎罪是以忏悔的人为标志的，忧郁的、病态的、无能为力的知识分子与文学青年们接受了西方宗教中的救赎思想，也接受了西方启蒙思想中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他们相信人类的能力和自由意志，在新文化运动中利用文学这种形式向压抑人性的封建残余发起了挑战。激进的革命战士鲁迅先生写出了《一件小事》这样转向自省的文章，忧郁的郁达夫写出了《春风沉醉的晚上》，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种种罪恶，但忏悔的人实在太少，只有这些良知先知者们在孤军奋战。这个时期的创作受到的国际影响因素是不可忽略的。在俄罗斯伟大的经典作品《罪与罚》《毁灭》等主题小说的影响下，该时期的赎罪作品较为深刻，即使在动乱的年代下，也有巴金的《随想录》这样影响深远的作品。当伤痕文学兴起并注重制度对个体创伤，用文字疗伤的很长时期内，个体忏悔的声音其实是减弱了，很多年里，长篇小说陷入了这种疗伤中，一发不可收拾。继而兴起的先锋小说对传统叙事理论的打破与重建的实践中、新写实主义翔实的日常生活细节描写中，赎罪与忏悔的声音被淹没了。物质主义在这个时期主宰了社会，让每个人感受它巨大的威力。在这个时期中出现了很深刻的赎罪主题小说，如北村的《我和上帝有个约》《愤怒》、艾伟的《爱人无罪》、东西的《后悔录》等作品，但均被物质主义大潮淹没了，这个时期的人类是依靠金钱来疗伤的。此后的很长时间，长篇小说的创作主题仍然与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世家小说、农村题材、情感小说、先锋题材仍然是文坛的主流。
二、复仇之后的赎罪
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方方对水有着特殊的情感，这也许是新作《水在时间之下》名字的由来。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讲述善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仇恨的故事。作品源于仇恨、阶级、乱世、阴谋、爱情，结局归于放下这一切，去弥补残局，为自己的仇恨赎罪，最终，当自己种下的仇恨和善良都消失后，她安静得离开了这个世界。
方方笔下有着写不尽的汉口。我高中时读到第一篇作品是她的《桃花灿烂》，那时汉口痕迹并不是这么明显，而慢慢得她显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写作根据地。《风景》中一个鬼魂的视角见证着汉口的百年变迁，《出门寻死》写尽了汉口普通市民的酸甜苦辣，《涂自强的悲伤》描述“失败者”的苦楚，我们总是概括称为边缘人。她笔下的主人公们总是想和命运抗争，这是楚地文化特有人格特征，而在《水在时间之下》主人公水滴的抗争中，无疑是最决绝的一次。不同于《奔跑中的火光》中英芝弑夫的绝望，新作中第一次出现了救赎的主题。与我来说，是再一次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坛的赎罪写作潮流的来临，因为我呼唤、期待这样的写作会带领理性读者开始一次伟大的自省历程。
小说讲述的是汉口1929年以后的历史。与莫言《蛙》相似，写作的跨度是合适的，最起码不是一本冗长的世家小说。与乔叶《认罪书》相似之处在于通过一个“问题女孩”的视角来描述这个社会的种种罪恶。在这部作品中，要批判的罪恶很多，我想大致最重要的是阶级之罪、仇恨之罪与情欲之罪。
在阶级明显的旧社会，贫富差别严重，年轻美貌的水滴母亲李翠嫁给年迈富裕的水家老爷，妄图以此享受荣华富贵。不料水滴出生之日，水家老爷遭遇横祸，她失去依靠，在大老婆刘金荣、水家大少爷水生的逼迫下放弃了自己的骨肉。不能享受母爱呵护为水滴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这里有明显的古希腊悲剧故事的痕迹，在善良女佣菊妈的帮助下，水滴被善良的穷苦人杨二堂收养。在水滴成长的过程中，穷与富的阶级差别又为水滴埋下了仇恨之罪。仇恨是推动故事情节最有力的力量，因为父亲是卑微的“下河”人，水滴在水家大少爷婚礼上戏弄晕血的二少爷水武，对水家的仇恨愈来愈深。在成长的过程中，她陆续与玫瑰红、周老板、张晋中、水文的积怨也越来越深，这让她发誓要成为名角，也加速了她的灭亡。
如果说情欲加速了水家老爷的灭亡稍显勉强，那水滴养母慧如的死亡则很清晰的说明了这一点。慧如本来与老实、木讷的杨二堂过着平凡的日子，在昔日姐妹玫瑰红的挑唆下、戏团乐手吉宝的挑逗下走上了不归路。慧如与《奔跑中的火光》中的英芝一样，都是情欲的奴隶。除此之外，玫瑰红、张晋中、李翠、陈一山都陷入欲望泥潭无法自拔，命运都以悲剧收场。
罪恶的描述是通过水文与陈一山的博弈来推动的。而这两个人甚至整个水家都死于日本人之手，家仇与国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作品的外延与内涵同时得到扩展。在她步步为营复仇过程中死掉的还有水滴的爱情。她借水文牢狱之灾挽救了自己的真爱陈仁厚，哪怕代价是水家彻底灭亡也不为所动，陈仁厚却不能忍受用表哥的生命换来自己的苟且，不堪这污浊的世俗出家为僧。这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悲剧结局加深了命运的厚度。
吸引我的并不是这种种罪恶的描写，因为当前文坛上最不缺的就是描写肮脏与黑暗的作品。在后半部分，作者描述的是名角水上花（水滴）拒绝为日本人献唱，归隐七年，在大红大紫之时退出舞台，在无魂的剩余时光里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照顾水家唯一的亲人二哥水文，因为水文在狱中已被肢解、母亲已投河自尽，看多了血腥的水武在目睹父亲惨死后本已患上晕血症，不堪血腥变疯。那个时代实在是太污秽了。在水武去世后的第二天，她就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在她生命剩下的无魂时代里，她是靠赎罪来活着的。 水滴曾说：如果这世界是污秽的，我这滴水就是最干净的；如果这世界是洁净的，我这滴水就是最肮脏的，总而言之我不能跟这世界同流。时代与命运塑造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水滴，因为时代是单向发展的，个人命运更是不可逆的，在一个乱世，与强大的命运抗争，怎么会有胜算？
假如水也不能浇灭这仇恨之火，就把一切交给时间，因为水在时间之下。
三、作为理想的赎罪
莫言《蛙》的成功创作和获奖无疑刺激了这个主题的广泛书写。当70后作家群开始关注这个主题并为之书写的时候，我才确认了文学史上赎罪作品书写时代的来临。徐则臣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作者在书中记叙了五位花街少年的北漂史和精神成长史：出走时，他们单纯、懵懂，回来时，每个人都被心头的债压得伤痕累累。作者以主人公雷平阳的就业经历、辞职考博和爱情故事为线索，记叙了属于70后年代的精神史，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70后与80后年轻群体是与当下社会制度中许多新事物的诞生一起成长，他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和不满于现状的需求大大超出了上一代人的预料。当代文坛中，60后年代的成熟作家群写作主题已覆盖了“伤痕”、“阴谋”、“历史”、“乡村”、“挽歌”等主题，中国年轻的70后作家群们则将目光投向了“身体”、“轻奢”、“写实的城市生活”等年轻化的主题。最后，成熟起来的70后作家将目光投向和精神和救赎，如乔叶的长篇《认罪书》、徐则臣《耶路撒冷》和宁可《日月书》都已经走向了精神写作的高地。70后的作家们再也不需要抱怨这代人没有故事可以写或者没有历史感，他们学会了立足于现实和现实中个人困境问题，更重要的是写出了“全球化”下一代人的觉醒与反思。
《耶路撒冷》的第一章的专栏题目就叫作“到世界去”。这是一个时代的呼唤，谁也不能逃脱自己的时代。老年人以为自己可以回归与平静的生活，哪怕是暂时躲避也可以，比如易长安的父亲，但是时代还是逼迫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即使是书中的人物傻子“铜钱”都要扒火车到世界去！对于当代精神的把握，徐则臣有着精准的判断力；对时代精神与文化走向的精准把握，是一个作品成功的基本要素。目前对《耶路撒冷》的评论大都聚集于其全球化语境下的精神经历和变迁，这属于这个时代特有的产物，犹如伴随他们终身的精神阵痛。但如果只认为徐则臣和乔叶的作品只是在为70后年代唱响一曲挽歌或是激发他们的斗志，那就大大低估了他们的雄心壮志。
《耶路撒冷》在叙事结构上采取了不同于以往小说平淡叙事的结构，每个章节中加进来一篇随笔，随笔又与主题和该章节相呼应，生成群像式写作效应，加大了每一个部分的叙事张力。全书共分为十一章，附有十一章随笔。每个主人公初平阳、舒袖、易长安、秦福小、杨杰各占两张篇幅，且呈对称结构分布；以第六章“景天赐”和随笔“我看见的脸”为中心，这不是一种结构上的偶然，而是作者独特的匠心所在。
这五位花街少年都与景天赐有着各种特殊的联系。景天赐是秦福小年幼的弟弟，因父母老来得子给了天赐太多的关爱引起福小不满。后来天赐遭雷劈精神失常，给家里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初平阳与姐姐感情淡泊，时常期望有一位像福小的姐姐，因而在目睹天赐用一把杨杰送给他的手术刀割破自己的动脉时，他俩在场却没有及时施救，导致天赐失血过多而死亡。天赐的死亡与初平阳、秦福小、杨杰都有各种不同方式的关联，因而他们的后半生也各自怀着愧疚的心情用自己不同的方式来赎罪。易长安决意告别父亲的生活方式，到头来却与父亲的生活方式并无多大区别。吕东与福小一场没来得及实现的私奔却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他们各自的生活。父子之间、情侣之间的关系都并非一个圆满的结局。
因此，花街昔日的五个少年成为北漂少年，在他乡奋斗、坚守，并不止于奋斗，而是由一个更大的计划：逃离。逃离自己的罪恶，忘记自己的罪恶，并以各自的方式赎罪。逃离始于觉察到罪恶却无力承担，回归时已经明白通过行动来赎罪。秦福小收养了天送这个酷似弟弟的孩子，在一个人抚养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窘迫，都没有让她放弃对天送的责任。初平阳在卖掉花街父母的老房子时，第一个考虑的也是福小。成功后的杨杰只想用钱来减轻心理的罪恶感。70后后对社会良知的担当成功得到塑造，他们的经历表明，赎罪才是最难实现的理想。
四、赎罪与历史、身体的交织
乔叶新作《认罪书》也将创作的主题伸向赎罪领域。在其早期的创作中，乔叶关心的是世俗生活的一些主题。比如长篇小说《底片》中叙述了一位稍有姿色，自命不凡的女生，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和生活，选择了卖淫这个职业。她们是一群边缘人，有一点知识，有几分姿色，所以决意不会像自己的母亲那样过一辈子。在这个行业里，她们用青春、身体及诡计完成了原始积累。这部小说已经在向赎罪意识靠近。小说结尾留下的问题是：有哪一个人先意识到可耻？谁之耻？知耻其实也是知罪的第一步。
在中国的三亿80后南下打工的大军中，地处中原内陆的作家乔叶给她们这个群体给予了文字上的关注和理解。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这么多的女性走出去，极少人回到农村中继续她们母辈的生活方式，她们努力适应着时代和环境（试想她们刚刚离开家庭的时候才十五六岁，正是美好的花季，是城里小孩撒娇、旅游、读书的年龄），逐渐有自己事业与家庭，如果说其中有不择手段、急功近利的原始积累阶段的罪与恶，那为此埋单的不应该只是她们。
在《认罪书》中，这种急功近利的身份转变找到最有力度的表述方式。作品通过一个80后问题女孩的好奇心、复仇心及后来的忏悔心成功的介入到文革这段特殊历史中，也回答了为什么作为后代的国人（无论出生于哪个年代），必须牢记这段历史，反思这段历史，这种写作思路是乔叶写作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作者所描述的年轻一代大学生对历史的漠视应该引起警觉，因为反智时代和平庸时代会造就新的罪恶。
由于主人公的特殊身份，书中穿插了大量的身体叙述。在70后作家的笔下，80后的身体似乎不是自己的，只服务于自己的社会需要：找工作、成为城里人的妻子、失败后成为城里人弟弟的妻子进行复仇。用身体的狂欢寻找宣泄与自由，到最终身体承担了所有的罪恶--主人公身患绝症走向死亡，用死亡来赎罪，其实是大大削弱了赎罪的力量，是一种相对无力的结局，因为这种方式是听天由命的。如果没有这场身体的病痛呢？罪恶还要进行下去吗？这是主动的自省赎罪与被动的赎罪的一个区别，不是出于良心幡然悔悟，而是出于外因的驱使。在小说最后，有罪的人全部用死亡来赎罪，在主人公那里表现为一种中国传统因果报应式的死亡，最终结局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却忽略了赎罪更多的是一种行动过程，不是一种结果，死亡固然具有悲剧性，但却回避了忏悔及补偿的过程。同时也导致在《认罪书》中身体书写与历史主题的勉强嫁接，这成为这部小说的一个短板。怎样认罪，如何赎罪？这其实是赎罪类主题小说家们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 在对一个特定的年代的种种罪恶挖掘的时候，《认罪书》也成功得融合了当下社会的现实与存在。历史与现实是一体的，书中你能看到历史中那一代人的罪恶，甚至是整个国民的劣根性，也能看到当下社会中的种种罪恶：贪欲之罪、思妄之罪、复仇之罪、不公之罪、是非之罪、比起之前温暖细腻的写作，这是乔叶最决绝的一部小说，生活在这个时代，你必须去看《认罪书》，你必须去看看历史的罪，现代的罪，也必须认你的罪，反思你的罪。借用书中的一句看似玩笑但绝不是玩笑的话：你可知罪？
五、工业社会文化下赎罪书写
陕西小说家宁可早期关注工业化环境中的当代社会人际关系。作者笔下的主人公面临着与我们相似的境遇：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隔膜正在增加。随着经济不断地发展，资本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多的比重，城市中的人际关系尤其失去了相互信任的基础。几年前，他就在短篇小说《墙》中设置了一个精彩的结局，让人联想到几千年前，道家始祖老子为国人塑造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生活方式已经被都市开放的生活方式全然打破，不仅如此，现代生活中“心墙”更加坚不可摧。宁可作为周公故里后人，深处周文化核心的腹地，耳濡目染的是深厚的农业文明，但由于职务的原因，其作品一直关注现代工业以及现代经济制度下各色人物的遭遇。我猜想是当代社会中呈现出两种文明各自的利弊和两种文明的矛盾与冲撞给他的创作带来了灵感。他的这类作品大多关注企业管理人员之间的钩心斗角以及生存困境，或是是底层人物在工业化浪潮中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关心生活，关心现实，关注命运，使得他的工业题材小说有了自己的伦理。如同太阳照耀好人也照耀歹人，习惯于农业文明的主人公们在工业社会下的困境让人感到无力与心酸，宁可的小说温柔又坚定的关怀着他们。
不满于陕西长篇小说多农村题材与世家叙事风格，宁可大胆伸向自己熟悉的工业环境下人性种种复杂的较量：《日月河》中苦苦赎罪的赵老歪、沉溺于物质欲望苦海中无力自拔地李明亮、沉溺于权力追逐中的毛飞、情感欲望中无法自拔的沈红红、咪咪，李明亮的复制品李小亮，这些一个个深受欲望之苦的众生形象必将成为经典的文学形象。这些形象关乎社会阵痛，因而经典；人物命运中的痛苦、顿悟和各种选择都与生活中的智慧结合在一起，即使是没有经历过知青的痛苦、第一代工业人的艰辛，也能从中得到智慧。
更重要的是，这部题材也将主题置于赎罪之中，这将是这部小说若干年之后还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个重要原因。主人公的自我救赎有具体行动可参，他避开了笔者之前提到过的与刑事案件（死刑）结合在一起的流俗，又避开了乔叶《认罪书》中形而上的、以死亡为终点的救赎行动。死亡结局绝不是赎罪文学的终点，日常生活中良知的反复追问与向善的行动才是其文学意义的终极追求。国外的赎罪主题经典作品如《赎罪》《面纱》《追风筝的人》都是生活中的小事，但却侧重于导致主人公的“良心不安”之后做出的积极行动。其写作大背景的共同特征是写出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变迁，甚至是让读者对一个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也产生了了解的兴趣。赵志强的赎罪意义在于，他虽然已经影响不了他同时代那些对自己罪恶浑然不觉的“顽固分子”，如李明亮、毛飞、沈红红等人，但却积极地影响到了下一代的“李小毛”，这是作者比较高明的地方：寄希望于此。《日月河》中也很注重自己的地域文化，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作者的写作雄心。作者深处周原文化腹地，努力将时代变化中的“天道”与“人道”结合起来，试图呈现一幅时代变化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全景图。
宁可《日月河》这部长篇作品中完成对罪恶的产生、赎罪的艰难道路的描写，并将一部作品的现代性充分释放了出来：复杂又合理的情节、人物出现的逻辑顺序和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赵老歪与赵志萍、小翠与爷爷奶奶和李小毛）、诸多的隐喻、开放的结尾，让我们也看到了陕西文学的新实力。在乡村经验日益衰败的文学现实面前，如何为我们敬爱的文学事业注入新的血液，《日月河》将是一个新的向标。在新作中，宁可也用开放式的结局让读者看到了他掌握小说现代性的力量。无论人性的阴暗面在表现人物性格过程中被发挥得如何淋漓尽致，但在结局中总是闪现着些许温暖，给人继续前行的希望。这也许是周公故里的人物特有的气度。有这种大气，在写作的探索之路上，我相信宁可一定会走得更远。
结语
不论是文化原因还是种族原因，罪的被觉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人类发展的必要过程：人类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充满罪恶。无论是宣扬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不能解释人类道德发展规律，人更不可能通过被拣选和忏悔后就立刻得到原谅，立刻成为圣人，因为修炼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道路是艰辛曲折的。
欣喜的是，我们正在这条路上前进，大量类似题材的文学作品正在揭示这一点。近年来，笔者一直关注赎罪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近年来获得成功的70后创作的长篇小说《认罪书》《耶路撒冷》都是将人性罪恶之产生和自我救赎融入作品主题中，将作品的张力得到延伸，与世界文学紧密得结合在一起。赎罪思想的出现，让作品与作者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各种主义的界限、文学大腕与新生代的界限，大家共同缔造这世界文学，将是世界文学的新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