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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财富接力
中国民营企业正处于传承发展的十字路口。许多知名企业家如王石、柳传志、宗庆后、马云等正纷纷隐退或淡出管理层。作为占民营企业绝大多数的家族企业，在未来10到15年，将迎来交接班的高峰。
受制于国内相关制度设计的缺失，不少致力于家族财富管理业务的机构遭遇新的纠结。
北京西城，一个高端私人会所。拥有海归背景、资产过亿的鲍先生，正在听某私人银行的投资顾问介绍为其财富传承的产品设计。在缓缓升起的烟雾中，鲍先生就资产内容、投资方向、风险等级、配置比例时不时提问。
最后，鲍先生以考虑考虑为由，送走了这位投资顾问。
“从去年开始，就家族财富管理问题，很多国内的机构找我了。”鲍先生微笑着说，“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些业务在国内都不成熟，甚至有潜在的风险，所以一直都在考虑。”
目前，经济转型正让身处其境的所有人遭遇阵痛。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又正好出现了创业一代向二代传承的问题，这个叠加导致了目前民营企业的财富传承问题更加严峻和紧迫。
招行和贝恩公司发布的《201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高净资产人群数量达84万人，预测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达27万亿元人民币。所以从去年开始，家族财富管理被视为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新一轮盛宴，私人银行、信托、保险、理财机构甚至PE、律师事务所，都纷纷开展类似业务。
但是，受制于国内制度的缺失，不少致力于家族财富管理业务的机构遭遇新的纠结。
下一个蓝海
吉林省一家龙头企业的董事长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我用了30年的时间做到了财富过亿，现在需要让这些财富保值增值，在子孙后代中传承下去。”
《报告》也显示，现在“财富传承”需求进一步显现，约有1/3的高净值人士，约1/2的超高净值人士开始考虑财富传承，其中部分人士已着手进行财富传承的安排。
有需求的地方，就会有市场。家族财富管理理念与制度建设在中国出现抬头之势，引得不少金融机构纷纷试水家族财富管理业务。
处于转型中的信托公司率先试水。家族信托这种业务模式成为发力的重点，这种财富传承计划是委托人生前通过将财富转移至信托名下，实现财富的长远规划安排，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私密性。
2012年下半年，平安信托推出了被业内认为是首单真正意义上的家族财富传承信托产品。中国信托业协会专家理事周小明指出，平安信托推出的国内首款家族信托，标志着家族财富管理信托在中国正式起航。
上海信托早在6年前即提出战略规划，两年前就将业务重点聚焦在家族财富管理和家族传承服务上，力求家族企业寻找适合的传承模式和财富管理平台。随后，中信信托、紫金信托等多家公司也都在家族信托领域暗自备战。
对此，东华长信财富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刘嘉城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指出，目前，国内金融机构普遍遭遇业务瓶颈，资金募集成问题，尤其是信托的刚性兑付问题越来越严重，成为各大金融机构转向财富传承的一大动力。
除信托公司外，银行也不断发力。2013年5月，招商银行联合外贸信托在家族信托业务实现了国内私人银行第一单的突破。中国农业银行从2013年就计划涉足家族财富管理领域，筹备家族事务所，并派人多次去东南亚取经。
此外，多家商业银行已经将自己的私人银行业务的主攻方向调整为家族财富管理。
保险业也不甘落后。信诚人寿就与中信信托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进行信保深度合作。
除了传统金融机构外，第三方理财公司也企盼从家族财富管理中分一杯羹。以诺亚财富为例，旗下歌斐资产管理公司目前服务的资产超过20亿元的家族数量已有数家。与此同时，瑞银等国外的诸多家族财富管理机构也开始“觊觎”中国家族财富管理市场。
“觊觎”中国家族财富管理市场的，除了一众机构，还有看到其中蕴含着巨大机会的业内人士。拥有超过16年环球基金管理经验的东华长信首席财富管家张俊文表示，中国家族财富管理市场容量巨大，而且“一切才刚刚开始”，这也是他选择中国市场的原因。
局限
各路机构摩拳擦掌，一切看上去很美。但是，因为“一切才刚刚开始”，拓荒的机构们还需要跨越重重关山。
8月底，山西靠煤炭生意起家的夏老板专程来到北京与信托公司见面，商谈设立家族信托事宜。面对家族信托合同20-50年的期限，夏老板开始犹豫。
中海信托的一位信托经理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缺乏契约精神的国内，让白手起家的“夏老板们”接受管理期在30年以上家族信托并不容易。所以虽然很多信托公司看好家族信托业务，但是目前在拓展客户方面仍比较困难。
国内的私人银行调研报告提及，一些家族由于传统观念等因素影响，很难将大量资产交给第三方金融机构打理，因此取得对方的信任成为家族财富管理业务首要难题。
瑞银在家族财富管理方面有着上百年的经验，瑞银香港家族咨询服务部董事汪玉琳表示，家族财富管理取得客户的信任确实需要较长的时间。一般会先做家族财富规划，然后从打理个人的小部分资产开始尝试，再逐步扩展至其他的金融资产投资服务。“目前国内的家族财富管理还处于培植市场阶段。”
前述信托人士透露，目前虽然很多机构都有家族财富传承的部门，但是大多还没有真正想好该怎样开展工作。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在国外，家族财富管理不再仅仅限于资产的配置，人们更多关心的是法人财富传承、合理避税、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治理，以及慈善公益行为。但中国的客户大多还是单一的财富增值诉求。这也导致国内的家族财富管理停留在委托理财阶段。
即便如此，受制于外汇、税收政策，金融工具的匮乏，国内的家族财富管理机构也并不能做到根据家族客户的需求进行资产配置。“有的客户在国内外的资产有几十亿元，他们希望资产在全球资产配置中能够自由流动，寻觅较好的投资机会和稳定的回报，实现保值增值。但是这点国内机构很难做到。”前述中海信托人士表示。 一位私人银行的投资顾问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如是评价国内的家族财富管理机构：银行、券商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碍于法律规定，偏重于避险产品，在产品创新领域突破不大，无法满足家族财富追求高回报、灵活的要求。而信托和第三方理财机构均是中介机构，在盈利模式上严重依赖销售佣金，目前尚难完成从产品推销者到财富服务者的角色转变。
另外，刘嘉城向记者表示，国内金融机构的财富管理，大部分配置的是国内的股票、基金、债券、期货等产品，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管理还比较严格。目前，股市、债券、信托都可能受到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这样的资产管理无法将投资风险分散。人才的缺乏也制约着国内家族财富管理机构的发展。国外服务家族财富管理的私人银行家，一般都有着几十年的金融领域工作经验。以瑞银为例，其家族的慈善业务方面，在全球有40多位专家。
前述中海信托人士认为，家族财富管理，不仅需要国际化的财富管理观念，对于法律、税务筹划以及家族的各种问题都必须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认识。“没有十几年相关领域的历练，很难上手。”他透露，不少所谓的家族财富管理的“专业人员”有可能出身银行的客户经理，产品销售，仅做了几个月的培训，就“赶鸭子上架了”。
出海
“跟国内的机构相比，我更愿意选择国外的机构做家族财富管理。”鲍先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在他看来，中国的家族财富管理各方面都处于初始形态。
“就像某私人银行派来跟我联系的私人投资顾问，竟然是一个80后的小伙子。他上小学的时候，我已经跟着美国的金融大鳄在华尔街做PE了。你说我会选择把家族财富交给他们管理吗？”
鲍先生在中国香港和英属的根西岛设有离岸的家族信托，在他看来，中国的金融机构在专业知识和理财经验方面跟国外的机构有很大差距，这也是因为海外的金融机构有上百年的历史积累，而中国还未超过20年。
国内机构的不成熟，导致一些中国富人在境外进行家族财富管理。譬如SOHO中国的潘石屹、玖龙纸业的张茵等多位中国富豪都在境外设立了家族信托。另有一些富豪青睐于通过国外的PE进行家族财富管理。
《201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内地超过30%的全部高净值人士、超过50%的超高净值人士持有境外投资；在已持有境外投资的高净值人群中，有近60%的受访者称未来会进一步增加境外投资比例；而目前没有境外投资的高净值人士中，超50%计划境外投资。
香港特区成了不少富豪进行家族财富管理的首选。永隆私人银行财富管理部主管谭剑伟曾经表示，“在香港设立家族信托的客户有50%～70%的比例来自内地，内地企业家对财富传承需求比较强烈。”
在香港的私人银行开设账户，没有外汇管制，更容易进行资产的全球配置规避风险，也吸引了不少客户。
在国际上，人寿保险通常也被作为传承财富的重要工具。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人寿保险金归受益人所有，不属于被保险人的遗产，受益人无须清偿被保险人生前所欠的税款和债务。所以在境外购置大额保单也是内地高净值人群进行家族财富传承的方式之一。谭剑伟透露，香港保费高达100万美元以上的大额保险有50%由内地客户购买。
正是出于这种需求，才有了东华长信这一类财富管理机构，通过与国外著名的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合作，将国内富裕家族的流动性资金转移到海外进行投资，实现传承。
财富传承仅是一个方面，鲍先生认为，与国内的机构相比，无论是欧美还是香港地区，他们的机构做家族财富管理可以为客户搭建一个永续传承的架构，并且能帮助培养下一代的传承人，而国内机构对这些还很陌生。
但是，出海也有风险。鉴于国内外适用法律和税负的差异，所以高净值人群海外进行家族财富管理，也面临着政治风险、税负风险、汇率风险和流动风险。
制度掣肘
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企业家表示之所以选择境外进行家族财富管理，除了资产配置工具的差距之外，政策法律环境也是考量。
家族信托，在国外是家族财富传承的主要工具，近年来逐渐受到国内客户的追捧，但受制于制度的掣肘，家族信托在国内步履蹒跚。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内《信托法》中对纳入信托的财产尚未明确财产所有权变更问题，由信托持有，以及由信托转移至信托受益人名下等方面还存在障碍，这也导致家族信托的主要功能难以发挥。
另外，从操作层面来讲，一些国家有信托财产登记机制，在信托设立时对财产所有权进行公示。但国内信托财产登记比较欠缺，这也导致家族信托无法产生效力，成为家族信托业务发展的主要障碍。
通常高端客户除了货币现金外，还有大量房产甚至企业股权等。在北京信托首席研究员刘向东看来，土地只有70年使用权，法律始终没有明确规定附着于其上的商品房该何去何从；而股权更是至今作为信托财产登记，所以该类资产也暂被搁置在家族信托之外。由于境内的法律无法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很多高净值人士纷纷出海。
鲍先生表示，国外的法律环境要比境内完善。仅以保护私人财产的相关法律条文为例，美国有3万多条，而中国只有200多条。这也导致一些企业家缺乏“安全感”。他们通过内保外贷、投资不动产、并购企业等多种方式把资产向海外转移，在境外进行家族财富管理。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家族企业课程主任高皓估计，富豪每年转至境外的资产高达千亿元级，这也导致了国内财富的外流。
“为了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更应该从制度层面上完善家族财富管理，让资金资源留在国内。”高皓说。
“如果国内能进行家族财富管理，我也不愿意中转两次，坐20多个小时的飞机去英属根西岛。”鲍先生说。
中国民营企业正处于传承发展的十字路口。许多知名企业家如王石、柳传志、宗庆后、马云等正纷纷隐退或淡出管理层。作为占民营企业绝大多数的家族企业，在未来10到15年，将迎来交接班的高峰。
受制于国内相关制度设计的缺失，不少致力于家族财富管理业务的机构遭遇新的纠结。
北京西城，一个高端私人会所。拥有海归背景、资产过亿的鲍先生，正在听某私人银行的投资顾问介绍为其财富传承的产品设计。在缓缓升起的烟雾中，鲍先生就资产内容、投资方向、风险等级、配置比例时不时提问。
最后，鲍先生以考虑考虑为由，送走了这位投资顾问。
“从去年开始，就家族财富管理问题，很多国内的机构找我了。”鲍先生微笑着说，“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些业务在国内都不成熟，甚至有潜在的风险，所以一直都在考虑。”
目前，经济转型正让身处其境的所有人遭遇阵痛。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又正好出现了创业一代向二代传承的问题，这个叠加导致了目前民营企业的财富传承问题更加严峻和紧迫。
招行和贝恩公司发布的《201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高净资产人群数量达84万人，预测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达27万亿元人民币。所以从去年开始，家族财富管理被视为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新一轮盛宴，私人银行、信托、保险、理财机构甚至PE、律师事务所，都纷纷开展类似业务。
但是，受制于国内制度的缺失，不少致力于家族财富管理业务的机构遭遇新的纠结。
下一个蓝海
吉林省一家龙头企业的董事长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我用了30年的时间做到了财富过亿，现在需要让这些财富保值增值，在子孙后代中传承下去。”
《报告》也显示，现在“财富传承”需求进一步显现，约有1/3的高净值人士，约1/2的超高净值人士开始考虑财富传承，其中部分人士已着手进行财富传承的安排。
有需求的地方，就会有市场。家族财富管理理念与制度建设在中国出现抬头之势，引得不少金融机构纷纷试水家族财富管理业务。
处于转型中的信托公司率先试水。家族信托这种业务模式成为发力的重点，这种财富传承计划是委托人生前通过将财富转移至信托名下，实现财富的长远规划安排，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私密性。
2012年下半年，平安信托推出了被业内认为是首单真正意义上的家族财富传承信托产品。中国信托业协会专家理事周小明指出，平安信托推出的国内首款家族信托，标志着家族财富管理信托在中国正式起航。
上海信托早在6年前即提出战略规划，两年前就将业务重点聚焦在家族财富管理和家族传承服务上，力求家族企业寻找适合的传承模式和财富管理平台。随后，中信信托、紫金信托等多家公司也都在家族信托领域暗自备战。
对此，东华长信财富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刘嘉城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指出，目前，国内金融机构普遍遭遇业务瓶颈，资金募集成问题，尤其是信托的刚性兑付问题越来越严重，成为各大金融机构转向财富传承的一大动力。
除信托公司外，银行也不断发力。2013年5月，招商银行联合外贸信托在家族信托业务实现了国内私人银行第一单的突破。中国农业银行从2013年就计划涉足家族财富管理领域，筹备家族事务所，并派人多次去东南亚取经。
此外，多家商业银行已经将自己的私人银行业务的主攻方向调整为家族财富管理。
保险业也不甘落后。信诚人寿就与中信信托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进行信保深度合作。
除了传统金融机构外，第三方理财公司也企盼从家族财富管理中分一杯羹。以诺亚财富为例，旗下歌斐资产管理公司目前服务的资产超过20亿元的家族数量已有数家。与此同时，瑞银等国外的诸多家族财富管理机构也开始“觊觎”中国家族财富管理市场。
“觊觎”中国家族财富管理市场的，除了一众机构，还有看到其中蕴含着巨大机会的业内人士。拥有超过16年环球基金管理经验的东华长信首席财富管家张俊文表示，中国家族财富管理市场容量巨大，而且“一切才刚刚开始”，这也是他选择中国市场的原因。
局限
各路机构摩拳擦掌，一切看上去很美。但是，因为“一切才刚刚开始”，拓荒的机构们还需要跨越重重关山。
8月底，山西靠煤炭生意起家的夏老板专程来到北京与信托公司见面，商谈设立家族信托事宜。面对家族信托合同20-50年的期限，夏老板开始犹豫。
中海信托的一位信托经理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缺乏契约精神的国内，让白手起家的“夏老板们”接受管理期在30年以上家族信托并不容易。所以虽然很多信托公司看好家族信托业务，但是目前在拓展客户方面仍比较困难。
国内的私人银行调研报告提及，一些家族由于传统观念等因素影响，很难将大量资产交给第三方金融机构打理，因此取得对方的信任成为家族财富管理业务首要难题。
瑞银在家族财富管理方面有着上百年的经验，瑞银香港家族咨询服务部董事汪玉琳表示，家族财富管理取得客户的信任确实需要较长的时间。一般会先做家族财富规划，然后从打理个人的小部分资产开始尝试，再逐步扩展至其他的金融资产投资服务。“目前国内的家族财富管理还处于培植市场阶段。”
前述信托人士透露，目前虽然很多机构都有家族财富传承的部门，但是大多还没有真正想好该怎样开展工作。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在国外，家族财富管理不再仅仅限于资产的配置，人们更多关心的是法人财富传承、合理避税、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治理，以及慈善公益行为。但中国的客户大多还是单一的财富增值诉求。这也导致国内的家族财富管理停留在委托理财阶段。
即便如此，受制于外汇、税收政策，金融工具的匮乏，国内的家族财富管理机构也并不能做到根据家族客户的需求进行资产配置。“有的客户在国内外的资产有几十亿元，他们希望资产在全球资产配置中能够自由流动，寻觅较好的投资机会和稳定的回报，实现保值增值。但是这点国内机构很难做到。”前述中海信托人士表示。 一位私人银行的投资顾问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如是评价国内的家族财富管理机构：银行、券商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碍于法律规定，偏重于避险产品，在产品创新领域突破不大，无法满足家族财富追求高回报、灵活的要求。而信托和第三方理财机构均是中介机构，在盈利模式上严重依赖销售佣金，目前尚难完成从产品推销者到财富服务者的角色转变。
另外，刘嘉城向记者表示，国内金融机构的财富管理，大部分配置的是国内的股票、基金、债券、期货等产品，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管理还比较严格。目前，股市、债券、信托都可能受到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这样的资产管理无法将投资风险分散。人才的缺乏也制约着国内家族财富管理机构的发展。国外服务家族财富管理的私人银行家，一般都有着几十年的金融领域工作经验。以瑞银为例，其家族的慈善业务方面，在全球有40多位专家。
前述中海信托人士认为，家族财富管理，不仅需要国际化的财富管理观念，对于法律、税务筹划以及家族的各种问题都必须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认识。“没有十几年相关领域的历练，很难上手。”他透露，不少所谓的家族财富管理的“专业人员”有可能出身银行的客户经理，产品销售，仅做了几个月的培训，就“赶鸭子上架了”。
出海
“跟国内的机构相比，我更愿意选择国外的机构做家族财富管理。”鲍先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在他看来，中国的家族财富管理各方面都处于初始形态。
“就像某私人银行派来跟我联系的私人投资顾问，竟然是一个80后的小伙子。他上小学的时候，我已经跟着美国的金融大鳄在华尔街做PE了。你说我会选择把家族财富交给他们管理吗？”
鲍先生在中国香港和英属的根西岛设有离岸的家族信托，在他看来，中国的金融机构在专业知识和理财经验方面跟国外的机构有很大差距，这也是因为海外的金融机构有上百年的历史积累，而中国还未超过20年。
国内机构的不成熟，导致一些中国富人在境外进行家族财富管理。譬如SOHO中国的潘石屹、玖龙纸业的张茵等多位中国富豪都在境外设立了家族信托。另有一些富豪青睐于通过国外的PE进行家族财富管理。
《201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内地超过30%的全部高净值人士、超过50%的超高净值人士持有境外投资；在已持有境外投资的高净值人群中，有近60%的受访者称未来会进一步增加境外投资比例；而目前没有境外投资的高净值人士中，超50%计划境外投资。
香港特区成了不少富豪进行家族财富管理的首选。永隆私人银行财富管理部主管谭剑伟曾经表示，“在香港设立家族信托的客户有50%～70%的比例来自内地，内地企业家对财富传承需求比较强烈。”
在香港的私人银行开设账户，没有外汇管制，更容易进行资产的全球配置规避风险，也吸引了不少客户。
在国际上，人寿保险通常也被作为传承财富的重要工具。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人寿保险金归受益人所有，不属于被保险人的遗产，受益人无须清偿被保险人生前所欠的税款和债务。所以在境外购置大额保单也是内地高净值人群进行家族财富传承的方式之一。谭剑伟透露，香港保费高达100万美元以上的大额保险有50%由内地客户购买。
正是出于这种需求，才有了东华长信这一类财富管理机构，通过与国外著名的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合作，将国内富裕家族的流动性资金转移到海外进行投资，实现传承。
财富传承仅是一个方面，鲍先生认为，与国内的机构相比，无论是欧美还是香港地区，他们的机构做家族财富管理可以为客户搭建一个永续传承的架构，并且能帮助培养下一代的传承人，而国内机构对这些还很陌生。
但是，出海也有风险。鉴于国内外适用法律和税负的差异，所以高净值人群海外进行家族财富管理，也面临着政治风险、税负风险、汇率风险和流动风险。
制度掣肘
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企业家表示之所以选择境外进行家族财富管理，除了资产配置工具的差距之外，政策法律环境也是考量。
家族信托，在国外是家族财富传承的主要工具，近年来逐渐受到国内客户的追捧，但受制于制度的掣肘，家族信托在国内步履蹒跚。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内《信托法》中对纳入信托的财产尚未明确财产所有权变更问题，由信托持有，以及由信托转移至信托受益人名下等方面还存在障碍，这也导致家族信托的主要功能难以发挥。
另外，从操作层面来讲，一些国家有信托财产登记机制，在信托设立时对财产所有权进行公示。但国内信托财产登记比较欠缺，这也导致家族信托无法产生效力，成为家族信托业务发展的主要障碍。
通常高端客户除了货币现金外，还有大量房产甚至企业股权等。在北京信托首席研究员刘向东看来，土地只有70年使用权，法律始终没有明确规定附着于其上的商品房该何去何从；而股权更是至今作为信托财产登记，所以该类资产也暂被搁置在家族信托之外。由于境内的法律无法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很多高净值人士纷纷出海。
鲍先生表示，国外的法律环境要比境内完善。仅以保护私人财产的相关法律条文为例，美国有3万多条，而中国只有200多条。这也导致一些企业家缺乏“安全感”。他们通过内保外贷、投资不动产、并购企业等多种方式把资产向海外转移，在境外进行家族财富管理。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家族企业课程主任高皓估计，富豪每年转至境外的资产高达千亿元级，这也导致了国内财富的外流。
“为了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更应该从制度层面上完善家族财富管理，让资金资源留在国内。”高皓说。
“如果国内能进行家族财富管理，我也不愿意中转两次，坐20多个小时的飞机去英属根西岛。”鲍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