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军事家，是我们党、军队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以大量的精力注重军事，研究战争，创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他亲自指挥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一起，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在解放战争开始不久，蒋介石派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从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８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同志率领中央直属机关撤离延安，到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３日东渡黄河，我随毛主席转战陕北。１９９３年，我在《汪东兴日记》一书中将我在这一年紧张的战斗和生活中的工作日记发表过，但内容很简单。现在我把其中的两次战斗经过进行了改写和补充，并以此文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
１９４６年６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时确定了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以期恢复国内和平的正确方针。
为了能够以劣势兵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富有远见的方针和政策。
军事方面，中央军委确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卫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原则。特别强调，在国民党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在每一次战役战斗中，我军必须集中４倍、５倍、６倍的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人各个击破。这样，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在总的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创造各个战役中的优势，最有效地打击敌人，最充分地补充自己，使反革命力量愈战愈弱，使革命力量愈战愈强，并取得最后胜利。
政治方面，中共中央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原则。
经济方面，中共中央指出，必须一切依靠自力更生，做好持久战争的准备。
从１９４６年７月到１９４７年１月，我军平均每月歼灭敌人８个旅，共歼敌７１万余人。国民党军虽然仍占有我解放区１０５座城市，但有生力量却被我军大量歼灭，兵力不足的弱点更加暴露。１９４７年３月，国民党军将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４３％，即９４个旅，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压迫华东解放军至胶东狭窄地区加以歼灭，以解除对南京、上海的威胁；在陕北，攻占延安，打击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并消灭西北解放军。
１９４７年３月初，国民党集结３４个旅２５万人的兵力，准备向陕甘宁解放区发起进攻，其首要目标就是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我们的队伍不论走到哪里，到了宿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架设电台抄收全国各战场发来的电报，或者拍发毛主席起草的给各战场的电报
３月１３日，胡宗南部以１５个旅１４万人为主攻，从洛川、宜川一线分两路向延安进犯；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１２个师，榆林二十二军两个师为策应，相继由西、北两面出动；国民党军统帅部先后抽调１００架左右的飞机，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进行大肆轰炸。
当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６个旅２万多人，约为国民党军的１／１０，在装备上也处于绝对劣势。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
对于撤离延安，不少干部、战士、学生、农民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一部分同志不同意撤离延安，要“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毛主席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年，动手挖了窑洞，开荒种了小米，学习了马列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干部，指挥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领导了全国革命。现在中国、外国都知道有个革命圣地——延安。延安不能不保，但保卫延安不能死保。战争不能只陷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主要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主席说得好：“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打仗争地盘，要延安，要开庆祝会。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武装，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蒋介石占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他背上这个沉重的包袱，我们再收拾他，他就要倒霉了，等蒋介石算清这笔帐，后悔也迟了。”毛主席的讲话迅速传达下去。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８日，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同志向我们全体社会部的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我们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撤离延安的决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思想通了，深感毛主席对战胜敌人，保卫延安早己胸有成竹，延安迟早还是我们的。通过讨论，大家认清了形势，决心上下同心同德，积极主动地准备撤离延安。
毛主席、周副主席住在王家坪左边的山坡上，山上边住着中央警卫团的司令部。
上午，我们在窑洞里不时可以听到从延安南面传来的大炮声，听到激烈的枪声，这是我军主力部队在三十里铺、劳山一带阻击敌人，尽可能推迟敌人占领延安的时间，掩护党中央和延安人民顺利撤出延安。
下午，我接到命令：马上带领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的慕丰韵和一个骑兵分队，由枣园到王家坪执行保卫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撤离延安的任务。
我们马不停蹄奔到王家坪已是下午４时许。我和叶子龙、龙飞虎同志取得联系。他们见我们已经赶到，对我说：“毛主席、周副主席正在同彭德怀、王震同志开会。”
我问道：“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打算怎么走法?芽是坐车走，还是骑马走?”
叶子龙同志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准备坐车走。前面路上安全如何?”
我说：“如果坐汽车走，先要派人去机场联系，那里现在正在挖壕沟，要通知他们留出一条汽车通道。”
叶子龙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我即派骑兵排长宫东勋同志前去联系。
我和叶子龙同志继续研究如何保卫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安全撤离的工作。这时候，会开完了。周副主席见我来了，对我说：“东兴同志，你来得正好，马上带人去检查一下中央机关的坚壁清野工作。你们要把中央机关各单位的驻地好好检查一下，不要有一点泄密的东西给敌人留下。你们检查结束后，１２时撤离延安。”
我向周副主席汇报说：“我已派人去机场方向探路，路上安全没有问题。”
周副主席听完我的汇报，立即转身去安排毛主席撤离延安的事情。
我接受了任务，带领骑兵分队的战士把所有中央机关住过的窑洞仔细检查了一遍，将可能暴露机密的东西统统整理销毁。我们检查到杨家岭机关驻地时，发现窑洞里失火。我带领部队立即投入救火，结果推迟了预定撤离延安的时间。
为了诱敌深入，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与强敌周旋。
３月２９日，毛主席率中央机关到达清涧县枣林沟。
３月２９日晚至３０日，毛主席在枣林沟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等同志组成中央后委，中央机关大部分同志随他们到晋西北。会后，中央机关人员为了便于行动，组成四个大队，成立了中央直属队司令部。
３０日下午，弼时同志召开各大队负责人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宣布由中央机关２００多人组成的昆仑纵队成立。任弼时为司令员，代号史林；陆定一为政委，代号郑位；叶子龙为参谋长，汪东兴为副参谋长；毛主席代号李得胜，周副主席代号胡必成。
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２日，昆仑纵队由青阳岔到达安塞县的王家湾。
为刺探我党中央的去向，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派遣大批特务到陕北搜集情报，并进行破坏活动。所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行踪必须绝对保密。
４月１３日，昆仑纵队改名为三支队。
弼时同志告诉我们：中央前委机关要在王家湾多住几天，你们把各方面的工作安排一下。
参谋长叶子龙和崔林、彭润田同志研究讨论保障通讯联络畅通的问题。
我和中央警卫团的刘辉山、古远兴、龙飞虎、刘坚夫、慕丰韵、毛崇横、阎长林、高富有等同志一起讨论研究中央前委驻地安全的问题。我们一边查看地形，一边研究讨论。
王家湾的地形不错，整个村子在山沟里的西山坡上。坡底有一条小河，不下雨时，河里的水量很小。沿着小河是一条与外界通行的大道，来来往往的人不少。
我们警戒的重点是控制制高点，防止敌人偷袭。我们在山顶挖好工事，昼夜监视王家湾周围的情况。我们在驻地周围安排流动哨，白天减少，隐蔽起来；晚上增加，加强警卫。我们对大路上过往行人听其自然，内紧外松。
４月１５日，叶子龙同志召集我、吴振英、徐业夫、丁农、车平度、刘长命等同志开会，传达并讨论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同志对支队参谋处工作的指示。按照上级领导的要求，我们参谋处要２４小时值班，保证随时将全国各战场发来的战况进展电报及时抄收，及时译出，及时送交前委领导，不得有误。
我们参谋处的几个同志睡在一个窑洞的一个炕上，晚上值班回来，炕上挤得上不去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大家的情绪却很高涨。特别是看到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日夜操劳，和我们一样住窑洞、睡土炕，保卫他们的安全，是我们光荣的责任。
在陕北的山沟沟里，毛主席最关心的事情是如何多打胜仗。毛主席认为多打胜仗，多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我们的队伍不论走到哪里，到了宿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架设电台抄收全国各战场发来的电报，或者拍发毛主席起草的给各战场的电报。
１９４７年４月，全国各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蒋介石在冀鲁豫和晋南两个战场上已处于完全的劣势，在晋察冀与东北两个战场上也已经开始变为劣势。毛主席对蒋介石的收缩和集中兵力的重点进攻，有过非常形象的比喻。毛主席说：“蒋介石两个拳头（指陕北和山东?雪这么一伸，他的胸膛?穴指中原）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这一刀就是我们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陕北战场，在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４５天内，西北野战部队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地区三战三捷，共歼灭国民党军１．４万人。５月中旬，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有边区军民１万多人参加的祝捷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会祝贺，并在会上公开宣布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还在陕北的消息。
在陕北战争形势好转之后，毛主席又把他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山东战场。为及时掌握敌情，毛主席电令陈毅、粟裕同志每天或每两天以当面敌情变动电告一次中央军委。整个５月份，毛主席和陈毅、粟裕同志之间的电报往来极为频繁。
５月４日，毛主席在电报中说：“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
５月６日，毛主席在电报中说：“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
５月１２日，毛主席在电报中说：“敌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山东战场打响了。５月１４日和１５日，毛主席连续两次发电报给陈毅、粟裕同志：“你们以四个纵队歼击七十四师极为正确。此次作战，战果大小决定于你们是否集中七八个纵队于一个战场作战，如此则歼灭七十四师后可以再打八十三师、二十五师，连续打两三个大仗，完成中间突破，则全局好转。”经三昼夜激战，陈粟大军在沂蒙山区孟良崮，歼灭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师”——整编七十四师及八十三师一部共３．２万人，击毙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捷报传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非常高兴，立即致电庆祝胜利。
主席听完弼时同志的话，回过头来对我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
５月１４日的真武洞祝捷大会之后，毛主席一边在院子里听广播，一边说：“胡宗南要来拜访我们了。”
果然，蒋介石从广播中得知毛主席还在陕北并对此确信不疑，立即派出一个小组带着美国电台测向仪到了延安。他们测向结果发现王家湾一带有电台群，蒋介石判断毛主席可能在这里，于是命令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围追捕杀。
６月６日，国民党军的飞机就到我们三支队的驻地王家湾一带盘旋侦查。
６月８日，敌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从西边和南面向王家湾扑来。敌军行进速度很快，午后就到达离王家湾只有１０公里的平桥地区。三支队紧急动员，准备转移。但是向东转移还是向西转移，毛主席和弼时同志发生了激烈争吵。最后决定：马上通知王家湾的群众坚壁清野，向山里疏散；三支队各大队在掩护群众撤退的同时，除带必需的东西以外，其他物品就地掩埋，下午６时先向王家湾以北方向转移，然后再向西北方向转移。
支队转移的时间到了，周副主席对毛主席说：“敌人离王家湾不远了，请主席收拾一下马上出发。”
主席笑着对周副主席说：“不要急，不要慌。我要看到敌人才走呢。”
弼时同志急了，他对主席说：“你别的意见我们都照办，就是这个意见不能办，你得听支队的安排，马上走。”
毛主席不紧不慢地说：“敌人着急消灭我，我不着急。要走，你们先走，我看到敌人再走也不迟。”毛主席点着一支烟，走出窑洞，向远处望着。
周副主席、弼时同志、定一同志看主席决意不走，有些着急，马上召集我们商量办法。
周副主席说：“主席要看到敌人再走，不让看恐怕是不行的，能不能找个人替主席看?芽”
弼时同志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来到主席身边，对毛主席说：“主席，我有个建议。你看是不是可以派一个同志替你看到敌人再走?芽”
主席听完弼时同志的话，回过头来对我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
我向前大跨一步说：“怎么不敢?芽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等敌人。”
毛主席大笑说：“好?选给你一个连的兵力够不够?”
我略加思索后回答说：“给一个加强排就够了。”
主席说：“就给你一个加强排，加上五个骑兵，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
我一看主席同意转移了，心里一阵轻松，我对主席说：“请主席赶快出发，我不看到敌人不离开王家湾。”
主席对我说：“我们这就走了，给你留一部电台，要和支队随时保持联系。”
下半夜，毛主席率领三支队离开王家湾，上山向北走去。
我接受命令后连夜抓紧部署。
我从中央警卫团二连挑选了二排的３０个同志，由排长陈少先带领。每个班配备轻机枪一挺，每人带步枪一支，子弹、手榴弹尽量多带，个人物品尽量少带。然后，我与团参谋长古远兴一起勘察地形，部署兵力。我们把一个排的兵力分成两个梯队：由陈排长带１８人组成第一梯队在原支队政治部驻地的杨岭崂湾前面的制高点设防阻击敌人；在原支队司令部驻地的王家湾后面的山顶上部署第二梯队设防阻击。按照我们的部署，各梯队立即各就各位，并限他们在早晨８时以前挖好工事，搞好伪装，绝对不能提前暴露目标。电台和骑兵的马匹隐藏在山顶的庙里。一切部署就绪，我们在山顶工事里目送最后一批群众撤离王家湾。
上午９时，观察哨来报告：刘戡前卫部队约一个团的兵力开始进入我们的埋伏圈，正向我前沿阵地靠近。
我和古远兴密切观察敌人动向，待敌人进入火力射程之内，我一声令下，顿时步枪声、机关枪声大作，一阵猛打，敌人迅速退出沟外。遇到这般较强火力的当头一棒，敌人摸不清我军的虚实，不敢冒进。
一会儿 ，一架敌侦察机飞抵我们阵地上空侦察，飞机到来之前，我命令部队彻底隐蔽起来，不让敌人侦察到我军的虚实。敌机盘旋了一阵，未发现什么，飞回去了。
不久，敌人又开始了第二次进攻。为了给敌人造成错觉，达到为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率领的三支队多争取一些转移时间的目的，我和古远兴指挥部队将手榴弹集中投向敌人，然后用更猛烈的火力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敌人被我们密集枪弹打得不能前进，丢下一些尸体，又败下阵去。
敌机第二次又来阵地上空火力扫射侦察，一名战士的眼睛被击中，受了轻伤，飞机过后，卫生员迅速给他包扎好，准备继续战斗。
忽然，一个战士跑来报告：敌人绕道从山后面上来了！
我命令第二梯队进入阵地，打退敌人进攻并掩护第一梯队撤到第二梯队阵地。
第二梯队接到命令后，马上组织火力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没有想到，在他们后面还有我军这么顽强的阻击，被迫停止前进。
在第二梯队的掩护下，陈排长率领的第一梯队安全撤到我们阵地上。他向我报告：除一轻伤外，其他同志及武器安然无恙。我和古远兴同志检查了伤员及武器弹药情况，让同志们抓紧时间休息。
这时候，天下起了暴雨，很快山洪暴发。大量雨水裹着泥沙顺山而下，为了保证部队的安全，我和古远兴同志分析敌情后认为 ，这么大的雨，敌人也难以行动，决定先让部队撤出阵地，到山顶的庙里避雨。与此同时，我又派侦察兵去侦察敌人的动向。
不久，派出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暴雨使山洪暴发，敌人的行进速度大大减慢，雨转小后，敌人于晚上９时左右进驻王家湾。”由于我们的阻击加上大雨，使敌人比预定“清剿”王家湾的计划整整推迟了１２个小时，为三支队撤离王家湾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夜里１２时，进驻王家湾的敌人进入梦乡。我们悄然从山顶上的庙里向王家湾以西方向撤退。我们与支队通信联系，得知支队现在离小河村一二十公里的靖边县天赐湾。当我们到达小河村时，与支队留下等我们的骑兵相遇。我们与骑兵部队一起迅速向天赐湾前进。一进天赐湾村口，一阵枪声响起，哨兵把我们当成了敌人。前卫士兵立刻示意我们是自己人。我们一到支队驻地，毛主席、周副主席、弼时同志、定一同志都迎出门来。毛主席快步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刚才枪响是怎么回事?芽”
我说：“哨兵把我们当成敌人来了。”
毛主席说：“就算是欢迎你们回来的吧?选你们打得好?选你们用极少的兵力阻挡了大量的敌人，为我们的行动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说明敌人还没有站稳脚跟，他们还摸不清我们的行踪和实力，利用这一点，以我们的勇敢和智慧是可以以少胜多的。”
我把替主席看敌人的情况向支队领导汇报后，毛主席说：“谢谢你们替我看到了敌人，你们辛苦了！”
“只要主席下令，我什么仗都敢打！”
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庆阳、西峰镇、环县、曲马、盐池、定边、靖边一带消灭马鸿逵部的两个团，把马的其他部队赶回宁夏，恢复了我三边解放区。
６月１１日中午，毛主席派人把我找来，对我说：“这两天恢复得怎么样？”
我回答说：“恢复好了，主席找我有什么事吗？”
毛主席说：“刘戡的部队寻找中央前委机关在王家湾扑了空，现在从小河村向延安方向撤走了。我想再给你一个连的兵力，尾追敌人，再打一仗怎么样？”
我说：“只要主席下命令，我什么仗都敢打！”
主席说：“我看你很勇敢，能打仗。王家湾一仗是阻击战，你敢于面对敌人，以小量部队阻击了大量敌人，仗打得漂亮。这次任务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还是以小部队插到敌人后方去，在安塞、延安一带袭击、扰乱敌人，让敌人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不得安宁，疲劳不堪。一方面给刘戡造成错觉，搞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部队与他周旋；另一方面也是在实战中锻炼我们的警卫部队，更好地保卫党中央。你看如何?”
我听完主席的一番话，感觉到毛主席又在决策什么大的战略行动。
我对主席说：“我还是带一个加强排就够了，兵力不足，我还可以同当地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必要时和他们配合行动。”
主席说：“这次是插到敌后独立行动，兵力不足，打不痛敌人，还是带一个连去。一路上你要机智灵活，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走到一定时候寻找机会再打。你这次离开支队单独行动，还要注意依靠群众支援。我们如果离开了群众，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就寸步难行了。现在敌占区人民生活很艰苦，你们在与敌人周旋的空隙，可以搞点调查研究，了解一下群众的生活情况和他们的情绪。”
我认真听完毛主席的指示，对主席说：“请主席放心，我带一个连去，保证完成任务。”
毛主席接着说：“你把电台、骑兵带上，一定要保持和我们支队的联系，随时把敌人的动向报告我们。等你完成任务时，我们可能已经又转移了，注意千万要保持和我们的联系。”
我对主席说：“请主席放心吧，我这就去准备，争取明早就出发。”
主席说：“不要急，一同吃中饭。吃了饭，你向恩来、弼时、定一同志报告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意见。”
我同主席一起吃中饭，一荤一素，没有拘束，没有客套。我们一边吃，一边就我这次的任务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饭后，我即去恩来、弼时、定一同志处向他们报告了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周副主席仔细听完我的汇报，对我说：“看来主席对胡宗南的战略是蘑菇战，派你带小股部队出去执行任务，就是要把敌人拖住，把敌人打乱，把敌人打疲劳，这也是为主席总的战略思想服务的。”
弼时同志表示赞同周副主席的意见，他说：“主席派你去敌后打击骚扰敌人，侦察敌情，也是保卫中央前委安全的措施之一。”
定一同志接着弼时同志的话说：“王家湾阻击战你们打得很好，这次出去执行任务，相信你们一定能胜利完成任务。”
他们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一再叮嘱我要处事灵活，随机应变，保持和中央前委的联系。
从他们那里出来，我马上找到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政委张廷祯同志商量派哪个连和我一起去执行任务。
刘团长说：“我看三连去执行这个任务比较合适。连长惠金贤，是陕北人，对延安一带环境熟悉。我们再把三连的武器配备加强，多带些弹药，你看怎么样?”
我说：“武器方面你有什么装备?”
刘团长说：“每个排再给配备一挺轻机枪，每人带两颗手榴弹，每支步枪配发５０发子弹。我们再派５名骑兵给你们担任前卫、侦察、联络，骑兵由排长宫东勋负责指挥，团部由张政委协助你们工作，你看怎么样?”
我问张政委：“你看刘团长的意见怎么样?”
张政委说：“我同意刘团长的意见。”
我看三人的意见基本一致，就对刘团长说：“我也同意刘团长的意见，另外请你们再考虑一下，是否再派宣传、民运、参谋各一人随队伍出发。因为我们这次出去执行任务不只是打仗的任务，还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任务。”
他们同意我的意见，把人员确定下来。我对张政委说：“我非常高兴能和政委一起配合指挥三连完成这次工作任务。我马上将我们讨论的情况向支队领导汇报。”
支队领导同意了我们的安排。
第二天一早，我们率领全副武装的三连离开天赐湾，沿着敌人撤退的路线一边侦察，一边前进，经过一天的急行军，于傍晚到达安塞县城郊宿营。我们在这里抓到敌人掉队的伤兵，经盘问，他们说：“刘戡未回延安，又向保安方向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去了。”
我们又找来当地的老百姓询问，证实敌人伤兵的话是对的。我们马上与支队联系，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他们，等候支队领导的指示。
很快，支队回电：“不要尾追敌人 ，而在安塞、延安之间开展游击活动。已电告安塞、延安地区有关游击队，配合你们行动。”
６月１４日，延安地区的白专员召集我、张政委以及延安、安塞、子长地区的游击队负责人开会，讨论如何配合我们三连开展游击活动。会议经过讨论作出几点决定：
一、各县游击队统一由我指挥开展游击活动。
二、组织我们现有的兵力狠狠打击还乡团，制止他们迫害当地的群众。
三、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由白专员负责解决。
我们在一起交流了情况，了解了敌情，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部署了几次战斗行动。
６月１５日，我们得到情报说延安董钊的留守部队派了一个营的兵力护送两辆汽车的军用物资要运到保安。我们决定在延安县境内的高家川伏击这股敌人。
我们三连和延安、安塞地区的游击队提前埋伏在高家川三个制高点。敌人有恃无恐地进入高家川内 ，当他们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时，我一声令下，顿时枪声大作。敌人一时摸不着头脑，被我们打成两截。前面的敌人和一辆汽车见势不妙，仓皇逃向保安，后面的敌人和一辆汽车被我们密集的火力阻击，伤亡惨重。
汽车被击中起火，我们赶到汽车旁，发现汽车内有无线电台，敌人的译电员已被击毙。我从他的身上缴获到董钊部队通讯联络的密码本，马上派两个骑兵火速将密码本送回前委。
我们迅速打扫了战场，游击队将缴获的物资转移。这场战斗只进行了４０分钟，我们顺利转移。
６月３０日，前委发来指示：你部抓紧时机保护和帮助当地群众麦收。
根据前委的指示，我们进行了安排。三连除正常站岗放哨的以外，其他人员配合安塞、延安地区政府组织群众抢收麦子。在全体军民的紧密配合下，我们１０天共收麦子８００余担，受到当地群众的盛赞。
为了保护群众能够及时将抢收的麦子晒干、运走、坚壁起来，防止被敌人抢走，我们三连发挥正规部队的优势，几次打跑、赶走了企图抢麦子的还乡团。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敌我对方对麦子都很重视，我们的到来，保护了群众的麦收顺利完成。
我们在延安、安塞地区开展的游击活动正如毛主席６月１５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舟等并告彭德怀、习仲勋、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叶剑英、杨尚昆的电报中所说：“敌之‘清剿’主要在骚扰我区，捉走壮丁。据我们经验，只要我们采取积极态度，坚持反‘清剿’斗争，即使是数十人的游击队，经常保持与敌接触，也可使敌踌躇不敢冒进，或者据山筑工，不敢下沟捉人。这样既可迟敌前进，便我掩护群众及机关转移，又可阻敌骚扰，减少群众及机关损失。”
我们三连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活动，使群众的生活安定有了保障。我们对敌人的打击，使得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７月１２日，前委来电，要我部归队。我们经过急行军，于７月１６日到达前委驻地小河村。
７月１７日下午，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毛主席一见我就说：“辛苦了！欢迎你们回来。”
我说：“这次主席派我单独带队伍出去执行任务，对我又是一次考试。我们这次一共出去３４天，仗打得不多，大部分时间是按照前委的指示帮助和保护群众收麦子。”
毛主席说：“你这次带小部队深入敌后，插到延安附近的地区，该打的仗打了，不该打的仗就坚决不能打。不要以为仗打得不多，任务就完成得不好。你们帮助和保护群众收获了８００多担麦子，这同消灭８００个敌人一样重要。你们这次深入敌后开展的活动，一方面了解了敌情，打击了敌人，另一方面也了解了民情，任务完成得很好。”
我听主席这样评价我们的这次任务，很受鼓舞，对主席说：“延安、安塞的人民群众非常想念和关心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安全，要我们回来好好保卫你们。”
毛主席听了我的话，对我说：“谢谢他们。”
主席忽然想起什么，又说：“你这次出去执行任务，还做了一件大好事。还记得你派人送回来的那个密码本吗?芽它对我们截获敌军的无线电报的破译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听到毛主席这样说，心里感到很高兴。
每当我回忆起这一段紧张、艰苦的岁月，我深深地怀念曾经共同战斗的领导、战友；深深感到在中国革命的危难之时，毛主席的雄才伟略，睿智深远。
在解放战争开始不久，蒋介石派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从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８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同志率领中央直属机关撤离延安，到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３日东渡黄河，我随毛主席转战陕北。１９９３年，我在《汪东兴日记》一书中将我在这一年紧张的战斗和生活中的工作日记发表过，但内容很简单。现在我把其中的两次战斗经过进行了改写和补充，并以此文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
１９４６年６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时确定了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以期恢复国内和平的正确方针。
为了能够以劣势兵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富有远见的方针和政策。
军事方面，中央军委确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卫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原则。特别强调，在国民党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在每一次战役战斗中，我军必须集中４倍、５倍、６倍的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人各个击破。这样，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在总的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创造各个战役中的优势，最有效地打击敌人，最充分地补充自己，使反革命力量愈战愈弱，使革命力量愈战愈强，并取得最后胜利。
政治方面，中共中央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原则。
经济方面，中共中央指出，必须一切依靠自力更生，做好持久战争的准备。
从１９４６年７月到１９４７年１月，我军平均每月歼灭敌人８个旅，共歼敌７１万余人。国民党军虽然仍占有我解放区１０５座城市，但有生力量却被我军大量歼灭，兵力不足的弱点更加暴露。１９４７年３月，国民党军将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４３％，即９４个旅，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压迫华东解放军至胶东狭窄地区加以歼灭，以解除对南京、上海的威胁；在陕北，攻占延安，打击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并消灭西北解放军。
１９４７年３月初，国民党集结３４个旅２５万人的兵力，准备向陕甘宁解放区发起进攻，其首要目标就是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我们的队伍不论走到哪里，到了宿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架设电台抄收全国各战场发来的电报，或者拍发毛主席起草的给各战场的电报
３月１３日，胡宗南部以１５个旅１４万人为主攻，从洛川、宜川一线分两路向延安进犯；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１２个师，榆林二十二军两个师为策应，相继由西、北两面出动；国民党军统帅部先后抽调１００架左右的飞机，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进行大肆轰炸。
当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６个旅２万多人，约为国民党军的１／１０，在装备上也处于绝对劣势。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
对于撤离延安，不少干部、战士、学生、农民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一部分同志不同意撤离延安，要“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毛主席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年，动手挖了窑洞，开荒种了小米，学习了马列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干部，指挥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领导了全国革命。现在中国、外国都知道有个革命圣地——延安。延安不能不保，但保卫延安不能死保。战争不能只陷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主要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主席说得好：“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打仗争地盘，要延安，要开庆祝会。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武装，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蒋介石占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他背上这个沉重的包袱，我们再收拾他，他就要倒霉了，等蒋介石算清这笔帐，后悔也迟了。”毛主席的讲话迅速传达下去。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８日，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同志向我们全体社会部的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我们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撤离延安的决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思想通了，深感毛主席对战胜敌人，保卫延安早己胸有成竹，延安迟早还是我们的。通过讨论，大家认清了形势，决心上下同心同德，积极主动地准备撤离延安。
毛主席、周副主席住在王家坪左边的山坡上，山上边住着中央警卫团的司令部。
上午，我们在窑洞里不时可以听到从延安南面传来的大炮声，听到激烈的枪声，这是我军主力部队在三十里铺、劳山一带阻击敌人，尽可能推迟敌人占领延安的时间，掩护党中央和延安人民顺利撤出延安。
下午，我接到命令：马上带领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的慕丰韵和一个骑兵分队，由枣园到王家坪执行保卫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撤离延安的任务。
我们马不停蹄奔到王家坪已是下午４时许。我和叶子龙、龙飞虎同志取得联系。他们见我们已经赶到，对我说：“毛主席、周副主席正在同彭德怀、王震同志开会。”
我问道：“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打算怎么走法?芽是坐车走，还是骑马走?”
叶子龙同志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准备坐车走。前面路上安全如何?”
我说：“如果坐汽车走，先要派人去机场联系，那里现在正在挖壕沟，要通知他们留出一条汽车通道。”
叶子龙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我即派骑兵排长宫东勋同志前去联系。
我和叶子龙同志继续研究如何保卫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安全撤离的工作。这时候，会开完了。周副主席见我来了，对我说：“东兴同志，你来得正好，马上带人去检查一下中央机关的坚壁清野工作。你们要把中央机关各单位的驻地好好检查一下，不要有一点泄密的东西给敌人留下。你们检查结束后，１２时撤离延安。”
我向周副主席汇报说：“我已派人去机场方向探路，路上安全没有问题。”
周副主席听完我的汇报，立即转身去安排毛主席撤离延安的事情。
我接受了任务，带领骑兵分队的战士把所有中央机关住过的窑洞仔细检查了一遍，将可能暴露机密的东西统统整理销毁。我们检查到杨家岭机关驻地时，发现窑洞里失火。我带领部队立即投入救火，结果推迟了预定撤离延安的时间。
为了诱敌深入，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与强敌周旋。
３月２９日，毛主席率中央机关到达清涧县枣林沟。
３月２９日晚至３０日，毛主席在枣林沟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等同志组成中央后委，中央机关大部分同志随他们到晋西北。会后，中央机关人员为了便于行动，组成四个大队，成立了中央直属队司令部。
３０日下午，弼时同志召开各大队负责人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宣布由中央机关２００多人组成的昆仑纵队成立。任弼时为司令员，代号史林；陆定一为政委，代号郑位；叶子龙为参谋长，汪东兴为副参谋长；毛主席代号李得胜，周副主席代号胡必成。
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２日，昆仑纵队由青阳岔到达安塞县的王家湾。
为刺探我党中央的去向，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派遣大批特务到陕北搜集情报，并进行破坏活动。所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行踪必须绝对保密。
４月１３日，昆仑纵队改名为三支队。
弼时同志告诉我们：中央前委机关要在王家湾多住几天，你们把各方面的工作安排一下。
参谋长叶子龙和崔林、彭润田同志研究讨论保障通讯联络畅通的问题。
我和中央警卫团的刘辉山、古远兴、龙飞虎、刘坚夫、慕丰韵、毛崇横、阎长林、高富有等同志一起讨论研究中央前委驻地安全的问题。我们一边查看地形，一边研究讨论。
王家湾的地形不错，整个村子在山沟里的西山坡上。坡底有一条小河，不下雨时，河里的水量很小。沿着小河是一条与外界通行的大道，来来往往的人不少。
我们警戒的重点是控制制高点，防止敌人偷袭。我们在山顶挖好工事，昼夜监视王家湾周围的情况。我们在驻地周围安排流动哨，白天减少，隐蔽起来；晚上增加，加强警卫。我们对大路上过往行人听其自然，内紧外松。
４月１５日，叶子龙同志召集我、吴振英、徐业夫、丁农、车平度、刘长命等同志开会，传达并讨论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同志对支队参谋处工作的指示。按照上级领导的要求，我们参谋处要２４小时值班，保证随时将全国各战场发来的战况进展电报及时抄收，及时译出，及时送交前委领导，不得有误。
我们参谋处的几个同志睡在一个窑洞的一个炕上，晚上值班回来，炕上挤得上不去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大家的情绪却很高涨。特别是看到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日夜操劳，和我们一样住窑洞、睡土炕，保卫他们的安全，是我们光荣的责任。
在陕北的山沟沟里，毛主席最关心的事情是如何多打胜仗。毛主席认为多打胜仗，多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我们的队伍不论走到哪里，到了宿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架设电台抄收全国各战场发来的电报，或者拍发毛主席起草的给各战场的电报。
１９４７年４月，全国各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蒋介石在冀鲁豫和晋南两个战场上已处于完全的劣势，在晋察冀与东北两个战场上也已经开始变为劣势。毛主席对蒋介石的收缩和集中兵力的重点进攻，有过非常形象的比喻。毛主席说：“蒋介石两个拳头（指陕北和山东?雪这么一伸，他的胸膛?穴指中原）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这一刀就是我们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陕北战场，在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４５天内，西北野战部队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地区三战三捷，共歼灭国民党军１．４万人。５月中旬，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有边区军民１万多人参加的祝捷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会祝贺，并在会上公开宣布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还在陕北的消息。
在陕北战争形势好转之后，毛主席又把他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山东战场。为及时掌握敌情，毛主席电令陈毅、粟裕同志每天或每两天以当面敌情变动电告一次中央军委。整个５月份，毛主席和陈毅、粟裕同志之间的电报往来极为频繁。
５月４日，毛主席在电报中说：“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
５月６日，毛主席在电报中说：“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
５月１２日，毛主席在电报中说：“敌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山东战场打响了。５月１４日和１５日，毛主席连续两次发电报给陈毅、粟裕同志：“你们以四个纵队歼击七十四师极为正确。此次作战，战果大小决定于你们是否集中七八个纵队于一个战场作战，如此则歼灭七十四师后可以再打八十三师、二十五师，连续打两三个大仗，完成中间突破，则全局好转。”经三昼夜激战，陈粟大军在沂蒙山区孟良崮，歼灭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师”——整编七十四师及八十三师一部共３．２万人，击毙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捷报传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非常高兴，立即致电庆祝胜利。
主席听完弼时同志的话，回过头来对我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
５月１４日的真武洞祝捷大会之后，毛主席一边在院子里听广播，一边说：“胡宗南要来拜访我们了。”
果然，蒋介石从广播中得知毛主席还在陕北并对此确信不疑，立即派出一个小组带着美国电台测向仪到了延安。他们测向结果发现王家湾一带有电台群，蒋介石判断毛主席可能在这里，于是命令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围追捕杀。
６月６日，国民党军的飞机就到我们三支队的驻地王家湾一带盘旋侦查。
６月８日，敌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从西边和南面向王家湾扑来。敌军行进速度很快，午后就到达离王家湾只有１０公里的平桥地区。三支队紧急动员，准备转移。但是向东转移还是向西转移，毛主席和弼时同志发生了激烈争吵。最后决定：马上通知王家湾的群众坚壁清野，向山里疏散；三支队各大队在掩护群众撤退的同时，除带必需的东西以外，其他物品就地掩埋，下午６时先向王家湾以北方向转移，然后再向西北方向转移。
支队转移的时间到了，周副主席对毛主席说：“敌人离王家湾不远了，请主席收拾一下马上出发。”
主席笑着对周副主席说：“不要急，不要慌。我要看到敌人才走呢。”
弼时同志急了，他对主席说：“你别的意见我们都照办，就是这个意见不能办，你得听支队的安排，马上走。”
毛主席不紧不慢地说：“敌人着急消灭我，我不着急。要走，你们先走，我看到敌人再走也不迟。”毛主席点着一支烟，走出窑洞，向远处望着。
周副主席、弼时同志、定一同志看主席决意不走，有些着急，马上召集我们商量办法。
周副主席说：“主席要看到敌人再走，不让看恐怕是不行的，能不能找个人替主席看?芽”
弼时同志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来到主席身边，对毛主席说：“主席，我有个建议。你看是不是可以派一个同志替你看到敌人再走?芽”
主席听完弼时同志的话，回过头来对我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
我向前大跨一步说：“怎么不敢?芽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等敌人。”
毛主席大笑说：“好?选给你一个连的兵力够不够?”
我略加思索后回答说：“给一个加强排就够了。”
主席说：“就给你一个加强排，加上五个骑兵，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
我一看主席同意转移了，心里一阵轻松，我对主席说：“请主席赶快出发，我不看到敌人不离开王家湾。”
主席对我说：“我们这就走了，给你留一部电台，要和支队随时保持联系。”
下半夜，毛主席率领三支队离开王家湾，上山向北走去。
我接受命令后连夜抓紧部署。
我从中央警卫团二连挑选了二排的３０个同志，由排长陈少先带领。每个班配备轻机枪一挺，每人带步枪一支，子弹、手榴弹尽量多带，个人物品尽量少带。然后，我与团参谋长古远兴一起勘察地形，部署兵力。我们把一个排的兵力分成两个梯队：由陈排长带１８人组成第一梯队在原支队政治部驻地的杨岭崂湾前面的制高点设防阻击敌人；在原支队司令部驻地的王家湾后面的山顶上部署第二梯队设防阻击。按照我们的部署，各梯队立即各就各位，并限他们在早晨８时以前挖好工事，搞好伪装，绝对不能提前暴露目标。电台和骑兵的马匹隐藏在山顶的庙里。一切部署就绪，我们在山顶工事里目送最后一批群众撤离王家湾。
上午９时，观察哨来报告：刘戡前卫部队约一个团的兵力开始进入我们的埋伏圈，正向我前沿阵地靠近。
我和古远兴密切观察敌人动向，待敌人进入火力射程之内，我一声令下，顿时步枪声、机关枪声大作，一阵猛打，敌人迅速退出沟外。遇到这般较强火力的当头一棒，敌人摸不清我军的虚实，不敢冒进。
一会儿 ，一架敌侦察机飞抵我们阵地上空侦察，飞机到来之前，我命令部队彻底隐蔽起来，不让敌人侦察到我军的虚实。敌机盘旋了一阵，未发现什么，飞回去了。
不久，敌人又开始了第二次进攻。为了给敌人造成错觉，达到为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率领的三支队多争取一些转移时间的目的，我和古远兴指挥部队将手榴弹集中投向敌人，然后用更猛烈的火力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敌人被我们密集枪弹打得不能前进，丢下一些尸体，又败下阵去。
敌机第二次又来阵地上空火力扫射侦察，一名战士的眼睛被击中，受了轻伤，飞机过后，卫生员迅速给他包扎好，准备继续战斗。
忽然，一个战士跑来报告：敌人绕道从山后面上来了！
我命令第二梯队进入阵地，打退敌人进攻并掩护第一梯队撤到第二梯队阵地。
第二梯队接到命令后，马上组织火力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没有想到，在他们后面还有我军这么顽强的阻击，被迫停止前进。
在第二梯队的掩护下，陈排长率领的第一梯队安全撤到我们阵地上。他向我报告：除一轻伤外，其他同志及武器安然无恙。我和古远兴同志检查了伤员及武器弹药情况，让同志们抓紧时间休息。
这时候，天下起了暴雨，很快山洪暴发。大量雨水裹着泥沙顺山而下，为了保证部队的安全，我和古远兴同志分析敌情后认为 ，这么大的雨，敌人也难以行动，决定先让部队撤出阵地，到山顶的庙里避雨。与此同时，我又派侦察兵去侦察敌人的动向。
不久，派出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暴雨使山洪暴发，敌人的行进速度大大减慢，雨转小后，敌人于晚上９时左右进驻王家湾。”由于我们的阻击加上大雨，使敌人比预定“清剿”王家湾的计划整整推迟了１２个小时，为三支队撤离王家湾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夜里１２时，进驻王家湾的敌人进入梦乡。我们悄然从山顶上的庙里向王家湾以西方向撤退。我们与支队通信联系，得知支队现在离小河村一二十公里的靖边县天赐湾。当我们到达小河村时，与支队留下等我们的骑兵相遇。我们与骑兵部队一起迅速向天赐湾前进。一进天赐湾村口，一阵枪声响起，哨兵把我们当成了敌人。前卫士兵立刻示意我们是自己人。我们一到支队驻地，毛主席、周副主席、弼时同志、定一同志都迎出门来。毛主席快步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刚才枪响是怎么回事?芽”
我说：“哨兵把我们当成敌人来了。”
毛主席说：“就算是欢迎你们回来的吧?选你们打得好?选你们用极少的兵力阻挡了大量的敌人，为我们的行动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说明敌人还没有站稳脚跟，他们还摸不清我们的行踪和实力，利用这一点，以我们的勇敢和智慧是可以以少胜多的。”
我把替主席看敌人的情况向支队领导汇报后，毛主席说：“谢谢你们替我看到了敌人，你们辛苦了！”
“只要主席下令，我什么仗都敢打！”
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庆阳、西峰镇、环县、曲马、盐池、定边、靖边一带消灭马鸿逵部的两个团，把马的其他部队赶回宁夏，恢复了我三边解放区。
６月１１日中午，毛主席派人把我找来，对我说：“这两天恢复得怎么样？”
我回答说：“恢复好了，主席找我有什么事吗？”
毛主席说：“刘戡的部队寻找中央前委机关在王家湾扑了空，现在从小河村向延安方向撤走了。我想再给你一个连的兵力，尾追敌人，再打一仗怎么样？”
我说：“只要主席下命令，我什么仗都敢打！”
主席说：“我看你很勇敢，能打仗。王家湾一仗是阻击战，你敢于面对敌人，以小量部队阻击了大量敌人，仗打得漂亮。这次任务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还是以小部队插到敌人后方去，在安塞、延安一带袭击、扰乱敌人，让敌人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不得安宁，疲劳不堪。一方面给刘戡造成错觉，搞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部队与他周旋；另一方面也是在实战中锻炼我们的警卫部队，更好地保卫党中央。你看如何?”
我听完主席的一番话，感觉到毛主席又在决策什么大的战略行动。
我对主席说：“我还是带一个加强排就够了，兵力不足，我还可以同当地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必要时和他们配合行动。”
主席说：“这次是插到敌后独立行动，兵力不足，打不痛敌人，还是带一个连去。一路上你要机智灵活，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走到一定时候寻找机会再打。你这次离开支队单独行动，还要注意依靠群众支援。我们如果离开了群众，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就寸步难行了。现在敌占区人民生活很艰苦，你们在与敌人周旋的空隙，可以搞点调查研究，了解一下群众的生活情况和他们的情绪。”
我认真听完毛主席的指示，对主席说：“请主席放心，我带一个连去，保证完成任务。”
毛主席接着说：“你把电台、骑兵带上，一定要保持和我们支队的联系，随时把敌人的动向报告我们。等你完成任务时，我们可能已经又转移了，注意千万要保持和我们的联系。”
我对主席说：“请主席放心吧，我这就去准备，争取明早就出发。”
主席说：“不要急，一同吃中饭。吃了饭，你向恩来、弼时、定一同志报告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意见。”
我同主席一起吃中饭，一荤一素，没有拘束，没有客套。我们一边吃，一边就我这次的任务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饭后，我即去恩来、弼时、定一同志处向他们报告了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周副主席仔细听完我的汇报，对我说：“看来主席对胡宗南的战略是蘑菇战，派你带小股部队出去执行任务，就是要把敌人拖住，把敌人打乱，把敌人打疲劳，这也是为主席总的战略思想服务的。”
弼时同志表示赞同周副主席的意见，他说：“主席派你去敌后打击骚扰敌人，侦察敌情，也是保卫中央前委安全的措施之一。”
定一同志接着弼时同志的话说：“王家湾阻击战你们打得很好，这次出去执行任务，相信你们一定能胜利完成任务。”
他们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一再叮嘱我要处事灵活，随机应变，保持和中央前委的联系。
从他们那里出来，我马上找到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政委张廷祯同志商量派哪个连和我一起去执行任务。
刘团长说：“我看三连去执行这个任务比较合适。连长惠金贤，是陕北人，对延安一带环境熟悉。我们再把三连的武器配备加强，多带些弹药，你看怎么样?”
我说：“武器方面你有什么装备?”
刘团长说：“每个排再给配备一挺轻机枪，每人带两颗手榴弹，每支步枪配发５０发子弹。我们再派５名骑兵给你们担任前卫、侦察、联络，骑兵由排长宫东勋负责指挥，团部由张政委协助你们工作，你看怎么样?”
我问张政委：“你看刘团长的意见怎么样?”
张政委说：“我同意刘团长的意见。”
我看三人的意见基本一致，就对刘团长说：“我也同意刘团长的意见，另外请你们再考虑一下，是否再派宣传、民运、参谋各一人随队伍出发。因为我们这次出去执行任务不只是打仗的任务，还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任务。”
他们同意我的意见，把人员确定下来。我对张政委说：“我非常高兴能和政委一起配合指挥三连完成这次工作任务。我马上将我们讨论的情况向支队领导汇报。”
支队领导同意了我们的安排。
第二天一早，我们率领全副武装的三连离开天赐湾，沿着敌人撤退的路线一边侦察，一边前进，经过一天的急行军，于傍晚到达安塞县城郊宿营。我们在这里抓到敌人掉队的伤兵，经盘问，他们说：“刘戡未回延安，又向保安方向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去了。”
我们又找来当地的老百姓询问，证实敌人伤兵的话是对的。我们马上与支队联系，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他们，等候支队领导的指示。
很快，支队回电：“不要尾追敌人 ，而在安塞、延安之间开展游击活动。已电告安塞、延安地区有关游击队，配合你们行动。”
６月１４日，延安地区的白专员召集我、张政委以及延安、安塞、子长地区的游击队负责人开会，讨论如何配合我们三连开展游击活动。会议经过讨论作出几点决定：
一、各县游击队统一由我指挥开展游击活动。
二、组织我们现有的兵力狠狠打击还乡团，制止他们迫害当地的群众。
三、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由白专员负责解决。
我们在一起交流了情况，了解了敌情，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部署了几次战斗行动。
６月１５日，我们得到情报说延安董钊的留守部队派了一个营的兵力护送两辆汽车的军用物资要运到保安。我们决定在延安县境内的高家川伏击这股敌人。
我们三连和延安、安塞地区的游击队提前埋伏在高家川三个制高点。敌人有恃无恐地进入高家川内 ，当他们进入我们的伏击圈时，我一声令下，顿时枪声大作。敌人一时摸不着头脑，被我们打成两截。前面的敌人和一辆汽车见势不妙，仓皇逃向保安，后面的敌人和一辆汽车被我们密集的火力阻击，伤亡惨重。
汽车被击中起火，我们赶到汽车旁，发现汽车内有无线电台，敌人的译电员已被击毙。我从他的身上缴获到董钊部队通讯联络的密码本，马上派两个骑兵火速将密码本送回前委。
我们迅速打扫了战场，游击队将缴获的物资转移。这场战斗只进行了４０分钟，我们顺利转移。
６月３０日，前委发来指示：你部抓紧时机保护和帮助当地群众麦收。
根据前委的指示，我们进行了安排。三连除正常站岗放哨的以外，其他人员配合安塞、延安地区政府组织群众抢收麦子。在全体军民的紧密配合下，我们１０天共收麦子８００余担，受到当地群众的盛赞。
为了保护群众能够及时将抢收的麦子晒干、运走、坚壁起来，防止被敌人抢走，我们三连发挥正规部队的优势，几次打跑、赶走了企图抢麦子的还乡团。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敌我对方对麦子都很重视，我们的到来，保护了群众的麦收顺利完成。
我们在延安、安塞地区开展的游击活动正如毛主席６月１５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舟等并告彭德怀、习仲勋、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叶剑英、杨尚昆的电报中所说：“敌之‘清剿’主要在骚扰我区，捉走壮丁。据我们经验，只要我们采取积极态度，坚持反‘清剿’斗争，即使是数十人的游击队，经常保持与敌接触，也可使敌踌躇不敢冒进，或者据山筑工，不敢下沟捉人。这样既可迟敌前进，便我掩护群众及机关转移，又可阻敌骚扰，减少群众及机关损失。”
我们三连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活动，使群众的生活安定有了保障。我们对敌人的打击，使得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７月１２日，前委来电，要我部归队。我们经过急行军，于７月１６日到达前委驻地小河村。
７月１７日下午，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毛主席一见我就说：“辛苦了！欢迎你们回来。”
我说：“这次主席派我单独带队伍出去执行任务，对我又是一次考试。我们这次一共出去３４天，仗打得不多，大部分时间是按照前委的指示帮助和保护群众收麦子。”
毛主席说：“你这次带小部队深入敌后，插到延安附近的地区，该打的仗打了，不该打的仗就坚决不能打。不要以为仗打得不多，任务就完成得不好。你们帮助和保护群众收获了８００多担麦子，这同消灭８００个敌人一样重要。你们这次深入敌后开展的活动，一方面了解了敌情，打击了敌人，另一方面也了解了民情，任务完成得很好。”
我听主席这样评价我们的这次任务，很受鼓舞，对主席说：“延安、安塞的人民群众非常想念和关心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安全，要我们回来好好保卫你们。”
毛主席听了我的话，对我说：“谢谢他们。”
主席忽然想起什么，又说：“你这次出去执行任务，还做了一件大好事。还记得你派人送回来的那个密码本吗?芽它对我们截获敌军的无线电报的破译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听到毛主席这样说，心里感到很高兴。
每当我回忆起这一段紧张、艰苦的岁月，我深深地怀念曾经共同战斗的领导、战友；深深感到在中国革命的危难之时，毛主席的雄才伟略，睿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