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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國经济有诸多问题，学者们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解释和政策建议。有别于国内学者，科斯对中国经济的问题做出了独特的诊断
2011年12月，国内一家财经杂志社在北京开了一个年会，受会议组织者邀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做了一个视频致辞。致辞不长，但我们能体会到科斯这位百岁老人对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切。他表示，有重要的话要对中国说。他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成果后说：“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我把科斯对中国所说的这句重要的话称为“科斯忠告”。
非常遗憾，“科斯忠告”无论是在一年前，还是在一年后的今天，都没能引起中国经济学家的注意，更没有人把当今中国经济的“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与“缺乏思想市场”联系起来。
然而，从中国经济当前碰到的诸多问题和经济学家思想交锋的范围和深度来看，我们不能再继续忽视“科斯忠告”。
中国经济的“弊端和险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几近10%。1978年，中国的GDP仅为3，645亿元，2010年已达到401，202亿元，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同年，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样的发展速度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下滑。2008年，为了“保八”，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计划，这些计划短期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最终未能遏制住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
为什么中国以两位数高歌猛进的GDP，忽然间连“保八”都困难了呢？这与30年来中国GDP的增长模式密切相关。
GDP，从产品法来看，它是由消费、投资、净出口构成，人们经常说的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就是GDP的三个组成部分。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依赖的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和出口，所以，就形成了投资长期大于消费的结构，目前在GDP中，投资占比重已达50%，消费降到40%以下。从GDP的另一面——收入法来看，尽管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在GDP增长的同时，总量上都有所增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与政府和企业收入相比，所占比重却在不断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对下降，消费也随之下降。而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又要以储蓄的方式储存起来，用于未来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购房等支出，其结果就是储蓄不断上升，消费日益萎缩，形成了长期以来消费低于投资的格局。
面对消费不足的缺口，中国一直是用外贸顺差来平衡。当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导致全球需求低迷时，中国外贸遭遇了突如其来的重创，政府管理者匆忙之下开出了一副4万亿的刺激“药方”。4万亿的投资确实对缓解外需不足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同时也让中国经济从依赖投资和外需，变得单一地依赖投资。不幸的是，投资的边际产出效应却越来越下降。在外需萎缩和投资拉动GDP效果减弱的双重打击下，只好企盼国内消费需求，但为时太晚，因为消费需求的提振尚需时日，远水解不了近渴。一时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部失灵，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越来越大。
不仅如此，考虑到GDP增长的高昂代价，问题更加严重。这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两高一低”发展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致命的伤害，如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等。统计资料显示， 2010年中国粗钢产量为6.27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4%，其中绝大部分由中国自己消费掉了，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2010年中国消费32.5亿吨标煤，世界第一，未来还要增长，能源从哪里来？此外，中国的能源结构是以煤为主，直接带来沉重的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压力，再这样下去，环境也承受不了。不断地用投资来拉动GDP，结果造成制造业普遍产能过剩，郭树清说：“早在2009年，24个工业行业中，21个已经产能过剩。”事实证明，传统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
传统发展方式还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房价居高不下，致使工薪阶层已经到了买不起房的程度。股市几近崩盘，中国的股市能使少数人一夜间成为亿万富翁，但在二级市场上，它已被戏称为埋葬千万股民的“万人坑”。农民工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老年人养老问题……问题多多，不胜枚举。
当年，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也可以理解为执政者与全国人民达成的“社会契约”。现在，少数人通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成为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但整个社会两极分化却越演越烈，社会结构已成M型结构，中产阶层坍塌，社会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2012年一份来自北京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为0.438，超过了0.4这个国际标准，社会贫富差距已超过了危险值。
如果说1978年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2012年，郎咸平说“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似乎也不为过。
当前中国经济学家观点之争
面对GDP增速下行的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201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的总方针，后来又强调“稳增长”。政府期待把GDP的增长率控制在7-8%，以便在失业率、通胀率可接受的情况下，调结构、转方式。但据多家媒体报道，政府“稳增长”的主要手段依然是投资。
对此，中国经济学的思想市场有比较大的反响，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赞成派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他乐观地估计，“中国经济未来20年平均每年仍有8%的增长潜力”。他认为：“当前经济放缓的原因是周期性的，而不是体制性的。因此，在新一轮宏观调控中，应实施以投资为主的反周期措施。”
与林毅夫的观点不同，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转变发展方式迫在眉睫。但转变发展方式除了要改变过度依赖投资拉动GDP的做法外，制度障碍更要破除。这就要求必须深化改革，不仅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是吴敬琏研究员。吴敬琏认为，中国现在是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双重体制的混合体，因此，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可能的前途有两条路：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由于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吴敬琏认为，在经济体制方面，进一步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对平等竞争市场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垄断；第二，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改革也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进行。同时他认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最终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
在争辩中，林毅夫、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不断地深化着他们各自的观点。然而，不知人们发现没有，政府继续以投资“稳增长”的做法很像是林毅夫的意见。吴敬琏所倡导的改革，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也基本都有体现，且有比较完美的表述。按说，经济学家不用争论了，政府的做法已经和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一致了。可是，我们为什么又认为过去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呢？为什么改革在实践中还会进行不下去，甚至还要走回头路呢？
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学家太重视对策研究和政策建议了，有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一直没有讨论，或者说没有讨论清楚，所以，导致经济学家之间，包括经济学家与政府官员之间，在改革与发展的很多问题上达不成共识。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如何理解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如何划分、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属性、国有企业如何定位、创新的含义等等，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如果不彻底讨论清楚，那么，吴敬琏和林毅夫的对策研究和政策建议就无法深入讨论，改革也难以达成共识。
科斯说我们“缺乏思想市场”，我觉得，从经济学的思想市场来看，至少中国经济学界对一些已经影响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理论有些漠视，或规避。为了改革的继续，也为了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当前我们亟需在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中，不设禁区且互相宽容地讨论、争辩这些问题。
几个亟待讨论的基本理论问题
很显然，深化改革的要求越来越多地触及到了我们还在坚守，但已经需要进一步发展或创新的基本理论。在这里，我先抛砖引玉，提出来几个问题，以供大家讨论。
⒈ 如何理解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十一条又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面的“主体”和“重要”怎么解释？在“共同发展”中，非公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就会影响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反之，公有经济壮大到什么样将会影响非公经济的“重要性”？要不要有一个量的界限或量化指标？非公经济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能不能有一个法律界定？这些问题不解决，两种所有制经济很难和谐发展。在实践中，说不上哪种所有制就要遭殃，例如，山西民營煤老板，当初政策是准许他们进入煤炭行业，但后来又要求他们退出。我们可能有无数的理由让他们退出，但当年为什么让他们进来呢？这些年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辩，实际上也是对基本经济制度有不同的理解。
⒉ 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的属性究竟有什么不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资本下了个定义，即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就消亡了。
然而，我们碰到了一个难题：中国建设的是社会主义，资本理应消亡，但我们却无法把资本赶出去，甚至还不得不请回私人资本。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发展出一种社会主义与资本，包括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兼容的经济理论，但要以国有资本为主导。
这就产生了一些疑问：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属性究竟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国有资本是资本，私人资本也是资本，为什么贴上“国有”标签资本就高尚，换上“私有”标签资本就变得贪婪了呢？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已是一个共识性的经济学概念，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它都要求有回报，都要盈利，都要保值增值，难道资本会因为贴上什么标签，生产要素的属性就变了吗？
事实上，即使说到资本的剥削问题，在当代社会，自公众公司、人力资本理论出现以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实就一般劳动者而言，他们在某一个工资价位上，究竟是将自己“卖”出去，还是“租借”出去，也不是不能讨论。因为在现代社会，法律禁止人像其他私有财产一样自由买卖。
⒊ 国有企业如何定位？
众所周知，中国的国企有三个责任，即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这三个责任也是国企必须要完成的三个使命。
国企的政治责任是指“国企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石”，也是国企的政治定位。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执政时期，本来都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什么时候仅仅依靠一种所有制的组织形式呢？况且，目前民营企业已经吸纳了中国80%的劳动力，执政党为什么不以80%为基石，反而以少数为基石呢？
国企的经济责任是充当“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国企的经济定位。在此定位下，国企所从事的事情被定义为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也叫“命脉”行业。从实际情况看，是指国企垄断的军工、石油、石化、煤炭、电力、电信、金融、公路、铁路等行业。这就有点怪异，如果这些行业是“国计民生”、“命脉”行业，那么私企做的“衣食住行”是什么呢？是不是“衣食住行”更应该是“国计民生”、“命脉”才对呢？ 国企的社会责任或许是应该有的。在市场经济中国企本该只做一些私企做了不赚钱的公共产品，或私企做不了的事情，许小年教授称之为“拾遗补缺”。这本身就要求国企必然要讲社会责任。
企业在社会中本来是一个经济组织，但因国企身兼多重使命，定位复杂，结果造成效率低下。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2012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证明，国企整体效率低于民企。
那么，国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又应如何定位呢？
⒋ 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履行经济职能？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但因长期受计划经济影响，政府还是常常取代市场直接配置资源，主导经济运行，并没有很好地履行提高效率、增进公平以及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的经济职能。
中国政府就像一个大公司，每年设定一个GDP目标，然后集中资金、人力、物力等资源为此而奋斗；政府还过多地干预市场价格，例如，直接定价、限价、约谈企业等，但对垄断价格却很少问津；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管理也是过多，束缚了经济和市场的活力。政府的这些行为，一方面造成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另一方面造成通过行政审批权利设租、寻租的现象大量存在。
由于政府长期专注于取代市场直接配置资源，导致无力履行应尽的经济职能，从而使中国经济中的弊端和险象越积越多。例如，政府在提高效率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国企垄断大量存在，影响了资源有效利用，造成市场失灵；二是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不安全的食品等问题却染愈演愈烈；三是在一些公共产品如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过度供给的同时，基础科学研究、教育等公共产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政府在增进公平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基尼系数已达到危险值。政府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长期以来只顾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付短期商业周期，忽视了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创新、人力资本、制度等重要因素。
这些问题说明，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是当务之急。
⒌ 如何理解企业的创新？
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一般认为有四个要素：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科学、工程、管理、企业家才能等）。由于资源有限，所以，在投入既定的条件下，只能靠技术变革增加产出，因而可以说创新是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
那么，什么是创新？
政府有一个宏伟目标：到2020年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其中，首先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可见，这里对创新的理解，首先是以企业为主体，其次是创新在企业层面指的是纯粹的技术创新。创新主体是“产学研”机构中的科技人员。
从经济学角度看，创新这个概念起源于经济学大师熊彼特。他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五种情况：引进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任何一种工业执行新的组织。以实现这种“新组合”为职业的人们便是“企业家”，因此，创新是由企业家完成的。
那么，企业的创新到底指什么？从人的角度看，企业中谁是创新的主体？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后，后人不断发展创新理论，但我们今天似乎依然有继续学习和讨论创新理论的必要性。
在開放、宽容的思想市场中完善和创新经济理论
对于中国经济理论基本问题的探讨，显然需要一个开放、宽容的思想市场。它是重启改革议程和完善、创新中国经济理论的前提。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思想市场，错误的概念、理论就难以被发现并得到纠正，科斯说的经济中的“弊端和险象”就会越积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市场有无，就是“中国经济产生诸多弊端和险象的根源”。
纵观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每取得一个进步都是一次思想解放的结果。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我们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此后，我们又从否定商品经济到承认商品经济，从反对市场经济到接受市场经济，从与私人资本为敌到把非公经济视为中国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一次次思想解放，一次次真理的获得，都推动了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现在，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又要做一次重要选择，思想的碰撞已经开始，但愿中国能在开放的思想市场中再次发现真理，走向改革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然而，正像科斯所说：“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而言，压抑思想市场会遭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也就是说，如果压制思想市场，那么，思想市场失灵的同时，政府的管制也将失灵，双重失灵将会导致思想市场的问题更加恶化。
科斯认为，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这能使中国复兴和文化创新。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
2011年12月，国内一家财经杂志社在北京开了一个年会，受会议组织者邀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做了一个视频致辞。致辞不长，但我们能体会到科斯这位百岁老人对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切。他表示，有重要的话要对中国说。他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成果后说：“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我把科斯对中国所说的这句重要的话称为“科斯忠告”。
非常遗憾，“科斯忠告”无论是在一年前，还是在一年后的今天，都没能引起中国经济学家的注意，更没有人把当今中国经济的“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与“缺乏思想市场”联系起来。
然而，从中国经济当前碰到的诸多问题和经济学家思想交锋的范围和深度来看，我们不能再继续忽视“科斯忠告”。
中国经济的“弊端和险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几近10%。1978年，中国的GDP仅为3，645亿元，2010年已达到401，202亿元，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同年，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样的发展速度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下滑。2008年，为了“保八”，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计划，这些计划短期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最终未能遏制住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
为什么中国以两位数高歌猛进的GDP，忽然间连“保八”都困难了呢？这与30年来中国GDP的增长模式密切相关。
GDP，从产品法来看，它是由消费、投资、净出口构成，人们经常说的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就是GDP的三个组成部分。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依赖的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和出口，所以，就形成了投资长期大于消费的结构，目前在GDP中，投资占比重已达50%，消费降到40%以下。从GDP的另一面——收入法来看，尽管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在GDP增长的同时，总量上都有所增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与政府和企业收入相比，所占比重却在不断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对下降，消费也随之下降。而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又要以储蓄的方式储存起来，用于未来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购房等支出，其结果就是储蓄不断上升，消费日益萎缩，形成了长期以来消费低于投资的格局。
面对消费不足的缺口，中国一直是用外贸顺差来平衡。当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导致全球需求低迷时，中国外贸遭遇了突如其来的重创，政府管理者匆忙之下开出了一副4万亿的刺激“药方”。4万亿的投资确实对缓解外需不足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同时也让中国经济从依赖投资和外需，变得单一地依赖投资。不幸的是，投资的边际产出效应却越来越下降。在外需萎缩和投资拉动GDP效果减弱的双重打击下，只好企盼国内消费需求，但为时太晚，因为消费需求的提振尚需时日，远水解不了近渴。一时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部失灵，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越来越大。
不仅如此，考虑到GDP增长的高昂代价，问题更加严重。这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两高一低”发展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致命的伤害，如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等。统计资料显示， 2010年中国粗钢产量为6.27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4%，其中绝大部分由中国自己消费掉了，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2010年中国消费32.5亿吨标煤，世界第一，未来还要增长，能源从哪里来？此外，中国的能源结构是以煤为主，直接带来沉重的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压力，再这样下去，环境也承受不了。不断地用投资来拉动GDP，结果造成制造业普遍产能过剩，郭树清说：“早在2009年，24个工业行业中，21个已经产能过剩。”事实证明，传统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
传统发展方式还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房价居高不下，致使工薪阶层已经到了买不起房的程度。股市几近崩盘，中国的股市能使少数人一夜间成为亿万富翁，但在二级市场上，它已被戏称为埋葬千万股民的“万人坑”。农民工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老年人养老问题……问题多多，不胜枚举。
当年，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也可以理解为执政者与全国人民达成的“社会契约”。现在，少数人通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成为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但整个社会两极分化却越演越烈，社会结构已成M型结构，中产阶层坍塌，社会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2012年一份来自北京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为0.438，超过了0.4这个国际标准，社会贫富差距已超过了危险值。
如果说1978年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2012年，郎咸平说“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似乎也不为过。
当前中国经济学家观点之争
面对GDP增速下行的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201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的总方针，后来又强调“稳增长”。政府期待把GDP的增长率控制在7-8%，以便在失业率、通胀率可接受的情况下，调结构、转方式。但据多家媒体报道，政府“稳增长”的主要手段依然是投资。
对此，中国经济学的思想市场有比较大的反响，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赞成派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他乐观地估计，“中国经济未来20年平均每年仍有8%的增长潜力”。他认为：“当前经济放缓的原因是周期性的，而不是体制性的。因此，在新一轮宏观调控中，应实施以投资为主的反周期措施。”
与林毅夫的观点不同，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转变发展方式迫在眉睫。但转变发展方式除了要改变过度依赖投资拉动GDP的做法外，制度障碍更要破除。这就要求必须深化改革，不仅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是吴敬琏研究员。吴敬琏认为，中国现在是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双重体制的混合体，因此，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可能的前途有两条路：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由于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吴敬琏认为，在经济体制方面，进一步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对平等竞争市场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垄断；第二，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改革也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进行。同时他认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最终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
在争辩中，林毅夫、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不断地深化着他们各自的观点。然而，不知人们发现没有，政府继续以投资“稳增长”的做法很像是林毅夫的意见。吴敬琏所倡导的改革，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也基本都有体现，且有比较完美的表述。按说，经济学家不用争论了，政府的做法已经和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一致了。可是，我们为什么又认为过去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呢？为什么改革在实践中还会进行不下去，甚至还要走回头路呢？
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学家太重视对策研究和政策建议了，有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一直没有讨论，或者说没有讨论清楚，所以，导致经济学家之间，包括经济学家与政府官员之间，在改革与发展的很多问题上达不成共识。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如何理解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如何划分、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属性、国有企业如何定位、创新的含义等等，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如果不彻底讨论清楚，那么，吴敬琏和林毅夫的对策研究和政策建议就无法深入讨论，改革也难以达成共识。
科斯说我们“缺乏思想市场”，我觉得，从经济学的思想市场来看，至少中国经济学界对一些已经影响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理论有些漠视，或规避。为了改革的继续，也为了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当前我们亟需在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中，不设禁区且互相宽容地讨论、争辩这些问题。
几个亟待讨论的基本理论问题
很显然，深化改革的要求越来越多地触及到了我们还在坚守，但已经需要进一步发展或创新的基本理论。在这里，我先抛砖引玉，提出来几个问题，以供大家讨论。
⒈ 如何理解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十一条又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面的“主体”和“重要”怎么解释？在“共同发展”中，非公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就会影响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反之，公有经济壮大到什么样将会影响非公经济的“重要性”？要不要有一个量的界限或量化指标？非公经济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能不能有一个法律界定？这些问题不解决，两种所有制经济很难和谐发展。在实践中，说不上哪种所有制就要遭殃，例如，山西民營煤老板，当初政策是准许他们进入煤炭行业，但后来又要求他们退出。我们可能有无数的理由让他们退出，但当年为什么让他们进来呢？这些年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辩，实际上也是对基本经济制度有不同的理解。
⒉ 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的属性究竟有什么不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资本下了个定义，即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就消亡了。
然而，我们碰到了一个难题：中国建设的是社会主义，资本理应消亡，但我们却无法把资本赶出去，甚至还不得不请回私人资本。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发展出一种社会主义与资本，包括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兼容的经济理论，但要以国有资本为主导。
这就产生了一些疑问：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属性究竟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国有资本是资本，私人资本也是资本，为什么贴上“国有”标签资本就高尚，换上“私有”标签资本就变得贪婪了呢？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已是一个共识性的经济学概念，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它都要求有回报，都要盈利，都要保值增值，难道资本会因为贴上什么标签，生产要素的属性就变了吗？
事实上，即使说到资本的剥削问题，在当代社会，自公众公司、人力资本理论出现以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实就一般劳动者而言，他们在某一个工资价位上，究竟是将自己“卖”出去，还是“租借”出去，也不是不能讨论。因为在现代社会，法律禁止人像其他私有财产一样自由买卖。
⒊ 国有企业如何定位？
众所周知，中国的国企有三个责任，即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这三个责任也是国企必须要完成的三个使命。
国企的政治责任是指“国企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石”，也是国企的政治定位。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执政时期，本来都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什么时候仅仅依靠一种所有制的组织形式呢？况且，目前民营企业已经吸纳了中国80%的劳动力，执政党为什么不以80%为基石，反而以少数为基石呢？
国企的经济责任是充当“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国企的经济定位。在此定位下，国企所从事的事情被定义为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也叫“命脉”行业。从实际情况看，是指国企垄断的军工、石油、石化、煤炭、电力、电信、金融、公路、铁路等行业。这就有点怪异，如果这些行业是“国计民生”、“命脉”行业，那么私企做的“衣食住行”是什么呢？是不是“衣食住行”更应该是“国计民生”、“命脉”才对呢？ 国企的社会责任或许是应该有的。在市场经济中国企本该只做一些私企做了不赚钱的公共产品，或私企做不了的事情，许小年教授称之为“拾遗补缺”。这本身就要求国企必然要讲社会责任。
企业在社会中本来是一个经济组织，但因国企身兼多重使命，定位复杂，结果造成效率低下。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2012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证明，国企整体效率低于民企。
那么，国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又应如何定位呢？
⒋ 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履行经济职能？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但因长期受计划经济影响，政府还是常常取代市场直接配置资源，主导经济运行，并没有很好地履行提高效率、增进公平以及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的经济职能。
中国政府就像一个大公司，每年设定一个GDP目标，然后集中资金、人力、物力等资源为此而奋斗；政府还过多地干预市场价格，例如，直接定价、限价、约谈企业等，但对垄断价格却很少问津；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管理也是过多，束缚了经济和市场的活力。政府的这些行为，一方面造成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另一方面造成通过行政审批权利设租、寻租的现象大量存在。
由于政府长期专注于取代市场直接配置资源，导致无力履行应尽的经济职能，从而使中国经济中的弊端和险象越积越多。例如，政府在提高效率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国企垄断大量存在，影响了资源有效利用，造成市场失灵；二是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不安全的食品等问题却染愈演愈烈；三是在一些公共产品如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过度供给的同时，基础科学研究、教育等公共产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政府在增进公平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基尼系数已达到危险值。政府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长期以来只顾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付短期商业周期，忽视了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创新、人力资本、制度等重要因素。
这些问题说明，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是当务之急。
⒌ 如何理解企业的创新？
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一般认为有四个要素：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科学、工程、管理、企业家才能等）。由于资源有限，所以，在投入既定的条件下，只能靠技术变革增加产出，因而可以说创新是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
那么，什么是创新？
政府有一个宏伟目标：到2020年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其中，首先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可见，这里对创新的理解，首先是以企业为主体，其次是创新在企业层面指的是纯粹的技术创新。创新主体是“产学研”机构中的科技人员。
从经济学角度看，创新这个概念起源于经济学大师熊彼特。他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五种情况：引进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任何一种工业执行新的组织。以实现这种“新组合”为职业的人们便是“企业家”，因此，创新是由企业家完成的。
那么，企业的创新到底指什么？从人的角度看，企业中谁是创新的主体？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后，后人不断发展创新理论，但我们今天似乎依然有继续学习和讨论创新理论的必要性。
在開放、宽容的思想市场中完善和创新经济理论
对于中国经济理论基本问题的探讨，显然需要一个开放、宽容的思想市场。它是重启改革议程和完善、创新中国经济理论的前提。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思想市场，错误的概念、理论就难以被发现并得到纠正，科斯说的经济中的“弊端和险象”就会越积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市场有无，就是“中国经济产生诸多弊端和险象的根源”。
纵观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每取得一个进步都是一次思想解放的结果。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我们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此后，我们又从否定商品经济到承认商品经济，从反对市场经济到接受市场经济，从与私人资本为敌到把非公经济视为中国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一次次思想解放，一次次真理的获得，都推动了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现在，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又要做一次重要选择，思想的碰撞已经开始，但愿中国能在开放的思想市场中再次发现真理，走向改革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然而，正像科斯所说：“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而言，压抑思想市场会遭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也就是说，如果压制思想市场，那么，思想市场失灵的同时，政府的管制也将失灵，双重失灵将会导致思想市场的问题更加恶化。
科斯认为，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这能使中国复兴和文化创新。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