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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有些价值观可能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但对于“节俭”的推崇，却从不曾暧昧。明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戏剧家冯梦龙就曾说过：“贫者，士之常也；俭者，人之性也。贫不得不俭，而俭者不必贫，故曰‘性也’。”
因为贫穷而节俭，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必多叙。值得一说的，倒是那些不必节俭而节俭的德行之人。
公元25年，赤眉军攻下长安后，几乎把所有皇陵挖了个遍，唯独没有造扰汉文帝刘恒的“霸陵”。其实原因非常简单，众所周知，“霸陵”没有任何值钱之物。刘恒驾崩之前对身边人千叮咛万嘱咐要节俭办丧事，对厚葬之风嗤之以鼻。对自己陵墓的修建，他要求“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汉文帝在位23年，在开创“文景之治”的盛世伟业中，几乎没有新建过一座“楼堂馆所”。有一次他本打算修一座露台，但得知所费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之和时，他果断放弃了。他曾多次下诏禁止地方上供奇珍异宝和各种礼品。平日里，一代君王居然穿着粗布衣服，时常足蹬草鞋“上下班”。而对于百姓则不然，他曾下达国家法令，80岁以上的老人由国家奉养，每月发米发肉发酒。对90岁以上的老人，再加发麻布绸缎和丝棉，既负责吃喝，又保障穿戴。
正如五代时谭峭所言：“一人知俭则一家富，王者知俭则天下富。”
晏婴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在辅佐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先后长达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以作风朴素有闻于时。《说苑》有载：某日晏子上朝，齐景公见他乘坐的车马很是破旧，表示不解。晏子解释道，以您给我的赏赐，足以让我三族都衣食无忧。但是只要能够吃饱穿暖，有车马驱使就够了。景公随即安排人为晏子更换四匹马拉的豪华车辆，可是被晏子坚决退回。三次往还，坚辞不受，招致景公生气地对晏子说，你若不接受，以后我也不用车马了。晏子坦言到，作为百官之首，我应该节衣缩食，为的是给大家做个榜样，这样我才能对那些浪费行为理直气壮地制止。最终晏子还是没有遵旨换车。
郑余庆是唐朝人，曾经两次出任宰相，一生不慕繁华，节俭自律。《古今谭概》讲了一个他的小故事，原文抄录：郑余庆极清俭。一日，忽召亲朋官数人会食。众皆惊讶，侵晨赴之。日高余庆方出，闲话移时，众腹已枵。余庆呼左右曰：“吩付厨家烂蒸去毛，莫拗折项！”众相顾，以为必蒸鹅鸭之类。又久之，盘出，酱醋亦极香新，但见每人前下粟饭一碗，蒸葫芦一枚，皆匿笑强进。
堂堂宰相请客，不过一只蒸葫芦，今人看来真是小品一般幽默。也正因此，郑余庆宰相才在史书上留下声名。
说到追求俭朴，不得不提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珠玉非宝，节俭是宝”便是朱元璋的名言。
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元朝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最终导致生灵涂炭，江山易主。《明太祖实录》载，朱元璋时常告诫大臣属下：人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乎？处富贵正当抑奢侈，弘俭约。他还说：千古之上，称盛德者，以尧为首。后世竞为奢侈，极宫室苑囿之娱，穷舆马珠玉之玩。欲心一纵，卒不可遏，乱由是起矣。他深谙“上能崇节俭，则下无奢靡”的深刻道理，真正做到以身作则，衣食住行都十分简朴。有人进献贵重宝物，他坚决退回，言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他制止车轿用金子装饰，睡床与中等人家无别，见家人有华丽服饰者，严加痛斥。
如果说国家统治者、管理者推崇节俭，是因为怀揣家国天下的忧患，抑或还有十分深刻的政权安全考量的话，那些拥有一定财富而依然追求简约的常人更多体现出的则是品德修为，表明的是他们对物质，对自然，对索取的超然态度。
爱因斯坦就曾这样表达他的心声：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在《为无告的大自然》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那么多吃的，那么多的纸制品，那么多的长明灯，那么多的汽车等等。我的心在痛，我完全彻底地厌恶我所见到的这一切，每一只塞满了一次性塑料匙子，叉子、杯子以及各式各样一次性用具的垃圾袋，也许就相当于一个非洲家庭全年所消耗的能……塑料杯随风飞舞，为他们可悲的命运而泣，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仅仅是为了给一个人的不相干的五分钟提供一点（便利），然后就被扔掉了……
2012年12月4日，这个平常而又特殊的日子将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出了从严治党自我革命的號令。随便摘录几条：“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短短几年时间，已成痼疾的公款吃喝之风、追求奢靡之风荡涤殆尽。
俭，关乎生死，关乎存亡！
因为贫穷而节俭，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必多叙。值得一说的，倒是那些不必节俭而节俭的德行之人。
公元25年，赤眉军攻下长安后，几乎把所有皇陵挖了个遍，唯独没有造扰汉文帝刘恒的“霸陵”。其实原因非常简单，众所周知，“霸陵”没有任何值钱之物。刘恒驾崩之前对身边人千叮咛万嘱咐要节俭办丧事，对厚葬之风嗤之以鼻。对自己陵墓的修建，他要求“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汉文帝在位23年，在开创“文景之治”的盛世伟业中，几乎没有新建过一座“楼堂馆所”。有一次他本打算修一座露台，但得知所费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之和时，他果断放弃了。他曾多次下诏禁止地方上供奇珍异宝和各种礼品。平日里，一代君王居然穿着粗布衣服，时常足蹬草鞋“上下班”。而对于百姓则不然，他曾下达国家法令，80岁以上的老人由国家奉养，每月发米发肉发酒。对90岁以上的老人，再加发麻布绸缎和丝棉，既负责吃喝，又保障穿戴。
正如五代时谭峭所言：“一人知俭则一家富，王者知俭则天下富。”
晏婴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在辅佐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先后长达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以作风朴素有闻于时。《说苑》有载：某日晏子上朝，齐景公见他乘坐的车马很是破旧，表示不解。晏子解释道，以您给我的赏赐，足以让我三族都衣食无忧。但是只要能够吃饱穿暖，有车马驱使就够了。景公随即安排人为晏子更换四匹马拉的豪华车辆，可是被晏子坚决退回。三次往还，坚辞不受，招致景公生气地对晏子说，你若不接受，以后我也不用车马了。晏子坦言到，作为百官之首，我应该节衣缩食，为的是给大家做个榜样，这样我才能对那些浪费行为理直气壮地制止。最终晏子还是没有遵旨换车。
郑余庆是唐朝人，曾经两次出任宰相，一生不慕繁华，节俭自律。《古今谭概》讲了一个他的小故事，原文抄录：郑余庆极清俭。一日，忽召亲朋官数人会食。众皆惊讶，侵晨赴之。日高余庆方出，闲话移时，众腹已枵。余庆呼左右曰：“吩付厨家烂蒸去毛，莫拗折项！”众相顾，以为必蒸鹅鸭之类。又久之，盘出，酱醋亦极香新，但见每人前下粟饭一碗，蒸葫芦一枚，皆匿笑强进。
堂堂宰相请客，不过一只蒸葫芦，今人看来真是小品一般幽默。也正因此，郑余庆宰相才在史书上留下声名。
说到追求俭朴，不得不提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珠玉非宝，节俭是宝”便是朱元璋的名言。
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元朝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最终导致生灵涂炭，江山易主。《明太祖实录》载，朱元璋时常告诫大臣属下：人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乎？处富贵正当抑奢侈，弘俭约。他还说：千古之上，称盛德者，以尧为首。后世竞为奢侈，极宫室苑囿之娱，穷舆马珠玉之玩。欲心一纵，卒不可遏，乱由是起矣。他深谙“上能崇节俭，则下无奢靡”的深刻道理，真正做到以身作则，衣食住行都十分简朴。有人进献贵重宝物，他坚决退回，言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他制止车轿用金子装饰，睡床与中等人家无别，见家人有华丽服饰者，严加痛斥。
如果说国家统治者、管理者推崇节俭，是因为怀揣家国天下的忧患，抑或还有十分深刻的政权安全考量的话，那些拥有一定财富而依然追求简约的常人更多体现出的则是品德修为，表明的是他们对物质，对自然，对索取的超然态度。
爱因斯坦就曾这样表达他的心声：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在《为无告的大自然》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那么多吃的，那么多的纸制品，那么多的长明灯，那么多的汽车等等。我的心在痛，我完全彻底地厌恶我所见到的这一切，每一只塞满了一次性塑料匙子，叉子、杯子以及各式各样一次性用具的垃圾袋，也许就相当于一个非洲家庭全年所消耗的能……塑料杯随风飞舞，为他们可悲的命运而泣，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仅仅是为了给一个人的不相干的五分钟提供一点（便利），然后就被扔掉了……
2012年12月4日，这个平常而又特殊的日子将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出了从严治党自我革命的號令。随便摘录几条：“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短短几年时间，已成痼疾的公款吃喝之风、追求奢靡之风荡涤殆尽。
俭，关乎生死，关乎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