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戴柳英（1909—1940年），别名带女麻，出生于福建长汀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连年战乱，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她的几个兄妹都饿死了。为了让她活命，她父母只好含泪将她送人，刚巧瑞金安治（今泽覃乡）蓝崇村邱屋人来长汀做生意，我奶奶就被邱屋人从福建长汀带来做童养媳。那一年，奶奶才8岁，做童养媳的日子是非常凄苦的，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繁重的家务活。生活的艰辛，不但没能打垮她，反而锻炼了她强健的体魄，磨炼了她坚强的意志。
　　1927年8月26日，南昌起义部队进驻瑞金，并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县城掀起了反对剥削、解放妇女等新风气，我奶奶戴柳英与婆家脱离了关系，和我的爷爷邱作礼结了婚。1930年4月3日，在党的领导下，瑞金安治暴动爆发，拉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暴动队员将地主的家产、粮食予以没收，当场分发给农民群众。此时的瑞金，正酝酿着一股强大的革命风暴，在奶奶的支持下，爷爷邱作礼也参加安治暴动队，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投身到革命斗争中，1930年底，他不幸被错杀了。
　　我爷爷去世后，奶奶陷入了无尽的悲伤中，直到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苏区军民的革命热情无比高涨，奶奶心中又燃起了希望。同年底，倔犟而勇敢的奶奶穿上红军服，走上了革命道路，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她性格开朗，善于做群众工作，组织上安排她做安治乡苏维埃政府妇女指导员。斗地主，打土豪，禁烟拒赌，她样样干得出色，深受姐妹们的称赞。作为一名妇女干部，她还活跃在各个村庄，发动妇女参加农会，支持男人参加农民自卫军，与虐待童养媳的家婆作斗争。她日夜带领全乡妇女做军鞋、搞扩红宣传，同当地的干部一起，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把青壮年、老婆婆、小媳妇分别请来，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还走村串户，针对不同人，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蓝崇的邱屋不少青壮年参军了，家里只剩下老弱病残。我奶奶戴柳英经常到有困难的红属家里帮助做事：挑水、烧火、扫地、补衣服、砍柴火。
　　奶奶能歌善舞，积极支持苏区的文艺事业。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晚上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文艺演出，戴柳英和邓淑玉（希平赤沙田人）两人代表安治乡演出话剧《胜利》和哑剧《武装保护秋收》，表演很成功，深受首长和红军战士的赞赏。据9月24日《红色中华》报道，这次晚会的“每个节目中都展示出了新的成就……表演技术也相当纯熟”，在部队和地方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革命形势变得异常严峻。奶奶和战友们在安治的大山里坚持游击斗争，她担任汀瑞边游击队的秘密交通员，邱福高任队长，曾玉成任副队长（游击队员还有刘辉山、赵淑清等人）。会昌西江的欧阳江保安团以及长汀、瑞金的地主武装，经常开展清剿活动，他们强迫群众编成搜索队，在敌军监视下进行大规模的搜山抄山，游击队的处境和生活更为艰苦。为了让游击队渡过难关，奶奶常以普通农村妇女的身份，扎着头巾，围着腰裙，提个篮子，单身一人，披星戴月、钻林淌水，经常活动在汀瑞边界的岭背山、槽碓坑、陈坑、荣坑一带，不分白天黑夜，不避艰难险阻，奔波在高山密林里，出没于敌人据点间，勇敢机智地传递信件、情报，调查监视地主土豪的活动行踪，并为小分队和游击队购买运送粮食、药品等急需物资，一次次出色完成游击队交给的任务。
　　1940年2月，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奶奶不幸被捕。敌人先是把她抓到位于壬田的感化院感化，让她受尽酷刑和耻辱。当敌人知道她是游击队交通员时，如获至宝。他们先以金钱诱惑，让她讲出游击队的情况，奶奶不为所动。不管敌人问什么，我奶奶总是回答三个字“不知道”。敌人气得发疯，用尽各种毒刑，踩扛子、下雷公尖、烧香火、灌辣椒水……想从她的牙缝里挤出他们想要的东西。面对敌人的种种兽行，她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敌人最终一无所获。

　　连续两天两夜的酷刑，我奶奶被打得遍体鳞伤，几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敌人从我奶奶身上捞不到半点东西，就决定将她杀害。1940年3月3日（农历二月初六）晚上，国民党欧阳江为首的保安團把她和十来个游击队员五花大绑，带到城南竹马岗残忍地活埋，奶奶时年32岁。
　　我的奶奶戴柳英牺牲了，虽然她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但她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坚贞不屈革命气节，连同她的感人故事，至今还在这片红土地上广为传颂。
　　题图 戴柳英烈士故里：瑞金市泽覃乡蓝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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