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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老需求及其经济学分析
（一）养老需求的种类
老年人的需求具有多样性，既有生理性的，又有社会性的；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穆光宗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六个老有”的政策目标框架提出需求层次理论。具体概括为：第一层次，老有所养需求、老有所助需求、老有所医需求，就是要满足老年人在衣食住行以及健康、卫生和安全等方面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这是最低层次的需求；第二层次是老有所爱需求、老有所伴需求，就是要满足老年人在亲情伦理和情感生活方面的感情需求。这种需求一般只能通过子女的孝敬、配偶的关爱或亲属的关怀来获得满足；第三层次是老有所乐需求、老有所亲需求、老有所学需求和老有所美需求，就是要满足老年人在娱乐、交友、求知、爱美等方面充实自我、张扬自我和肯定自我的发展需求；第四层次是老有所为需求、老有所用需求和老有所成需求，就是要满足老年人在自我实现方面的价值需求；第五层次是老有善终需求，就是要满足老年人在人生最后时刻的归宿需求，这既是最终的需求也是最高层次的需求。本文对各类需求进行归类整合，结合社区养老所具备的功能，将老年人需求分为日常照料需求、医疗保健需求、文化娱乐和精神慰藉需求、社会参与需求。
日常照料需求是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它主要指老年人在日常基本活动中面临困难时的帮助获得需要。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由基本的日常活动组成，具体内容有吃饭、穿衣、洗澡、上下床、上厕所、自主大小便、室内活动、短途步行等。不同身体状况的老年人对于该类需求所需程度不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半自理、生活自理老年人对应的需求程度分别是总是需要、经常需要、偶尔需要。针对老年人的各类需求，社区和家庭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做饭、日常护理、代买生活用品等。
医疗保健需求即对于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的需求，这类需求是所有年龄阶段人群共同的需求，但在老年人群中具有需求量大，需求集中、持续时间长的特点，这是年龄增长带来身体机能衰退的正常表现。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需求一方面指在老年人生病时需要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这是因为很多慢性病和突发性疾病在老年人群体中发病率高，而老年人自身抵抗能力下降。另一方面，老年人对于预防保健知识也非常渴望，正是由于老年人面临疾病的风险加大，他们更加看重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所以对于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保健知识有很大的需求，他们希望通过日常防护一方面缓解已有的疾病，另一方面防止新的疾病，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随着社会进步，老年人的需求结构和内容发生一定的变化，老年人的需求扩张存在着一种“同心圈效应”，需求结构的流变呈现的是一种从内隐到外显、自低级而高级、从物质到精神、自家庭而社会的这么一种扩张路线。文化娱乐和精神慰藉需求就属于这样一个需求扩张的代表，这类需求在传统的老年人需求中并不被强调，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开始注重生活的质量，意识到生活不仅应有物质支撑，也要有精神享受，这种观念在老年人中也逐渐得到认同。适合老年人的文娱活动形式多样，目前很多社区都有提供此类服务，包括老年人活动中心、各种老年人活动团队、老年人交流中心等。当然，精神需求的满足肯定离不开家人的关心。子女对于老年人的赡养不仅体现在物质上，还要在精神上给予老年人关注，日常的关心、节日的问候、生病期间的关怀都是老年人希望得到的精神慰藉。但是在家庭内部，在老年人之间，在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之间，由于他们长期居住在一起，导致发生摩擦的机会加大，这将有损于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可以在社区内建立家庭纠纷帮助系统，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家庭成员共同努力、协调沟通，尽早把纠纷化解，推动家庭养老功能的顺利实现，使得家庭成为老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载体。
社会参与需求是指有继续工作和服务社会愿望的老年人希望再次投入社会，参与社会活动的需求。对于一些工作经验丰富而年龄较低尚有工作能力的老人，他们不愿意无所事事地度过晚年生活，他们希望持续一种工作状态，保持和社会的密切接触。这种需求的实现形式很多，老年人可以继续工作，参与老年人志愿队和各种团体，无工作的老年人走出家门，参与社区的活动，加入老年人交流互助的队伍，这些都可以实现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需求。
（二）养老需求的经济学分析
需求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它显示了随着价格升降而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某个体在每段时间内所愿意买的商品的数量，决定需求大小的是个体购买商品的意愿和能力，影响需求量的因素包括商品的价格、相关商品的价格、消费者的收入、消费者的偏好、消费者对未来商品的价格预期，以及人口规模等。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养老需求，它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老年人的意愿，二是老年人的能力，两者缺一不可。老年人的意愿包括他提出需求的意愿和选择偏好的问题。在我国，老年人提出需求的意愿一般要比年轻人弱，这既因为老年人所需资源确实相对年轻人有所减少，也因为我国老年人较多提倡奉献的义务，而较少要求自己的权利的价值观念产生了作用。在养老需求的选择偏好上，我国老年人一般比较保守，喜好稳定不喜变动，他们受传统因素的影响较重，对家庭养老具有较明显偏好，比较看重日常照料需求和医疗保健需求。老年人需求的能力分为自立能力和经济能力。自立能力主要以身体健康状况、自我照顾能力为判断标准，一般来说，老年人自立能力的大小与对外界的需求成反比，老年人自立能力越强，对外界需求越小。例如健康的老人所需的日常照料和医疗服务肯定小于多病且不自理的老人。经济能力通过老年人的收入和所需服务或商品的价格来反映，目前我国老年人收入主要来自于养老金、子女供养经费和自己的积蓄，各种收入的总和决定了老年人购买力的绝对量大小。实际购买力还受商品价格影响。例如，当收入为100元所需商品为5元时的购买力，肯定大于收入为100元所需商品为10元时的购买力，这是相对购买力的概念。所以政府或市场提供老年产品时，不仅要考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保证购买力的绝对量，也要合理定价，保证购买力的相对量，不要让价格损害了老年人本来就不高的购买力。 二、养老供给及其经济学分析
（一）养老供给方式
目前我国的养老供给分为养老经济供给和养老服务供给。养老经济供给以养老保险为主要支柱，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个人储蓄作为补充。养老服务供给主要包括三种模式：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本文主要讨论养老服务供给。
家庭养老是我国的传统养老方式，它是指老年人所需的各类资源和支持来自于家庭成员，是均衡社会成员世代间取予的中国传统模式。1991年通过的《联合国老年人原则》强调“老年人应尽可能在家里居住”和“老年人应该得到家庭和社区根据每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而给予的照顾和保护”。这是因为养老不单是物质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除了给老年人以生活上的保障外，还要给他们以家庭的温馨。家庭是建立在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群体，它是老年人感情和精神的重要支柱、生活的主要场所，它给予老年人的照顾是其它任何机构无法代替的。家庭养老实际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家庭成员养老与在家养老。家庭成员养老是从供养的提供者角度而言，在家养老是从供养的场所或环境而言。家庭成员主要是提供给老年人亲情的关爱，而家作为供养场所会让老年人有熟悉、安全、幸福的感觉。
与家庭养老相对的是社会养老，主要通过机构养老的形式提供。机构养老最主要的特点是能够相对集中资源，给服务对象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通常，在养老机构里，从房屋结构的设计、活动设施的配备，到膳食营养、健康护理的安排等方面，基本上都考虑到了老人的身体特点和生活需要，从而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一群体的特别需求。而且，由于养老院长期服务于同一类对象，因此，在服务的质量与标准、管理的规范化等方面都能获得足够的保证。机构养老最初在西方国家兴起，我国建国后出于解决旧社会遗留的“三无”老人赡养问题的历史原因，以及政府所承担的对人民群众基本社会福利道义责任的政治原因，开始了养老机构的兴建，至今已有一定规模，为我国养老问题作出了贡献。
社区养老是介于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间的一种养老方式，它指老年人仍以家庭为主要居住场所，由社区提供家庭无法提供的、类似于养老机构提供的专业服务以保证老年人需求的满足。这种专业服务可以通过在社区内建立养老机构或相关服务平台的方式进行，也可以上门为老年人提供此类服务。因此，社区养老对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都有兼容性。社区养老是随着我国社区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相对而言，社区养老在我国的发展历史要比前两种模式短的多，但是关于它的研究，近来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主要源自它在解决养老问题上的诸多优势。
（二）养老供给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中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每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供给量的影响因素包括商品本身的价格、其它相关商品的价格、生产成本（受生产技术和生产要素影响）、政府政策和厂商的预期等。本文结合相关的供给知识对三种养老模式供给情况进行分析，主要借鉴“成本——收益”分析，它是指以货币单位为基础对投入与产出进行估算和衡量的方法，这是一个普遍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它来研究各种条件下的行为与效果的关系，探究供给主体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
家庭养老供给不能完全照搬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而需要对其调整：“家庭养老的成本包括家庭成员付出的货币、劳务、时间以及精力，家庭养老的收益主要是用老年人获得亲情的满足感来衡量”，这样才能对成本、收益进行比较。家庭养老的提供者主要是子女和配偶，需要关注四个因素：有无、意愿、能力、居住方式。有无子女和配偶决定家庭养老的资源多寡，一般而言，有配偶或子女数量越多，分摊到每个人的照顾责任就越少，负担就越轻，也就是养老成本会越低。意愿是指子女和配偶是否愿意照顾老年人，这既受道德的约束，也受家庭氛围的影响，积极供养老人的家庭对于养老成本的感受会低于消极供养老人的家庭。能力主要是子女和配偶的经济能力，一般来说，经济情况较好的家庭能提供的货币或者购买的劳务会多于经济情况不好的家庭。从成本的角度来看，提供同样的货币或劳务，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的负担要轻于经济条件困难的家庭，即前者成本较低。居住方式反应了子女和配偶与需要供养的老年人的地理距离，地理距离越大，往往照顾起来所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越多，也就是成本越高。从养老收益来看，我国老年人偏向家庭养老，满足感在三种模式中最高。因此，家庭养老供给成本受子女个数、养老意愿、家庭收入以及居住方式的影响，收益受老年人得到的家庭照顾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
机构养老供给在三种模式中最接近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机构养老的成本主要受养老机构建设成本和政府政策影响，建设成本是其直接成本，政府政策的影响来自于政策的倾向性，如果政策倾向于对养老机构实行优惠，包括注册登记便利、税收优惠等，那么机构养老的总成本会下降，否则会上升。机构养老收益主要来自向老年人收费，即机构养老服务的价格，价格越高，企业越愿意提供此类服务。当然，机构养老服务毕竟不是纯粹的商品，它作为老年事业的一部分带有一定的福利性，因此它要受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价格不能过高。
社区养老有其特殊性，它即利用了家庭作为老年人的主要居住场所，又提供类似机构养老的专业服务。这一方面决定了社区养老供给的成本有一部分和家庭养老成本重合，成本减低，另一方面，由于社区养老比机构养老更强调福利性，因此收费即服务价格会降低，导致收益也随之减少，所以社区养老是低成本低收入运行的。如果社区养老引入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参与，争取政府更多的支持和优惠政策，那成本会被再次分摊，进一步降低。而考虑到解决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问题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效益，社区养老的收益也会有所增加，那么社区养老有可能被发展成为一项低成本高收益的事业。
三、人口老龄化下养老服务供需平衡分析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庞大的老年人口绝对数量使得养老问题一直都是我国的重要问题之一，只是在现今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这个问题更加显性化，矛盾更加激烈化。人类将普遍进入所谓的“长寿时代”，但老年人口健康改善落后与寿命延长的可能性是并存的，人类寿命的进一步延长意味着老人需要供养的时间也随之延长。我国人口老龄化引发了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老年人口整体素质提高导致需求加大、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一系列问题，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需要对我国养老的供需进行新一轮的分析。 ■
图1 我国城市养老服务供需分析
图1是我国老年人口的服务供需分析框架。图的左边是养老服务需求分析，显然，人口老龄化带来老年群体绝对和相对数量的增加，老年群体总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这种总需求的增加不仅来自老年群体数量加大、寿命延长，还来自老年人口整体素质提高使得对家庭与社会的需求加大。因此老年群体的消费水平、规模和结构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我国老年人的生活照料负担很沉重，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高龄老人的比重不断增加，老年人的生活照料负担还有日益加重的趋势。在正常情况下，老年人的经济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下降，而生活照料方面的需求则会呈现随之提高的趋势，考虑到生活照料时间的机会成本，生活负担又会转化为经济负担。其次，老年人的医疗需求大大增加。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2004年，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862亿元，占基金收入的75.5%，比上年增长31.6%，增长速度比基金收入增长快3.5个百分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之所以高速增长，人口迅速老龄化是重要原因之一。再次，老年人文娱和精神需求迅速膨胀。一方面这得益于社会的进步，老年人群生活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老年人口队伍的扩大必然增强他们对于自身权益诉求和争取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增加会加大社会对其的重视程度，而这种重视又会反过来促进老年人表达更多精神需求。社会参与需求在老年人之间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当身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家庭，走进社区，走入社会，一定会激发更多老年人表达参与社会的诉求。
图1右边是对于养老服务供给的分析，在供给三方中，各种方式各有侧重，他们对于不同的养老需求的满足能力存在差异。机构养老服务主要提供日常照料和医疗保健服务，养老机构资源和人力集中，能够较好地提供此类专业性服务，但专业性、规范化的另一面可能导致对老人的关怀减少，硬性的管理往往会忽视了软性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养老机构给与老年人活动的空间有限，参与社会的机会很低，使得机构养老无法满足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和社会参与需求，加之人口老龄化使得老年人口扩张，养老机构显得日益不足。因此，机构养老的供给内容不全面，供给能力在人口老龄化下被减弱。家庭养老主要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照料和精神需求，这是家庭养老的传统优势，也是它在养老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我国历来重视“家庭”的作用，这是让老年人享受天伦之乐的首选场所。家庭成员可以方便并且持续地为老人提供日常照料服务，给老年人亲情的温暖，陪伴和聊天都能使老年人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这两类需求的满足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家庭赡养人员的数量及其与老年人空间距离的远近，因为这决定了家庭赡养人员能否充分、及时、长期、稳定地满足老年人日常照料和精神需求。而人口老龄化使家庭的某些因素发生改变，对家庭养老带来一定冲击，需予以考虑。另一方面，家庭养老在专业化的医疗保健上能力有限，此类专业服务家庭内部难以提供，需要借助专业机构获得。社会参与需求并不是老年人的普遍需求，自我价值实现愿望较强烈的老人会有此类需求，这类需求需要以社会为平台，家庭生活难以满足此类需求。家庭是我国的主要供给主体，但供给内容不全面，供给能力在人口老龄化中受到削弱。社区养老供给内容全面，能较好地满足老年人各方面的需求：社区的老年人照料中心可以提供日常照料服务，社区医疗资源能满足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需求，老年人活动中心和交流中心为老年人提供一个丰富且有人情味的晚年生活，老年人再就业平台和各种老年中介组织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提供了机会。而社区养老服务通过和家庭养老的密切合作，相辅相成，其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综上，可以看到，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养老服务需求剧增，三种供给方式各有其优缺点。根据经济学的供需原理，要达到供需平衡，需要同时调整供需量使其相等，但是老年人需求是他们正当利益的诉求，不能予以遏制，因此只能从加大供给入手。显然，三种供给方式在满足老年人需求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不应该否定任何一种方式，关键是需要找出一个最好的模式作为发展的着力点，主次分明，长效发展，才能打好“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战。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经管教研部
责任编辑：胡 越
（一）养老需求的种类
老年人的需求具有多样性，既有生理性的，又有社会性的；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穆光宗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六个老有”的政策目标框架提出需求层次理论。具体概括为：第一层次，老有所养需求、老有所助需求、老有所医需求，就是要满足老年人在衣食住行以及健康、卫生和安全等方面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这是最低层次的需求；第二层次是老有所爱需求、老有所伴需求，就是要满足老年人在亲情伦理和情感生活方面的感情需求。这种需求一般只能通过子女的孝敬、配偶的关爱或亲属的关怀来获得满足；第三层次是老有所乐需求、老有所亲需求、老有所学需求和老有所美需求，就是要满足老年人在娱乐、交友、求知、爱美等方面充实自我、张扬自我和肯定自我的发展需求；第四层次是老有所为需求、老有所用需求和老有所成需求，就是要满足老年人在自我实现方面的价值需求；第五层次是老有善终需求，就是要满足老年人在人生最后时刻的归宿需求，这既是最终的需求也是最高层次的需求。本文对各类需求进行归类整合，结合社区养老所具备的功能，将老年人需求分为日常照料需求、医疗保健需求、文化娱乐和精神慰藉需求、社会参与需求。
日常照料需求是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它主要指老年人在日常基本活动中面临困难时的帮助获得需要。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由基本的日常活动组成，具体内容有吃饭、穿衣、洗澡、上下床、上厕所、自主大小便、室内活动、短途步行等。不同身体状况的老年人对于该类需求所需程度不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半自理、生活自理老年人对应的需求程度分别是总是需要、经常需要、偶尔需要。针对老年人的各类需求，社区和家庭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做饭、日常护理、代买生活用品等。
医疗保健需求即对于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的需求，这类需求是所有年龄阶段人群共同的需求，但在老年人群中具有需求量大，需求集中、持续时间长的特点，这是年龄增长带来身体机能衰退的正常表现。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需求一方面指在老年人生病时需要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这是因为很多慢性病和突发性疾病在老年人群体中发病率高，而老年人自身抵抗能力下降。另一方面，老年人对于预防保健知识也非常渴望，正是由于老年人面临疾病的风险加大，他们更加看重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所以对于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保健知识有很大的需求，他们希望通过日常防护一方面缓解已有的疾病，另一方面防止新的疾病，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随着社会进步，老年人的需求结构和内容发生一定的变化，老年人的需求扩张存在着一种“同心圈效应”，需求结构的流变呈现的是一种从内隐到外显、自低级而高级、从物质到精神、自家庭而社会的这么一种扩张路线。文化娱乐和精神慰藉需求就属于这样一个需求扩张的代表，这类需求在传统的老年人需求中并不被强调，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开始注重生活的质量，意识到生活不仅应有物质支撑，也要有精神享受，这种观念在老年人中也逐渐得到认同。适合老年人的文娱活动形式多样，目前很多社区都有提供此类服务，包括老年人活动中心、各种老年人活动团队、老年人交流中心等。当然，精神需求的满足肯定离不开家人的关心。子女对于老年人的赡养不仅体现在物质上，还要在精神上给予老年人关注，日常的关心、节日的问候、生病期间的关怀都是老年人希望得到的精神慰藉。但是在家庭内部，在老年人之间，在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之间，由于他们长期居住在一起，导致发生摩擦的机会加大，这将有损于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可以在社区内建立家庭纠纷帮助系统，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家庭成员共同努力、协调沟通，尽早把纠纷化解，推动家庭养老功能的顺利实现，使得家庭成为老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载体。
社会参与需求是指有继续工作和服务社会愿望的老年人希望再次投入社会，参与社会活动的需求。对于一些工作经验丰富而年龄较低尚有工作能力的老人，他们不愿意无所事事地度过晚年生活，他们希望持续一种工作状态，保持和社会的密切接触。这种需求的实现形式很多，老年人可以继续工作，参与老年人志愿队和各种团体，无工作的老年人走出家门，参与社区的活动，加入老年人交流互助的队伍，这些都可以实现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需求。
（二）养老需求的经济学分析
需求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它显示了随着价格升降而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某个体在每段时间内所愿意买的商品的数量，决定需求大小的是个体购买商品的意愿和能力，影响需求量的因素包括商品的价格、相关商品的价格、消费者的收入、消费者的偏好、消费者对未来商品的价格预期，以及人口规模等。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养老需求，它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老年人的意愿，二是老年人的能力，两者缺一不可。老年人的意愿包括他提出需求的意愿和选择偏好的问题。在我国，老年人提出需求的意愿一般要比年轻人弱，这既因为老年人所需资源确实相对年轻人有所减少，也因为我国老年人较多提倡奉献的义务，而较少要求自己的权利的价值观念产生了作用。在养老需求的选择偏好上，我国老年人一般比较保守，喜好稳定不喜变动，他们受传统因素的影响较重，对家庭养老具有较明显偏好，比较看重日常照料需求和医疗保健需求。老年人需求的能力分为自立能力和经济能力。自立能力主要以身体健康状况、自我照顾能力为判断标准，一般来说，老年人自立能力的大小与对外界的需求成反比，老年人自立能力越强，对外界需求越小。例如健康的老人所需的日常照料和医疗服务肯定小于多病且不自理的老人。经济能力通过老年人的收入和所需服务或商品的价格来反映，目前我国老年人收入主要来自于养老金、子女供养经费和自己的积蓄，各种收入的总和决定了老年人购买力的绝对量大小。实际购买力还受商品价格影响。例如，当收入为100元所需商品为5元时的购买力，肯定大于收入为100元所需商品为10元时的购买力，这是相对购买力的概念。所以政府或市场提供老年产品时，不仅要考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保证购买力的绝对量，也要合理定价，保证购买力的相对量，不要让价格损害了老年人本来就不高的购买力。 二、养老供给及其经济学分析
（一）养老供给方式
目前我国的养老供给分为养老经济供给和养老服务供给。养老经济供给以养老保险为主要支柱，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个人储蓄作为补充。养老服务供给主要包括三种模式：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本文主要讨论养老服务供给。
家庭养老是我国的传统养老方式，它是指老年人所需的各类资源和支持来自于家庭成员，是均衡社会成员世代间取予的中国传统模式。1991年通过的《联合国老年人原则》强调“老年人应尽可能在家里居住”和“老年人应该得到家庭和社区根据每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而给予的照顾和保护”。这是因为养老不单是物质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除了给老年人以生活上的保障外，还要给他们以家庭的温馨。家庭是建立在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群体，它是老年人感情和精神的重要支柱、生活的主要场所，它给予老年人的照顾是其它任何机构无法代替的。家庭养老实际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家庭成员养老与在家养老。家庭成员养老是从供养的提供者角度而言，在家养老是从供养的场所或环境而言。家庭成员主要是提供给老年人亲情的关爱，而家作为供养场所会让老年人有熟悉、安全、幸福的感觉。
与家庭养老相对的是社会养老，主要通过机构养老的形式提供。机构养老最主要的特点是能够相对集中资源，给服务对象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通常，在养老机构里，从房屋结构的设计、活动设施的配备，到膳食营养、健康护理的安排等方面，基本上都考虑到了老人的身体特点和生活需要，从而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一群体的特别需求。而且，由于养老院长期服务于同一类对象，因此，在服务的质量与标准、管理的规范化等方面都能获得足够的保证。机构养老最初在西方国家兴起，我国建国后出于解决旧社会遗留的“三无”老人赡养问题的历史原因，以及政府所承担的对人民群众基本社会福利道义责任的政治原因，开始了养老机构的兴建，至今已有一定规模，为我国养老问题作出了贡献。
社区养老是介于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间的一种养老方式，它指老年人仍以家庭为主要居住场所，由社区提供家庭无法提供的、类似于养老机构提供的专业服务以保证老年人需求的满足。这种专业服务可以通过在社区内建立养老机构或相关服务平台的方式进行，也可以上门为老年人提供此类服务。因此，社区养老对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都有兼容性。社区养老是随着我国社区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相对而言，社区养老在我国的发展历史要比前两种模式短的多，但是关于它的研究，近来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主要源自它在解决养老问题上的诸多优势。
（二）养老供给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中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每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供给量的影响因素包括商品本身的价格、其它相关商品的价格、生产成本（受生产技术和生产要素影响）、政府政策和厂商的预期等。本文结合相关的供给知识对三种养老模式供给情况进行分析，主要借鉴“成本——收益”分析，它是指以货币单位为基础对投入与产出进行估算和衡量的方法，这是一个普遍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它来研究各种条件下的行为与效果的关系，探究供给主体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
家庭养老供给不能完全照搬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而需要对其调整：“家庭养老的成本包括家庭成员付出的货币、劳务、时间以及精力，家庭养老的收益主要是用老年人获得亲情的满足感来衡量”，这样才能对成本、收益进行比较。家庭养老的提供者主要是子女和配偶，需要关注四个因素：有无、意愿、能力、居住方式。有无子女和配偶决定家庭养老的资源多寡，一般而言，有配偶或子女数量越多，分摊到每个人的照顾责任就越少，负担就越轻，也就是养老成本会越低。意愿是指子女和配偶是否愿意照顾老年人，这既受道德的约束，也受家庭氛围的影响，积极供养老人的家庭对于养老成本的感受会低于消极供养老人的家庭。能力主要是子女和配偶的经济能力，一般来说，经济情况较好的家庭能提供的货币或者购买的劳务会多于经济情况不好的家庭。从成本的角度来看，提供同样的货币或劳务，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的负担要轻于经济条件困难的家庭，即前者成本较低。居住方式反应了子女和配偶与需要供养的老年人的地理距离，地理距离越大，往往照顾起来所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越多，也就是成本越高。从养老收益来看，我国老年人偏向家庭养老，满足感在三种模式中最高。因此，家庭养老供给成本受子女个数、养老意愿、家庭收入以及居住方式的影响，收益受老年人得到的家庭照顾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
机构养老供给在三种模式中最接近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机构养老的成本主要受养老机构建设成本和政府政策影响，建设成本是其直接成本，政府政策的影响来自于政策的倾向性，如果政策倾向于对养老机构实行优惠，包括注册登记便利、税收优惠等，那么机构养老的总成本会下降，否则会上升。机构养老收益主要来自向老年人收费，即机构养老服务的价格，价格越高，企业越愿意提供此类服务。当然，机构养老服务毕竟不是纯粹的商品，它作为老年事业的一部分带有一定的福利性，因此它要受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价格不能过高。
社区养老有其特殊性，它即利用了家庭作为老年人的主要居住场所，又提供类似机构养老的专业服务。这一方面决定了社区养老供给的成本有一部分和家庭养老成本重合，成本减低，另一方面，由于社区养老比机构养老更强调福利性，因此收费即服务价格会降低，导致收益也随之减少，所以社区养老是低成本低收入运行的。如果社区养老引入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参与，争取政府更多的支持和优惠政策，那成本会被再次分摊，进一步降低。而考虑到解决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问题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效益，社区养老的收益也会有所增加，那么社区养老有可能被发展成为一项低成本高收益的事业。
三、人口老龄化下养老服务供需平衡分析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庞大的老年人口绝对数量使得养老问题一直都是我国的重要问题之一，只是在现今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这个问题更加显性化，矛盾更加激烈化。人类将普遍进入所谓的“长寿时代”，但老年人口健康改善落后与寿命延长的可能性是并存的，人类寿命的进一步延长意味着老人需要供养的时间也随之延长。我国人口老龄化引发了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老年人口整体素质提高导致需求加大、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一系列问题，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需要对我国养老的供需进行新一轮的分析。 ■
图1 我国城市养老服务供需分析
图1是我国老年人口的服务供需分析框架。图的左边是养老服务需求分析，显然，人口老龄化带来老年群体绝对和相对数量的增加，老年群体总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这种总需求的增加不仅来自老年群体数量加大、寿命延长，还来自老年人口整体素质提高使得对家庭与社会的需求加大。因此老年群体的消费水平、规模和结构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我国老年人的生活照料负担很沉重，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高龄老人的比重不断增加，老年人的生活照料负担还有日益加重的趋势。在正常情况下，老年人的经济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下降，而生活照料方面的需求则会呈现随之提高的趋势，考虑到生活照料时间的机会成本，生活负担又会转化为经济负担。其次，老年人的医疗需求大大增加。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2004年，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862亿元，占基金收入的75.5%，比上年增长31.6%，增长速度比基金收入增长快3.5个百分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之所以高速增长，人口迅速老龄化是重要原因之一。再次，老年人文娱和精神需求迅速膨胀。一方面这得益于社会的进步，老年人群生活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老年人口队伍的扩大必然增强他们对于自身权益诉求和争取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增加会加大社会对其的重视程度，而这种重视又会反过来促进老年人表达更多精神需求。社会参与需求在老年人之间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当身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家庭，走进社区，走入社会，一定会激发更多老年人表达参与社会的诉求。
图1右边是对于养老服务供给的分析，在供给三方中，各种方式各有侧重，他们对于不同的养老需求的满足能力存在差异。机构养老服务主要提供日常照料和医疗保健服务，养老机构资源和人力集中，能够较好地提供此类专业性服务，但专业性、规范化的另一面可能导致对老人的关怀减少，硬性的管理往往会忽视了软性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养老机构给与老年人活动的空间有限，参与社会的机会很低，使得机构养老无法满足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和社会参与需求，加之人口老龄化使得老年人口扩张，养老机构显得日益不足。因此，机构养老的供给内容不全面，供给能力在人口老龄化下被减弱。家庭养老主要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照料和精神需求，这是家庭养老的传统优势，也是它在养老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我国历来重视“家庭”的作用，这是让老年人享受天伦之乐的首选场所。家庭成员可以方便并且持续地为老人提供日常照料服务，给老年人亲情的温暖，陪伴和聊天都能使老年人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这两类需求的满足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家庭赡养人员的数量及其与老年人空间距离的远近，因为这决定了家庭赡养人员能否充分、及时、长期、稳定地满足老年人日常照料和精神需求。而人口老龄化使家庭的某些因素发生改变，对家庭养老带来一定冲击，需予以考虑。另一方面，家庭养老在专业化的医疗保健上能力有限，此类专业服务家庭内部难以提供，需要借助专业机构获得。社会参与需求并不是老年人的普遍需求，自我价值实现愿望较强烈的老人会有此类需求，这类需求需要以社会为平台，家庭生活难以满足此类需求。家庭是我国的主要供给主体，但供给内容不全面，供给能力在人口老龄化中受到削弱。社区养老供给内容全面，能较好地满足老年人各方面的需求：社区的老年人照料中心可以提供日常照料服务，社区医疗资源能满足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需求，老年人活动中心和交流中心为老年人提供一个丰富且有人情味的晚年生活，老年人再就业平台和各种老年中介组织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提供了机会。而社区养老服务通过和家庭养老的密切合作，相辅相成，其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综上，可以看到，人口老龄化使得我国养老服务需求剧增，三种供给方式各有其优缺点。根据经济学的供需原理，要达到供需平衡，需要同时调整供需量使其相等，但是老年人需求是他们正当利益的诉求，不能予以遏制，因此只能从加大供给入手。显然，三种供给方式在满足老年人需求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不应该否定任何一种方式，关键是需要找出一个最好的模式作为发展的着力点，主次分明，长效发展，才能打好“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战。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经管教研部
责任编辑：胡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