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5月22日，我被邀请参加荷兰那登国际摄影节。（那登是荷兰阿姆斯特丹附近的一个小城堡）。这个摄影节每两年举行一次，每次一个主题。所谓主题并不是摄影门类上的区别，而是指国家或是地区。2001年的主题是“中国”，所以有9位中国摄影师被邀请参加这个开幕式。本人添为其中的一分子，心里自然是十分高兴。象我这样的“以题材取胜”，据说对“照片的感悟还很不够”的一个以摄影和文字混饭吃，且是生长在体制外的人能参加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国际摄影节也算是“三生有幸”了。
　　探究我能够被组委会邀请的原因，不过是我以前拍的一张小丽的照片，1999年被登载在荷兰《新鹿特丹商报》的头版上。我从《阿V姑娘的日子》和《纪明文和他的小伙伴》中各选出了十多张照片送去参展。当然这些照片也经常被国内的某些评论家们评为“很不具有张力”。当我踏上前往荷兰的飞机时心里就一直惴惴不安，生怕我这些“影像感悟力不够”的作品给中国人丢脸。我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直到开幕式那天才获释。赞扬的话自不必说了，因为我的英语水平本来就不高，只能从参观者和组委会成员的表情上了解一二。
　　我们回国后有些报道与事实有出入。别人是不是为了出售照片有备而来我不清楚，但至少我是没有以“十个荷兰盾”出售过照片。的确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想买我的一幅儿童的照片，他说“这张照片很好，可惜反差大了点”。我说：“你如果喜欢，我可以给你便宜5荷兰盾”。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倒是有些经验值得总结，就是应该用纸基纸做一些比较有希望出售的照片。


　　5月25日，摄影节正式开幕的第二天中午，当我从外边回到我所下榻的宾馆时，发现了一张纸条，纸条是用工整的繁体汉字写的，上面告诉我晚上10点将有一对老夫妇从莱顿过来拜访我，并收藏我的作品，让我找一位翻译。同行会说英文的同胞们由于组委会不再提供食宿都已跑得无影无踪了。翻译几乎成了这次交往的关键问题。没有办法我只好让给我当导游的朱蒂小姐留下来，再多坚持几小时，但是朱蒂小姐说她已经很累了。从早上9点陪我到晚上10点，时间也确实长了些。考虑到朱蒂小姐是莱顿大学中文系冯·克莱弗的学生,又不收费，让一个女孩超时工作,确实有些不合情理。就在这时，在客厅里，我碰到了一位长着亚洲面孔的小姐，我用英文问她“你是中国人吗？”，她说“我是日本人”，说着脸上露出鄙夷的神色。沮丧的我没有办法又回头来和朱蒂小姐商量，答应请她吃一顿中国餐。在中国餐馆，朱蒂小姐说她喜欢喝比利时啤酒。我知道比利时啤酒很贵，但为了晚上这场会面，我决定满足她的要求，同时我还答应帮她完成明天的作业。她说她正为一篇文章而头痛不止。文章的题目叫《中国的“五四”运动和朦胧诗》，其中要求一定要将胡适扯进去。于是在姑娘的头脑中形成了“五四”、胡适和朦胧诗这样一个奇怪的三角形。好在我熟谙此道，中国的文化问题我可不怵。于是在饭桌上我掏出纸和笔，用画图加汉字的方式，给她讲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姑娘豁然解颐，非常高兴，同意帮我的忙，但条件是我必须送她一张我的作品，外加一本我的书。她说她早已看好了我的一张“大眼睛”的照片。（当然不是解海龙希望工程的“大眼睛”，而是阿V姑娘的大眼睛）结帐时，面对着不懂中国话的老板娘，我感到十分困惑，朱蒂告诉我，这些中国人已经在荷兰呆了四五代。“我们管他们叫‘唐人’，而不称为中国人，以区别于崛起后的中国”。提起“唐人”，又使我想起了白天在二战纪念碑前的广场上，朱蒂让我拍一个学狗叫的“唐人”，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手里拿着一个桔子，脖子上系着一条又细又长的领带在那里乞讨，你只要给他一些钱，便可以拉住这根领带，看他学狗叫，朱蒂问我为什么不拍，我说“太丢人了”。她说“就是，我也很反感”。我请朱蒂留下来，并不完全在于我的作品能出手多少，关键是我想知道在异国他乡的人是如何评判我的图片的，是不是也象国内的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赵铁林拍的照片还不能称为作品，如果说是作品就有些艺术的味道，而他的图片只具有社会学的功能”。这是多么令人费解的语言。


　　晚上10点整，Daaldevopconsult先生和他的夫人准时来到我的房间。一进门他就要买他白天看中的那幅阿V在DC城门口等客的照片。可是朱蒂的汉语并不很精通，她给我翻译成；他想买一张有楼梯的照片。经过了大约十五分钟的手势加语言加形体动作的解释，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并十分抱歉地告诉他，那张照片已经被别人买走了。在他选中了我的6幅照片之后，他告诉我说他十分喜欢我的照片，并说将来有可能的话，他将尽可能多地收藏我的作品，但是要求照片一定要用纸基纸制作。我问他为什么喜欢我的作品。长久以来中国摄影评论家给我的定位似乎只有大文化的意味，是靠故事取胜的，而不太具备专业摄影的某些特点。朱蒂对我说，Daaldevopconsult先生之所以喜欢我的作品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拍了一个中国题材。这句话等于没有说，但这肯定是事实。我开始痛恨朱蒂的汉语水平，我相信这俩夫妇的话肯定不只是这个意思。于是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反复解释，我才明白了朱蒂翻译过来的汉语，她说：“你不是模仿西方摄影师那种直截了当的表达方法，而是用你自己的观察来表述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故事”。他指着阿V和一个老客人坐在门口对话的照片说，“客人在‘满足’了之后，还要向这个幼稚的女孩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这就很具有东方的特点”。同样阿V吹糖球、阿V跳舞等照片都是很有摄影师个性的作品，也是他们所喜欢的。最后他让朱蒂告诉我说，一个摄影师的个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然这是“个案”，但也使我高兴了好一阵子。可这仍然不足以抵挡国内批评界对某些摄影人非左即右的评判。我想，与其说摄影是摄影师个人的行为方式和艺术实践方式，还不如说它是一种社会活动。人们依据“拿相机”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走到一起来，今天一起去采风，明天一起去评比，在器材上品头论足，在比赛上明托暗托……群龙无首时，一些跨行业，跨“学科领域”的评论家们就会脱颖而出，肩负着对中国摄影界“拨乱反正”的任务，好像是挎相机人们的教头。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摄影就是摄影个人文化观念的一种张扬，只和自己有关系，和社会有关系，至于说到别的倒是可以缓行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