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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许多沙漠探险家在灼热的沙地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德国人海因里希·巴尔特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伟大的之一。
与他同时代的某些冲劲儿十足的探险家所不同的是，巴尔特是一位成就很高的学者和语言学家；他的人类学研究在今天仍然被视为对非洲土地、居民和语言的权威性调查。他的代表作品，《非洲北部和中部的旅行和发现：1849—1855年英国政府赞助的探险日志》展示了一位具有强烈人道主义情怀的人物的内心世界，他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对在旅途中遇到的非洲人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和许多非洲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深深痴迷于他们的历史、文化和语言。这本巨著分为五卷，共3500页，仍然是一部重要的参考资料。他的巨大成就直到今天还被以他名字命名的研究所纪念着，这个位于科隆的研究所“致力于传播海因里希·巴尔特的精神，他用自己的旅行和出版物为非洲的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
巴尔特于1821年出生在汉堡，后来在柏林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在那里他得到了许多知识大家的指导，如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权威“科学”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还有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冯·谢林和语言学家雅各布·格林，这给他之后的探险帮了大忙。他能够流利地说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后来为了准备他的非洲之旅，他又学会了阿拉伯语，因为这次旅行会让他穿过伊斯兰教控制的区域。巴尔特毕业于1844年，正是欧洲人探险非洲的高峰期，引领潮流的主要是英国人，在这个时期受人尊敬的皇家地理学会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并向世界的每个角落派遣探险家。在这些1820年代的英国旅行家中，曾在一次探险中测绘乍得湖湖岸的探险老手沃尔特·奥德莱博士和休·克拉珀顿探索了加特省（利比亚）的绿洲，并带回了宝贵的政治、商业和人种学信息。无论自愿与否，非洲面向世界的大门被打开了。
第一次走进非洲
巴尔特很快就加入到了这场探索中去。在伦敦学习了阿拉伯语之后，他在1845年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非洲之旅。他从摩洛哥的丹吉尔港出发，向东前进穿过了巴巴里和利比亚的明珠昔兰尼加，抵达埃及，在那里遭到强盗的袭击并受了伤，这是19世纪旅行探险途中的典型事件。他沿着尼罗河向南逆流而上，最远抵达瓦迪哈勒法，然后穿越西奈沙漠进入巴勒斯坦，继续向前，穿过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和希腊，最终在1847年返回柏林，成功完成了这次重要的旅行。两年之后，他将这次探险的记录出版，书的标题相当谦虚：《漫游地中海地区》。巴尔特的初次登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给了他鼓舞，他准备要进行更加严肃的探险事业。
在英国的非洲探险家中，有一位在巴尔特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詹姆斯·理査德森是一位充满激情、固执且易怒的反对奴隶贸易运动家，他已经领导了一次开创性的北非探险，并针对这次探险写下了充满感情的记述《1845和1846年在撒哈拉大沙漠中的旅行》。理査德森对于自己第一次任务的过早结束很不满意，他在1849年由帕默斯顿勋爵任命，进行一次“更为彻底的探险，沿着非洲北部抵达撒哈拉沙漠，并继续向南，如果可能的话抵达乍得湖，从而得到沿途这些国家的详尽信息……并鼓励这些国家和欧洲进行产品交换，从而压制非洲内陆的奴隶贸易。”简而言之，这次探险要在地中海地区和尼日尔之间建立“定期和安全”的交流——在不借助飞行器的情况下这种雄心壮志实际上无法达到。
非洲中部的探险
普鲁士大使在伦敦进行了外交斡旋，再加上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全力支持，使得巴尔特和他的普鲁士同事天文学家阿道夫·奥弗韦格加入了理査德森的第二次探险。这次大型非洲中部探险将于1850—1855年进行，巴尔特就是在这次探险中做出了让他成名的发现。就像这次行动的官方文件中描述的那样：“理査德森先生将由两名普鲁士绅士陪伴，一位是巴尔特博士，杰出的非洲旅行家和柏林大学的成员，另一位是奥弗韦格博士，地理学家和柏林地理学会的会员。这两位德国人由普鲁士政府挑选出来陪同理査德森先生；但他们在旅途中与理查德森先生享有同等地位，并共同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
1850年初，这支名号响亮的探险队从的黎波里出发向南行进。麻烦从一开始就找上门来，健康状况成了一直困扰这些探险家们的问题。探险队经过加里亚丘陵并穿越了荒凉的哈姆拉石漠（红色平原），然后抵达了迈尔祖格绿洲——在很久以前这里就一直是撒哈拉奴隶贸易的中心；他们继续向南，来到了遥远的加特地区定居点，位于今天的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交界处。
在穿过阿伊尔山脉抵达阿加德兹之后，探险队产生了分歧并分成了两支，分歧产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理査德森难以捉摸并且专横独断的领导方式。在分离之后，巴尔特向卡诺进发。而理査德森向东而去，然后在从乍得湖西岸的库卡瓦出发行进了6天之后，于1851年3月4日在昂古鲁图瓦死于发热和极度疲惫。“我看待事物的方式和我这位年长的同伴并不完全一样，因此我们常常产生一些小分歧，”当巴尔特凝视着一颗无花果树下这位英国人的坟墓时，他用这种充满外交辞令的口气写道：“但我非常尊重他，他对非洲土著人的苦难表现出了深切的同情，我对他的去世深感悲痛。”巴尔特如今担任起了探险队的领导。他和奥弗韦格一起测量了乍得湖北部、西部和南部的陆地。在理査德森死后18个月，奥弗韦格也在乍得湖附近离开了人世。如果不是巴尔特在两名最重要的同事死后表现出的勇气和远见，这场探险就会成为一场代价高昂的失败。巴尔特就像所有最棒的探险家那样，不屈不挠地继续着旅程。
除了撒哈拉之旅外，巴尔特还调查了环乍得湖地区以及西边的巴吉尔米和廷巴克图，向南则远至喀麦隆。对当地语言非常熟悉的他还在博尔努、卡诺、索科托、甘多、努佩和廷巴克图的古苏丹王国之间流连，并痴迷于当地的历史和他正在编纂的词典。
为了抵达传说中的城市廷巴克图，他伪装成一名旅行的穆斯林，并取名叫作阿卜杜·卡里姆。“通过这种方式，”他写道，“我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他们对于我的境况产生了如此真实的兴趣，甚至当我病重的时候，他们会说，‘阿卜杜·卡里姆不该死掉’。”巴尔特在1853年抵达廷巴克图，这场诡计没有白费。这让他证实了之前法国探险家雷内·卡耶的早期报告。他也能指出贝努埃河流入了尼日尔河，而沙里河流入乍得湖。他还对尼日尔河的中段进行了首次测量，这是非洲探险的重要谜团之一。慷慨大方、拥有无穷好奇心和人道主义光辉的巴尔特与许多非洲土著首领和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廷巴克图，他和一位著名精神领袖艾哈迈德·阿尔巴凯·阿尔贡蒂的友谊救了他的命。
巴尔特还对自己的驼畜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和许多同辈人不同的是，他从不斥骂自己的骆驼，这种自然界最受贬低和轻视的生物之一。他对这种饱受诽谤的动物的喜爱仍然让那些曾和骆驼一起长途旅行过的人深有同感。
当巴尔特完成了又一次撒哈拉沙漠穿越，终于在1855年回到英格兰时，人们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英国政府以为他要么死了，要么失踪了。事实上，他沉浸在了自己的研究中。
成就和称赞
虽然这次探险在有形的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巴尔特总共进行了16000千米的陆上旅行，但是奠定他伟大探险家地位的是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巴尔特在他的研究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方法学，展示出了巨大的精神毅力，足可以与其在险恶地形中长途跋涉所表现出的勇气相提并论。虽然《非洲北部和中部的旅行和发现》也许没能让所有人满意——大多数公共读者认为这部出版于1857—1858年的著作极其无趣——但它是一部有关历史、地理、地志学、人类学、商业和哲学研究的著作，其中附有许多华丽生动的插图，大大增加了这部著作的趣味性。在许多层面上，巴尔特带回了关于撒哈拉和苏丹的比欧洲人以往所知的更全面的信息。他对于这些地方的历史和居民的深入研究包括对苏丹历史以及博尔努王国历史的发现和挖掘。光是在乍得湖区，他就编纂了40种不同非洲语言的词典。皇家地理学会很快就意识到了他这次5年探险的价值，向他授予了维多利亚奖章；英国政府向他授予了巴斯勋章。
在1858年的小亚细亚之旅后，巴尔特在1860年代努力研究他收集的中非语料库。1863年他成为了柏林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和柏林地理学会的主席，这是一个官方授意的选择。巴尔特死于1865年，年仅44岁。
他的事业是一座纪念碑，代表着心胸坦荡的探险中的可能性。他在自己代表作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如果……我能够成功地在公众面前呈现出一片全新而生动的图景，并使这些显然较为野蛮和落后的部落和已经达到较高文明水平的种族的历史之间产生更为紧密的联系，那么我所经历的所有辛劳和危险都将得到足够的补偿。
与他同时代的某些冲劲儿十足的探险家所不同的是，巴尔特是一位成就很高的学者和语言学家；他的人类学研究在今天仍然被视为对非洲土地、居民和语言的权威性调查。他的代表作品，《非洲北部和中部的旅行和发现：1849—1855年英国政府赞助的探险日志》展示了一位具有强烈人道主义情怀的人物的内心世界，他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对在旅途中遇到的非洲人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和许多非洲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深深痴迷于他们的历史、文化和语言。这本巨著分为五卷，共3500页，仍然是一部重要的参考资料。他的巨大成就直到今天还被以他名字命名的研究所纪念着，这个位于科隆的研究所“致力于传播海因里希·巴尔特的精神，他用自己的旅行和出版物为非洲的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
巴尔特于1821年出生在汉堡，后来在柏林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在那里他得到了许多知识大家的指导，如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权威“科学”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还有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冯·谢林和语言学家雅各布·格林，这给他之后的探险帮了大忙。他能够流利地说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后来为了准备他的非洲之旅，他又学会了阿拉伯语，因为这次旅行会让他穿过伊斯兰教控制的区域。巴尔特毕业于1844年，正是欧洲人探险非洲的高峰期，引领潮流的主要是英国人，在这个时期受人尊敬的皇家地理学会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并向世界的每个角落派遣探险家。在这些1820年代的英国旅行家中，曾在一次探险中测绘乍得湖湖岸的探险老手沃尔特·奥德莱博士和休·克拉珀顿探索了加特省（利比亚）的绿洲，并带回了宝贵的政治、商业和人种学信息。无论自愿与否，非洲面向世界的大门被打开了。
第一次走进非洲
巴尔特很快就加入到了这场探索中去。在伦敦学习了阿拉伯语之后，他在1845年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非洲之旅。他从摩洛哥的丹吉尔港出发，向东前进穿过了巴巴里和利比亚的明珠昔兰尼加，抵达埃及，在那里遭到强盗的袭击并受了伤，这是19世纪旅行探险途中的典型事件。他沿着尼罗河向南逆流而上，最远抵达瓦迪哈勒法，然后穿越西奈沙漠进入巴勒斯坦，继续向前，穿过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和希腊，最终在1847年返回柏林，成功完成了这次重要的旅行。两年之后，他将这次探险的记录出版，书的标题相当谦虚：《漫游地中海地区》。巴尔特的初次登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给了他鼓舞，他准备要进行更加严肃的探险事业。
在英国的非洲探险家中，有一位在巴尔特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詹姆斯·理査德森是一位充满激情、固执且易怒的反对奴隶贸易运动家，他已经领导了一次开创性的北非探险，并针对这次探险写下了充满感情的记述《1845和1846年在撒哈拉大沙漠中的旅行》。理査德森对于自己第一次任务的过早结束很不满意，他在1849年由帕默斯顿勋爵任命，进行一次“更为彻底的探险，沿着非洲北部抵达撒哈拉沙漠，并继续向南，如果可能的话抵达乍得湖，从而得到沿途这些国家的详尽信息……并鼓励这些国家和欧洲进行产品交换，从而压制非洲内陆的奴隶贸易。”简而言之，这次探险要在地中海地区和尼日尔之间建立“定期和安全”的交流——在不借助飞行器的情况下这种雄心壮志实际上无法达到。
非洲中部的探险
普鲁士大使在伦敦进行了外交斡旋，再加上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全力支持，使得巴尔特和他的普鲁士同事天文学家阿道夫·奥弗韦格加入了理査德森的第二次探险。这次大型非洲中部探险将于1850—1855年进行，巴尔特就是在这次探险中做出了让他成名的发现。就像这次行动的官方文件中描述的那样：“理査德森先生将由两名普鲁士绅士陪伴，一位是巴尔特博士，杰出的非洲旅行家和柏林大学的成员，另一位是奥弗韦格博士，地理学家和柏林地理学会的会员。这两位德国人由普鲁士政府挑选出来陪同理査德森先生；但他们在旅途中与理查德森先生享有同等地位，并共同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
1850年初，这支名号响亮的探险队从的黎波里出发向南行进。麻烦从一开始就找上门来，健康状况成了一直困扰这些探险家们的问题。探险队经过加里亚丘陵并穿越了荒凉的哈姆拉石漠（红色平原），然后抵达了迈尔祖格绿洲——在很久以前这里就一直是撒哈拉奴隶贸易的中心；他们继续向南，来到了遥远的加特地区定居点，位于今天的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交界处。
在穿过阿伊尔山脉抵达阿加德兹之后，探险队产生了分歧并分成了两支，分歧产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理査德森难以捉摸并且专横独断的领导方式。在分离之后，巴尔特向卡诺进发。而理査德森向东而去，然后在从乍得湖西岸的库卡瓦出发行进了6天之后，于1851年3月4日在昂古鲁图瓦死于发热和极度疲惫。“我看待事物的方式和我这位年长的同伴并不完全一样，因此我们常常产生一些小分歧，”当巴尔特凝视着一颗无花果树下这位英国人的坟墓时，他用这种充满外交辞令的口气写道：“但我非常尊重他，他对非洲土著人的苦难表现出了深切的同情，我对他的去世深感悲痛。”巴尔特如今担任起了探险队的领导。他和奥弗韦格一起测量了乍得湖北部、西部和南部的陆地。在理査德森死后18个月，奥弗韦格也在乍得湖附近离开了人世。如果不是巴尔特在两名最重要的同事死后表现出的勇气和远见，这场探险就会成为一场代价高昂的失败。巴尔特就像所有最棒的探险家那样，不屈不挠地继续着旅程。
除了撒哈拉之旅外，巴尔特还调查了环乍得湖地区以及西边的巴吉尔米和廷巴克图，向南则远至喀麦隆。对当地语言非常熟悉的他还在博尔努、卡诺、索科托、甘多、努佩和廷巴克图的古苏丹王国之间流连，并痴迷于当地的历史和他正在编纂的词典。
为了抵达传说中的城市廷巴克图，他伪装成一名旅行的穆斯林，并取名叫作阿卜杜·卡里姆。“通过这种方式，”他写道，“我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他们对于我的境况产生了如此真实的兴趣，甚至当我病重的时候，他们会说，‘阿卜杜·卡里姆不该死掉’。”巴尔特在1853年抵达廷巴克图，这场诡计没有白费。这让他证实了之前法国探险家雷内·卡耶的早期报告。他也能指出贝努埃河流入了尼日尔河，而沙里河流入乍得湖。他还对尼日尔河的中段进行了首次测量，这是非洲探险的重要谜团之一。慷慨大方、拥有无穷好奇心和人道主义光辉的巴尔特与许多非洲土著首领和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廷巴克图，他和一位著名精神领袖艾哈迈德·阿尔巴凯·阿尔贡蒂的友谊救了他的命。
巴尔特还对自己的驼畜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和许多同辈人不同的是，他从不斥骂自己的骆驼，这种自然界最受贬低和轻视的生物之一。他对这种饱受诽谤的动物的喜爱仍然让那些曾和骆驼一起长途旅行过的人深有同感。
当巴尔特完成了又一次撒哈拉沙漠穿越，终于在1855年回到英格兰时，人们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英国政府以为他要么死了，要么失踪了。事实上，他沉浸在了自己的研究中。
成就和称赞
虽然这次探险在有形的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巴尔特总共进行了16000千米的陆上旅行，但是奠定他伟大探险家地位的是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巴尔特在他的研究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方法学，展示出了巨大的精神毅力，足可以与其在险恶地形中长途跋涉所表现出的勇气相提并论。虽然《非洲北部和中部的旅行和发现》也许没能让所有人满意——大多数公共读者认为这部出版于1857—1858年的著作极其无趣——但它是一部有关历史、地理、地志学、人类学、商业和哲学研究的著作，其中附有许多华丽生动的插图，大大增加了这部著作的趣味性。在许多层面上，巴尔特带回了关于撒哈拉和苏丹的比欧洲人以往所知的更全面的信息。他对于这些地方的历史和居民的深入研究包括对苏丹历史以及博尔努王国历史的发现和挖掘。光是在乍得湖区，他就编纂了40种不同非洲语言的词典。皇家地理学会很快就意识到了他这次5年探险的价值，向他授予了维多利亚奖章；英国政府向他授予了巴斯勋章。
在1858年的小亚细亚之旅后，巴尔特在1860年代努力研究他收集的中非语料库。1863年他成为了柏林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和柏林地理学会的主席，这是一个官方授意的选择。巴尔特死于1865年，年仅44岁。
他的事业是一座纪念碑，代表着心胸坦荡的探险中的可能性。他在自己代表作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如果……我能够成功地在公众面前呈现出一片全新而生动的图景，并使这些显然较为野蛮和落后的部落和已经达到较高文明水平的种族的历史之间产生更为紧密的联系，那么我所经历的所有辛劳和危险都将得到足够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