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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破解了两大历史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一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二是为充分发挥党中央领导集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创新智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三是有利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不断开创理论创新和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关键词]理论体系;理论命题;理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7)11-0005-02
党的十七大报告历史性的贡献､最耀眼的理论创新就是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這一概念，把“三大”最新理论成果纳入到这一理论体系之中。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这段论述破解了长期困扰人们头脑的两大历史性难题。
第一个难题，理论体系命名问题
究竟以领袖名字命名某一理论体系，还是以别的名称来命名，这不是小问题。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是以革命导师的名字来命名的，这本无可非议。恩格斯晚年说:“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1]
恩格斯这段话无疑强调的是马克思个人的才能，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个人的理论贡献。然而，有一个现象值得认真思考:个人的功过､得失､成败､荣辱､沉浮与其创立的学说的命运密切相关､息息相联。仅就马克思主义主流发展史来说，这样的例子很多。斯大林因犯过错误，抹煞斯大林的功劳和贡献的浪潮不断。毛泽东因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有人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功绩。邓小平1975年复出后进行治理整顿，因被错误地指责为“右倾翻案风”被打倒，他的正确思想，也随之遭到批判。陈独秀因犯过右倾错误，他建党的功劳也一度被抹煞。伯恩斯坦､拉萨尔等这些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曾经作出过贡献的人物也因与马克思某些观点不一致被批判得一无是处，托洛斯基､布哈林等这些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过杰出理论贡献的人物也因与斯大林政见相左受到残酷迫害，等等。不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如此，人类发展思想史这类的事实也很多。比如，孔子的儒家学说，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近代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到毛泽东晚年批孔反儒，等等。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等。这类事件､事实，受害的不仅仅是理论的创立者，也不仅仅是理论本身，轻者是一场思想､学术斗争，重者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厮杀以至于改朝换代的一场革命。跳出这个怪圈､避免这种灾难的确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难题，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难题，跳出来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进。
实际上，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他曾坚决反对以个人名字命名党的理论。1943年4月22日他在《给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2]为什么毛泽东反对把他的思想称作毛泽东主义?1949年3月13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讲了理由。他说:“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3]
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并没有解决好领袖名字与理论名称分开的问题。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江泽民。
江泽民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提出并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但他把自己的名字与所创立的重要思想分开，无疑是具有历史贡献和深远意义的。2002年月11月在党的十六大新修改的党章中，第一次把领袖名字与党的最新指导思想分开，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什么将领袖名字与其创立的理论分开，江泽民2001年8月在一次讲话中说:“‘七一’讲话并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我代表中央讲的。我是党的总书记，当然要对这个讲话及讲话中提出的观点负政治责任。对‘七一’讲话，中央进行了长期的充分的酝酿和准备，我也下了很大工夫，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对一些重大问题，我思考了近两年时间。讲话稿征求了各方面意见，最后经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集体讨论修改。这个讲话，是经过我们党深入探索､深思熟虑后形成的，是对新的实践的科学总结，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反映了全党的意志。”[4]众所周知，2001年建党八十周年著名的“七一”讲话，第一次全面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对于这个讲话强调的绝不是个人的功劳和智慧，而是着重明确指出是代表中央､并经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是集体的智慧的结晶，反映了全党的意志，他没有把这个讲话的功劳算在自己的头上。由此开创了理论创立者与理论名称分开的先河。
第二个难题，如何界定､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创立的“三大”理论成果及其之间的关系问题
长期以来在认识和处理“三大”理论成果关系问题上不仅众说不一，而且也是很难说清或令人感到头痛的问题。一是在党的文献，尤其是在学术界中有很多文章和著作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称之为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对于每一理论体系以及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各有各的理解，各说各的理，很难达成共识。这样导致两个后果:其一，给人以每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有一个新理论或理论体系的印象，容易产生有意树碑立传的不良影响。其二，有令人感到目不暇接的感觉。一个新理论或理论体系的酝酿､产生､成熟需要一个过程，同理，一个理论或理论体系让人了解､熟悉､掌握同样需要一个过程。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章，可以说党的十四大以来，每一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有新的指导思想，这当然是实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人们对新的指导思想的接受､消化和转化为行动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一个新思想还没有完全彻底全面掌握，另一个新思想接踵而至，的确有些令人茫然。
二是把“三大”理论成果都用博大精深､涵盖､贯通等字样形容其体系完整､内涵深刻､内容丰富。这样好像抬高了每一个理论的地位，实际上却贬低和损害了理论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尤其是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困惑，迫使人们对每一个理论都要按照体系完整､内容博大精深角度来学习､理解和贯彻。人们学习､掌握，尤其是运用起来颇感费力。理论工作者在诠释每一个理论体系，特别是在阐述每一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时更是绞尽脑汁也很难说清楚。即使阐述也只不过是笼统､抽象地论述“三大”最新理论成果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继承发展的关系。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这“三大”理论成果都不能自圆其说､各自独立或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这“三大”理论成果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产物，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既没有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当作独立的理论体系来论述，也没有用某一位领袖名字命名理论体系，而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把“三大”理论成果统一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體系之中，并强调这一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其重大历史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几十代人的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的理论也必然发展。理论发展如何命名､怎样概括，根据历史经验的确是个大难题。用一个理论体系把最新理论成果统筹起来､概括起来是最理想不过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理论名称问题，而且为未来的理论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今后不管哪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无论哪一方面的最新理论成果，我们都可以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这样既有利于理论不断创新，也有利于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
第二，为充分发挥党中央领导集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创新智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以领袖个人名字命名最新理论成果，有利于发挥党中央领导集体､全党和调动人民群众的创新热情。实践始终是理论创新的源泉，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和实践经验历来是理论创新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勇于创造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共同奋斗的事业，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统领党的理论创新，既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全党的心声，也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民主精神。从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发展，为充分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和全党积极投入理论创新的事业中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发展前景。
第三，有利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不断开创理论创新和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把最新理论成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内容来学习贯彻，而不是把最新理论成果当作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来学习贯彻，因而能够避免对最新理论成果体系以及与以往理论体系的关系的多种理解，引起的思想混乱和不必要的争论。这样有利于及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有利于用最新理论成果及时武装全党思想，有利于加强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有利于事业的大发展，有利于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
归结起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命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转折性､历史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35-336.
[2]毛泽东文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
[3]毛泽东文集(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0.
[4]江泽民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34-335.
责任编辑宋桂祝
[关键词]理论体系;理论命题;理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7)11-0005-02
党的十七大报告历史性的贡献､最耀眼的理论创新就是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這一概念，把“三大”最新理论成果纳入到这一理论体系之中。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这段论述破解了长期困扰人们头脑的两大历史性难题。
第一个难题，理论体系命名问题
究竟以领袖名字命名某一理论体系，还是以别的名称来命名，这不是小问题。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是以革命导师的名字来命名的，这本无可非议。恩格斯晚年说:“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1]
恩格斯这段话无疑强调的是马克思个人的才能，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个人的理论贡献。然而，有一个现象值得认真思考:个人的功过､得失､成败､荣辱､沉浮与其创立的学说的命运密切相关､息息相联。仅就马克思主义主流发展史来说，这样的例子很多。斯大林因犯过错误，抹煞斯大林的功劳和贡献的浪潮不断。毛泽东因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有人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功绩。邓小平1975年复出后进行治理整顿，因被错误地指责为“右倾翻案风”被打倒，他的正确思想，也随之遭到批判。陈独秀因犯过右倾错误，他建党的功劳也一度被抹煞。伯恩斯坦､拉萨尔等这些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曾经作出过贡献的人物也因与马克思某些观点不一致被批判得一无是处，托洛斯基､布哈林等这些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过杰出理论贡献的人物也因与斯大林政见相左受到残酷迫害，等等。不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如此，人类发展思想史这类的事实也很多。比如，孔子的儒家学说，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近代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到毛泽东晚年批孔反儒，等等。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等。这类事件､事实，受害的不仅仅是理论的创立者，也不仅仅是理论本身，轻者是一场思想､学术斗争，重者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厮杀以至于改朝换代的一场革命。跳出这个怪圈､避免这种灾难的确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难题，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难题，跳出来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进。
实际上，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他曾坚决反对以个人名字命名党的理论。1943年4月22日他在《给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2]为什么毛泽东反对把他的思想称作毛泽东主义?1949年3月13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讲了理由。他说:“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3]
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并没有解决好领袖名字与理论名称分开的问题。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江泽民。
江泽民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提出并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但他把自己的名字与所创立的重要思想分开，无疑是具有历史贡献和深远意义的。2002年月11月在党的十六大新修改的党章中，第一次把领袖名字与党的最新指导思想分开，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什么将领袖名字与其创立的理论分开，江泽民2001年8月在一次讲话中说:“‘七一’讲话并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我代表中央讲的。我是党的总书记，当然要对这个讲话及讲话中提出的观点负政治责任。对‘七一’讲话，中央进行了长期的充分的酝酿和准备，我也下了很大工夫，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对一些重大问题，我思考了近两年时间。讲话稿征求了各方面意见，最后经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集体讨论修改。这个讲话，是经过我们党深入探索､深思熟虑后形成的，是对新的实践的科学总结，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反映了全党的意志。”[4]众所周知，2001年建党八十周年著名的“七一”讲话，第一次全面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对于这个讲话强调的绝不是个人的功劳和智慧，而是着重明确指出是代表中央､并经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是集体的智慧的结晶，反映了全党的意志，他没有把这个讲话的功劳算在自己的头上。由此开创了理论创立者与理论名称分开的先河。
第二个难题，如何界定､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创立的“三大”理论成果及其之间的关系问题
长期以来在认识和处理“三大”理论成果关系问题上不仅众说不一，而且也是很难说清或令人感到头痛的问题。一是在党的文献，尤其是在学术界中有很多文章和著作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称之为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对于每一理论体系以及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各有各的理解，各说各的理，很难达成共识。这样导致两个后果:其一，给人以每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有一个新理论或理论体系的印象，容易产生有意树碑立传的不良影响。其二，有令人感到目不暇接的感觉。一个新理论或理论体系的酝酿､产生､成熟需要一个过程，同理，一个理论或理论体系让人了解､熟悉､掌握同样需要一个过程。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十六大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章，可以说党的十四大以来，每一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有新的指导思想，这当然是实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人们对新的指导思想的接受､消化和转化为行动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一个新思想还没有完全彻底全面掌握，另一个新思想接踵而至，的确有些令人茫然。
二是把“三大”理论成果都用博大精深､涵盖､贯通等字样形容其体系完整､内涵深刻､内容丰富。这样好像抬高了每一个理论的地位，实际上却贬低和损害了理论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尤其是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困惑，迫使人们对每一个理论都要按照体系完整､内容博大精深角度来学习､理解和贯彻。人们学习､掌握，尤其是运用起来颇感费力。理论工作者在诠释每一个理论体系，特别是在阐述每一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时更是绞尽脑汁也很难说清楚。即使阐述也只不过是笼统､抽象地论述“三大”最新理论成果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继承发展的关系。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这“三大”理论成果都不能自圆其说､各自独立或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这“三大”理论成果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产物，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既没有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当作独立的理论体系来论述，也没有用某一位领袖名字命名理论体系，而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把“三大”理论成果统一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體系之中，并强调这一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其重大历史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几十代人的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的理论也必然发展。理论发展如何命名､怎样概括，根据历史经验的确是个大难题。用一个理论体系把最新理论成果统筹起来､概括起来是最理想不过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理论名称问题，而且为未来的理论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今后不管哪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无论哪一方面的最新理论成果，我们都可以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这样既有利于理论不断创新，也有利于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
第二，为充分发挥党中央领导集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创新智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以领袖个人名字命名最新理论成果，有利于发挥党中央领导集体､全党和调动人民群众的创新热情。实践始终是理论创新的源泉，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和实践经验历来是理论创新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勇于创造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共同奋斗的事业，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统领党的理论创新，既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全党的心声，也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民主精神。从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发展，为充分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和全党积极投入理论创新的事业中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发展前景。
第三，有利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不断开创理论创新和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把最新理论成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内容来学习贯彻，而不是把最新理论成果当作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来学习贯彻，因而能够避免对最新理论成果体系以及与以往理论体系的关系的多种理解，引起的思想混乱和不必要的争论。这样有利于及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有利于用最新理论成果及时武装全党思想，有利于加强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有利于事业的大发展，有利于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
归结起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命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转折性､历史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35-336.
[2]毛泽东文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
[3]毛泽东文集(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0.
[4]江泽民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34-335.
责任编辑宋桂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