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洋文化或海洋文化精神，论者有多种多样的说法，究其实质，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目光远大，勇于开拓进取，敢于冒险犯难，重视商业贸易，能够漂洋过海去创业发展，在重农与重商的价值取向上，具有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
　　海洋文化与海洋密不可分，但并非凡是沿海地区的人群都具有海洋文化精神，它还与特定的历史传统、特定的生计方式及产业结构相联系。即使同属海洋文化区域，其海洋文化精神也有强弱之分。
　　就拿泉州与漳州来说，这两个地区区域范围相当，在改革开放之前，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去不远。但自改革开放20余年来，泉州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文化和其他各项社会事业也迅速发展，已经跻身于全国经济文化最先进的地区行列，且有继续腾飞不息的发展态势。而漳州虽有发展，但速度比较迟缓，动力也相对不足，两地的经济文化水平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人们在议论漳、泉两地发展迟速的问题上，见仁见智，各有说法。有的说，泉州华侨多，又多经济实力雄厚的大侨，回乡投资踊跃，而漳州华侨较少，特别是少大侨，利用侨资方面当然比不上泉州；有的说，泉州人胆大敢干，而漳州人胆小谨慎，错过了很多发展机会……这些说法有的有一定道理，有的属于偏见或误解，但都没有说到根子上。根子是什么？就是这两地一个属于海洋文化地区，一个主要属于农耕文化地区，换句话说，主要是海洋文化精神强弱有别的问题。在相同的时代背景和政策条件下，人文性格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更关键的因素。
　　


　　从自然条件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漳州的自然条件优于泉州，因为九龙江流域的漳州平原有566.9平方公里，而晋江流域的泉州平原只有345.1平方公里，而且漳州平原土地肥沃，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花果之乡，人民种植捕捞，维生比较容易。但这也使当地人养成了守土恋乡、安于现状、比较保守知足的性格。笔者上世纪70年代初曾在漳州龙海县紫泥军垦农场锻炼，与紫泥、石美一带农民多有接触，那时候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月工资四五十元，中专毕业生的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当地农民说，他们吃米吃菜自己种，不用钱，再捕捞一些鱼虾螃蟹，自吃有余，卖得的钱穿衣日用也就足够了，读那么多年的书，跑那么远来当个干部，赚那么一点钱，有什么意思？这段话是漳州人安土重迁农业文明性格的生动写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而泉州沿海一带地多卤，不宜种水稻，所以惠安、南安等地多种地瓜等作物。再加以泉州地区开发早，人口密度大，人地矛盾自宋元以来就相当突出，粮食不够，若只靠农业，生计困难，很多人一年中有大半时间靠地瓜丝稀饭度日。在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社会形态下，泉州的自然条件当然不如漳州。
　　但是，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反而玉成了泉州人发展工商业，特别是从海外贸易找出路，以海为田、贾贩四方乃至漂洋过海开拓创业的海洋文化性格。他们利用优良的港口，努力向海洋讨生活，积累了丰富的造船和航海经验，养成了富于开拓进取的精神。这样的人文因素，在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演进的时期，却又优于漳州。
　　泉州开发较早，东晋时已有不少北方汉人迁入，南北朝时已有相当程度的开发，到唐代已是人口繁庶、经济繁荣、人才辈出了。更重要的是，泉州人是由多种民族多个族群长期互动融合而形成，其中不但有南迁汉人和闽越土著的成分，还融进了阿拉伯、波斯等海外民族，即使在土著成分中，也较多善于驾舟行船在水上讨生活的民，即俗称“白水郎”的水上民族，这是造成泉州人海洋文化精神强烈的决定性因素。
　　关于泉州对外海上交通的情况，除了古代文献关于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绝书》卷八）、东汉时“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后汉书》卷三十三）等泛泛记载皆适用于泉州外，具体记述今泉州地区海上交通的史料也不在少数。如南朝梁、陈时著名梵僧印度人拘那陀罗（华名真谛）曾在泉州译经，后由梁安郡乘船前往东南亚。或曰梁安郡即南安郡之误写，即便此说尚待讨论，最少真谛也是由泉州乘海船前往梁安郡的，说明当时泉州已有优良的港口、较大的海船和先进的航海技术（据《续高僧传》卷一《拘那陀罗传》，真谛到过晋安郡是实，但他欲往楞伽修国的出发地是梁安郡，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关于梁安郡的地望，有主张在今泉州南安的，有推断是广东惠州的，有认为无可考的，众说纷纭。不少福建学者断言梁安郡应就是南安郡，笔者以为其说根据尚不充分，仍可商榷）。隋唐时南安豪族王国庆横行海上（《北史》卷四十一），泉州人严恭从海路或溯长江往来扬州（《法苑珠林》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按此时的泉州包括整个福建东部），都说明是时福建特别是今泉州地区对外交通的频繁便捷。
　　及至唐代，泉州的海上交通条件已跃至全国先进行列，来往泉州贸易、公干乃至定居的海外人士渐多，兹略举数例：
　　


　　坐落在泉州东郊灵山的伊斯兰教徒“三贤”、“四贤”墓，是伊斯兰教在泉州的重要史迹。明人何乔远《闽书》卷七据“回回家言”，记载“三贤”、“四贤”于唐初武德年间来泉州传教，卒葬此山。虽然这样的回回家言不能作为信史对待，但多少包含了伊斯兰教徒很早进入泉州的史影。
　　唐文宗时的一道诏文，则切切实实地证明，自唐中叶以后，前来泉州经商贸易的蕃客日益繁多，对他们的课税在地方财政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该诏文下令有关节度使、观察使对“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接以恩仁”，减轻苛税，“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唐大诏令集》卷十，《太和三年疾愈德音》，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这里提到的福建蕃客，主要是就泉州而言。他们大多来自阿拉伯、波斯，试看下面一条具体例证：
　　《八闽通志》卷七十九“丘墓·泉州府·南安县”载：
　　刘安仁墓 在刘店。安仁，南汉主之祖，本上蔡人，徙家闽中，卒葬于此。
　　《十国春秋》卷五十八《南汉一·烈宗世家》亦载：
　　烈宗姓刘，名隐。祖安仁，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于南海，因家于泉州之马铺，死遂葬焉。
　　显然，刘安仁就是南汉国主的先祖无疑。其自称上蔡人属于伪托，中外史家如日本藤田丰八、中国史家陈寅恪等都有所论列，指出南汉国主先世为大食商人，而唐宋蕃客中刘姓多为伊斯兰教徒。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对于唐诗中描写泉州的诗句如“市井十洲人”、“船到城添外国人”（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薛能《送福建李大夫》，分见《全唐诗》卷二○八、卷五五九）自会有更深切的了解，这些诗句反映了当时有大量阿拉伯、波斯等海外商人往来和定居泉州，可以起到以诗证史的作用。
　　五代时泉州人的重商和开拓进取精神进一步加强。当时的泉州刺史多方招徕外商，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十国春秋》卷九十四《王延彬传》）。循此发展，宋代泉州遂成为世界著名的贸易港，“民数倚于商”，且“航海皆异国之商”（分见郑侠《西塘集》卷七，《代太守谢泉州到任》，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7册），时人歌曰：“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谢履《泉南歌》，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生动地记述了泉州人把农耕的劣势转化为海上贸易优势的情形。
　　宋元之际，蕃客在泉州的势力继续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占据了重要地位，其中蒲氏家族最有代表性。蒲寿庚在宋末凭其雄厚财力取得泉州的军政大权，垄断了市舶之利，后来迎降元朝，取得了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其族兄弟蒲寿晟却隐居不仕，著书立说，在文化上卓有成就。从蒲寿晟的著述来看，他已深受儒、道思想影响，汉化颇深。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自海外居留泉州的蕃客早在宋元之际就已开始了汉化的进程。
　　


　　明代以来，一方面由于海外移民在泉州定居已久，繁衍子孙，长期受到汉文化的浸淫；另一方面由于明朝实行打击、压迫回回等色目人的民族政策，迫使泉州回回辗转迁徙，改用汉姓，袭用汉语（主要是当地方言），与汉人通婚，放弃某些民族宗教习俗，学习和遵用汉俗，其汉化进程明显加快，以至许多蕃客后裔已基本失去蕃胡的面目，与当地汉人已无多大区别。明、清两代闭关锁国，厉行海禁，1949年至1978年间实行计划经济，压抑民间商业活动，使得泉州人的开拓进取天赋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其海洋文化色彩难以展现。粉碎“四人帮”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素有重商和开拓进取精神的泉州人立即脱颖而出，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如鱼得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其中，晋江陈埭、惠安百崎这两个回族乡镇，表现尤为突出。晋江陈埭镇以家庭作坊和股份合作企业为起点，于1984年率先成为福建省第一个亿元乡镇，就是明证。
　　综上所述，泉州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高速腾飞实得益于其渊源有自、源远流长的海洋文化性格。（题图：元代泉州港繁华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