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东省唯一一所高中毕业
　　没抢到邮局“铁饭碗”
　　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中国古代许多英雄，根据正史的记载，都颇有一番豪言壮语，什么“大丈夫当如是也！”什么“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真正掷地作金石声，令我十分敬佩，可我自己不是那种人。
　　1930年夏天，我从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毕业。当时这是山东省唯一的一所高中，各县有志上进的初中毕业生，都必须到这里来上高中。俗话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济南省立高中就是这样一座独木桥。
　　一毕业，就算是走过了独木桥。但是，还要往前走的。
　　当时，像我这种从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能抢到一只“饭碗”。当时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铁饭碗”：一个是邮政局，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是盐务稽核所。这三处地方都掌握在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那半殖民地社会里，“老外”是上帝。不管社会多么动荡不安，不管“城头”多么“变幻大王旗”，“老外”是谁也不敢碰的。他们生产的“饭碗”是“铁”的，砸不破，摔不碎。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则终身会有饭吃，无忧无虑，成为羲皇上人。
　　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铁饭碗”。我不敢有违严命，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若考取，可以当一名邮务生。如果勤勤恳恳，不出娄子，干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到一个邮务佐，算是邮局里的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了。就这样混上一辈子，平平安安，无风无浪。幸乎？不幸乎？我没有考上。大概面试的“老外”看我不像那块料，于是我名落孙山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报考了大学。
　　同时被北大、清华两所名校录取
　　为留洋押宝清华
　　旧社会有一句话，叫“进京赶考”，即指的是考进士。当时举人进士都已不存在了，但赶考还是要进京的。济南高中文理两科毕业生有一百多人，除了经济实在不行的外，有十个人都赶到北平报考大学，根本没有听说有人到南京、上海等地去的，留在山东报考大学的也很少听说。这是当时的时代潮流，是无法抗御的。
　　当时的北平有十几所大学，还有若干所专科学校。学校既多，难免良莠不齐。有的大学只有几间办公室，没有教授，也没有学生，有人只要缴足了四年的学费，就发给毕业证书。
　　到北平来赶考的举子，不限于山东，几乎全国各省都有，连僻远的云南和贵州也不例外，总计有6000-8000人。那些大学都分头招生，有意把考试日期分开，不让举子们顾此失彼。有的大学，比如朝阳大学，一个暑假就招生四五次。这主要是出于经济考虑。报名费每人大洋三元，这在当时是个不菲的数目，等于一个人半个月的生活费。每年暑假，朝阳大学总是一马当先，先天下之招而招。第一次录取极严，只有极少数人能及格。以后在众多大学考试的空隙中再招考几次。最后则在所有的大学都考完后，后天下之招而招，几乎是一网打尽了。前者是为了报名费，后者则是为了学费了。
　　北大和清华当然是只考一次的。我敢说，全国到北平的学子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即使自知庸陋，也无不想侥幸一试。但是，两校录取的人数究竟是有限的。在五六千或更多报名的学子中，清华录取了约两百人，北大不及其一半，录取率之低，真堪惊人。
　　我当然也报了北大与清华。同别的高中同学不同的是，我只报这两个学校，仿佛极有信心，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样多，几乎是本能地这样干了。别的同学则报很多大学，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报到七八所之多。我一辈子考试的次数成百成千，从小学一直考到获得最高学位，但我考试的运气一向好，从来没有失败过。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我都被录取，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但是，北大和清华，对我来说，却成了鱼与熊掌。何去何从？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为了想留洋镀金，我进了清华。
　　文科生异想天开要念数学系
　　最终选了西洋文学系
　　同北大不一样，清华报考时不必填写哪一个系，录取后任你选择。觉得不妥，还可以再选。
　　我是从文科高中毕业的，按理说，文科对自己更适宜。然而我却忽然一度异想天开，想入数学系，真是“可笑不自量”。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我决定入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这一件事也证明我“少无大志”，我并没有明确的志向，想当哪一门学科的专家。
　　虽然选的是西洋文学系。到了毕业时，我的毕业证书上却写的是外国语言文学系，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改的。
　　西洋文学系有一个详尽的四年课程表，从古典文学一直到现当代文学，应有尽有。我记得，课程有“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英国浪漫诗人”、“现当代长篇小说”、“英国散文”、“文学批评史”、“世界通史”、“欧洲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西方哲学史”等等，都是每个学生必修的。还有“莎士比亚”，也是每个学生都必修的。讲课基本上都用英文。“第一年英文”、“第一年国文”、“逻辑”，好像是所有的文科学生都必须选的。“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好像是选修课，我都选修过。
　　清华还有一个怪现象，也许是一个好现象，为其他大学所无，这就是：每一个学生都必须选修第一年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每个体育项目，比如百米、两百米、一千米、跳高、跳远、游泳等等，都有具体标准，达不到标准，就算不及格。幸而标准都不高，达到并不困难，所以还没有听说因体育不及格而不能毕业的。
　　最爱陈寅恪和朱光潜
　　想旁听冰心的课被赶出教室
　　在旧中国，清华西洋文学系名震神州。主要原因是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当然用外语，中国教授也多用外语（实际上就是英语）授课。其实，外国教授几乎全部不学无术，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上。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课中，没有哪一门课让我感到满意。
　　反而是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难忘，终身受益。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就是美学。
　　当时旁听之风甚盛，授课教师大多不以为忤，听之任之。选修课和旁听课带给我很大的好处，比如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就影响了我的一生，但也有碰钉子的时候。
　　当时冰心女士蜚声文坛，名震神州。清华请她来教一门什么课。学生中追星族也大有人在，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都到三院去旁听，教室里面座无虚席，走廊上也站满了人。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王玛丽、张玛丽之流常梳的髻，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一登上讲台，便发出狮吼：“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我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而逃。后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同她熟了，笑问她此事，她笑着说：“早已忘记了。”我还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等先生的课，只是浅尝辄止，从没有听完一个学期过。
　　租学士帽拍毕业照
　　此时政局是非常紧张的。蒋介石在拼命“安内”，日军在东北兴风作浪，更不在话下。“九一八”后，我也曾参加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到南京去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我们满腔热血，结果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铩羽而归。
　　那几年，我家的经济情况颇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就煞费苦心。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不多。每学期收学费40元。但这只是一种形式，毕业时学校把收的学费如数还给学生，供毕业旅行之用。不收宿费，膳费每月6块大洋，顿顿有肉。即使是这样，我也开支不起。我的家乡清平县，国立大学生恐怕只有我一个，视若“县宝”，每年津贴我50元。另外，我还能写点文章，得点稿费，家里的负担就能够大大减轻。
　　我就这样在颇为拮据的情况中度过了四年，毕了业，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过一张相，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